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标推荐：古典中国的香草鲜花文化（图文）

夺标

淑女篇-在“玉女桃花”盛开的时代

作者： 孟晖

宫女打开金花盒，把盒内雪洁的细粉倒入一小盂米汤里，仔细搅匀。然后，这只金盂被捧到武则天面前，女皇帝伸手从盂内舀起一捧浓稠的粉浆，涂到脸上，轻轻揉搓着，仔细地清理皮肤。“近效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这个颇有吸引力的配方名称，所暗示的正是如此的场景。

虽然名称显得很新鲜，然而，仔细读一下该配方所记述的工艺过程就不难明白，其要诀就是把益母草在火中烧成灰，然后用水拌成团，放到特制的小炉当中，以低温炭火慢慢煅烧，再把烧过的灰团反复研磨，最终得到“白色细腻”的细粉。至于其具体的使用方法，则是在早晚盥洗的时候，取出少许益母草灰，投入面汤或者清水之中，兑和成灰浆，再将灰浆涂在脸上、手上，反复擦揉，一如今天女性使用洁面乳、洁肤乳的方式。

“近效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收录在唐代医典《外台秘要》中，此部中医经典成书于天宝十一年（752），距离女皇帝生活的年代并不遥远，这也就意味着，在武周时期，这一美容方法应该已经在流传了。据方中的说法，益母草灰不仅有美白的效果，还能消除老年人皮肤的皱纹，所以对于中年以上的女性具有返老还童的神效。另外，它还能侵蚀掉皮肤上衰老粗糙的角质层，让死皮脱落。至于本品的去死皮功能有多强大？你用它之后，面上的皮肤碎屑会扑簌簌地随手向下落！皮肤既无黑斑，又清除了老旧角质，自然会色泽光润，“红艳光泽”。据方子的预告，如果长期坚持用益母草灰洗脸，能让50岁的女人看去像15岁的青春玉女！配方一再强调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美容效果，也许，登上帝位之后的武则天真的用过这一款制品吧。另外，《外台秘要》问世之时，也正是杨贵妃最风光的年头，因此，这位著名的胖美人曾经以该方来修护皮肤，倒确实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在传统生活中，草木灰由于含有碱性，能够去除油污、腻垢，因此一直是人们洗涤衣物、清洁身体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益母草灰正是一种草木灰碱，说起来，“近效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其实无非是在利用益母草灰中的碱性，来为面部、双手清洁皮肤表层的死皮、毛孔中的油垢。不过，古人相信，益母草灰还有更多的功效，如去除皮肤中的黑色素沉淀，润血、去皱，乃至疗疮、除粉刺等。

《外台秘要》中的记载并不孤立，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民间传抄的医书中，也同样录有烧炼益母草灰以消除面上黑斑、粉刺、癣疮等“面上一切疾”的方子，并且非止一例。可见，这一美容方法在唐代广为流传，并不是宫廷贵妇们独享的专利，而是广大普通女性也都熟悉的一项生活常识。到了南宋末年的生活百科全书《事林广记》中，益母草灰更是发展为一种配有多种中草药成分的复合型制品，人们用茯苓、天门冬、香附子、甘草、杏仁、皂角、大豆等与益母草搭配，用于“洗面，去瘢疮”。 进一步，益母草灰还被制成了碱皂。固体皂在唐代初见雏形，不过，是宋人发明了用肥皂角与中药调合而成的固体清洁皂，从此，各种皂角制成的固体皂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美容洗洁用品，于是，到了明代的美容专书《香奁润色》中，便出现了一款以益母草和肥皂制作的“治美人面上粉刺方”。

北宋末年官修医典《圣济总录》中，有一款“益母草涂方”治“面黑”：“（益母草灰）以醋和为团，以炭火煅七度后，入乳钵中研细。用蜜和匀，入盒中，每至临卧时，先浆水洗面，后涂之，大妙。”这里，也是把益母草反复煅烧，研成细末，不过，用途却是在每晚临睡前，于净面之后涂于脸上。套用今天的概念，益母草灰被发展成了“营养修护型”的夜用化妆粉。

这幅图选自武则天的孙女、唐永泰公主墓壁画。画中走在前面的一位女官正带领一众宫女手捧水盆、粉盒、烛台、团扇、拂尘、如意等器具前去侍奉公主安寝，其中一件重要活计便是服侍公主夜妆。

