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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与龚澎往事(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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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1:23:43 | 显示全部楼层
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女大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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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1:26:2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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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1: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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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1:37:1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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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1:4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未名湖畔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北国。清澈的湖水,美丽的塔影,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燕园不大,却有一番别致的景色。大学时代的日子是珍贵而美好的,在未名湖畔,母亲如饥似渴地学习。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校内八百多学生中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少数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的华侨。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是燕大的创始人,他以几位军阀的后花园为基础,建成了这所中国北方最大的美国私立大学(后来与北京大学合并)。根据有关规定,从1932年起,中国教育家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校长改任教务长,但他始终大权在手。珍珠港事件前,他利用美国与日本尚且维持外交关系的便利,在校内掩护了许多进步教授和学生。
当时燕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司徒雷登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主张西学东进开明办学。由于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国民政府对这里的控制相对松散,燕园里学术空气活跃,言论、集会比较自由,学生们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按今天的话说,学生们除受到良好的科学文化教育外,还得到了德智体全面的发展。


不过,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燕大的学费是很高的,每年的学杂费加在一起要150银元左右,比清华大学的费用要贵出许多,大户人家对这笔钱是不在乎的,可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讲,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母亲清楚,家里能够支持她们姐妹二人都来燕大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上海报考志愿的时候,姥姥就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如果你想上最好的学校,那就自己努力吧!
燕京大学对各科的成绩要求很高,家境不富裕的子女要想进入这所学校就读,首先要在直考中闯过难关。如果取得优异成绩,就有资格申请到校内颁发的奖学金了,不仅能完成学业,还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
在历史系,母亲每学期都以名列前茅的分数获得安徽省籍的优秀学生奖学金,只有一个学年没有拿到名次,母亲心里非常难过,下决心以后再不让家里为她操劳了。接下来的整个学期,母亲都在埋头苦战、拼命读书,连话都很少讲。第二年,她又争取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区棠亮阿姨(原中调部副部长)是妈妈燕京高一届的同学。1933年秋天,新学期即将开始,大姨龚普生约她一起去前门火车站接母亲。刚下火车的母亲显得很潇洒亮丽,大家都喜欢她。母亲为人随和,课余她时常与学友兼老乡棠亮阿姨一起在宿舍烧广东菜吃。
母亲是一位待人热情、开朗活跃的学生,她与各系同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对新生,她总是给与多方关照,使他们很快融入到校园中。杨公素伯伯(原名佘贻泽)1935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来到燕京政治学院读研究生,那时母亲已是燕大三年级的学生了。在学生们自发的欢迎会上,母亲对这位新来的学长说,请你一起参加我们欢迎新生的大会吧!为了让新来的同学尽快了解历史悠久的北平,母亲和几个高班学生还在周末作向导,带着他们游览故宫等名胜古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燕大的平静,到母亲入校学习的时候,燕园之内已不再是单纯的读书声,各年级组成了多个小组会,大家讨论着"民族战争中学生的任务","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的"等与时政相关的题目。
1935年5月,同学们改选了原本并不引人关注的学生自治会。进步学生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通过,张兆霖任自治会主席,龚普生任副主席,陈当选文书,王汝梅(黄华)当选执委会主席,陈翰伯担任膳物部部长,龚维航为财政部部长。
新学期开始后,自治会为同学们办了几件漂亮的事情,还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事实座谈会"和"东北座谈会",由于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参加开会的同学越来越多,母亲也从中得到许多锻炼。
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日军不断寻衅滋事,北平风雨飘摇。日本通过《何梅协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省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从北平撤走了。街头上常常有横冲直闯的日本宪兵,到处是日文书、东洋货。不久,日本人占据了丰台火车站。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起来!"
一批进步学生聚集在北京西北郊的樱桃沟,在一块巨石上刻下了"保卫华北"的誓言。这四个巨型的大字至今仍屹立在丛林之中。
10月22日,燕大学生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向正在南京开幕的国民党第六次会议发出电文,请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学生会根据这个提案还起草了一份要求民主的宣言草案,得到北大、清华等九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响应,共同发表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改治的联合宣言。
当时,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在燕大开展了许多秘密活动,母亲和一批进步同学时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斯诺夫妇刚刚从城里的煤渣胡同搬到海淀郊区一所农户的住房。在那里,大家一起讨论着时政和斗争的方案。
经常在斯诺家中聚会的有:北大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俞启威(黄敬)、清华的姚克广(姚依林)、还有燕大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龚普生、龚维航(龚澎)、陈翰伯等人。当时,大家以"燕大几个学生"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大家忧国忧民的想法。斯诺对学生们说,我认识宋庆龄,我负责把这封信交到她的手中!几天后,这封信经由史沫特莱女士到上海亲手交给了宋庆龄,并且,她还带回了宋庆龄给同学们亲笔签名的英文信。宋庆龄在信中说,"我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为了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12月初,国民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两天以后在北平城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8日晚,学生会在燕园的贝公礼堂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学生大会。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第二天的活动。母亲积极参加学生动员工作,杨公素伯伯后来回忆说,"一二·九"前一天,龚澎找到我和几位熟悉的同学说:"今晚半夜起来,有重大活动!参加我们的行动吧!"


