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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山特稿:春节记忆与习俗(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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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2 11:08: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夺标 于 2016-2-12 11:12 编辑

国企子弟忆春节:家家户户灌香肠,却有一半送小偷

肖一之

2016-02-06 11:43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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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一临近,我妈总会忧心灌香肠做腊肉的问题。小时候过年流行亲戚们请吃“转转饭”,从年初二开始轮流请客,一直吃到初八按按肚子松松皮带上班去。我家亲戚多,过年请客能来五六桌人,不提前准备好足量的香肠腊肉风干鸡当凉菜,请客当天我妈在厨房里跳得再快也忙不过来。慢慢地大家下得起馆子了,麻将和二七十牌等等国技省技又死灰复燃了,过年还是能偷懒就偷懒,有时间做饭不如多打两圈牌,转转饭自然也就转不动了。不过香肠还是要灌的,腊肉也还是要做的,要不算什么过年。再往后家里人越来越少,除了假期只有爸妈在家,我妈灌香肠做腊肉的热情也就越来越低,香肠腊肉也越来越成了年节的点缀而不是值得期待的食物了。

最近这两年又赶上世卫组织把腌腊食品打入致癌食品的行列,越来越惜命的人连吃都要费一番斟酌,更遑论自己动手了。就算在四川,灌香肠做腊肉的手艺如今也只在菜市场可见了。说起灌香肠,家里人都是一副舍不得的样子,似乎不灌香肠就是年将不年了。其实如果把大灌香肠视为年节的一道仪式或者民俗,恐怕和自古以来扯不上太大关系。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一个人一个月就那么几斤肉,想要年底灌香肠,要不得素上几个月,要不就得想办法托关系额外买肉,大灌香肠的盛景实在难寻。只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计划经济的物资短缺中释放出来的激情再加上远远没有完备的食品市场,才让大规模自己动手灌香肠成为了年前一景。我家在工厂,工人阶级那个时候还捧着铁饭碗,有的是时间、手艺和物质条件,自然也就把灌香肠发展到了工业化生产的高度。我家记忆里年节灌香肠的盛景想来其实是地方国企福利生涯的最后一次高潮了吧。


如今已经废弃的工厂,当年“大灌香肠”的“秘密场所”(图:肖一之)

试图把灌香肠做腊肉推导成“有狗那年就有的”悠久传统的大有人在。大学里有个美国外教,两口子都热爱散播福音,我们那个时候没少用无聊的夜晚换取他们宣讲神的爱意和免费的披萨。许是为了显得专业,老头经常假冒人类学家吹嘘自己见多识广,挖掘人类社会共同的法则。英语系大一有门叫做《英美国家概况》的睡觉课,教材里提到了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老头吹自己当年去保留地看到印第安人依然把猎物制成肉干,说这是古老民族的危机意识,随时不忘储备食物应对灾荒。

“中国人也一样,这都是古老民族集体记忆里的法则。你们经历了太多的饥荒,现在还是会大量囤积食物。我第一次去成都就看到了,家家户户都在阳台上挂满了干肉。”

大爷,那叫过年。


挂着的腊肉香肠(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香肠腊肉的起源多半和过去缺乏鲜肉保鲜技术不无关系。没有冰箱的年头最多也就是把肉挂在井里放个三两天,可是肉一多,尤其是年前杀过年猪的时候,一头大肥猪被剔成了骨山肉海,要还想放井里,半片猪往里一塞那水还喝不喝了?小时候回农村老家看杀过年猪,最有冲击的时刻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猪血从脖子哗哗喷涌之际,而是最后面对拆好摆满一院子的热腾腾的肉。此时的猪已经彻底摆脱了生物属性,每一部分闪耀着的都是作为食物的可能性,拱嘴、猪脑壳皮、耳朵、槽头肉、背柳、正排、五花肉、泡泡肉、肘子、猪蹄、坐墩肉、尾巴杆,再加上剔光肉的筒骨,全副猪下水和整整一大脚盆的猪血,立身其间满心想的都是,吃,吃,吃。奈何平时再缺肉也没有说一次能吃掉一头猪的,吃饱饭抹净嘴上的油,还是要头疼如何把过年猪吃到年后的问题。幸好四川从来不缺香料,盐腌上抹好香料风干,半片猪也不过就是藏进谷糠里的十几块腊肉而已。而香肠,最初多半是为了解决剩下的边角料和下水,慢慢才进化到了需要讲究是前腿肉好还是坐墩肉(后臀肉)好的高级年节食品——小时候回家过年吃香肠的时候都要放尖了眼,吃到最下等的心肺香肠的只能自认倒霉。