在往昔生活中，女性在夜晚就寝前所做的美容保养功课是一点也不马虎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在临睡前都是要上一层薄妆，然后就带着这妆容过夜，而夜晚的薄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向面上、身上擦涂营养型妆粉。《宫女谈往录》一书记载晚清宫女对宫中生活的回忆，就道是：“我们白天脸上只是轻轻地敷一层粉，为了保养皮肤。但是晚上临睡觉前，要大量的擦粉，不仅仅是脸，而且脖子、前胸、手和臂要尽量多擦，为了培养皮肤的白嫩细腻。”经过一夜休息，临睡前所上的“薄妆”，到天明起床的时候，就成了“残妆”，涂在脸上的白粉难以保全，掉落不少。在唐代诗人王建《宫词》中就曾出现这样的形象：“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

夺标

对于古代人使用的化妆品，人们可能更熟悉铅粉。其实很奇特的，自汉至宋，广泛流行的美容习惯，是仅仅在白天化妆时使用铅粉，夜间的营养粉则使用各种其他材料。或许在明代以前铅粉生产技术水平有限，这种重要化妆品的生产规模小，生产能力低，因此价格昂贵；另外，铅粉含有轻微的铅毒，长期使用对人体有害，会让肤色发黑：“揸妇人颊，能使本色转青。”（《天工开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在自然界中寻找各种不需成本、同时又具有营养或治疗功效的原料，制成铅粉的替代品，用于夜间的皮肤修护与保养。益母草灰正是被开发出来的这样一种营养妆粉，宋人还为之起了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玉女粉”，显然是相信此种粉能让女性容光焕发，玉颜长驻。据明代的《普济方》记载，用益母草反复煅烧而成的“玉女粉”，其洁白细腻的程度足以与铅粉相比，其角色便是“夜卧时，如粉涂之”。在元人编纂的生活百科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玉女粉”更是被发展为成分丰富的“夜容膏”：将白茯苓、白牵牛、黑牵牛、白芷、白丁香、白蔹、白芨、蜜陀僧、白檀、鹰条的细末与益母草灰拌合在一起，用鸡蛋清调成丸，在阴凉处晾干。上夜妆的时候，则是把“夜容膏”丸用唾液调湿，据说，对于美容具有“神功”。

如果一一细数的话，我们会发现，古代中国的传统妆粉实在是缤纷多样，丰富发达，不同的妆粉之间分工很细。这一实际情况，与我们对于农业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低陋的集体印象真是有天壤之别。比如夏天起防汗、止痱作用的“痱子粉”，在过去，是用滑石粉、石膏粉或者蛤粉作为原料，对于女性来说，这种痱子粉也一样的要加入保养皮肤的成分，典型如《事林广记》记载的“玉女桃花粉”，便是以具有美容作用的益母草灰为主体，同时按比例加入同样是洁白细腻的石膏粉、滑石粉、蚌粉，合制成夏天专用的涂身粉。在收贮这种混合粉的盛器中，还要放入一枚麝香囊壳，对粉加以熏香，这样，粉涂在身上之后，能够散发麝香的芬馥，遮除汗味。最特别的是，此种粉还用红色的胭脂染上淡淡的粉红色，“玉女桃花粉”之名显然由此而来，“桃花”正是指其淡红的染色。唐宋女性在夏季习惯于穿着半透明的薄纱或者薄罗上衣，双肩、两臂的肤色在纱色中隐约可见；另外，当时的衣式都是“裸胸”的形式，脖颈以及前胸的一部分都显露在外。因此，那时的女性格外重视夏季擦身粉的品质，对她们来说，暑日里所用的粉，绝不仅限于防汗、防痱、去汗味的作用，而是一种化妆粉，遍擦在面、颈、胸、臂乃至全身，让身体显得粉莹性感。“玉女桃花粉”便是这样的一种制品，它既是对皮肤的保养，也是对皮肤的化妆，使用在夏季的白昼，会落到他人眼光之中，因此更要格外精心调制。加入少许的胭脂，是为了将粉染成与自然肤色接近的“肉色”，也就是白中微显淡红的色泽，这样，厚厚涂了一层粉的身体才会显得色泽自然，仿佛天生的肤色。

唐《簪花仕女图》局部。透过唐代女性身上那层半透明的薄薄轻纱，可见她白嫩莹润的肌肤。这样的肤质，要靠极其精细的呵护。这位美丽仕女的身上可否擦了粉莹“肉色”的“玉女桃花粉”？

对古人来说，益母草最可爱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草，在田间野外处处生长，因此，当人们需要的时候，只要走出城镇，就能很容易地找到这种美容原料，可以大量地采摘收集。医人、商家固然把多种中草药与益母草相配，制成复杂、高档的美容用品，但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民间少女也可以采来这种野草，自己动手制作“玉女粉”。《事林广记》一书的预设服务对象是富裕平民阶层，在书中，就推出一款“面药益母散”方，无疑是介绍给宋代大众的“近效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平民版：只要采来益母草，烧成灰，再加入米粥中煮一过，然后连粥捏成团，到炭火中煅烧一番，随后取出，待凉后研成细粉，就大功告成了，任何一个平民妇女凭借自家的火炉或烧饭灶都可以顺利地DIY。

