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穿着的不同场合和用途,清朝服饰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和便服。清代礼服以袍褂为主,领口内加一个衬领,名为领衣。等级制度仍旧是清朝服制的核心内容,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服饰的色彩、款式、纹样都有严格规定,等级森严,不得僭越。 不过,清朝服饰仍旧汲取了不少汉族服饰的元素。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饰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就直接取自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明清的主要差异在于图案和结构,清代的“补子”也是织或缀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卦”或“补服”,只不过清代是对襟褂子,胸前的补子就变成了两半。皇室、贵胄使用圆补,以织锦、刺绣、缂丝为主要面料和制作工艺。满族命妇的补服多为马褂式样,大襟、对襟、圆领、立领可自由选择。  
民国服饰爱“混搭”
民国时期,传统与现代碰撞,中西文化交融,表现在服饰上就成了各种风格的“混搭”,从民国时期的老照片中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场面。右页图中可见到民国初年的男式流行服装:长袍、中山装、西装。
供图/文化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象征皇权的龙袍。本来,帝王服装绣织龙纹,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但直到清朝,龙袍才作为一种专用服装名称被列入冠服制度。这时的龙袍多为圆领、大襟右衽、箭袖,颜色以明黄为主,也可用金黄与杏黄等色,袍上绣有五爪金龙和五彩祥云,祥云中间,分布着“十二章”图纹——这十二章,也是对汉族政权服制的沿袭。 按照清朝礼仪,皇帝龙袍属于一种“吉服”,只在一般庆典活动中穿,而不用于最隆重的祭祀典礼。按规定,只有皇帝和后妃才可以穿龙袍,其他人一律不得僭用,有功之臣若蒙皇帝赐予龙袍,必须在穿着前挑去一爪,五爪改为四爪就变成了“蟒袍”。 所以清朝对明朝服制的变更,虽改变了服饰之“形”,却未改变服饰制度之“礼”。 不过,强制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给汉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创伤,并成为清政府沉重的历史负担,以至于每当汉民起义、造反,恢复旧时衣冠就成为反清的一个由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时,就以“蓄发易服”号召汉人反清。 太平天国初期的服装很有趣。他们穿的是根据清初“十从十不从”而保留汉族服装传统的戏装。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现南京)后,立即仿效历朝历代传统建立起自己的服饰制度。但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灭亡,这一服饰也随之消亡。以头巾裹长发为特征的太平军,却因此得了“长毛”的称号。 鸦片战争以后,服饰变革又成为中国社会学习西方、改良风俗的一个重要标志。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断发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讳之事,因此此项提议被清廷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然而形势比人强,当革命的火种四处散播时,变与不变已经由不得清廷了。  
探究与传承
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服装史实践性研究工作室近年来致力于道器并重的服饰传承,以传统的方法再现传统服饰。2010年他们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服饰及绣品进行技术复原;2013年对几幅敦煌壁画人物进行形象复原。图为工作室成员合影。他们所穿的即为复原的服饰。
摄影/李岩
民国服制,新瓶装新酒?不过,辛亥革命胜利后,满清服装似乎显得过时了,但传统汉族服装也未被继承。那么获得自由的民国人穿什么呢? 该穿什么?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也曾有人主张恢复古装,1903年出版的《黄帝魂》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论发辫原由》,该文提议仿效《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武生打扮——头顶高髻,内束紧身,外披圆领双结宽绰长袍,说这种装束“既美观瞻,又复灵便,不失尚武精神”。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浙江丽水光复时,就有两人头戴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更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 但这些“汉服复兴”活动并没有掀起波澜,一种崭新的、现代的服饰观念,正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而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1912年初,孙中山提出了服装制作“四原则”。他在回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他说:“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与此同时,民国政府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服饰制度。