居与行中包含的中国传统礼仪风尚（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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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传统空间

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风格建筑，主要是指明清风格。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和室内设计逐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由于年代距今较近，有大量实体建筑可供调研，室内陈设品也相对丰富。建筑种类多种多样，既有帝王宫殿，又有佛堂庙宇，还有众多民居。

历经数千年发展，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室内装修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陈设趋于程式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样式，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房屋格局、装饰样式、陈设手法、技艺风格，传递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

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总结出大气统一、尺度宜人、合理合礼等多种特点。古人在处理室内环境时，所迸发的智慧和所倾注的心血，无不值得我们一吟三叹。比如故宫，我们曾经多次接触过她的美丽，而今换了个传统装潢的角度，再来审视那些熟悉的空间与图片，熟悉又变得稍许陌生，陌生里又韵着另一番奥妙了。

请随我们，来这奥妙里窥探一二。

最尊贵的位置是敞开的
中国传统建筑的内部空间由立柱与隔挡分割组成，不具备封闭性，就算皇帝办公的故宫太和殿也是敞开的。太和殿共有楠木立柱72根，包括宝座周围的6根沥粉蟠龙金柱。皇帝的空间由金柱、宝座、方台以及雕龙金漆屏风组合而成，但并无严密遮挡。在参与全殿生活的同时又凸显了皇帝威严。供图／故宫博物院

不得冲撞天子
太和殿是皇帝朝会和宴请群臣的场所，可以说这里曾经是中国最排场的室内空间，甚至太和殿的东厢都专门设立贮存皇帝的冠、袍、带、履的偏殿。斜冲着皇帝宝座的侧门，自然需要缓冲遮掩一下，于是门上便设计了富有法力的“毗卢罩”，门前又有了大镜屏风。摄影／李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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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为功能服务
古代室内装潢，非常讲究细部处理和装饰效果，务求最终在色彩、光线、明暗等空间氛围配合下，达到需要的效果。除了及其偶尔的情况下承办皇帝大婚，故宫坤宁宫更经常的用途是祭神，另有驻佛亭一间。在“凡地必毯”的故宫里，这一组虔诚的黄与肃穆的蓝色，使人一望便知坤宁宫的功能。摄影／李少白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艺术，而是社会伦理、文化、观念形态。在建筑上部的装饰中，屋顶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明白了这两点，再来观赏最高等级的建筑群——故宫，其殿顶房檐构件之恢弘、繁复、艳丽，也就可以理解了。摄影／李少白

一窗一风景
对于讲究一些的亭榭建筑，玲珑的门窗能够很好地将人工与自然玩味于开合之间。在广东省顺德市清代园林清晖园内，有一处八表来香亭。亭子置身在八角环流的池水中央，八面皆窗，整体通透玲珑，游人流连其间，透过各处窗格与各色玻璃观赏各方景致，别有一番自得之味。摄影／蒋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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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去旅行
作者： [color=rgb(0, 155, 255) !important]斯东


恶劣天气、劫道匪患、衣食住行，这些出门难题，古人该如何解决？根据历代史料、游记、诗文汇总，我们虚拟了一位明朝人物杨二郎。以他从北京出发前往南京的一段旅程，看古人怎样旅行。

择吉日二郎出行 整行装有备无患

三月的癸酉日，初三。这是明代北京城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但对于居住在这座城市东南一隅的杨二郎来说，却非同寻常——一次期盼已久的“南京端午龙舟游”启程在即。明朝时，南京秦淮河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久负盛名，杨二郎早就渴望一睹百舸争流的风采。

天刚蒙蒙亮，二郎就爬起来梳洗准备。母亲在一旁不时催促道：“早些上路，莫误了吉时。”母亲所说的“吉时”，指的是当天的寅卯时（03:00-07:00点）。按照当时热门的出行占卜书籍《六十甲子逐日吉凶》的说法，三月的癸酉日“出行人家，有酒有禄”， 又以寅卯时最佳。杨二郎一家和时人一样，认为择吉日出行，是保证诸事顺利的第一步。