古人喜欢用花卉或野生植物来制成天然美容品。夏季开花的益母草生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山野草地，是古代妇女非常喜爱的美容药草。现代药典也认定益母草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确有抗氧化、防衰老甚至抗癌之功效。

每年的端午前后，是益母草生长最茂旺、花开得最盛之时，按中医的说法，采摘、制粉的工作在此时完成最有效果。古人的生活总是随着四季的轮转而循序进行，在不同的时节，根据大自然的安排，而从事特定的人生内容。今人提起端午节的传统风俗，往往想到赛龙舟、吃粽子、浴兰汤等等。其实，对于唐宋时代的人来说，“重五”这个日子还标志着一项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到野外去采摘大量的鲜益母草，然后精心制作各种美容用品。在节日前后，晨露未干的碧绿田野上，总是会出现勤劳、聪慧的女性的身影，手携着竹篮，在百草中灵巧地撷摘着紫花盈盈的益母草，也许，还会伴有婉转的民歌声随风飘过那些翠丛成荫的日子吧。

夺标

君子篇-一朝君子 一朝花

作者： [color=rgb(0, 113, 185) !important]夏孜

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有多长，花的渊源就有多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花成了一种品性，一种文化，一种气质，一种梦想的寄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名花，虽然中国历史上鲜有正式的国花册封，但总有鲜花在各朝代担当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当朝的宠爱。这种种花卉，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心理，也蕴含着时代的精神与风骨。

宋代李嵩的《花篮图》，以极其写实的手法，精心描绘了堆满花篮的各种花卉，牡丹、茶花、蜀葵、萱草等，不仅形似，而且极富生命力。供图／故宫博物院

空谷幽兰：春秋战国的君子之花

在浙江省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块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的刻有盆栽图案的陶器残片，陶片上刻画着有数圈圆环装饰图案的长方形花盆，盆内栽有一株如“万年青”状的三叶纹植物。1993年，中国学者鲁水良、俞宗英等人在一篇《盆栽养兰起源于河姆渡的考证》之论文中分析说：“从三叶纹植物的叶脉、叶数和河姆渡所处生态环境来看，该植物不是万年青，而是箬兰（虾脊兰）。”此结论一出，顿时石破惊天。它将中国人养兰的历史从之前一些学者所论证的提前了四千多年。

这个结论在学界当然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中国古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养兰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肯定还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被学者们关注并考证。相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大命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之“君子”形象起源于何时，在历史中则清晰可寻。

中国兰花，不论是何品种，最初均来源于山野，只不过后来经人们栽培驯化后品种更多。下图是生长在云南省德钦县西当河边的野生兰花，它们隐遁于林壑幽深的山谷，默默开放，以清雅的香气吸引着爱兰人追寻的目光。它们是“花中君子”，也是“空谷佳人”。供图／杨兴斌

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了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郑文公之妾燕梦见先人赠她一支兰，曰：“兰有国香，人之服媚如是。”次日，国君亦送给她一支兰，作为爱的象征。后来，她生下一子，名之曰“兰”。公子兰在晋国避难时，晋人欲伐郑国，他婉言劝阻，以赤诚之心感动了晋人。晋人由衷地钦佩他，不仅不伐郑，而且还派使者出使郑国，希望郑文公立兰为太子。郑文公便迎接其回国，立其为嗣。兰即位后，是为郑穆公。许多年后，郑穆公临终之时，望着身旁枯萎的兰花，悲伤地说：“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言毕掐下兰花，瞑目而逝。

郑穆公的一生，因兰而生，因兰而死，充满了遐想的空间。而一个人的出生、死亡都归结于兰花，这在史书记载中是唯一的一次。

因郑穆公的影响，兰在春秋时期对早期贵族和民间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艺文类聚》卷四中有“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可见，以兰招魂在郑国成为一种风俗。除此之外，人们与兰还建立了各种的关系：赠兰传情、沐兰致祭、执兰迎祥、纫兰上朝、燃兰溢香著名的兰文化研究者、南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建忠认为，这些兰文化的初期状况充分说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和祭祀活动的人（我们可以视他们为儒者的前身），大量地接触兰、运用兰，虽与功利、目的联系在一起，但没有形成明确的伦理涵义，却为以后孔子对兰的审美意象的界定提供了重要前提。

这就是那块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河姆渡植物纹陶器残片。在残存的长方形边框内，两面阴刻有对称的三叶纹和连珠纹图案。有研究者认为，这陶块上的植物就是兰花，也就是说，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就已经将兰作为观赏植物栽培了。供图／姚小强

