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言慧珠（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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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路1006弄11号：我的母亲言慧珠



图：言慧珠像





我的母亲言慧珠
－－言清卿口述 余之执笔
我为什么至今不原谅“好爸”
我的血脉里流着妈妈言慧珠的血，也流着生父薛浩伟的血。从我出生的那一天算起，到生父与妈妈离异，我和生父在上海华园（旧称德园）－－华山路1006弄11号，一座温馨舒适的小洋楼里共同生活了六年。生父常年在外地演出，我与他在一起生活实际仅有二三年时间，那时我年幼，在我的脑子里生父并没有多少印象。

图：全家福：我与我的母亲言慧珠、我的生父薛浩伟
同样在华园，我与我的继父俞振飞，我一直称呼他为“好爸”，却前前后后共同生活了十四年。所以，我对“好爸”的印象却比生父深刻得多。
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缓缓地驶出了华园。
妈妈赤着双脚，一块白布裹住妈妈的全身，华园一名门卫工人叫小冬把妈妈从二楼抱下来。
那天早晨，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看着忙乱的人群将妈妈从楼上抬下来，从人们严肃、紧绷的表情上看，我意识到妈妈出了事，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不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在我稍为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妈妈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妈妈走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在同学的家里看到同学的长辈的灵堂设在家里，先辈的骨灰放在桌上，遗像挂在墙上，于是，我也想起了我的妈妈。我妈妈的骨灰在哪里呢？
1970年，我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我要找妈妈的骨灰的意识很强烈。
清明前夕的一天，我大着胆子去问我的继父－－“好爸”俞振飞。
我问“好爸”：我妈妈的骨灰呢？妈妈的遗骨安放在哪里？
“你要它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给我添乱吗？”“好爸”一连串地责问我。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脸色很不好看，显然对我提出要寻妈妈的骨灰一事感到很为恼火，捅了他心灵的马蜂窝。
儿子寻娘，天经地义；继父无情，令人心寒！
这是我至今不能原谅继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不让我找，我偏要找！”我一气之下，狠狠地将椅子推倒在地上，冲出门而去……
第二天，学校红卫兵在华园的我家门口贴上《最后通牒》：勒令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校。我胆战心惊地去学校报到。我被工宣队请进了“学习班”，关进了位于凯旋路的橡胶厂仓库，由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批判改造。理由是我企图拿回“反革命”“黑帮”言慧珠的骨灰，妄想“变天”。他们揪我头发，打我，踢我。
“言清卿，你至今还不跟你的那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黑帮’的母亲划清界线么？”
“你想变天么，你妄图向革命人民示威么？”……一连串的责问劈头盖脑而来。
学校的“工宣队”怎么知道我想要取回妈妈的骨灰呢？
我年少，没有言语，又怕挨他们的拳脚。我一次一次地写检查，挖“反动”的思想根源，逼着我在检查中咒骂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其他同学都学“老三篇”，而叫我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我打入“另册”，编入了“反动派不打不倒之列”。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弟”是被人看不起的。妈妈是戏剧界的典型，“黑名人、黑权威”；我是学校里的典型，“黑小子”。同学们远离我，嘲笑我，骂我是“狗崽子”，在家里，“好爸”和保姆虐待我，不让我吃好，吃饱，我经常流落在弄堂里、马路上，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小瘪三”和“贼”。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总盼望“好爸”会来看我，哪怕派保姆来看我一次也好，但“好爸”就是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
我到处打听妈妈骨灰的存放地，大人们都说在闵行有一个叫北桥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里。那时候，从市区到闵行有一条徐闵线。从徐家汇起点站上车到闵行终点站全程车资是四毛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得逃票。
从徐家汇起点站逃票是没门的，那里的检票员是站在车门口检票的，惟一有逃票希望的是从第二站上车。我步行到徐闵线的第二站，混在人群里上了车。到了公墓已是夕阳西下了。
墓地里，真是昏鸦枯树，荒草萋萋，几间简陋的竹片搭起来的小屋算是存放骨灰处。里面只有一位年长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个人的骨灰。”我对看墓人说。
“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言慧珠。”
老人听罢，朝灰蒙蒙的竹片屋里面走去。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出来了。他态度和蔼地对我说：“小朋友，没有叫言慧珠的。”
“没有？老伯伯，她是我妈妈，谢谢侬再帮我找找。”我恳求他道。
老人善良，他听说我是来寻妈妈的，显然很同情，他又从里面转了一圈，出来便对我说：“姓言的只有一个叫言吾生的，没有言慧珠。”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在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我叫了起来。
老人从屋里捧出妈妈的骨灰，上面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可怜啊，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老人说，“本来三年过后没有人来认领是要作无主户处理的，但这个人太可怜了，连家人也没有，我就留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老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手中的这个“可怜人”曾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平剧皇后”啊）。
我从老人手中接过妈妈的骨灰，用袖管拼命地揩抹骨灰盒上的灰尘，号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妈妈，我是清卿啊！”
我一路上真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怀抱着妈妈的骨灰，回到了华园。
到华园已是八点多了。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妈妈的骨灰抱回妈妈自己的家。妈妈也一定没有想到，她的儿子竟没有自己家的钥匙，只有“好爸”与保姆才掌有华园的钥匙－－华园是妈妈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用自己在舞台上的血汗钱买的独产啊，如今，连存妈妈自己的骨灰也不容许，就连她的儿子也没有家的钥匙。
上世纪70年代的华园小楼，大门两旁有两块石凳，两旁各有一棵冬青树，我将妈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树丛后面……然后，我敲响了华园的大门。
出来开门的是保姆，她从来也不过问我有没有吃过饭，自妈妈离开人世后，她只关心我的“好爸”，她和“好爸”一起吃饭，钱也掌控在保姆手里，每月来收水电费，“好爸”也从不过问，总是一扬手，意即去找她（保姆），这哪像是主仆关系？到后来，竟闹到保姆吵着要嫁给“好爸”的地步。
在他们俩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多余的“小瘪三”、“小流氓”。
保姆两眼很凶地瞪着我，嘴里咕噜噜地骂着“小瘪三”，关上门转身就进了“好爸”的房间。趁保姆进“好爸”房间的空隙，我快速地从冬青树后取出妈妈的骨灰，迅速地将妈妈的骨灰放在我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乱的棕毛密密地盖在上面，谁也不会去注意脏乱不堪的我的小床，妈妈的骨灰就这样被我保存了下来。
当天夜里，妈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又与妈妈睡在一起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将妈妈“领”回了家。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妈妈与“好爸”又同住在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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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就是八年，直到“好爸”搬出华园。加上妈妈生前的四年，夫妻同住华园正好一个年轮。