卜行择吉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殷人用甲骨问卜征伐、畋游。直到晋代，行神祭拜还是人们出行前不可缺少的步骤之一。就连倡导实学科考的徐霞客也不免从俗。在他决定从哪儿入滇久久不能决断时，最终就是求助于占卜，遵从卜辞，选择了从广西、经贵州进入云南的路线。不过明代时，人们已经不必每逢出门都兴师动众地求神问卜，一批专门为出行准备的问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只需要在出行前翻阅查询即可。除了杨二郎参考的《六十甲子逐日吉凶》，《逐月出行吉日》也颇受欢迎。

“把行李担出来。”杨二郎向随行的的一名小厮唤道。古人旅行甚少独行，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是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二来路上万一遇到歹人劫匪，也好有个照应。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号称“万里独行”，实际上也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到云南的。仆人队伍更为壮观的也大有人在。明代喜好游历的官员邹迪光，在游苏州诸山时，从者四五人。而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游太湖时，雇了三艘游船，竟有两艘都用来盛载行李和仆从。

“来啦，公子。”只见小厮挑了沉甸甸一担行李走到了外院。为了解决一路上的衣食住行，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杨二郎的行李里都备了些什么？

旅行怎么穿？
古人旅行，尤其是长途旅行，动辄数月，天气阴晴不定，薄厚衣物有备无患。此外，防雨的蓑衣、斗笠、便于行路的鞋子也必不可少。在西北一些风沙较大的地方，则需要准备斗篷与束口的衣裤。诸如《客商一览迷醒》这类的商旅书籍，还提醒旅人根据穿衣打扮辨识他人性格身份，由此看来，出门在外穿着还必须得体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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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朝华喦所作《天山积雪图》中的旅人形象。供图／QUANJING）

小厮肩头扁担的一端是一个衣箧，里面装了衣、泥鞋、雨衣、斗笠、被、枕、手巾、足巾、洗漱用具、剪刀、梳子、蜡烛。另一端的行箱里摆放着一些饼饵、茶叶、棋子、折叠棋盘和中药，比如：熟艾、大黄、芒硝、甘草、干姜、蜀椒，按照《千金要方》、《医说》等众多医书的说法，这些都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大多有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的作用。另外空了大半个箱子，是为装载沿路购买的特产、书籍等。

杨二郎的行李委实不少，但却十分必要。莫说唐代以前与旅游相关的资源，比如旅店、餐饮等比较匮乏，即使在商品经济发达，旅行成风的明代，除了城市和江南部分地区外，服务行业仍然稀缺，出门在外难免遭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即使有旅店投宿，水平也良莠不齐。有些设施、服务都十分简陋，仅能提供栖身之处，不仅洗漱用具都需自备，饭食也要自己动手。明人于慎思游鉴山时，山中既无人家也无旅店，只得宿歇在池边茅草藤树下。明代文学大家袁中道在《桃园游记》中，就记录自己一次出游桃园的尴尬，最后因“薪米渐不支”，而草草结束了旅行。

可见整理行装对古人旅行而言，是多么至关重要——行李收拾周全与否，甚至决定了旅行的长度。杨二郎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特地参考了“资深驴友”沈括的《忘怀录》。沈括出门所带几何？除了杨二郎照样收入囊中的几样物品，还有笔、墨、纸、砚、酒器、茶盏、斧子、锄头、刀子、油筒、甚至还有虎子，也就是尿壶。《忘怀录》无异于一本“旅行教科书”。

旅行怎么吃？
民以食为天，旅行更是如此。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普及，为旅人出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右页《清明上河图》中招幌上写有『正店』二字的，指的就是宋代酒类专卖制度下的官方直属酒类『零售商店』。但即使饮食业再发达，古人出门旅行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除此之外，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的药物也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物品。（供图／TPG）

《清明上河图》中招幌上写有『正店』二字的，指的就是宋代酒类专卖制度下的官方直属酒类『零售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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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水路舍近求远 执“攻略”行遍天下

杨二郎是从通州码头出京的，事先雇好的船家早已候在那里。明朝时，租赁交通工具出行十分普遍，不过那时不叫租赁，而曰“买舟”，其实指的就是租用船只。买的，只是个使用权。

杨二郎选择坐船出行，也是反复思虑后的结果。隋唐时开通的大运河，使南北交通情况得到了有力的改善。虽然水路交通有劣势，比如容易受到水流方向、天气气候的影响，但比起乘坐马车的颠簸，和翻山越岭的危险，水路旅行还是惬意得多。以至于古人只要能走水路，就算绕远道，也在所不惜。唐代文学家李翱在《来南录》中，完整记述了一次他在元和四年（809年）正月从洛阳出发，远赴广州的行程。从书中所载的路线看，李翱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并没有选择直线距离最为便捷的襄阳道，而是几乎全程水路，绕道东南沿海地区，经扬州、杭州至洪州，最后抵达广州的。