两千余年前，孔子坐在粗陋的马车上遍抵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漂泊奔波的第十四个年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在经过一个山间隐谷时，忽然闻到了兰花的香气。于是他顺着这股清香走寻，发现一颗大树下静静地长着一株兰草，这阵阵清香就是从这株盛开的兰花中散发出来的。他思绪流淌，脚步凌乱。他和众弟子们在此停驻许久，迟迟不愿离开，他忍不住对着兰花感叹道：“兰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为伦也。”孔子在当时周游列国，很希望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君采用他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却始终不为时君见用。幽谷中茂盛的芳兰虽与杂草为伍，但清香犹在，这触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情感。孔子悟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在一片苦闷中，兰被孔子赋予了一种道德意识。而在儒者大行其道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咏叹，也为兰花奠定了“君子”的品格。

如果说孔子将兰花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那么屈原用他的高洁品质、浪漫情怀，进一步推动了兰文化向更深处、更远处传播。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与楚王同姓，年轻时曾得到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风光无限。可惜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楚王的口味也时刻在变。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到楚顷襄王时，屈原遭到更大不幸，被长期流放于沅湘一带。

报国无门的屈原只得游荡于湘南的山水之间。从此，结识了兰花，并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真挚地爱上了兰花。开于寂寞处却独放幽香的兰花，与屈原内心的高洁相互呼应而默契与共。他以兰咏志，以兰寄情，在诗篇中抒发抱负、宣泄绝望，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辉煌的篇章。这些诗篇中，他多次写到兰花。他成片成亩地栽种了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以兰为友，进而将其作为自己的知音，“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将兰作为佩物，表示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薛芷伫，纫秋兰以为佩”。屈原在他的诗篇中，还言兰可浴、可食、可药用，为我们展示了兰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

孔子咏兰于德，屈原抒兰寄情。两人虽有各自的不得志，但都钟情兰花。或许是得益于人圣言贵之故吧，使得兰花在源头上就表现出了精英文化的特点：它以挖掘、守护和拓展人类自身的精神美德为己任。孔子、屈原等赋予兰花的思想与文化，成为先秦时期儒家的共识。如重孔子之学的赵国思想家荀子，做过鲁国春申君的兰陵(今山东兰陵镇)令，他在《荀子·宥坐》中说：“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屈原的弟子宋玉也在作品《神女赋》中歌颂兰花：“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既保持着自身的价值观念，又不断应对现实的动荡带来的挑战。而兰的君子风范，在某种程度上正象征了儒者的人格理想：德行高雅，坚持操守，淡泊自足，独立不迁。

兰在先秦时代形成的“文人气质”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们将兰花定为了“敬师花”，让兰德与师德同播芬芳。

夺标

佛事南北朝：莲花朵朵开

2008年5月，在六朝古都南京的“二环”线某处施工段，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南朝古墓。这座古墓长约8米，宽3米左右，是南朝常见的砖结构墓葬。让人惊异的是，这座古墓的每一块砖上都印有精美的莲花纹，它们并不在砖的平面，而是雕刻在立面上，那盛开的6瓣和10瓣莲花，布满了整个墓室的墙壁，真可谓“满墙生莲花”。

墓葬中何以出现莲花的形状？南京博物馆考古专家陈大海解释说：“莲花是佛教神圣的象征物，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莲花得到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的共同喜爱。而权贵们也喜欢在自己身后的归宿中以莲花作装饰，借此寓意永登极乐。”

因为孔子的身影，悠远的古琴曲《猗兰操》在灿若星河的兰花文艺作品中闪耀着特别的光芒，广为人知。古琴曲《猗兰操》，对于以道德文章泽被后世的孔子来说，只是一个愤懑的呼喊；对于在指尖流淌回环的琴声来说，只是“高山流水”以外的画卷之一；对于兰花，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兰文化史上第一个名动天下的篇章。绘图／朱宏基

莲花，又叫荷花。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植物，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

赋予莲花更多内涵的，正是佛教的传入。

东汉明帝时，佛教东移传入中国，浸润着国人的意识领域。在佛教中，莲花象征神圣与不灭，神明传说故事中都会出现莲花来陪衬，例如释迦牟尼佛出生时就会走路，而且脚下步步生莲花。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片秽土污泥，而佛教则让人不受污染，超凡脱俗，达到清净的境界，所以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来做比喻，可以说“莲”就是“佛”的象征，莲花成为了佛教的供花。

莲花虽生于污泥中，绽开于水面却一尘不染，自然清新，所以古往今来，多以此喻人之品质高洁。摄影／Herbert Kehrer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战乱纷争中，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佛教崇尚荷花与中国民众尊仰荷花的习俗合为一体，使荷花崇拜日盛。《南史》曾记述：“有献荷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罄盛水，渍其茎，欲花不萎。”

