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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陆小曼学画(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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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8 16:04: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夺标 于 2016-2-18 16:06 编辑

--作者:张方晦
1955至1956年间,我在初中读书时,我的绘画师父钱方轼先生(曾任民国政府财政部盐务总署署长,北京哈佛同学会会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从上海去美国与妻儿团聚,父亲张罗着替我重找一位教画的老师。我的金石篆刻师父陈巨来先生说,“我介绍你去跟小曼学学吧。”
父亲和我喜出望外。父亲是专治文学的。我也已经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小小年纪的我,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的诗作已熟诵不少,对徐志摩陆小曼的爱情故事早从《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小曼日记》等书中知之甚详。如今能有这样的难得机会,我心中对第一次的拜见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巨来老师带领我从他的富民路寓所走出,到延安中路拐弯,不几分钟,到了静安公园对面的延安新村。那就是陆家的所在了。
陆小曼女士住在二楼。巨来老师一边走上楼梯,一边叫唤:“小曼,学生来了!”我听得房中有答声传出,“请上来!”
那时,上海人家居处都不宽舒。陆小曼被安排在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月工资八十元。所住是原来的旧居,楼下已是别姓人家。她的房间虽不算小,但会客,作画,寝息均在其中。
室内光线不甚明亮,原来窗帘未拉开。时值四五月份,但一个铸铁火炉仍然燃着煤块,一个已经沸滚的水壶,壶盖一掀一掀地。火炉旁边,蜷卧着一个慵懒的老猫。
陆小曼女士靠坐在一个大藤椅上,并未起身。陈老师向着尾随在后的我招手:“来,向陆老师鞠躬!”
我略带生怯地上前,站定,正面向陆,恭敬鞠了一躬,站直,再行第二躬时,陆老师开口了:“好了!可以了。”
我迟疑地举头看陈老师。他说:“再鞠两个。”他对着陆老师说:“方晦拜我为师时三鞠躬。今天拜你,怎可只鞠一躬?”
陆老师笑着说:“你是大名家。我是三脚猫。拜你三鞠躬,拜我一鞠躬够了!”
我思忖一下,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二躬。
陆老师说:“方晦,坐吧。坐吧。”她用着一种静定的眼光注视着我。我知道这一注视会决定她对我的全部观感和印象。我虽杌陧,但无惧色,因为陆老师的态度异常亲切,她的语音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眼神会扫除陌生来客的一切拘谨。
那时陆老师只不过五十岁出头,但却瘦弱苍老,颊萎腮瘪,口中只剩一二余齿,跟我心目中的陆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十三四岁的我,顿时为岁月对人之磨蚀感到无比悲凉。但是,随意问答闲谈一会之后,那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那当年使得诗人志摩深为陶醉,使得胡适等一班众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和魅力,就在她的温婉语音与和蔼神情中渐显渐现了。
陆老师对我说,她没有收过徒弟,没有教画经验,自己也不用功,画得不好。你以后就常来玩玩,谈谈,看看我画画,做个朋友吧。当时我如何作答,已记不起来了,无非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接受而已。陈老师说:“我也只教了他一个钟头。教他怎样篆稿,怎样翻印到图章上去,再怎样刻。就这样。接下来,就让他看我刻图章。陪我聊天。”
陈老师先行告辞。陆老师的表妹吴锦女士端来茶水和糖果。陆老师叫她“阿锦”,我就叫她“阿锦阿姨”。她自丈夫过世后一直住在陆家照顾表姐的生活起居,陆老师吸中华牌香烟,每支只吸一半,直立揿灭,排列在烟缸里,一式长短,纤毫无差。我诧异这些烟蒂为何这样留着,后来才知,那后半支中华牌香烟将由阿锦阿姨继续享用。
自此,我便成了陆老师的小朋友和家中常客。陆老师生性随和,脾气特好。宽厚仁恕是她的最大特点。她对任何来客一概欢迎,家中常有京剧戏友和国画院同事以及文史馆的各业人士来访,倒也常常高朋满座。那时,跟她一起生活的除了吴锦,还有同居多年的翁瑞午和翁在外私生的小女儿“毛毛头”,(陆老师将其抚养在家视为己出)。另有一个名叫“桃桃”的女佣。“毛毛头”的生母“小宝”常来访视,翁的其它成年子女也来探望,吴锦在扬州读书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比我大几岁)也常来省亲,因此,陆老师家也就时有济济一堂的热闹景象。三十年后的八十年代,见到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女士记述陆小曼的文章称,小曼对她说:“……翁瑞午另有新欢了,我又没有生男育女,孤苦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的凄凉和孤独……”觉得这段描述与我所见的事实大相径庭。不禁深信某些回忆文章不免失实,仅将“想当然耳”的内容写成亲历的见闻,实在是有负读者的。