到明代，水路交通的便捷就更为突显。经过历代的扩修疏通，明代的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程已经达到了近1794公里，成了南北交通的不二选择。杨二郎此行的计划路线就是走漕运，从北京通州一路往南，经天津、河北、山东，抵达南京应天府。

杨二郎从未到过南京，这一条路线是如何规划出来的？原来，当时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旅游攻略”。这类书籍最早脱胎于游记类文学作品。兴起于魏晋南北朝的游记类作品，自唐代起不仅描摹再现了各地名胜风景，还详细记述了“游踪”，即旅游路线。于是，它们对旅人有了参考指导的价值。甚至开始有人将各地旅游胜地从古至今的游记、旅游诗集结成册，比如都穆的《游名山记》、王世贞的《名山记广编》。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行指南的作用，更诱发了许多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明末文学家王思任就是在读了张肃的《台游草》之后，立刻“投袂而起”，撸起袖子就去收拾行李，坐船览胜去了。

为了使介绍更为详尽，旅行书还出现了配图版，《新镌海内奇观》首开风气，一经刊售，备受追捧。考虑到明代的一般百姓、商旅也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参与远途游，还有一类专门介绍行路路线的书籍也纷纷面世。如《士商类要》、《天下水陆路程》等，都是佼佼者。它们除了介绍行路路线，还搜罗了一路途经的名胜古迹，并细心地给出投宿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同时总结出应该小心注意的事项。因为这类书籍的热销，明代的书商抓住商机，还刊印过《天下水陆路程》的袖珍“便携本”，全书只有15.1×9.4cm大小，颇受“驴友”欢迎。有了种类如此丰富的“旅游手册”，杨二郎出门自然可以处事不惊，运筹帷幄。

旅行怎么住？
说到旅行中的『住』，解决方案真是五花八门。官家住驿站，商旅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民宿和寺庙、道观都是不错的选择，而露宿野外或夜宿船家也时常在所难免。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具通常都会被收纳在行李中。右页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中的建筑，叫做『脚店』，也是一种临时歇脚的住宿形式。（供图／QUANJING）

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中的建筑，叫做『脚店』，也是一种临时歇脚的住宿形式。（供图／QUANJING）

防贼盗各显神通 宿客栈宾至如归

小船驶出码头，经四十里路过通州潞河，继续又行驶了一段，眼看日薄西山，船夫说：“相公，前面即是张家湾，今天就在此宿歇吧，再往前恐怕错过了宿头。”杨二郎应道：“也好，明日早起赶路便是。”船家所说“宿头”，就是歇宿之处。倘若贪行路程，错过了投宿地，则随时可能遭遇危机：

山林有凶猛野兽，江河有不测风涛，世间还有强盗劫匪。旅行路上艰险不断，半路破财殒命的旅人在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唐代李复言在《续玄怪录》中就记录了两名商人在浔阳至长沙途中，被两个见利忘义的船夫迫害，丧命江中，货物悉数被侵吞的故事。

不过，倒也不是没有降低风险概率的办法。为了应对随时存在的危险，明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镖客，即在水陆要道的客栈里等候商旅聘雇，护驾保航的武士。到明朝后期，这些武士开始在较为繁华的城镇开设字号，并自行筹备车辆牲口，便诞生了镖局。只不过镖局的价格不菲，惠顾的主顾多为运货的商人。而像杨二郎这样的一般游人，大多只能是自带一两件防身武器，提起十二分精神，处处小心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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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怎么『行』？
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行路文化。怎么行安全，怎么行舒适，怎么行便捷，都是古人出行考虑的重点问题。乘车、坐船、骑马、驴、骡、牛、骆驼，是常见的出行方式。右页清代绘画《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中出现的索道，则是山路旅行中的一种『捷径』。（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代绘画《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中出现的索道，则是山路旅行中的一种『捷径』。（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针对这种孤身行路的旅人，明代的“行商必读书目”《客商一览醒迷》，给出了一些可行的意见。比如，出门在外不要随身携带金属类的行李，需要收纳在大件行李里安置妥当。如果一定要随身，就要显露出来，否则容易被歹人误认为钱财银两，加以迫害。此外，出发不宜太早，住宿不宜过晚，这些都是减少危险指数的有效方法。
危险不光在路上，即使到了投宿的地方，也不能掉以轻心，黑店和“入室抢劫”事件仍时有发生。为此不少旅店为了吸引顾客，也自觉地加强了安全措施。秦汉之前大多是通过修葺围墙，利用“堡于逆旅”的方法，使旅客无宁火患、不畏寇道。后世又通过巡更、宵禁等形式加强了安全防卫。宋代起，旅店的选址、保卫工作更进一步。比如，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记述的一家旅店，“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还雇养了人力夜夜巡逻。