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六朝旧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梁武帝请云光法师在京城（今南京）雨花台讲经，因其知识渊博，佛法深重，故上天似被其感动而下起雨来，雨中还夹着花片飘坠下来，捡拾起一看，那花片竟是佛之圣花——莲花。后来成语有“天花乱坠”即来源于这个故事。梁武帝从此更加信佛，对莲花更是崇拜益盛。在一国之君的影响下，南梁信众甚多，莲花也被广泛栽培，无论是在皇家宫闱的庭园间，还是在庙堂寺院的池塘边，甚至在乡村农舍的水田旁，都可见莲花朵朵开的景象。虽然当时并没有正式提出“国花”或“朝花”一说，但莲花无疑具有这样的地位。

莲花尊是南北朝时期顺应佛教盛行而产生的一种器型，它的造型与装饰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图为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仰覆莲花尊，器身遍雕多层莲花瓣。由此可见，莲花崇拜在南北朝时期已贯穿人们的审美生活。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莲花的大量栽培，推动了种植技术的发展。汉代以前，我国种植的莲花基本都是单瓣（花瓣只有一圈）。魏晋时期，出现了重瓣荷花（花瓣有两圈或更多）。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千瓣（并蒂）莲花开始出现，这标志着莲花的种植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所谓并蒂莲，是一个茎秆上出现两朵花，两个层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花瓣可达千朵以上。写成于北朝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还对莲子的播种以及磨破莲壳促使发芽的方法进行了介绍，这不仅表明一千五百年前古人已用有性繁殖莲花成功，且为后世实施选育新品种创造了条件，把我国莲花栽培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对莲花的尊崇，这个时期诞生了一种以莲花装饰主题、并与造型融为一体的青釉瓷器，其器体为一仰一覆，形似碗钵的莲花构成尊的主体。有的莲花尊自腹部至底座，由上下达7层之多的仰覆莲花瓣构成，这也开创了中国瓷器的莲花纹时代，并从南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

这是一幅唐卡作品《释迦牟尼出胎步步莲花图》。据说释迦牟尼下地能走，周行7步，步步生莲花。佛教是着重寻求解脱人生苦难的宗教，将人生视作苦海，希望人们能从苦海中摆脱出来，即从尘世到净界。佛教中的极乐世界，消除了苦难，那里生长着美丽纯洁的莲花，它是能够解除人间疾苦的圣洁之花。摄影／聂鸣

南北朝宠爱莲花的风尚，也影响到了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中国人的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齐有个昏君叫萧宝卷，他十分宠爱潘妃潘玉儿，为了讨潘妃一个开心，他用金条在宫中地上嵌出莲花图案，让潘妃裸足在上面走。潘妃走在金莲上步随花动，腰肢轻盈，萧宝卷从旁称羡说：“这真是步步生莲花啊！”从此潘妃自称潘金莲，而称女人小脚为“三寸金莲”也始于此。这里顺便提到的是《水浒》中潘金莲名字的由来。《水浒》中的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张大户家中的丫鬟，张大户买来时因为看中她的美色，就用“潘金莲”来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借指她好似南朝的潘金莲。

夺标

大唐牡丹：一国之“色”

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其实，唐代栽培的花卉种类和品种很多，除牡丹外，芍药、菊花、兰花、茶花、海棠、莲花、月季等应有尽有。在所有的花卉及花卉品种之中，以牡丹最为突出。何以如此？这跟武则天有关。据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序》中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去西河（今汾阳），西河有所众香精舍，精舍下牡丹花奇特异常，武则天皇后感叹地说，这么好的花为什么在上林苑（皇家花园）中没有呢？于是下令移植。从此以后，京国处处牡丹盛开。相比之下，其他的花卉则开始受到冷落。徐夤一句“看遍花无胜此花，剪云披雪蘸丹砂”，便点明了牡丹在百花中的地位。

自唐代以来，牡丹之盛，莫过于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流传于世。洛阳牡丹，因众多文人的捧场，也因当年的朝廷和现在的政府的支持，越发开得灿烂。每年四月，洛阳都要举行盛大的牡丹花会，数十万株牡丹相继绽放，蔚为壮观。摄影／聂鸣

那么，唐人何以对牡丹情有独钟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莹说：“牡丹的花形很大，一般在10〜12公分，花开的姿态不拘一格，怒放的时候，花首微颌，又在张扬中融入一点点的含蓄，这种个性与当年那个疆域辽阔的大唐帝国不谋而合。”

的确，假如要用什么花来比喻大唐的话，最适宜的只有牡丹。同样的雍容典雅，同样的仪态万方，同样的盛大庄重。在唐代后宫嫔妃的服饰上，厅堂的壁上，牡丹往往是主角儿。牡丹用绰约的丰姿来装点着大唐的华贵，大唐也用他从容的姿态选择了牡丹，成就了牡丹。