阳台上挂上了一串串香肠腊肉,附带几只努力扩开胸口的鸡,记忆里过年的样子就该是这样。工厂里大家都住单元楼,那时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老大哥们还没有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工龄一起卖掉,贴春联糊门神挂灯笼这样的封建习俗不多见,香肠腊肉既是食物也是节日的点缀,当然还是各家各户挣面子斗家底的舞台。自己动手灌香肠的高峰期是1995年前后。那时候厂里还在向东南亚出口水轮机调速器,还有一排一排的手扶拖拉机排队从车间开上大卡车,年底奖金发得干脆利落,市面上物资也不再短缺,家家户户都有余力全心过年。


图片来自网络

灌香肠做腊肉须得等到腊月里,温度稳稳地落在了5摄氏度左右,一年到头湿气蒸腾的盆地稍微干燥一点了,这时节就是准备腊味的好时机。到腊月里,厂里的妈妈们就坐不住了,每天去菜市场的时候都得看看猪肉的价钱,盘算一下需要准备多少肉,得在肉价被灌香肠的人潮哄抬上天之前先把肉买到手。厂里的家属区在坡顶上,每天回来从下往上走各家阳台一览无余。只要有了开头的,不出几天就是祖国山河一片红,香肠腊肉随风动。挂在阳台上的腊味,自然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家一户的食物。灌多灌少,川味广味,乃至配料做法灌香肠的工具,工厂社交圈都得品评一番。

香肠是最容易出新的地方。吃惯了麻辣的,会灌五香和广味的就自觉高人一头。满地都是灌肉的,灌猪肚肥肠的自然与众不同,然而在会灌排骨香肠的人面前他们都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炫耀今年要过个肥年的最佳时刻,是从菜市场往家里搬肉的时候。好几十斤肉拎起来走路都要打偏偏,走三步歇两步,见到熟人赶紧打招呼。

“割肉去哇?”

“啊,你都割回来咯。耶,今年可以勒哈,整这么多吃得完哦?”

“有啥子吃不完勒喔,屋头人多,还没开年就要弄干净。”

起初灌香肠没有专门的工具,切一大脚盆的肉把料拌好,挽个铁丝圈子套上肠衣可以灌,找个大漏斗用擀面杖塞肉照样也行。没有漏斗也没事,找个啤酒瓶子,沾了酒精的棉线绕几圈,烧一会往冷水里一扔,齐齐地断开这不也是个漏斗嘛。

然而最能体现工厂特色的无过于熏这个环节。因为此时还没有看准了商机提供代灌代熏一条龙服务的商贩,想吃熏过的香肠腊肉也得自己动手。到了熏腊味的时候,在厂里的各个角落里都会悄悄出现熏肉的炉子。我从来没见到过是谁最先把炉子搭起来的,但是熏肉炉子就好像工厂机体上定时分裂出的碎片,到了时候就一定会出现。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不在,第二天早上,一个用氧乙炔焰(友情赞助:铸工车间)切掉桶底,开了烧火口的空汽油桶(友情赞助:库管)就戳在那里了,桶子下面的地上掏个洞,讲究点的用黄泥砌个炉台,这就是熏肉的炉子了。去翻砂车间做砂型木模的地方弄一袋锯木屑,偏僻地方的柏树上掰几个大树杈,再带上吃完红橘扔在窗台上晾干的橘皮或者吃甘蔗的时候削下来的蔗皮,熏料就收集好了。在炉子上横着架几根大木棍,把要熏的香肠腊肉挂上,顶上再扣上从技术科要来的晒废了的蓝图,周围用绳子系上,熏肉的准备这才算齐备了。架几支大柴点上火,火苗子蹿起来以后把柏木枝子一扣,撒上锯木屑蔗皮和陈皮,时不时地捅一捅别让火熄了,熏几个钟头香肠腊肉里就钻进了柏木香。自制香肠腊肉的高潮时刻,熏肉炉子都是一家用完下一家接班,昼夜不歇火的盛况赶得上大炼钢铁。