转眼间，船已经在和合水驿（今北京通县东南张家湾）靠岸。所谓“水驿”就是水路驿站。

驿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代，最初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提供途中食宿、更换马匹的场所。后来也逐渐为过往官员和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商人使用，属于官办性质的“国营旅店”。并由最早仅提供休憩场所和食物原料的“自助型服务”，逐渐演变发展为设备齐全，人员各司其职的驿馆。不过，像杨二郎这样的平头百姓，自然是没有资格入住驿站的。所幸明代的民间私营旅店已经非常发达，对于普通的旅人是最理想的选择。

“旅店”这个词汇的出现，以及实体的普及，均始于唐代。那么更早的商旅行人是如何解决住宿问题的呢？

古人的行旅送别礼俗
古人出行，比现代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历经更多的险阻，也必定会让亲友更加牵肠挂肚，那么他们的送别礼俗是否会比今天更为隆重呢？
古人的送别是由一种叫做“祖道”的祭祀行神的活动演变而来的。《诗经》中记载“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白壶。”可见，最初与祭神相结合的送别，就是以宴饮为主要内容的，这时的送别也因此被称作“祖饯”。不过，到了魏晋时期，“伤情”、“咏叹”的情景，在美术和文学作品的送别场面中频繁出现。所谓“举爵唯别”，喝酒不再是为了神明，而是为了送别的世俗情怀。从此，“饯行”变成了会聚亲友，抒发行旅离别之情的世俗活动。
六朝时，比饮酒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哭”。明清易学大家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写道，六朝人所谓的“哭送”可不是含蓄的相看泪眼，而是哭天抢地的“啼泣”，否则就被认为是“寡情”之人。
还有一种被称为“赠饯”的形式，是指专门在离别时馈赠礼物。自汉代起，与“留”谐音的“柳”成了送别的礼物。六朝时期的地理书籍《三辅黄图》言“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除了赠柳，也有赠送物品和钱财的，这些多以路费的名义赠送，又名“下程”。所有的送别礼俗结束之后，漫长而孤寂的旅行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中国最早的“民间旅店”称作“逆旅”，据说在尧的时代就已经产生。《晋书》中说“逆，迎也”，“旅，客也”，故迎客之地其实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为来往商旅提供住宿方便的功能。在东汉时还出现过一种叫做“义舍”的“公益旅店”，室内悬挂“义米肉”，旅人经过这里时，可以根据需要自取。除此之外，在《周礼》中还可见到多种住宿形式：“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这些都可以说是旅店的前身。

杨二郎一行人泊船上岸，拣了个规模稍大的客店，踱将进去。但见红尘滚滚、车马纷纷，众多旅人行商，安置好行装车马，挨三顶五地进店安歇。

杨二郎一进店门，店家忙上前相迎道：“客官请坐”，又令小二茶水招呼。两盏茶后，小二便点了灯，引杨二郎看房，择了一件洁净的上房。店小二放下行李，不一会儿又送来了洗脚水。“我明早要赶路，二百钱在这里。烦你买一百钱牛肉脯，五十钱蒸饼，再买一些路上驱虫辟邪的雄黄，剩下的与你买碗酒吃。”杨二郎说道。小二拿了钱，道了谢，不多时，便置办回了杨二郎吩咐的物品。

即使以今天挑剔的眼光看，这位店小二的服务也算是热情周到。可见 “顾客至上”理念，在明代的旅店经营中已经颇为普遍。甚至晚明万历年间重修的太平驿（四川省汶川县境内），就在迎客高悬的匾额上，写了“宾至如归”四个大字。除了食宿，一般的旅店还提供代请导游、代雇行脚、代存货物、代取款项、代请保镖、代请医生、甚至还有代洗衣服的服务，一切以客为本，且唯恐不周。