在参议院为《服制条例》广泛咨询各界人士意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支持采用西式礼服的人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穿西服也有问题。当时有舆论言:“若一旦倏改西装,与中国大局亦有大不宜之现象”为何?因为西服多采用呢绒材料,而呢绒当时只能进口。若民国礼服采用西式,并用呢绒材料,则以丝绸为主的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必定会进一步陷入困境,纺织品和服装作为国民消费用品的主力,如果大量依赖进口势必导致货币外流。 事关生死存亡,中国民族纺织业的企业家们坐不住了。1912年初,即《服饰条例》开始酝酿之时,江苏、浙江、上海的丝绸、典当、成衣等行业团体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成员们四处游说,制造舆论,劝用国货,1912年6月更是派代表赴京向当时的国务院请愿。 在权衡各方利弊后,《服制条例》终于在1912年10月出台。此条例对礼服采取了形制和材料上的双重折中策略:礼服分中西两式。西式礼服以呢羽等材料为之,中式礼服以丝缎等材料为之。 当时颁布的男女礼服如下: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晚之分。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 常礼服两件: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一式,是齐领对襟长上衣,下服打褶长裙,俗称百褶裙。最具颠覆性的是,民国礼服贯彻了平等的原则,官员统一着装。服装不再有标示等级的功能。 最能体现民国时代精神的服装莫过于中山装和旗袍。这两种兼有礼仪性和实用性的服装,是西风东渐在服饰上的表现。 中山装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有两种:其一为日本学生装,另一种说法是来源于西式军装。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山装的创制和倡导功不可没。 中山装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理念:中山装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四大美德;门襟上的5个纽扣代表国家行使的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袖口的3粒纽扣则寓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山装是民国服饰创新的一个成功案例。 改良旗袍是民国服饰创新的又一个成功案例。旗袍,原是一种典型的满服。清末的旗袍宽大,平直,衣长至足。进入民国后,旗袍借鉴西洋立体剪裁技术,打破了原来无“省”的裁法(“省”是服装制作中对余量部分的一种处理形式),从而突出腰身,下端两侧开衩,充分显出女性躯体的曲线之美。旗袍,成为民国女性最有代表性的服装。 也许是对服饰过于西化的一次“反拨”,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取消了欧式燕尾服,对国民礼服进行了调整:男式为蓝袍和黑褂。女式为蓝袍和蓝衣、黑裙两种款式。又规定男公务员的制服是齐领、对襟、三个暗袋的短装。女公务员制服为蓝袍。此外,男女因国际关系服用礼服时,需采用国际通用礼服。1936年,民国政府又颁布了《服饰修正条例草案》,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将中山装强调为男子公务员制服,自此中山装逐渐被推广开来。而“华服”及其代表的传统服饰制度真正成了“过去式”。 1949年后,中国政府没有颁布服饰制度,这时的服装,已为人熟知。让人重新感受到华服热风的,是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与会的领导人穿着设计师们精心制作的中式服装,让国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新中装”的叫法,让人联想到近些年多次引起争论的“国服”。 据参与会服定名的专家回忆,当时讨论了很久才定名为‘新中装’。还有人提出另外的方案。比如‘中华礼仪服’‘唐装’。还有人根据它的纹样命名为‘海水江崖服’,根据款式命名为‘立领对襟服’。无论叫什么,都是把它定义为一种礼服而不是国服。 历代虽有冠服制度,但其实并没有“国服”这种专门的称谓,所谓“国服”,是现代中国在现阶段提出的。现在如果有“国服”的话,那也应该更多是一种礼仪服装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等级制度”的再现。 但是,无论是礼仪内涵还是等级制度,在今天中国,二者都没有生存土壤,华服也就失去了实用价值。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服装的文化内涵及制作工艺也将随之散佚。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中国的传统服饰曾因承载沉重的“礼制”而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今天,当“礼制”被完全摒弃时,又显出意义缺失的轻飘。或许结局竟会是濒临消亡。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已有一些机构和专业人士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研究与传承。北京服装学院中国古代服装实践性研究工作室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该工作室的负责人蒋玉秋带领学生,问道于古典文献,求艺于民间艺师,以动手实践的方式,一针一线再现传统服饰风貌。 蒋玉秋说,习古是为创新,重拾手艺,探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为新中式服饰的创意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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