奈何工人阶级也不是全能的,灌香肠做腊肉也有出了纰漏的时候。配料没弄对,咸了淡了,太辣太甜,只要没有因为腌料太少变了质,今年总还是有的吃。唯独碰到两件倒霉事这个年都要过不舒心的。一是熏肉的时候神游火烧大了,要不就是挂肉的时候没放好,总之熏着熏着哗啦一声好几百块钱的肉就掉火里了,纵然手快抢出些来,总免不得有熏肉做了烤肉的,过年请客盘子里的香肠少不得要切得薄点了。


工厂(图:肖一之)


工厂(图:肖一之)

熏肉变烤肉好歹还是吃到了嘴里,最最令人跳脚的是辛苦一场弄好的香肠腊肉便宜了贼。阳台上挂上肉那天起,住在三楼往下的人家晚上睡觉就得警醒些了。工厂家属区和后山就隔一道不高的墙,高来高去的贼人一个助跑就能上了墙,然后顺着水管爬上阳台就能置办年货了。年年大家都小心防备,年年都有遭了贼的,最离奇的是有家人遇到了良心贼,东西还给留了一半,在门上贴了个条,“一人一半,大家过年。”

工厂里自制香肠腊肉的高潮和工厂一起在1997年以后走了下坡路,哗啦一下产品就卖不出去了,开不了工,一个月就只有几十块钱的基本工资,那年春节,几乎家家阳台上都只剩几根残肠几片断肉应景。

等大家都缓过来了,菜市场已经有了香肠腊肉一条龙服务,我妈也找不到几个分享制作心得的对手了,只好空怀屠龙技兴叹,一下午灌过50斤肉香肠的人,现在也只好一天灌个10来斤练练手,今年更是彻底封了刀。

幸好还有我来传承技艺。在朋友的撺掇下,明明写不出论文应该努力的我却被勾起了关于香肠的回忆,食指大动,愣是自己灌起来了香肠。7斤肉,按1斤肉3钱盐算共需105克盐,大概6大勺,花椒面3大勺,辣椒末5大勺(浇一点热油这样颜色红亮),姜水一小碗,烈酒2两,四分之一杯冰糖碾碎,在盆里揉匀腌两个小时,然后用漏斗用可乐瓶子或者用机器灌都可以,分节,用棉线把分节的地方系紧。拿针或者牙签把香肠上的气泡戳破,然后就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两周左右就可以吃了,没晾干蒸出来会散,只要温度合适,多晾几天更保险。


自制腊肉香肠(图:肖一之)

以上配方仅供参考,如果做出来不好吃,那一定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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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2 11: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朝人如何过新年:群臣元日朝会,百姓互道“万岁”

朱红

“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这是五十三岁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772—846)写给同僚的诗句……


辞旧迎新之际,诗人特别感受到时间的迅疾如快马流星,扬长而去;幸而新年正月里假日频频,友朋相聚的快乐,拂去他感时伤怀的些许惆怅。


白居易的新年假期究竟有多少呢?依唐制,内外官吏在节日都有休假,譬如唐玄宗时期就规定,元正和冬至各给假七天。这七日的安排,似乎与现在自除夕开始休息不同——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说:“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意思是新春元正的假期从除夕前两日开始,而到正月初四结束。