第二天一早，杨二郎刚刚起床，小二就送来了洗脸水。简单吃过早饭，大概询问了前路的情况，一众又继续踏上了前往南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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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暴雨荒村求宿 “包赶程”日行千里

就这样，杨二郎一行，一路兼程，饱览美景，一走就走了两个多月。眼看就要到南京，却遇到了麻烦。

这天晌午刚过，忽然狂风大作，须臾白浪掀天，倒射轩窗如飞雨。船夫一看天气乍变，立刻将船靠了岸。三人上岸避雨，却久久不见雨停。“看样子，这雨是一时半晌也收不住了。眼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如我们早些看看附近有没有可供歇脚的人家。”杨二郎说。

一众人步行不远，果然有一处村庄映入眼帘。几个人上前，敲响了一户农家的院门，见有一老翁开门，便道：“我一行人，突逢暴雨，无处投宿，欲投贵处借宿一晚，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老翁笑道：“借宿无妨，只是委屈各位挤一挤了。”说罢便把他们让进了屋里。

旅途之中若遇到没有旅店可供投宿的窘迫，民宿是最常见的选择，以至民间已经有了大致的收费标准，所以杨二郎才会说“依例”缴纳费用。除了民居，寺院道观也常常是旅人的栖身之所。不过投宿寺院也不全是免费的。有些寺庙会用香火钱的方式收取一定费用，有的则会直接标明佣给。还有些走水路的旅人，或是情趣所致，或是为了节省费用，干脆直接宿歇在船上。明代小说《警示恒言·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船舱货物充满，只可坐于艄头存坐，夜间在后火舱歇宿”。

次日清晨，风雨如故。眼看快到目的地，却被阻隔在此。杨二郎焦灼无奈的心情，正如明人高启在《江上阻雨》中所写：“客程三日不得去，梦逐野鸥飞过江”。再耽搁下去，怕即便到了南京，也错过了端午佳节秦淮河的龙舟比赛。

其实杨二郎遇到的情况不算偶然，在实际的远程行路中，由于天气和水文的影响，旅人们大都是利用水路、陆路交替的方式，来解决突发情况。安史之乱后，杜甫入蜀就是先走水路，从秦州（甘肃省天水市）至兴州（甘肃省银川市），再到利州（四川省广元市），然后改走陆路到达成都的。二郎算了算所带的旅费，还绰绰有余，于是决定就近租一辆“包赶程”，换走陆路。

所谓“包赶程”是一种专门高速行驶、运载旅客的车辆。据《清碑类钞》的记述，这种车多为耐力持久的骡车，即便是千里长途，戴星而行，数日可达。故曰“包赶程”。

与以速度取胜的“包赶程”迥异，古代还有一种专求稳妥的“太平车”，也是专门被用来长途运载的。“包赶程”是骡车，而太平车则是牛车，单凭这一点，二者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宋代史料笔记《邵氏闻见后录》说到太平车的特点：重大粗陋，以牛牵挽，每天的行程不超过30里，以这样的速度行进，想出交通事故都难。

也有一种太平车用骡子牵引，或骡驴共用，下坡时还会在车后拴上两头骡子，以其反作用力，保证车辆不会下行过猛。太平车的另一大特点，是会在车身悬挂铁铃，行进时发出声响，数里之外可闻，宛如喇叭，好让对面来的车辆有预先避让的准备。

除了乘车，马、骡、驴和牛，都常被用来骑驾，且各有所长。马最为常见，汉代起已经非常普遍，通常是具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人群的选择。而骡子则善于攀爬山路，陆游就有过“山路乌骡稳”的诗句。再说驴子，耐力十足，尤为适合长途远行。《洛阳伽蓝记》中有一种佳酿，就因为美名远播，常被人远相饷馈，而得名“骑驴酒”。在一些不产驴马的地方，牛也被当做乘驾的牲口，而且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慢吞吞。《太平御览》中说当时的琼州（今海南一带）就因为不产驴马，当地人多骑黄牛，黄牛行路甚稳，而且倘若被从小训练步伐，则不乏有“稳快者”。