图：言慧珠与俞振飞演出昆剧《墙头马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八年里，“好爸”始终不知道妻子就在他的身旁，仍在同一个屋檐下－－要是知道，我想：“好爸”会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好爸”决不会让妈妈继续留在华园，会作出向“组织”交待的举动；也许，他会让她继续风餐露宿在一个不知道去处的荒郊野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爸”是绝不会让妈妈的骨灰留在华园的！而这八年里，妻子却一直看着自己的丈夫与保姆同住同吃；言谈嬉笑；

也一直看着他与保姆如何一同歧视、欺凌她的儿子；

所不同的是：妈妈在阴间，“好爸”在阳间。

梅兰芳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图：梅兰芳与言慧珠师徒合影

妈妈生于1919年。1919年，也正是程砚秋弃荣蝶仙改拜梅兰芳为师。妈妈的从艺，从出生那时起，就注定要与这两位大师结缘：妈妈先学程派后拜梅师。

妈妈四岁的时候，就见到了梅兰芳。

1923年，梅兰芳第五次到上海登台演出，因合作者王凤卿年老多病，不能随梅南下，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外公去协助梅兰芳演出，月薪是三千大洋。这也是外公与梅兰芳大师的第一次合作。

全体演员坐火车从北京南下上海。外公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妈妈，尽管妈妈当年才四岁，但外公还是将妈妈带在身边，随团到了上海。在火车上，梅大师十分喜欢身边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一身红袄，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梅大师说妈妈很像京剧里的“红孩儿”，亲切地将妈妈拉到他的身边，逗她玩。妈妈第一次见了“生人”也不害羞，总是有说有笑的。梅大师当时就对外公夸奖妈妈机灵聪明，将来当演员一定会是一块“好料”。外公听了梅大师对自己女儿的夸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莞尔一笑。在外公的心目中，他是很不情愿让他可爱的女儿长大后学戏的。因为学戏苦，他不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吃这碗难吃的“梨园饭”。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在恶势力横行的社会里，女孩子的“戏饭”更难吃。