敦煌本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的贺正冬启


郑余庆大历年间为进士,曾经四朝而居将相之任,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曾为宪宗拟过给郑余庆的诏书,称其“累居衮职,时谓尽忠”。后者领衔修撰的《吉凶书仪》大约成书于元和年间,该书汇聚了诸多高门士族的家礼,其中还采集时俗,是当时一部通行的礼仪书轨。白居易的生活年代,正当该书的流行时间,因而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中“节候赏物”、“祠部新式”等内容,可以反映当时真实的节假状况。


由此书仪可知,元旦新年之后,唐人的假期接踵而至的还有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更不用说依常例,官员及其下属每十天便有一日休息的旬假了。难怪白居易在诗中感慨:“闻健此时本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岁酒的醇香中飘散着春天的气息,作者新年里的闲适生活与喜悦心情,于此可以感受一二。


元日朝会,四方来贺


在长安城内,新年的宫廷是一派肃穆而忙碌的景象。元日又称三元,被认为是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在古人的时间序列中,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说的就是元日朝会的情形。“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众官员拂晓即已按品阶方位列队等候,烛火通明的仪仗有“火城”之称。根据唐代礼部的规定,元日朝会在太极殿举行(后在大明宫的含元殿,东都洛阳则是在乾元殿),殿上陈设礼乐、历代宝玉、车乘,仪仗庄严。皇帝衮冕临轩,皇后、百官、朝集使以及皇亲国戚都着朝服一同参加。仪式的过程中,包含了皇太子、诸公的献寿礼仪、中书令上奏地方的贺表、黄门侍郎奏祥瑞吉兆、户部尚书奏诸州的贡献之物,礼部尚书奏诸蕃的贡献等等内容。


四方恭贺的诸多礼仪不仅是对新年的美好祈福,更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中央对地方所拥有的控制权力。香烟燎绕的殿堂上,天子俯视的目光一定曾穿过殿前的诸多臣僚,投射向遥远的天际——朝霞映衬下,第一缕阳光喷薄而出,耳边的声声“万岁”,仿佛随着这新的光明,穿越了层层朱阙,撒向大唐的广袤疆域。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正日临朝》诗所展示,新年伊始,他心潮澎湃: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赫奕俨冠尽,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


天子的雄心与骄傲,跃然纸上。对于来朝的“百蛮”与“万国”,李世民不仅有诗中所展示的车同轨、书同文大国君主的威严,还有和风旭日般的关怀。



唐太宗


据史书记载,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对侍臣提到:听说来朝的都督、刺史等到京城后,只能租赁房舍与商人杂居,既于礼不足,生活上也想必人多不方便,于是十七年下诏,命令在京城内各坊中,为诸州的朝集使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太宗亲自去察看。这些诸州邸舍后来虽然因饥荒残毁而被卖出,但到唐德宗建中二年的时候,朝廷同意户部请求,以官宅二十所分配给诸州的朝集使,解决住宿问题。


事实上,地方诸道为元日贺正,往往在十二月就已遣使到京,但是觐见与否,以及所进的贺正表送省司时间前后有别,导致出现种种于礼不合的混乱情况。所以唐玄宗曾下令,所有贺正使都应在元日这一天随京官一起参加朝会拜见,他们的贺正表也直送四方馆,在元日仗下后同时呈上。


在现存的唐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曾任福州刺史的裴次元所写的《贺正进物状》:


臣伏以青阳发春,肇宝历于兹始;元穹降祚,仰圣寿而维新。正殿向明,班行承庆。顾臣等守土,列在东隅,空怀捧日之心,望云何及;独阙称觞之礼,鸣佩无因。瞻九重而在天,空倍情而增恋。前件物及衫段宣台卓座等,礼不惮轻,物斯展敬。节当有庆,用申致贡之诚;情苟为珍,愿比负暄之献。臣某不胜感恩忭跃屏营之至。


所谓“东隅”,即指裴次元所在的福建,从文中“空怀捧日之心”、“独阙称觞之礼”来看,他没有出现在新年元日的朝会中,而是遣使贡献衫段等礼物,在贺正状中通过文字表达了地方对中央的忠心臣服。