1959年某日,我去陆老师家,只见好些陌生人围在一个小房间内,我挤进去一看,翁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不能言。我叫一声“翁先生”,他似有反应,眼珠朝我略一转动。这时,曼师在卧室里闻声唤我了。她独坐在大藤椅里,异常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脸上,似乎并无什么永别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推拿医生出身,曾经官至海军部军需处长,虽属常熟翁家大户,却不是翁同龢的嫡裔。1949年后无业在家,靠变卖旧藏书画维持与陆老师的共同生活。他精于弹词说唱,并收徒授课。他告诉我,当时上海很有名气的美丽女弹词艺人张维桢是他的门生;对此,我将信将疑,但陈巨来老师与许多弹词艺人亦有深广交往,却从未否定过这一说法,又似证实翁并未吹牛。那时翁已六十多岁,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谈兴极浓,常常手舞足蹈地对我谈古论今,甚至竟说:“人称陆小曼是海陆空。指她的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王赓是陆军出身,我是海军出身,徐志摩则死于空难。”对于这话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这人非常无聊,你不要理他。但我如何能够不理他呢?后来,陆老师私下也曾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套。别受他的坏影响。”此后,我对翁就守着一条界限了。由此也知道,他实际上不是陆老师的倾心而相称的伴侣,至少在那时已经不是。
陆老师对我,始终亲切,但也严肃。我去上课,她必先飨以水果,糖食,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所谓教画,也只是叫我在旁看她作画,或擎笔在纸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更是兴至挥毫,兴尽搁笔,所以半途而废的作品特别多。尽管她的画作在数十年前即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讃扬,但她绝不自视为成熟的画家。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好好用功过。你不要临摩我的东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学我,是学不到本领的。”但是,我所见她的《庐山飞瀑图》以及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几幅较大的杜诗意境作品(中国画院的官方任务),确实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显露出来的那种清纯灵秀的神采与风姿,是许多技法娴熟的职业画家表现不出的。
由于我从小爱好文学,同时随着渐渐长大,已开始留意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我与曼师的关系,不可能不由绘画的师生转化成谈诗论文,密议时局的挚友。曼师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最令她念念不忘的当然唯有志摩一人而已。她谈志摩(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也谈胡适(温雅有礼,关爱他人的),闻一多(头发乱蓬蓬衣服脏兮兮的),沈从文(当过警察。曾在她与志摩的家里住过),泰戈尔(慈爱得像上帝),孙大雨(非常自傲,但不狂妄);也谈林徽音(高雅美丽,与志摩极其相配。当年梁思成也追求林,为了替林买桔子,梁骑摩托出门,车祸伤腿,林不忍离弃腿残的梁,才舍志摩而取梁……这是陆老师当时的说法。时至今日,我明白事情远远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她谈丁玲(很有才气。当年胡也频出事,是她推动志摩去向邵洵美借钱,以资助沈从文陪伴丁玲潜逃)。有一次,她精神很好,又谈志摩的诗,她即兴用悦耳动听的曲子吟唱志摩的名篇《沙扬娜拉》,使我对音韵声律之于诗歌的诠释有了特别深刻的领会。
1957年,《诗刊》杂志创刊,登载了诗人陈梦家谈及徐志摩的文章,这使她极为振奋。出版徐志摩全集的意愿在她心底死灰复燃。但与有关人士通了几次信后,方知当局对徐志摩的仇视仍极深刻,她不得不又断了此念。
我还记得陆老师对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冯至的一首诗赞不绝口,说:“这才是真正的诗!”但老实说,我虽尊敬冯至,但对那首除了节奏明显、音韵铿锵、格律严谨之外没有什么动人意境的诗,实在感觉不到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