这使我想起了1955年1月，妈妈在公私合营期间，受到排挤，一气之下服了安眠药，后来被梅夫人福芝芳救起时，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在梨园界一个女孩子受的气肯定要比男角来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当梅大师当着外公的面夸奖妈妈是块当演员的“好料”时，外公并没有表态。但后来发展的趋势，却完全违背了外公的旨意，妈妈不仅走上了戏路，而且成了梅大师的嫡传女子弟。

妈妈走上戏路，一是家庭的氛围；二是妈妈自己的苦学。妈妈并不是科班出身，但她的戏并不比科班出身的人差。因为她自己喜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学戏、偷戏。所以，妈妈很早就会唱戏，比如她在春明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会唱《女起解》，那时候，妈妈才十二三岁，又没有专门的人教，全是她自己偷偷学的，跟家里人唱的。有一年，春明中学校庆，妈妈就上台演出了《女起解》，博得了全校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戏中演崇公道的演员跟妈妈开玩笑说：“都是你家老爷子死脑筋，如果让你当演员，准能一下子轰动北京城。”妈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竟瞒着外公学会了十几出青衣、花旦和武旦的戏，这使外公对妈妈刮目相看了，加上外公的一些朋友都纷纷劝说外公要让妈妈学戏。

图：言慧珠剧照

外公见妈妈在演戏方面确也有天赋，见拦也无用，最后也只得同意了妈妈学戏。外公对妈妈说：“你要唱戏，我本不赞成，你既然十分爱好，又有这方面的才华，我也不便阻拦，只是学戏要下苦功才行。”外公还针对妈妈的条件让她学梅派。

外公经常给妈妈讲梅、程、尚、荀四大名旦的特色，妈妈后来经常跟我回忆起和外公学戏的少女时期，她说，每当外公在黄昏傍晚、在瓜棚豆架下，和妈妈、大舅他们说起各位名伶的表演，梅兰芳、程砚秋等，这是妈妈一天最为开心的事。外公还时常带妈妈、大舅、小舅等人去什刹海去玩，在那里有北京最原始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杂耍、平剧等；听刘宝全的《长坂坡》、《别母乱箭》等，听完了就带他们去吃豆腐脑，外公对妈妈说，刘宝全的玩意儿里边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听完了，他们几个兄妹一路哼唱着回家：“二八的佳人，她懒梳妆……”（《大西厢》）“适才离了汾河境，一马儿来到柳家村……（《汾河湾》）”

妈妈向梅大师学戏，很有心眼。她设法与梅大师的爱女梅葆玥交朋友，给她说故事，弄得梅葆玥“言姐姐，言姐姐”十分亲热，最后央求她爸爸让妈妈睡在她家里，这无形之中又多了向梅大师学戏的机会；再是妈妈十分懂得“敬师”。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梅大师爱吃北京“豆汁”，因他三代生长在京城，饮食上有吃北京小吃的习惯，上海住久了，很想念北京的“豆汁”，妈妈从北京南下上海，专门为梅大师装满了好几瓶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给梅大师吃。梅大师喜出望外，深感弟子的一片情意。

梅大师对妈妈也格外地器重，常常手把手地教妈妈学戏，所以，在梅身边的人说，梅大师对言弟子也是格外地“破格栽培”。

妈妈虽得“破格栽培”，但她自己还是不懈地、刻苦地学梅，她还买了梅大师的所有唱片，百十篇的听、学、唱。

李能宏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撰文说：“梅兰芳生前授徒不少（据统计有109个），但很少有像言慧珠那样一招一式悉心教授的，她能获此殊荣，一方面是梅师特别喜爱她，另一方面也因为梅先生早已看出言慧珠是可塑之材。梅师曾这样评价言慧珠说：‘慧珠学我，最少也有六成以上’。”梅大师有一次看了妈妈的表演后，高兴地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妈妈听到梅大师如此高的评价，十分高兴，说：六成，说明我学梅及格啦！学梅能及格，这在梨园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妈妈拜梅学艺，亲得梅师亲授，最终也没辜负梅大师的栽培。梨园界、舆论界称妈妈是“女梅兰芳”、“梅派嫡传弟子”、“梅门弟子第一人”……

1961年8月8日，梅大师病故。一代大师、恩师去矣，令妈妈十分悲痛。妈妈专程去了北京凭吊。

－－选自《粉墨人生妆泪尽－－母亲言慧珠与“好爸”俞振飞》，上海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