这种礼到人不到、上表皇帝祝贺新年的情况在当时应该比较普遍,所以郑余庆的《吉凶书仪》所收录的贺正表也是如此,称“元正启祚,万物惟新……臣滥守藩镇,不获随例称庆阙庭,无任恳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新年贺辞,互道“万岁”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唐代的假宁令,还是书仪,其中的新年元日与冬至这两个节日常常并列而言。公元838年,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路经扬州,他记述当时的冬至“此节总并与本国正月一日之节同也……皆有贺节之辞”,说的正是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无论贵贱,官员或百姓都遵礼相见拜贺。


这里提到的贺节之辞,不是书面语,而是指人们道路相逢,见面时的节日说辞。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有“逢迎拜跪迟”之句,这种新年里见面拜贺的礼仪,根据圆仁的记录应该就是指“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逢人拜年则需要右膝下跪,大约白居易也有些吃不消,所以才会发出“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衰”的感慨吧。


至于唐人新年时所说贺辞,也正因为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我们可以从圆仁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新年的元日,僧家俗人也都是互相致辞礼贺的,譬如见相公,应当说的就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相公尊体万福”之类的吉祥话。这种新年贺语,不仅通行于大唐官民之间,甚至连当时来唐居住的新罗僧人也如此。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圆仁到山东文登赤山法花院寄住,此地处于山东半岛的尖端,与新罗隔海相望,当时是新罗人聚集之地,除夕“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旧唐风也。”可见,入乡随俗,那些新罗僧人拜年之际,口中念念有词的,正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等语。


圆仁自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渡海抵达唐土,为求佛法跋涉多地,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据其九年间所见所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圆仁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唐人生活细节。


他初到扬州这一年的除夕,只见“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圆仁在记叙此前冬至节俗的时候就说过,俗家寺家都各自储备了美味膳食,百味总集,随人所乐,元日情形一样。


这种迎新的方式,早在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里就有说明:“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新旧交替的时刻,爆竹的脆响,驱走人们心中的不顺,彼此互道的“万岁”声声,则是唐人对时光延续的虔诚祝福。而当时的长安,多元文化交融,彼此影响,四方商旅辐辏,东西两市车水马龙,节日里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据唐代笔记说,长安市里的风俗,每岁元日以后,各个业者依次互相邀请饮食,称之为“传坐”,故事就从东市的笔工赵大按顺序坐东展开……在美食的包围中,这种新年的餐聚,可以见出唐代商业分工之细密与民间社团组织的初显,而节日,因此更具人情的温暖。


饮屠苏酒,长幼有序



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中的唐人宴饮图


唐代岁宴之上,必不可少的节物有屠苏酒,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节候赏物,就有“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胶牙饧”。屠苏酒其名,据孙思邈《屠苏饮论》说:“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醒人魂”,因用药八品,也称八神散。屠苏酒的做法,唐人韩鄂的《四时纂要》是这样说的:“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从少起至大,逐人各饮少许,则一家无病。”从其药材来看,这种家家迎新的屠苏酒,正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言,主要是为了“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孙书中也有屠苏酒的配方,除了药材略有不同,制作中还需将药浸入酒后“煎数沸”,大约使药力更为发散,酒味更加浓郁。其饮用的方法是自年少者起,年长者居末,据说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因此白居易的元日诗中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之说,而在他与刘禹锡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诗中,也屡屡出现“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方干更有“才酌屠苏定年齿”的句子,可见元日饮酒的确以年齿幼长为序。


此外,侯白的《酒律》说,岁日饮酒从少到老一轮下来,年长居末尾者则连饮三杯,以示安慰,称之为“婪尾”。唐诗中也多写作“蓝尾”。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称:“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意思是年岁最长,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末一人,连饮三杯。这种唐人的新年节物屠苏酒,在同时期日本的年中行事中也可以见到其踪迹,据说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已有记载,宫廷内元日供御药事,即饮屠苏酒,其做法也同样是于除夕夜“以屠苏渍御井”。