唐人爱牡丹，玄宗朝更是达到鼎盛。而牡丹堂而皇之的走近“国色”这个词恰恰也是在玄宗时。

玄宗李隆基是一位不平凡的皇帝，他喜欢有情趣的生活，对音乐、舞蹈、戏剧都有所涉猎，甚至也能登场表演。花卉园林，是他休闲时去得最多的处所。他的审美观念与其他古代帝王不尽相同，也许和当时综合国力的强盛有内在的关系。他对花卉、对美女，都不选择秀美而倾向壮美，所以饱满的牡丹和丰腴的杨贵妃便成了他最心爱的鲜花和美女。有一次会内殿牡丹盛开，玄宗问当时著名的诗画家穆修己：“今京邑盛传牡丹诗，谁为首出？”穆修己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可为首出。”这是将牡丹推崇为“国色”的最早诗句。

李正封开牡丹“国色”雅号之先河，这高品位的爱称，为世人所认同。后来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又说：“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再次确认了李正封的提法。而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更是把牡丹的大名推到了极致。可以说，虽无朝廷的正式文书，也无全民公投的程序，但实际上牡丹已成为唐朝的国花了。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周创作的《簪花仕女图》（局部）。春夏之交的季节，贵族妇女身着轻纱，服饰豪华，在幽静的庭院中，过着娴雅舒适的生活。这幅作品之命名，得于美女头上一朵硕大盛艳的牡丹。娇娆旖旎的花瓣，有着花冠的气派，却不失妩媚，承戴着唐人的别情厚爱。

唐天宝二年（743）暮春，李隆基在兴庆宫沉香亭畔，与杨贵妃一起赏牡丹品美酒。逸兴勃发的唐玄宗即宣李白为其撰新歌词助兴。借着酒力，李白呼来高力士为其脱去皂靴，又唤贵妃为他磨墨。酒尽诗出，李白挥笔而成《清平调》三首。诗中既歌颂了牡丹是倾国倾城的名花，也赞美了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出色风姿。名花与美人，同为“国色”，相得益彰。

就在李白写《清平调》三首的同时，唐玄宗送了数棵皇室里的牡丹给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卷四中对此有所记载：“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编者注：牡丹的别称）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妆饰栏盾，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杨国忠因贵妃受宠而高居丞相之位，作为唐高官和豪门，种植牡丹之奢华则可推想而知。

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尤爱芙蓉。因此，在中国民间，花蕊夫人被誉为“芙蓉花神”。每逢宴余歌后，略有闲暇，孟昶便同着花蕊夫人相拥于芙蓉花下，吟诗作赋，卿卿我我。这种悠闲生活，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的作派。绘图／朱宏基

宫廷和豪门种植的名品牡丹，一般文人或中下级官吏是不能看到的，更别说普通百姓了。好在当时虽无公开的植物园，但是寺院比较多，大的寺院都宏伟宽敞，为了趋向时尚，为了吸引香客，都有牡丹名种的苗圃。当时慈恩寺的牡丹号称长安一绝，其出众之处在于品种多而名贵。宋人王谠所著的《唐语林》中记载，唐武宗会昌年间，有几位官员在慈恩寺内赏牡丹，他们感叹世上的牡丹，有浅白有深紫，就是从未见过有深红色的。一位老僧听到了，就笑着说：“怎么能没有呢？只是诸位未见到罢了。”众人均神往之，不惜等了一夜求见，并允诺绝不告诉别人，老僧这才引众人入一小堂深院，果然有殷红的牡丹，婆娑数百朵，鲜艳欲滴。众人啧啧称奇，从清晨流连到日落才离开。后来有几位少年邀请老僧去曲江池看花，正谈笑间，忽然弟子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人强行将深红的牡丹掘走。这时，少年才对老僧说：“想看你的名花，又怕你舍不得让看，已经留下黄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作为报偿。”慈恩寺牡丹之盛名由此可见一斑。

牡丹赢得唐代人的喜爱，从唐诗中牡丹出现的频率就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仅《全唐诗》中就收录了50多位诗人的100多首吟咏牡丹的诗歌。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合作）诗说：“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新乐府·牡丹芳》诗说：“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崔道融《长安春》诗说：“长安牡丹开，绣毂辗晴雷。”这些诗句反映的情况是：长安人士赏牡丹，或乘车，或骑马，或乘软舆，或徒步奔走，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道路街衢，发出震耳的响声，扬起满天的飞尘。舒元舆《牡丹赋》序文概括为：“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牡丹自唐朝托举为“国色”，具有极强的保鲜能力，它穿越人心，穿越时代，直到今天，其国花形象仍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夺标