假日游人声鼎沸 错高峰另觅幽境

话说杨二郎和小厮坐上“包赶程”，两三天的功夫便到了南京应天府。作为明朝的留都，南京城的繁华自然不必赘言。尤其是秦淮河一带，素为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商贾云集，文人荟萃，光是两岸大小酒肆旅店就有六七百家。时人评价这个“黄金地段”是，便于寓居、便于交际、也便于淫冶，即使房价很贵，但要求租寓者仍无虚日。

杨二郎让小厮先把行李、车马寄存到塌房，自己便径直奔向了秦淮河。所谓塌房，就是今天的“行李寄存处”。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专门储货纳客的场所，相当于“仓库”的概念，称为“邸店”或“传舍”。随着行商客旅的逐渐增多，唐代还出现了专门为客人保管钱币的柜坊。在异地做生意的商人，可以把挣来的钱两存放在此，需要用钱时再用信物凭证兑换现金。

杨二郎选择的这间塌房离秦淮河不远，三面环水。明代的“塌房”比起前朝，规模更为宏大，不仅帮客人保管货物，行李、交通工具也都可以存放。为了避免火灾，这些塌房大都临水而建，还有专门的人负责保卫巡逻。

不多久，连跑带颠的杨二郎便来到了秦淮河畔。秦淮河本就有“灯船甲天下”的美誉，这天正值端午佳节，就更是盛况空前，万人空巷。南京城的男女填溢秦淮河房，竞看灯船。河上小篷船数以百计，篷上皆挂满羊角灯，船只首尾相接，似火龙蜿蜒，光照天地。从聚宝门水关到通济门水关，人声鼎沸，喧闹达旦。杨二郎看得兴起，也想寻觅租赁游船，却因为供不应求，只能徘徊等待。明代诗人顾梦游有“一叶扁舟价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一叹，描绘的就是秦淮河旺季的情景。

扎堆儿的“假日游”，在明代已经十分普遍。无论是每年的正月元旦、传统节日，还是各种神仙诞辰、民俗庆典，都成了出游的好时机。明末诗人张岱还将“扬州清明”与“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并称为四大旅游奇观，点出了扬州、杭州、南京与苏州四座城市的最佳旅行季节。不过旅游时段的集中，也带来了物价的上涨。比如元末明初的文学家宋濂，就在旅游旺季感叹道，一个仅可放置一床的客房，每天盥洗还需自理，每月却收租金数千钱。而像杨二郎手执千钱而苦苦寻觅的游船，在平时不过是“银二分”左右的价格。

于是，开始有人有意识地“错峰游”，寻找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致。清代士大夫施润章，有一次来到湖州，询问知县当地山水之最，知县首推碧岩，理由就是人迹罕至。清人吕星垣在《龙井游记》中，甚至因为在杭州西湖闹中取静，寻得了一处幽谧景致，而得意不已。

行路速度究竟有多快？
行路速度不仅取决于交通工具、道路情况，还有人的主观愿望，虽然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的行路记录中，窥见古人行路速度的概貌。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关于古人行路速度的记录，见于汉代《九章算术·均输》中，“重车日行五十里（25公里），空车日行七十里（35公里）”的记录。不过这个速度，指的是官方车辆，全速兼程，一般的百姓行车，是很难达到这个速度的。《汉书》中，昌邑王刘贺赴长安，日中（约13:00）从昌邑国出发，晡时（约15:00~16:00左右）到达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忘于道”。算下来速度可达每小时22.5公里至33.75公里。后代的行路速度，因为驿站和道路情况的发展，相对稳定，最快可以达到日行400里（200公里）到500里（250公里）左右。
那么水路又能达到怎样的速度呢？《唐六典》中记载道：“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15公里），江四十里（20公里），馀水四十五里（22.5公里）；空舟溯河四十里（20公里），江五十里（25公里），馀水六十里（30公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75公里），江百里（50公里），余水七十里（35公里）。”而实际上，除了有特殊目的的旅程，许多古人并不在意行路速度，甚至不赞成“快行”。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余杭道中》里就写道“五柳能消许多地，客程何苦镇匆匆。”苏轼在《夜泊牛口》中，又提到“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把行路速度和人生哲学相关联，并对于急进的节奏不以为然，这份心境在今天看来尤为难得。