佛寺开俗讲,僧徒俗众同贺新年


唐风东渐,而佛法西来,在日本圆仁和尚的记载里,唐人的新年中可以看到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场景。842年正月一日,他在长安,见“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俗讲,是以通俗的讲唱形式,吸引士庶,传播佛经奥义。圆仁提到新年里讲的有《华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而会昌寺的文溆法师被认为是当时长安城中俗讲第一人。据说文溆善长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可以想象,僧徒俗众在新年的假日里,纷纷入寺听俗讲,在大德们吟哦的经声中,感受到九天佛国的无上美好,惊叹行善积德的诸多神迹。这也是唐人新年的一种娱乐方式吧。



正仓院南仓藏锦幡


圆仁提到的幡子,在佛教中用以供养菩萨,佛经中说造此能得福德,避苦难,往生净土。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一发愿幡,上有墨书,是开元十三年人祈求眼疾痊愈发愿所造。唐人新年中即用幡来祈求长命百岁。这种祈福的唐幡,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现在也可见到。正仓院建于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当时中日交流频繁,圣武天皇的许多用具源于唐朝,这其中就包括了书圣王羲之等人的书法作品以及诸多礼乐器和佛经。在他辞世后,“追感畴昔,触目崩摧”的光明皇后,将其生前用品悉数捐献出去。在保存至今的唐幡上,夹缬的花样依然清晰,颜色还很鲜明,丝缕间闪耀着的光泽,仿佛仍寄托了当时人们的种种心愿。


正仓院的宝物中,还有光明皇后(701-760)所书写的一卷《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其抄录内容为唐人的来往书信共三十六札。其中有一通作《岁日唤知故饮酒》,是招唤老朋友岁日一起喝酒的来往书信:


日号芳年,杯名长命。同受多福,义无独宴。故令驰屈,希勿余辞,冀近传杯,遣此无运。


答既登献岁,幸履芳辰。未到之间,已欲驰驾。既蒙嘉命,岂敢辄安。即事速参,谨还无具。



正仓院《杜家立成》中的《岁日唤知故饮酒》书


所谓“杯名长命”,庾信诗有“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指的是新年岁酒。从去信及答书,我们可以读出二人心神相契,新年共饮的好兴致。这些岁时往还的书信,敦煌写本《朋友书仪》也有收录。在种种遵循的礼仪规范之间,唐人笔下新年里对远方亲友的相思之情与感时之叹,读来依然真切感人。


新年是四季轮回中的起点,人们回顾畴昔,眺望明日。唐人欢乐的年宴上,屠苏酒饮下的是对于时间延续的美好期盼,肃穆的元日朝会,是政治大国的新年祈福。而在时光飞逝之中,个人所为那么有限,元日里诗人们写下无限感慨,“自惊身上添年纪,休较心中小是非”,“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


会昌二年,白居易七十一岁,他在新年里写道:


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


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


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


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后人评这首《喜入新年自咏》诗曰,每句中皆有一喜。


的确,在感慨时光飞去,白须如雪的同时,诗人每每找到人生可以庆幸之处,在无情的时间之流中,与有情人做快乐事,不愧是唐人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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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2 11:11:06 | 显示全部楼层
70后上海春节记忆:在外婆家过除夕和大年初一

三木栖

2016-02-08 13:10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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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杂处的上海

“春节”是汉民族农业文明繁盛的文化印记,也是以节庆确认父系家族认同的一种方式。今天,商业文明与高度城市化使春节的核心内涵悄然变化,甚至引发了一些文化紧张。例如,旧时春节民俗虽各地不无区别,但一般仍以对于乡井与家族的“返”与“守”为主。而近年来,一些城市中却流行起春节小家庭出境游,进而形成了旅游市场的小旺季。这其中有商业资本以供应创造需求的拨弄,也与国家人口政策及文化经济“中心地”变迁引起的家庭结构与观念变化有关。

这种今昔对比与文化张力在上海这个历来五方杂处的口岸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明清以来,上海就已经是运河内陆贸易的一个中心市场。沙船将自北方市场(如临清)来的豆饼肥运至沪市,发卖到江浙棉产区。再将质轻价昂的松江棉布以沙压舱后运至北方市场。围绕这种沙船贸易的服务行业如金融、餐饮娱乐业使上海在1840年以前就城居人口繁盛,行会林立,文化信仰民俗驳杂。这也是它被《南京条约》选为对外贸易“五口”之一的重要理由,并不全如旧历史教科书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前近代的“小渔村”。