五代后蜀：满城尽开芙蓉花

五代十国时，四川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但在青史留名、被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一种花，它名为芙蓉（木芙蓉）。

虽然五代十国是一个充满暴力黑暗与杀戮之气的时代，可作为前后蜀都城的成都，在这个时期却有过别样的浪漫风情。小朝廷偏安一隅，得过且过，纵情恣性，诗词、歌舞，绘画、游乐都是生活。

后蜀孟氏，两位皇帝在位时间总共不过三十余年，他们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如今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城中再没有留下一砖半瓦的残址。但灰黄的历史书页上却剩下胜名远播的芙蓉花，“四十里如坐春风”的烂漫成为一个永恒的回忆。

在今天的成都，虽然已没有了当年芙蓉花开遍锦官城的景象，但在一些地方我们仍可以见到芙蓉花的影子，人们在芙蓉树下继续他们悠闲安逸、普通平实的生活。而蓉城的称谓，则使芙蓉成为了成都这座城市永远的灵魂。摄影／余茂智

公元934年，即后蜀明德元年，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孟知祥病故，帝位传给儿子孟昶。这位后蜀皇帝依仗父亲打下的蜀地，在成都称帝三十余年，当时全国内乱，成都却相对安宁。孟昶作为蜀地最高封建统治者，成天无所事事，除作诗词歌赋、舞文弄墨外，便是寻欢作乐，花天酒地。

喝都江堰水长大的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妃子，本姓费，以才貌兼备而得宠。她能诗会舞，尤其爱花，所以才得了个“花蕊夫人”的美称。孟昶与花蕊夫人居于成都城里，长期的后宫生活，使年轻的花蕊夫人有点耐不住了。因此，她常会偷偷出宫游玩。一年秋天，花蕊夫人为了消除心中之愁，带着随从去郊游。在农家小院前，她惊奇地发现，在这霜气凋零之际，农院里却有一株株繁花绽放的鲜花，她询问得知这是芙蓉花后，很是高兴地品赏起来。随从回去后，把花蕊夫人爱芙蓉花之事报给蜀王孟昶，孟昶即命人在城里大种芙蓉花，连寻常百姓也要家家栽种。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金兵押送燕京，取道梅岭，文天祥作诗绝食，以梅花的坚贞表达自己以死报国之心。岭路梅花，给梅关沧桑中带来一丝柔美，而柔美中却能听到铁骨铮铮。绘图／卓莎

广政十三年（950）九月，孟昶的绿化城市工程大功告成，遂携花蕊夫人一同登上城楼，两人相依相偎地观赏红艳数十里的木芙蓉花。对此，北宋张唐英在《蜀杌》中作有这样的记载：“五代后蜀皇帝孟昶，于广政十三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尽以帷遮护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秋天芙蓉盛开，沿城四十里远近，开得叠锦堆霞，一眼望去，好似红云一般。后主御辇出宫，带了无数的宫嫔女官，一个个锦衣玉貌，珠履绣袜，车水马龙，碾尘欲香。蜀称“锦城”，至此可谓名副其实了。而此时，在孟昶的大力倡导下，芙蓉花已然成了后蜀的“国花”。

后蜀之都成都，整整一座城市成为那个动荡不安时代中，天下最大最幽静的花园城了。灿若云阵、姹紫嫣红的芙蓉树高列城墙之上，所形成的空间序列与丰富景观层次，极具审美价值。孟昶在无意间做了将成都绿化推向了极致的第一人。

公元965年，宋军攻蜀，蜀军主力在剑门关大败，宋军趁势进攻成都，孟昶出降。在这时，沦为阶下囚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臣民，也不是自己的性命，却是这城上那些盛开的芙蓉。他向大宋的将领求情，恳请他们不要伤害了这些植物。至于他自己，在被押解到洛阳的7天后，便死在了那里。在那个群雄并起、天下分裂的大动摇时期，将防御功能的城墙变为花树高墙，可谓名副其实的“花架子”。大宋军队兵临城下，遥望成都城墙上时，开始以为兵甲旌旗林立，近看却是一片绿荫，这也是一国之都的城防？攻城自然势如破竹。死，或许是孟昶唯一的结局。

后蜀灭亡，花蕊夫人被宋朝皇帝赵匡胤掠入后宫，后被其杀死。芙蓉花下的成都城在后世遭受了劫难，四十里锦官城的场面一去不返。直到清初，繁荣的“康雍乾盛世”，又为成都的芙蓉花带来新的生机。城垣相继重修、续修，并重新载植芙蓉花树于城墙周边和外围。到了嘉庆年间，经过百年的努力，成都又呈现出了“四十里城花作廓，芙蓉围绕几千株”的怡人风光。