北平的老百姓都亲眼看到了12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大事,可北平各大报纸却没有登载任何报道,只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压了当天的新闻。
为了驳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歪曲报道,让外国记者们更多地了解"一·二九"学生运动真实的情况,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财务部长龚维航(龚澎)主持。
在记者招待会上,她们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呼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抨击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
到会的共有十名中外记者,其中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人兼主笔J.B鲍威尔、《合众社》记者麦克·费西(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处长)、《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法新社》记者、斯诺夫妇、《亚细亚》杂志、天津《华北明星》报、《大学》杂志等报刊都纷纷派出记者前往现场采访。

那时的中国很少有记者招待会,更别说是由北平学生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了。虽然母亲和大姨那时并没有从事这方面活动的经验,但是她们有许多愤怒和不平要告诉全世界,她们有很多话要说。


斯诺夫妇非常热情,他们帮着招待来宾,同时还把外国记者一一介绍给中国学生。斯诺夫人海伦对母亲说,你们亲口对他们讲,胜过我们说一百句。
在会上,母亲和大姨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介绍了"一二·九"当天的情况,并且说明了她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

虽然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但她们表述的是中国人民爱国的心声,这正义的感情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和勇气,加上平时熟练的英文基础和对当前形势进行的深刻分析,记者招待会获得圆满成功。母亲的机智、敏锐和出色的口才给到会的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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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1:43: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二·九"运动以后,燕大呈现出一片崭新的精神面貌。
母亲担任了学生自治会新成立的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她积极策划开展了许多工作。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宣传处(内设对外宣传组、出版组等五个组)。其中的对外宣传组有16人参加。学生们负责给国外青年团体和著名大学的学生写信,在交朋友中宣传抗日。此外,他们还要用英文写稿报道"一二·九"运动,并且向国内外英文报刊投寄。不久,母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4)
1936年1月,部分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一个多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个取缔北平学联的通知,军警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学校里逮捕了200多名学生,学生运动进入低谷。
1936年初春,母亲经燕大同学陈(陈矩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是福建人,燕大毕业后奔赴延安,解放后曾担任刘少奇同志的秘书。
当时党组织十分需要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队伍,至1936年上半年,党团支部发展迅速,形成了校内革命活动很强的骨干队伍。燕大第一任支部书记王永琪(王明远)回忆了燕大党支部建立的经过:在"一二·九"开始的时候,一个深夜,燕大学生陈在燕大图书馆后面的广告牌前找到了正在贴秘密传单的清华同学姚依林。第二天陈对姚依林自述了自己曾于1930年在福州参加过共青团,现在找不到关系。姚依林便把他介绍给周晓舟,当时地下党非常需要新生力量,陈很快被吸收为党员。第二天陈就发展了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又发展了王永琪。1936年2月,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之后,燕京大学成立了党支部,由王永琪担任书记。陈是西郊区委书记,他和文书都不参加燕大党支部。不久,陈又吸收几个学生会的领导人入党,由上级直接领导,也未编入燕大党支部。①
当时校内各年级都有党、团员和民先队员,以1935年入学这一届人数最多。柯华(原驻英国大使)回忆说:"回想'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龚澎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不久前我碰到一位比母亲低两届的校友,当年也是参加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后来随丈夫远赴国外,这位年逾九旬的长者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龚维航怎么样了?可见当年印象之深。
传播《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
燕京大学有一批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母亲的成长和影响很深,如众所周知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至1935年他是新闻系担任客座讲师的外国记者之一。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则在校内旁听哲学与美学等课程。斯诺对待学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用启发式教学,不久,很多学生都成了他的朋友。
福斯特·海伦是一个能干而热情的人。斯诺在他的文中形容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是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罕见的结晶"。
母亲很快结识了斯诺夫妇,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时国民党军警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因此,斯诺夫妇的家就成了相对的安全岛,进步学生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看不到的"禁书",比如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深受欢迎的书籍,还可以听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以外的声音。
斯诺夫妇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痛恨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心,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并且时常为他们提供庇护。斯诺做专职记者后一直保持着和学生们的来往。那时,他家已从燕园附近搬到城里东便门附近的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这是一座布置得古色古香的房子,此时与他们合住一个院子的瑞典人经常不在家,这为学生们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