1842年以后上海开埠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更添华洋杂处之局面。不过,当时的“五方”仍以来自长江流域江浙两省及与两省交界地区的人口为主,与今天有较大区别。这一点在上海地区春节的民俗流行趋势上也有体现。1840年开埠,1950年南下干部进城,1990年后农民工大量进城,21世界纪铁路运能迅速增强,都使上海地区的“五方”构成不断发生着变化。上海这个城市的居民对“春节”的观感也在悄然变迁。

时至今日,上海人比较直观的节日感受大概便是“空城”。春节期间,菜场收摊,餐饮歇业,师友同事上司甚至直系姻亲皆返乡而去。初一到初六,从旧时的排不过来到如今甚至想不出该去何处拜年。于是,不如索性买了机票,一蓑烟雨而去,享受几日清静假期。春节由“节”而“假”,对当代城市家庭而言,似也是一个略显无奈的选择。

外婆家的年菜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上海。其时“文革”结束,人口政策方行,副食品仍凭票供应。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个女孩的三口之家,最充裕的票证永远是粮票,最紧张的则是布票。小巷中常有接受粮票换鸡蛋或衣架面盆等生活用品的老乡穿行而过,等着被人叫住换东西,属于半神秘的流动黑市交易。

餐桌上,常常听爸爸妈妈讲他们少年时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各种食物记忆。比如,一家十几口人凑了五十元钱惊险地从黑市买回一只母鸡预备过年,生病发痧才能吃上黄芽菜炒肉丝及放有肉丁的炒酱等等。在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一口口咽下粮店供应的发黄干硬的秈米饭。直到1980年代外公从国营骨胶厂退休,被南通人找去技术支持办乡镇企业,家里过年才开始有了软白香糯的大米饭。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被自己一向憎厌的“饭”惊艳到时的震动感受。

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外婆家过年的记忆便与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食物交织在一起。看四姨很早便在黄河路菜市场买好一整条鱼肉洁白的巨大的鳗,剖开撑上竹签抹以粗椒盐挂着风干。成品叫鳗鲞,蒸好晾凉拆骨,是一道鲜美的凉菜。年内如果发生“年饱”,腻于厚味时,以此物送清粥,是十分熨胃贴心的。又看她们抬出石盘磨,用磁勺往磨孔中舀入浸泡透的糯米,缓缓推磨,底盘中流出乳白色的水磨粉。大年夜守岁,有一项固定节目是看大人用自制黑洋沙包汤圆,又以剩下的水磨粉搓出比珍珠还小的圆子,一圈圈排在圆形大竹匾中。


1980年代初的全家福(照片由作者提供)

外婆家的五朵金花,右二是四姨(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小孩们的任务是用一只圆底长柄勺在煤气上做蛋饺。用一块带皮肥猪肉在烫热的勺上擦一圈,舀入蛋液再转动圆勺,趁蛋液未全干透时舀一勺大人拌好的肉馅,转动长抦勺等待时机用长筷子翻起蛋皮对折粘合,一个个平叠在大盘子里。外婆还会买来花生芝麻用大锅氽花生,熬制花生糖,芝麻糖,在节时装满我们棉袄花罩衫的两个大口袋。

年菜中的鸡鸭是南通人很早送来,偷偷养在阳台上的。由于缺乏经验,清理便溺不及时,那些鸡鸭往往被自己的屎尿滑倒,以至于个个变成跷脚鸡跷脚鸭。后来城市禁止养鸡鸭,三官堂桥禽类自由市场又开放后,这种又臭又滑稽的记忆也就随之消失了。倒是近年来,人们开始困于食品安全问题,往往在旧居民区的公共绿地中会不时看到放养着的鸡鸭。又听说城市中产开始在数万元单价的住宅内以汽水瓶营造阳台菜园。更有富人包山租田,雇专人养鱼放鸡蓄猪羊。后工业时代,极度发展的农产品工业化反而使人们又轮回至前近代自给自足式的小农分工状态中,不能不说是对源自基督教普世信仰的线性社会进化观之讽。