后来,我羞怯地拿出一本我与两位同窗朋友的三人诗作合集抄本请求陆老师题签,她即刻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下秀丽工整的楷书“岁寒集  一九五九年 陆小曼题”。可惜的是五年之后的1964年9月,我与一批同学以“反革命集团”案被捕时,这本《岁寒集》与第二本《朝露集》第三本《契阔集》一起“落入了三道头之流”之手,直到我们平反出狱乃至今日,那几本诗集再也没有归还给我们。
陆小曼老师并非如世间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连舞榭歌台,耽于逸乐享受的风月女性。实际上她非常敏感,对所处时代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她关心时局,对日甚一日的思想禁锢十分忧惧,对文化被政治所扼杀更感到绝望。她认真地看报纸,看《参考消息》,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大小政治动态,随时跟我讨论分析。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方晦啊,这是一个不可随便说话的时代。最最要紧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千万不能公开乱讲啊。”
1960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骨节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与胡适的关系,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嘛。也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嘛。胡适是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人嘛。等等。我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曼师说,当局的统战工作可谓无孔不入。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胡当选还是不当选“总统”,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这说明,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吹风到那边去的细小机会,以影响那边政治人物对他们的感觉。

1949年以后,为了避祸,陆老师基本上足不出户,息交绝游。熟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但是政治运动是逃不脱避不开的。反右运动之前,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当时画院的画师无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书画金石艺术家。陈巨来老师把存录自己历年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年以后的作品。“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故宫博物馆珍藏之印”,“梅兰芳印”等等,等等,已经够风光够显赫了,但是他老人家还不过瘾,在布置会场之后,又悄悄把那长卷拉开一段,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之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就暴露无遗了。结果,当然,陈老师被“揪出”。事情未完,“反右”开场,他的这一“现行反革命罪行”加上一连串的“反动言论”被痛批一阵之后,他便被押送劳动教养去也。陆小曼是陈巨来的三十年老友,同事,还是近邻,过从密切,陆小曼不发言批判陈巨来是怎么样也“滑不过去的”。于是,几年之后,陈老师“解教”(解除教养)归来,他与陆老师遂成陌路,还有深怨。那时,我刚从(随同父母流放的)西北荒漠回沪,觉得这两位于我情同父母的师长竟被政治高压弄成了“冤家”,心中极为难过。我对巨师说:“陆老师倘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 说:“怎么可以为保护自己,牺牲朋友?”我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那一套的厉害?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他不做声了。过了一会,他又说:“别人揭我批我不关痛痒。小曼揭发批判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脏上。你不知道,她揭发我十八条!十八条哪!”我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他想了一会,说:“那倒是没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枪毙加上活埋还不够哩!”我说:“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我又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他问:“陆老师还说过什么?”我说:“她是明白人,不说废话。她是记挂你的。”这时,陈老师泪花涌动,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我与巨师走到曼师家里,还在楼梯上,巨来老师就大声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俩虽未抱头痛哭,却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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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8 16:07:33 | 显示全部楼层