1937年3月的一天下午,母亲和赵容声、柯华、陈龙、王向立、朱邵、李执、郑怀三、靳明等二十多名同学课后相聚在夏仁德教授家中的客厅里,大家听了埃德加·斯诺介绍的陕北苏区之行,并且首先看到即将问世的《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
埃德加·斯诺在书中写道:"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那些清新生动的文字和图片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该书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传遍全世界。1938年由董乐山在上海译成中文以复社名义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中译本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此后斯诺夫人海伦再次采访延安,撰写了《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文版译为《续西行漫记》。
斯诺夫妇向同学们展示了二百余张陕北照片,还为他们放映了在延安拍摄的小电影。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封锁,人们很难看到解放区的真实面貌。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解放区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天地呢?在斯诺家的小小银幕上,母亲第一次看到了生气勃勃的延安和兵强马壮的红军,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神采奕奕的形象,她仿佛来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呼吸到一缕清新的空气。
会后,母亲向斯诺夫妇借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并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打印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开始在燕大同学中传阅,而后在北平的各大中院校传阅。可以说,她是第一个把《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并在学生中传播的人。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刊出的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母亲和大姨,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
《红星照耀中国》对帮助当时青年学生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此前后,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都先后奔赴了延安,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持续了一生。
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
这一时期也是母亲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阶段。

1937年初夏,母亲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利亚女中教授地理课,并以此为掩护,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进步学生中开展地下党活动。


1938年初,母亲和同学们带着简单的行装悄悄离开了上海,她担任了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在途经香港的时候,正巧在街上碰到了大学同学区棠亮。棠亮阿姨向母亲诉说了自己一直想去延安的心愿,并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母亲热情地欢迎她一起上路。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心中充满了激情。在路上,大家一边唱着救亡歌曲,一边憧憬着向往的解放区是什么样子。风尘仆仆走了近半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大家又乘车到达了延安。
对母亲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之后才开始的,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异常艰苦的,这里的一切都与大城市截然不同。当初,和母亲一起出发、同时到达陕北的几个人都对解放区怀有一种浪漫的激情和向往。可对于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洋学生"来说,要真正扎根在这贫瘠的环境中,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与农工民众一起献身革命,决非轻易之举。面对严峻的现实,和母亲同到延安的同学中有人犹豫动摇了,有的人又辗转投奔到了国统区大后方。
母亲坚定地度过了生活关,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她和另外两名同学毅然留了下来,棠亮阿姨在西安办事处成为林伯渠同志的秘书,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解放后,棠亮阿姨的父母还像当年一样,经常招待女儿的学友一起品尝他们亲手做的肉粽子。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爸妈带着我和哥哥到他们家里聚餐,大家围坐在庭院的小桌旁,尽管条件简陋,菜肴是以素代荤的"人造肉",主食是玉米面和红薯面做的,可端上来的每样食品都是地道的广东口味。老人在我们身旁忙碌着,把自己制作和贮存的美味一盘盘端出来招待大家。看着大家有滋有味地吃着,阿公阿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的爸妈都成了他们眼里的大孩子。
母亲受过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她有温馨的双亲和家庭,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更没有被逼婚和逃婚的事,她完全有条件选择另一条道路,继续在上海教书,守护在父母身边,将来嫁人过一种更为安逸的日子;作为燕大历史系的高才生,她也可以选择出国深造,做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可是她却偏偏放弃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而选择了让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的艰辛坎坷之路。