夺标

孤傲之梅：宋代的喻志之花

梅，是中国的特产。虽然观赏梅花可以追溯到西汉乃至于春秋战国之际，但汉魏以来的近千年里，梅花品种几无新的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说的梅花只是一种笼统的物种，并未形成明确、具体的品种概念。而进入宋代，梅花出现了明确的栽培品种。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称“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诸花连言并举，不无夸张之嫌，但北宋中期汴、洛两京地区梅花品种不断增多却是事实。当时主要流行所谓“四梅”，即四个品系：单白（江梅）、红梅、多叶（缃梅）、腊梅，汴京城南王直方家私园、洛阳邵雍宅园均如此。除这四大品种外，北宋中期以来有明确记载、品题的梅花品种还有早梅、椒梅、绿萼、消梅，在南方还发现了复瓣型江梅“重台梅”。人们采用野生移植、嫁接繁殖、异地引种等方式，积极发展栽培品种，发掘观赏价值。这与汉魏以来栽培品种蒙昧不分的局面相比，显示了观赏兴趣的高涨和栽培技术的发展。这是宋代梅花走向繁荣兴盛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得以高度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程杰的研究中，梅花观赏在北宋持续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到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以来逐步进入鼎盛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是社会空间区域的南北转移。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与金朝南北对峙，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重心偏于江南，而江南地区是梅花的传统优势产区，区域优势因之大为明显。

南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时代，尤其是“靖康之耻”之后，国势更是急速衰落，这从根本上震撼和改变了整个南宋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审美情趣在这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梅花，正以其铁骨铮铮的高尚节操、孤高自洁的浩然正气，成为这个时代高士英豪在苦困中的喻志之花。

一生力主抗金的洪皓，是南宋时期著名的主战派首领之一。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主和派苟且偷生，引起主战派强烈愤慨。当时身为侍制直学士的洪皓，是主战派中最敢直言的一个，为此被主和派视为眼中钉。在南宋建立后的第三年，即建炎三年（1129），主和派设下了一个打击异己、“送羊以虎”的阴谋，打发洪皓为“大金通问史”，让他去了金朝，想借金人之手把他除掉。在出使金国后，洪皓被扣留十余年，他面对威胁利诱，坚定不移，不屈不降，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最后终于返回南宋。洪皓得知自己将返回故里的消息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临行前夕，他写下了《江梅引·忆江梅》一词，以梅花的傲霜凌雪来比喻自己的坚贞不屈，并以回忆江南的梅花来寄托自己对南宋的深切怀念之情：“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

公元1278年，即祥兴元年，此时的南宋王朝已摇摇欲坠。这一年的十二月，抗元将领文天祥兵败被捕。第二年五月，他被押送燕京，取道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梅岭，梅岭自西汉初年便开始种植梅树，以梅花著称于世。而文天祥此时过梅岭正逢44岁的生日，他便作《生朝》二首，其一云：“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廓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时值五月，文天祥虽在囚车之中，可浮现在他心中的梅岭景色却是遍山的梅花、满天的风雨。

寒冷冬日里，杭州西湖边瑞雪飘飘，一树树红梅凌霜傲雪怒放，冷艳夺目，分外妖娆。静默与孤寒中，当万物都死寂般地沉睡着，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时，只有梅花那一片如火焰般温暖的红色，一团团，一簇簇，为萧索的冬天增添了一片生机。摄影／曾令洪

南宋化不开的梅花情结，不仅在主流文化中广泛蔓延，而且也渗透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虽然市井民俗方面的材料远不如文人方面，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范成大《梅谱》开篇即言：“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概括了当时梅花时尚的广泛性。同时代的杨万里言：“呆女痴儿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栽。”稍后的吕胜己说：“便佣儿贩妇，也知怜惜。”更是强调了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对梅花的知赏。范氏的《梅谱》中还记载了当时杭州卖花者人工温室催梅开花出售的情形，吴自牧《梦梁录》“诸色杂货”类则记载了当时市售的四时花卉中列有梅花，可见梅花是当时重要的花卉商品。

另外，在南宋，市井出售的杂食小吃中也出现了以梅花命名的制品，如《梦梁录》卷一六“茶肆”中记载了梅花酒，“荤素从食店”中记载有梅花饼。前者当是消暑饮料，取梅花清韵、冷香之意，后者当是花色点心，掺花取香或五瓣象形而得名，其创意总是出于爱梅风气的影响了。

在中国，各个朝代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因此对花的赞美和喜爱也不完全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花风即国风，因缘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气而呈现不同的气象。帝王的个人喜好、文人士大夫个体命运遭际、升迁贬谪、物喜己悲等主客观原因又导致他们对于花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征，从而生发出这摇曳多姿的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