1960年之后,曼师健康每况愈下。之前,她还能梳妆打扮一番,去画院开会,步履尚算轻健,后来,可怕的气喘发作频仍,往往坐在床上,由阿锦阿姨在背后抱持着,伸直脖子,上气不接下气,喉间“呕呕”巨响,要大半小时方能平复,但已筋疲力尽,不复能言了。由于那要命的哮喘必须用“可的因”来抑制,而该药又只有少数几家医院的住院部才有处方权,所以,自1960年后,曼师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1960年4月,我家继父母先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逮捕和开除公职之后,再次大难临头:被动员去西北沙漠开荒。我向陆老师告别。她除了泪眼汪汪之外,说不出一个字来。十八岁的我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不认为会与小曼老师暌别长久。我惊异于她脸上的惧怖之色,觉得是病弱使她经受不起任何波折。两年后我回到上海,有了使得曼师和巨师重归于好的一幕。那时以为灾难已经过去,往日的生活又会回来,至少我又回到两位恩师身边,虽然我在那期间已经永远失去了慈父。
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尽管曼师千叮万嘱,我仍然不免以言贾祸。1964年9月,我与几位常在一起畅叙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遭逮捕。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不判不放地“闷关”四年之后,于1968年的某日,在囚室里巧遇翻译家、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教授。若干时日之后,大雨先生偷偷告诉我,两年多前他路遇吴锦,知悉小曼已去世了。每当入晚,我只有躲在被窝里无声哭泣的份儿。
在监狱服刑十六年零三个月之后的1980年12月,我被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告撤销“无期徒刑”的原判,改判“无罪释放”。回沪后,我重访曼师旧居,却是不相识的人出来应门,一问三不知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年愈古稀的阿锦阿姨和曼师的侄女陆宗麟女士,知道当年我的被捕使曼师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她忧忿惊惧过度,时常哭泣,遂至不起。阿锦阿姨还说,“文革”中沪上公墓悉遭破坏,曼师的小小墓丘早被捣毁无遗,现在连祭祀一下和献一束鲜花的所在也没有了。
1988年,我与某友合作撰写了三十万字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记小说》,请历劫生还、年愈八旬的孙大雨先生题写了封面,由中国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曼师生前的最大心愿,她曾嘱咐我协助她实现的心愿。我与合作伙伴克服了种种阻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在心里用这本书来祭奠曼师的在天之灵。
2007年11月12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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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8 16: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图:这幅照片似乎预示了陆小曼后来的悲剧人生
陆小曼的“风景”内外
--作者:陈建华
近数年来有关陆小曼的书相继见世,有写的有编的,和以前《人间四月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等相比,虽然仍然辗转于徐志摩、林徽因、张幼仪之间,既然把陆小曼置于舞台中心,故事的讲法应有所不同。这类书的出现,从大环境说,不外乎对于民国文化的怀旧想象,尤其是对于上海,正如《人间四月天》的作者最近又推出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传奇,原先题为《她从海上来》,后来改成《上海往事》,更具地域的怀旧的色彩。怀旧作为文化心理的表现,蕴含着某些现下价值方面的缺失。这两位绝世才女,各领一时之风骚,在爱情上却皆以悲剧告终。无论是超越、是局限,她们不惜惊世骇俗,却恪守窈窕淑女的规范。也许因为我们做不到,于是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之际,给她们的悲剧披上了光环。