母亲奋斗了一辈子,身后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没有财产,没有房屋,甚至连相片也很少,年轻人对她的名字已经陌生。妈妈,你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呢?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广东海丰县有一位革命前辈名为澎湃,他出身富裕家庭,却毅然放弃了眼前的富贵生活而投身革命事业。后来不幸被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临死前英勇不屈。早年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母亲很敬佩他的为人,在奔赴延安的时候,特意把自己学生时代的名字更改为"龚澎"。我想,这也反映了母亲年轻时的追求和她对人生价值观的理解。
20世纪40年代初,母亲曾经在打字机上直接用英文写过一本自传体的书稿。文中描述她少时在家中的和睦生活,学校里难忘的日子,年轻时到延安和太行山的经历,一直写到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
母亲对家人对朋友感情深厚,情意浓浓。文章的开始部分就谈到她为什么离开敬重的姥爷和姥姥,放弃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而参加革命,对她来说,舍弃这些需要巨大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来自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当她看到祖国大地哀鸿遍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深感为人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利益和得失,她要勇敢地担负起解救民族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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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晋夫人张颖谈乔冠华


“为亲者讳”,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编造谎言来掩盖真实就不是君子所为了。历史必须真实,客观事实永远是客观存在的。近几年来我不断阅读有关乔冠华的文章,也不断思考。现在我写下我亲历的点点滴滴,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引自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
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备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龚澎在1940年春夏之时认识 ...... 说到老乔,她(龚澎)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的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老乔这毛病也不易改掉。 ...... 1967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 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
    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维特克的访谈记录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维特克的访谈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十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周总理病中挨批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让他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时间非常紧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在外交部也是少有的。我们在9月份离开北京到达渥太华,准时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朝夕想要打倒周总理而达到夺权目的大好时机,江青等趁机批判周总理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周总理虽严厉责令外交部多次自我检查,但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近两星期,据周总理的保健大夫回忆那段日子,周总理当时正身患重病,而批判会有时通宵达旦。周总理日夜思虑,疲惫不堪,使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暗自伤心落泪。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1983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1974年1月25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批林批孔的万人大会,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是重点对象,被当场指责以至辱骂。大家眼看周恩来要被打倒了。1974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欧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1970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1974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最后一次和乔单独谈话  
    我们在加拿大任职期间,加拿大特鲁多总理对中国很友好。我们曾陪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过中国。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里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颇大。我们使馆的工作也十分忙碌,在那里我们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十分努力,也谨言慎行。文晋的同胞弟弟,留居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30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从纽约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三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同在)。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以表示告别,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使得已是美国人的弟弟夫妇二人大惑不解。弟媳感到好奇,悄悄地询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因此在国外工作中更是大事小事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几乎是日日不断。
    尽管如此,那时外交部的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呵!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 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总理病逝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同志在机场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在当天去世。人民为这一不幸的来临所震撼,整个北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在寒风凛冽中,我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长的队伍与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这都是周总理办公室特批的。而外交部的同志们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这是因为“四人帮”严格限制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并规定各单位不许举行任何悼念活动,甚至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建国初期周恩来曾兼任外交部长多年,和外交部许多同志不仅熟悉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大家认为不允许悼念的做法不合情理,都非常反感。还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行小规模的悼念。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对多数同志的要求置之不理。记得有一次驻国外大使馆回国学习的大使和参赞们在学习会上,全体一致要求在内部分别举行追思悼念活动,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领导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还引发了心脏病被送往医院。
    周恩来总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加高压十分愤怒,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自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4月4日当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长亲自打电话,当即引起我的愤怒,回答说:我什么地方没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却感到悲哀,人怎能变成这样!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
    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不发言。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人帮”垮台了,乔还能当部长吗?这是怎样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无处分,就是不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罢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和乔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所以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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