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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晋夫人张颖谈乔冠华
“为亲者讳”，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编造谎言来掩盖真实就不是君子所为了。历史必须真实，客观事实永远是客观存在的。近几年来我不断阅读有关乔冠华的文章，也不断思考。现在我写下我亲历的点点滴滴，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引自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 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备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龚澎在1940年春夏之时认识 ...... 说到老乔，她（龚澎）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的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老乔这毛病也不易改掉。 ...... 1967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 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 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维特克的访谈记录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维特克的访谈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十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周总理病中挨批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让他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时间非常紧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在外交部也是少有的。我们在9月份离开北京到达渥太华，准时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朝夕想要打倒周总理而达到夺权目的大好时机，江青等趁机批判周总理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周总理虽严厉责令外交部多次自我检查，但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近两星期，据周总理的保健大夫回忆那段日子，周总理当时正身患重病，而批判会有时通宵达旦。周总理日夜思虑，疲惫不堪，使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暗自伤心落泪。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1983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1974年1月25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批林批孔的万人大会，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是重点对象，被当场指责以至辱骂。大家眼看周恩来要被打倒了。1974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欧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1970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1974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最后一次和乔单独谈话 我们在加拿大任职期间，加拿大特鲁多总理对中国很友好。我们曾陪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过中国。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里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颇大。我们使馆的工作也十分忙碌，在那里我们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十分努力，也谨言慎行。文晋的同胞弟弟，留居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30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从纽约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三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同在）。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以表示告别，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使得已是美国人的弟弟夫妇二人大惑不解。弟媳感到好奇，悄悄地询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因此在国外工作中更是大事小事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几乎是日日不断。 尽管如此，那时外交部的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呵！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 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总理病逝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同志在机场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在当天去世。人民为这一不幸的来临所震撼，整个北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在寒风凛冽中，我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长的队伍与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这都是周总理办公室特批的。而外交部的同志们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这是因为“四人帮”严格限制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并规定各单位不许举行任何悼念活动，甚至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建国初期周恩来曾兼任外交部长多年，和外交部许多同志不仅熟悉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大家认为不允许悼念的做法不合情理，都非常反感。还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行小规模的悼念。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对多数同志的要求置之不理。记得有一次驻国外大使馆回国学习的大使和参赞们在学习会上，全体一致要求在内部分别举行追思悼念活动，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领导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还引发了心脏病被送往医院。 周恩来总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加高压十分愤怒，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自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4月4日当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长亲自打电话，当即引起我的愤怒，回答说：我什么地方没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却感到悲哀，人怎能变成这样！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 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不发言。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人帮”垮台了，乔还能当部长吗？这是怎样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无处分，就是不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罢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和乔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所以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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