一九二六年十月徐、陆在北京成婚,为媒体聚焦的是陆小曼。先是《北洋画报》在十月、十一月先后在头版刊出陆的照片,标题为“徐志摩先生之新夫人,交际大家陆小曼女士”。一为侧面头像,发际别一朵大花,似烟花绽放。另一为半身像,倚窗回首,一脸稚气。次年两人移居上海,陆的特写照片见诸《良友》、《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其生活隐私也成为小报追踪嚼舌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画报》,在头版刊登她的玉照多达十余次,锋头之健,远过于张爱玲,尽管是表面文章。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她到了上海之后即成为公众人物,则是一道不得不看的风景,虽然所看到的是她的影像。
图:《北洋画报》头版报道徐志摩与陆小曼成婚的消息
小曼与志摩一见倾心,爱得死去活来,各自离婚再婚,费尽周折,轰轰烈烈,传为美谈或笑谈。但婚后小曼为徐家所不容,遂迁往沪地,不久两人生了裂隙。小曼沈溺于阿芙蓉,当中又生出第三者,而志摩的灵魂中也不止一个女人,至一九三一年他飞机失事,小曼亦从交际场上消声匿迹。对于这些我们耳熟能详,本文就《上海画报》对小曼的不寻常“捧角”之举摘取一些细节,以资谈助。她这一生命中的黄金时段,看似题外话,却也让人想见其为人,当然也影响到与志摩的情感。至于其间涉及到二十年代末新旧文化融会交杂而打造都市文化新景观的契机,读者或不无兴趣。
徐陆结婚后不久,《上海画报》上刊出寄自北京的《徐志摩再婚记》一文,说“鼎鼎大名自命诗圣徐志摩先生”和 “也是鼎鼎大名声震京津的陆小曼女士”,如何各自经历了婚姻破裂,最后说道:“从此徐先生无妻而有妻,陆女士离夫却有夫。真是一时佳话,多么可喜。”文中对社会名流夸张、肉麻又讽嘲,也使本地读者获知徐陆在京中的名气。
数星期之后,徐陆便双双现身于上海社交圈。十一月十五日,画报有周瘦鹃《花间雅宴记》一文,记述了日本画家桥本关雪先生访沪,某名流设家宴款待。周氏写到他刚就座,就听到有陌生女子叫他,颇觉窘愕,原来是“江小鹣恶作剧,一指花符 (按:此指召妓局票),遂破我十年之戒矣。” 一般的诗酒文宴,有召妓的节目,沪上的放达风流可见一斑。文章写到:“中座一美少年,与一丽人并坐,似夫也妇者,则新诗人徐志摩与其新夫人陆小曼女士也。” 席间有刘海粟、余大雄(按:《晶报》主编)、江红蕉、潘天寿等人。该文配有桥本即兴为徐陆伉俪画的两小幅头像速写,这应当是两人初次在画报上亮相。
小曼正式登场,是在半年之后。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上海画报》 “二周年纪念号” 上刊出其大幅照片,谓::“陆小曼女士(徐志摩君之夫人)”。女士两手托腮,面带微笑,发际簪一朵花,那种名门淑女的风范,清秀典雅,而不失妩媚。不妨想象当时的读者,为之惊艳,其中不无某种猎奇心理。这位来自 “北方” 的“名媛领袖”,给久餍浮华的洋场,吹来清新之风,像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唱鼓书的沈凤喜、侠义的关秀姑,连带天桥的北方民俗风情一下子风靡了沪上的读者。

图:徐志摩与陆小曼曾经是报章媒体上的金童玉女
《上海画报》上出现的徐陆,始终是一对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如六月九日有吕弓《陆小曼女士的青衣》一文,介绍“女士倜傥风流,有周郎癖,天赋珠喉,学艳秋有酷似处”,文中写到志摩陪小曼一同演戏,说他那晚唱《连环套》,“颇得个中三昧,嗓亦洪亮自然。此一对玉人,同好,又同志,其伉俪间的乐趣,必较常人高胜一筹也。”两年之后,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画报整版报导田汉所主持的“南国剧社”,除了其它文章和图片,还刊登了志摩的《南国的精神》一文和小曼写的一幅楷书:“南国光明──敬祝南国无疆”。
然而展示更多的则是小曼个人,她的相片连连刊登于头版,频率之高远远超过海上淑女明星如唐瑛、胡蝶、阮玲玉等。如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照片标题云:“北方交际界名媛领袖陆小曼女士”。介绍她:“芳姿秀美,执都门交际界名媛牛耳。擅长中西文学,兼善京剧昆曲,清歌一曲,令人神往。”实际上这一期是“妇女慰劳会游艺会特刊”,当时正是“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的南京新政权出台,上海组织“妇女慰劳会”慰问北伐“前敌将士”,将在中央大戏院开游艺会。八月三日画报继续“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特刊”,小曼照片又上头版,称她为“妇女慰劳会剧艺主干”。同日还刊出《思凡》和江小鹣合演《汾河湾》的照片。接着,在九日画报上有一则报导,说她“近颇多病”,但仍带病登台演戏,称赞她 “力疾从公”云。此时画报所呈现的陆小曼,不再依附于徐志摩,而是个偶像式人物,不光才貌双全,且热心于社会公益。
《上海画报》是“旧派”文人办的一份小报,始自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一刊,每刊四版,至一九三三年为止共出了八百多期。(最近张伟《满纸烟岚》一书中有专章描述,海外也有人在作专题研究)。主编毕倚虹,后由周瘦鹃接手,撰稿者袁寒云、包天笑等都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名将。虽然该派在二十年代初遭到新文学茅盾、郑振铎等人严厉斥责,但从画报的版式、语言风格乃至标点符号来看,仍具旧文学本色。