登山游自有法门 “一条龙”万事无忧

前一天虽然没有搭到游船，但还是看到了异彩纷呈的龙舟比赛，杨二郎也算是尽兴而归。第二天一早，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南京佛教圣地牛首山。牛首山又名天阙山，因山顶南北双峰似牛角“遥望两峰争高，如牛角然”得名。这一带佛教鼎盛，正是佛教牛头禅发祥地，山上建有宏觉寺一座，一直是僧人咸集，群贤毕至之地。每岁届春金陵百姓倾城出游，故有“春牛首”之称。

为了这次的登山游，杨二郎特地换上了芒鞋，腿上裹了行缠，手持一根竹杖。他的这身打扮，是古代常见的登山“标配”。

芒鞋，即草鞋或者麻鞋。《水浒传》中史进穿的“踏山透土多耳麻鞋”，就道出了芒鞋“透土”的优点。苏轼在《宿石田驿南野人舍》中道，“芒鞋竹仗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说的则是芒履踩踏轻软，不畏湿滑的优点。

诗文中提到的另一件登山利器“竹杖”，就相当于今天的登山杖，彼时的叫法是“杖策”。“乘危履险，非杖不行，年老力衰，非杖不强。”汉代书法家崔瑗在《杖铭》中的这段话，足以说明杖策在登山旅行中的作用。

再要说的是“行缠”，也就是通俗说的绑腿。汉人刘熙在《释名·释衣服》中解释说，这种由足部一路裹束到膝部的绷带，可以使人腾跳轻便。古代小说中“神行太保”称谓的由来，就与行缠不无关系。

有了这样一身装备，杨二郎甚感腿脚轻快，一路沿羊肠小路屈曲而上，不一会儿便行至半山腰。这时，忽闻松间有击柝声，山坳间又传疏钟应之。二郎循声张望，但见一群僧人在山路两边迎接，弘觉寺山门转眼已在眼前。

原来刚才的钟声，是专门有人在前望，一旦有客人前来，就用钟声告知寺院早作准备，并派出僧人出来迎接。为了赢得客源，这种招揽游人的方式在明代屡见不鲜。有时遇到一山数寺的情况，还会出现“商业竞争”。明代藏书家童佩游南岳时，就遇到了“沙弥道士相杂迎客”的场面。

杨二郎跟着迎客的僧人进了寺门，先献上了“山资”，也就是用茶进餐以及礼佛的布施。谈钱不伤感情，袁中道在《书太和记后》中，总结自己多年游山的诀窍时说，因为山中资源相对贫乏，所以山资“宜多”，“宜先授”，最好能答应请沙弥道士办一场祈禳的法式，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样必能收到VIP的待遇，玩得尽兴。

明代这种宗教影响下的进香游，实际上可以说代表了明代旅行的“最高商业水准”。其中尤以泰山的旅行规模蔚为壮观。前明遗民张岱，在《琅文集》回忆起繁华旧事，对当年泰山进香的场景念念不忘。据说当时泰山脚下有一批颇具规模的客店。一个客店就有二十多件马槽房、二十余处戏子寓，曲房密布，弹唱者不计其数，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各司其职。这样的规模本来应该是州级城市才具备的，如今却汇集在一家客栈之中。更重要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旅行一条龙”服务。店家可以代为办理募轿、缴纳山税，以免客人四处奔波。旅店会先为到店的香客接风洗尘，次日拂晓送客人上山。山脚下有各种“职业导游”毛遂自荐，山上有“接顶”服务，即为登顶的客人提供御寒与饮食的条件。负责这一系列服务的人，被称为“牙家”，也就是古代的中介。下山以后，旅店还要为客人准备“席贺”，也就是祝愿客人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一切遂愿。

牛首山虽不能与泰山相提并论，“服务”也还算周全。杨二郎轮番参拜一番后，用过素斋，拿着僧人做过法事的护身符，满意地下山归去了。回到住处已是傍晚，窗外南京城喧哗的夜市刚刚拉开帷幕，杨二郎却进入了梦乡——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旅程等着他。

旅行怎么玩？
自唐朝起，伴随着旅行活动的频繁，人们对旅行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还要游得雅，游得巧。古琴、围棋、纸墨笔砚，甚至还有歌姬，都变成了随身携带的『游具』，与景致相互应和，增加旅行的乐趣。下图明代画作《南都繁会图》中，汴京城繁华的景象是当时城市商业发达的写照，这为旅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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