无论西洋新潮、古董字画、舞场、电影、胡适之、黄金荣等等,三教九流,纷纭杂陈,对于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的上海万花筒般的景观以及“海派”文化新潮,甚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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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8 16: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旧派”也不那么确切,该画报直接诉诸日常生活与大众想象,从意识形态上说其实是助长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都市主义”,因此追踪时尚新潮,对于中西新旧文化兼容杂陈。正如画报开张不久即标榜“文学叛徒胡适之”、“艺术叛徒刘海粟”,似乎为“时尚”添了个“先锋”的脚注。不仅这两位教主般身影频频见报,其它如徐悲鸿、田汉、邵洵美等“新派”人物受到热情推介的数数也有一大箩。倒过来说,既受推介,也少不了新派文人的主动参与。如给张丹翁左一声右一声吹捧“胡圣人”,胡适好像颇为受落,也作打油诗送去发表,一唱一和,煞是有趣。
旧派与时沉浮,新派也在分化。二十年代中期新文学开始走出“苦闷”的象牙之塔,如创造社的郭沫若和张资平,前者投身于北伐革命,后者把目光转向市场,其一九二六年的长篇恋爱小说《飞絮》,通俗而畅销,可视作“海派”之始(吴福辉语)。这不仅仅是受到都市的诱惑,也是意识到大众传媒的重要而转变其一向鄙视的态度。如另一位创造社巨擘田汉于同年组织“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到民间去》,颇具象征意味,票房不怎么成功,但广告做得铺天盖地,无论新旧报刊杂志,都大幅报道。尽管三十年代初田汉批判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伤倾向”,但革命作家要掌握大众媒体的方向不变,说是田汉启其端也不为过。
的确,看看一九二六年的上海,《良友》画报创刊,掀起“画报热”,给“景观社会”的打造如虎添翼,其实还是《上海画报》起的头。第三大百货店新新公司、专售妇女用品的绮华公司相继开业,消费文化渐入佳境,就妇女时装而言,新潮迭出。在这样的脉络中来看“云裳公司”及徐、陆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新旧文人的合流意味深长。
云裳公司座落在卡德路南京路口(今电视台附近),与邵洵美的“金屋书店”遥遥相对。一九二七年八月间开幕之日,传为盛事。该公司由留法画家江小鹣担任美术设计,和徐志摩、陆小曼、胡适等人都是股东,被称为“第一家时装公司”,而新派名流投资于都市时尚,也是第一遭。《上海画报》作整版报道,称徐、陆为“云裳公司发起人”,其合影披之报上。有趣的是《北洋画报》不甘示弱,也报道了公司的开幕及刊出两人合照,并说上海各报刊登的照片“皆不真切,徐夫人尤不酷肖”,仿佛在自诩其印刷的精良。为之捧场的不乏旧派中人,如包天笑作《到云裳去》一文,刊于《晶报》上,对于公司的各个部门一一加以介绍。
尤其在对待女性方面,《上海画报》表现出新旧之间的吊诡。其特色是“捧角”,所捧的多为女性,那些唱京昆旧戏的角儿固不消说,京沪两地的青楼名花也频频见报。这是“鸳湖派”的老传统,也是最为新派诟病之处。但画报也大量刊登了名门闺秀、演艺明星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女性,如吕碧城、潘玉良等。专注于女性,多半属商业考量,但事实上也是追随当时“新女性”崛起的时代潮流,虽然所推崇的是现代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会逾越传统价值的底线。
《上海画报》如此不吝版面地吹捧陆小曼,大约是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新女性”典范:既有冲决罗网、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气,又虚心好学,醉心于传统文艺。她演《玉堂春》,学程艳秋唱腔(即程砚秋),学书学画都有板有眼,学得相当认真。上海滩上时髦的名媛淑女何止少数,但画报以“风流儒雅”来形容陆小曼,对于充斥肤浅时髦的洋场来说,真不可多得。当时的交际明星,有“南唐北陆”之称,“唐”即上海的唐瑛,被《北洋画报》称为“南斗星”,而小曼到上海之后,在“北斗星”旁边,南斗星的光亮度便减弱了不少。
对于《上海画报》的刻意打造,小曼是怎么想的?恐怕很难用“虚荣心”加以概括,作为一个公众明星也寄托着少男少女们的梦想,在满足某种文化上的期待,映现了都市社会的一种真实。她的客串演戏,像“慰劳”、“义捐”等名目,也有主观的倾情投入。事实上画报为小曼提供了一个舞台,在她和都市读者之间搭起了桥。反过来说,那些画报上的照片,也是陆的自我呈现,与一般标准头像不同的是,都具情调与个性,富于艺术气息。其中有一幅一反其清秀形象,珠光宝气,身穿皮毛大衣,胸前掩一扇面,刊登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的《上海画报》,又刊于九月《良友》画报的封面,宛似王尔德的名剧《少奶奶的扇子》中的主人公。一九二六年刘别谦的同名电影上映之后,次年由洪深改编成话剧,连续在上海演出,成为热门话题。与小曼同属“妇女慰劳会”的唐瑛担任主角,所以这一照片是否与唐别苗头不得而知,但至少是切入时尚“热点”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一日《上海画报》刊出小曼《请看小兰芬的三天好戏》一篇短文,极力推奖从北京来的京剧演员小兰芬。这不仅对于了解陆氏不可或缺,也关乎新旧文化之间错综纠缠的关系。此文似为陆小曼专家所忽视,这里抄录后半部分:
女子职业是当代一个大问题。唱戏应分是一种极正当的职业,女子中不少有剧艺天才的人,但无如社会的成见非得把唱戏的地位看得极低微,倒像一个人唱了戏,不论男女,品格就不会高尚似的。从前呢,原有许多不知自爱的戏子,(多半是男的) 那是咎由自取不必说他,但我们却不能让这个成见生了根,从此看轻这门职业。今年上海各大舞台居然能做到男女合演,已然是一种进步。同时女子唱戏的本领,也实在是一天强似一天了。我们有许多朋友本来再也不要看女戏的,现在都不嫌了。非但不嫌,他们渐渐觉得戏里的女角儿,非得女人扮演,才能不失自然之致。我敢预言在五十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梅兰芳、程艳秋一等人,旦角天然是应得女性担任,这是没有疑义的。
这篇文章与《上海画报》的编务张丹翁甚有关系。张在画报上以专以“捧角”为务,多出自其貌似古典的打油诗,有“文坛怪杰”之称。所捧者大多是新出道的京昆女演员,因此也收了不少干女儿。显然小曼同他颇为热络,在画报上可不时见到张为她题诗或赠字,某种程度上小曼是他捧出来的。有趣的是,曾几何时,小曼也捧起角来,但两人的捧法很不一样。
当时南北舞台上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如日中天,但关于男扮女装的问题,自五四以来便成为“戏剧改良”的争论议题。如鲁迅、茅盾等对梅兰芳冷嘲热讽,说他忸怩作态、因循传统,不仅与性别问题、也与他们根本反对京剧背后的旧文化有关。而为张丹翁所捧的女演员,有不少是演旦角的,这在客观上支持了男扮男、女扮女的呼声。除了他个人喜好,却也反映了地域的文化政治。如《北洋画报》竭力鼓吹四大名旦,固然是北方的骄傲,《上海画报》好像对着干,来自北地的无名小辈一经品题,便身价百倍。当时有新艳秋“偷学”程派,学得惟妙惟肖,据说程为之恼火,《上海画报》则大捧新艳秋,把她的剧照和程的并列在一起。的确一九二六年初上海的“新舞台”推出《凌波仙子》等连台本戏,即以“首次男女同台合演”为号召,小曼在文中称之为“进步”,肯定了海派京剧在这一问题上的开明态度。
与一般的捧角文章不同。为小兰芬抱不平,其实站在女性本位的立场,具有一种公众代言人的自信,视之为“女子职业”的“大问题”。言及角色性别的“自然”问题,当然在批评男演旦角的不自然,文中所谓“咎由自取” 的严厉指斥,更隐含与男旦有关的种种不道德传闻。从这些方面看,小曼的思想在骨子里还是很“五四”的。这个艺术上的性别问题,最终与中国民族或人种现代性挂上了钩。王德威先生有一篇文章,精彩解读了梅兰芳在抗日时期“蓄须养志”的文化含意,即在他立志不为侵略者演戏的民族气节背后,更欲回复中国男人“自然” 的阳刚形像。
对于《上海画报》里的陆小曼,徐志摩怎么看?大约是不爽。大名鼎鼎的新文学“诗圣”,来到十里洋场,却成了个明星夫人的陪衬。就像舞台上,小曼演《玉堂春》里的苏三,他演不了王金龙。或者像张丹翁一再拿他的大鼻子开玩笑,当然更不爽。当初徐陆两人爱得天老地荒,没想到后来同床异梦,竟是志趣上、文化上的。志摩深受英美教育熏陶,尊崇浪漫主义文学,以灵感和创造为宗教,爱情上是理想主义,一心要改造陆小曼,想把她变成曼殊斐儿,或别的一个女人,其实也都是她们的影子,勿宁是他的自我的投射。在小曼方面来说,如果换了别个,或许会欣欣然,乐得夫唱妇随,但碰上她偏偏属于世俗、嗜古的类型,对志摩那一套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她也看透了,跟王映霞说:“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即的境地。” 照这么说,志摩压根儿不该结婚。其实恋人最爱听的一句话是:爱你 as the way you are,不问是天使魔鬼,跟着你去就是。像志摩那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女人受不了,更何况是小曼。
反过来要志摩进入小曼的世界,也难。那是巴罗克风的古典加世纪末颓废,无论山水画或折子戏,那种千锤百炼的投手举足,沉潜涵泳的笔墨意趣,他不是没有兴趣,要真正进去,没那份耐心。到后来《猛虎集》出来,他的罗曼蒂克诗风才告别了华兹华斯的明媚湖畔,而深入布雷克的森林之夜,对内心的探索渐入佳境,大约也是多了一份对“地狱”般都市的体验所致。
众所周知,小曼认识了翁端午之后,吸上鸦片,由是给徐、陆关系蒙上阴影。翁乃旧式世家子弟,做房地产生意,收藏字画,会唱戏,懂医道。他们几时认识难以确知,至少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间小曼作慰问演出时,节目单里还没有翁。十月三十日,有周瘦鹃《曼华小志》一文,叙及小曼的病与翁端午:
是夕,与小鹣、小蝶饭于志摩家,肴核俱自制,腴美可口。久不见小曼女士矣,容姿似少清臞,盖以体弱,常为二竖所侵也。女士不善饭,独嗜米面,和以菌油,食之而甘。愚与鹣蝶,亦各尽一小瓯。座有翁端午君,为昆剧中名旦,兼善推拏之术,女士每病发,辄就治焉。
“辄就治”语焉不详,但此文为陆翁之交提供了时间上的参考。同年年底天马剧艺会借夏令配克戏院举办义演,两人在《玉堂春》里搭配为情侣档,稍后《福尔摩斯》小报登刊《屁哲》一文描写这次演出,影射陆与翁的关系极猥亵之能事。于是徐志摩等人不得不上告法庭,结果法院判决说证据不足,也就不了了之。这对于志摩大约打击不小,但在《上海画报》上小曼的风头有增无减,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其“戏装”、“旗装”的近照屡屡见报。六月间志摩去欧洲游历,据他自己说“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志摩去欧洲后,小曼的“近影”分别见于八月和九月的头版,为画报记者黄梅生所摄。一幅题为“幽人芳躅印东篱”,小曼在野外湖石旁,专注于一簇花丛,幽幽然护花惜花,神情略现忧愁。另一幅半身倚窗,短袖旗袍,略带微笑,一脸朴素天真的孩子气。
至十一月志摩回来,画报及时追踪报导。二十一日刊出周瘦鹃《樽畔一夕记》,开头即说:“徐志摩先生自海外归,友朋多为欣慰”。这是由刘海粟夫妇设宴、包括胡适等人的小聚会,陆小曼未赴席,此文也没提为什么,在历述徐氏海外行后写道:
愚问: “此行亦尝草一详细之游记否?” 君谓五阅月中尝致书九十九通与其夫人小曼女士,述行踪甚详,不啻一部游记也。愚曰: “何不付之梨枣,必可纸贵一时。” 君谓: “九十九书均以英文为之,迻译不易,且间有闺房亲昵之言,未可示人也。”
在这篇文章里,徐陆之间仍是“闺房亲昵”,但如我们所知道的,志摩返沪后,见小曼依然如故,愤慨绝望之际,写了《生活》一诗,将他的生活比做一条毒蛇蜿延的《甬道》,似乎对上海也厌恶起来。《上海画报》虽非大报,但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是其他小报可比。对于徐陆始终维持他们的公众形象,尤其是对于小曼。值得注意的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刊出的小曼特写照,差不多是在《上海画报》上最后亮相了。此为侧面头像,黑色的衣服、头发,和黑色的底子浑成一片,面部由高光打出;女士的目光略朝下,略长的勾鼻,抿紧的嘴唇,显得肃穆而沉毅,颇富悲剧意味。
从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三〇年,一晃已是四年,徐陆之间尽管危机重重,但能这样维持也不容易,而《上海画报》要维持他们的美好形像,也不容易。如果志摩没有早逝,又会怎样? 尽管情感不睦,或许也会像大多数现代都市的家庭悲喜剧一样,当初的浪漫时段已过,鸡鸡狗狗也未尝不可过一世。最后志摩去京,还带去小曼的山水长卷,友人交相称赞,他颇为得意。小曼纵有种种不合健康的习惯,在艺术上能如此用心,精神上也不见得堕落到哪里去。她一再叮嘱志摩“飞机还是不坐的好”,此种关爱,也决非泛泛。只因志摩骤然失事,一切都是后话,也使这一罗曼史的结局,以牺牲“天才” 为代价,后人为之扼腕,而对陆小曼来说,在“未亡” 的不幸之外,更得满足我们道义上的优越感。
关于徐陆因缘的来世今生,公论婆说已多。现下的几部陆小曼传,虽然把她当作主角,仍不免朝“死”里、更由志摩之死来看陆小曼,或者把她夹在林徽因与张幼仪之间,仍不免被压抑的。她在上海的生活,挥霍无度,日夜颠倒,尤其是被一再提到的那个 “暗房”,“总是阴沉沉地垂着深色的窗帘”(何灵琰语),她在里面吸大烟,更有一个神秘“好友”翁端午,魅影般出入其间,虽然比不上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却也够“妖魔”的。
这里忍不住再说几句,是读了小曼仅存的小说《皇家饭店》,颇有感触。故事写抗战期间沪上一小家庭,夫妻恩爱,与一老母、两个孩子,贫困而安乐。然而小儿二宝突然病危,一时拮据无告,妻子婉贞应征为皇家饭店女职员。小说细细描写她在饭店里所见所闻,形形式式的女子,拉皮条、拦恩客,无非是卖笑生涯,遂撕破不夜城中皮肉市场之一幕。当婉贞明白在店里做个女职员,也难免要出卖色相,于是决然离去。
这篇小说写于一九四七年,应知名女作家赵清阁之邀,收入其主编《无题集》──现代女作家小说散文集,皆一时之选。陆作稍稍舒展其文才,尤其是写婉贞在饭店中经历,套用一九三二年嘉宝主演的《大饭店》 (Grand Hotel)。这部电影犹如 “群英会”,集中当年好莱坞明星,各各争奇斗妍,展示风采。在小说里却是群魔乱舞,个个为金钱出卖肉体和灵魂,然而由此衬托出婉贞的心理变化,细腻动人。赵清阁对《皇家饭店》的思想内容大加赞赏,认为 “揭露了孤岛时期上海妇女的悲惨命运”。这么说是不错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对于理解陆小曼别有意蕴。
明知出入 “夜生活”“太危险”,但婉贞是救急,万不得已为病危的小儿抓药钱。她的心理起强烈冲突,二宝是中心。最后毅然离职,钱还没赚到,那二宝怎么办? 她想过这一点:
她愈想愈害怕,她怕她自己到时候会管不住自己,改变了本性,况且生死是命,二宝的病,也许不至于那样严重,就是拿了钱买好了药,医不好也说不定,就是死了──也是命──否则以后还会再生一个孩子的──她一想到此地她的心里好象一块石头落下去,立刻觉得心神一松。
她的断然离去引起伦理上的问题。如果二宝果真死了,那是婉贞为保全自己的“本性”而付出的代价,所谓生死由命毕竟有欠说服力,眼睁睁牺牲这样一条小生命,母心何忍!这也引起一种写作的伦理问题。在一九四〇年代末,如果是一位进步作家,对这结局会作另一种处理:婉贞既未能保全本性,更不能保全家庭,唯一的出路就是受压迫妇女团结起来,同万恶的社会作斗争。如电影《丽人行》中对纱厂女工金妹及其它女性的描述,即为此例。
看上去小说所表现的是能为“贤妻” 而难能为“良母”的伦理困境,然而写到这里戛然收煞,寓意深长,所凸显的与其是伦理的评判,勿宁是婉贞的思索及她的选择。这更像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式的困境,任何选择都会给人生带来缺陷,但主人公自觉其所作的选择,且为之承担后果。
像这样写一个普通的都市女性是很特别的,这样陷于伦理的困境,也何尝不是陆小曼自己一生的隐喻? 不管是洒脱、是沉重,尽在于一己的担当和承诺,在于一己内心的安宁,至于其它飞短流长,似属多余。正如婉贞所昭示的,她已经 “想明白了”,“心中很快乐”。
二〇〇四年初稿,二〇〇八年七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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