拜年与父系桑梓认同

年初二惯例是去爸爸那边的亲戚家拜年。爷爷奶奶早逝,爸爸是由长兄长嫂大姐抚育成年的,因此过年一定会回大伯母家拜年。

在外婆家过除夕与大年初一,这么多年来一直习以为常。直到上大学与来自北方的同学聊起,才发现这是上海才有的比较特殊的现象,被他们笑作“母系社会”。仔细回想亲戚家与周围本城同学的情况,发觉其实倒也不是说上海的习俗一定要先母家后父家,只是特别不在意这种次第而已。好像双方都是长辈,先去哪边都一样,总以方便为要,自小也从未听说有过围绕这种问题的争端或议论。而且,如果当真一定要分先后,大概也总是会偏向女方一些。这也许是城中西风浸润日久,老派绅士的lady first做派随电影及文明戏深入人心。因此普通人也以宠爱尊重妻子包括岳家为“文明”的风气使然吧?记得小时候偷听大人们赞扬一个男子,总是以“不吸烟喝酒”,“肯做家务”并“不肯跟女人计较”为“大方”及“男子气”的标准。

与外婆家来自休宁与苏州不同,大伯母是山东移民的后代。于是大伯母家过年的吃食中便有饺子,这在70、80年代上海人的餐桌上并不是常见的。大伯母今年已近九旬,但每年仍坚持手擀饺子。小时候,擀面杖是个稀罕物,平时见不到。只是过年那几天在大伯母家可以摸上一摸。人多手多,而擀面杖只有一根,我们往往用啤酒瓶什么帮大人把案板上的一个个面团擀成皮子。当然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玩闹多于帮忙,往往崇拜地看着一张张漂亮的饺子皮从杖底行云流水价飞出,自己手中老半天也弄不平一张,最后只能被大人笑斥去“转行”包饺子。大伯母的饺子馅中除了白菜猪肉外还拌入剁碎的开洋干贝黑木耳香菇,煮熟后鲜香无比。而大伯母对我怀有的宠溺,实际上不啻祖孙之情,因此每年必然要用几个饭盒满满装上几盒生饺子让带回慢慢下着吃,看得她自己那些与我同龄的孙辈们口水直流地羡慕我这个“小娘娘”。

在大伯母家过年,几个童年玩伴永远按祖母的要求严格以长辈称呼我,使我不断想象着那个早已不存在的叔伯共爨的父系桑梓。仿佛城市中这个生于兹长于兹的居处只是一处逆旅客寓,真正的乡井认同并不在此,而在远方。


在外婆家过春节的表兄弟姐妹们(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年许多孩子向往过的“红宝桔子水”(照片由作者提供)

“妈妈牌”新衣裳由“蝴蝶牌”缝纫机出品

除了吃食以外,过年穿新衣也是一种重要的节庆记忆。记得小时候,年前很早,妈妈就会买来花布,用报纸按裁剪书的指导剪出样子。然后搬开缝纫机上叠放的书和台灯及玻璃台板(因为平时缝纫机是被当作书桌用的),神奇地翻出机头,咔嗒咔嗒地踩起来。间或会让我帮忙往机头的针里穿线,从机肚里取出划粉,尺子。看妈妈用花布、滑雪布做出一件件衬衫、棉袄罩衫、滑雪衫、裤子,然后钉上扣子,在衬衫领口胸前绣上同色的花,在裤子膝盖处缝上小动物贴片,有时候是小鹿,有时候是小猫,真使人感到目不暇接,无比欢喜。

大一点时,也在边上帮手。用蓝色复写纸帮忙把花样子描上衣服,弄得手上脸上全都是蓝蓝的。妈妈总是将棉袄罩衫的口袋缝得极大,以便我能鼓鼓地装上各种零食。如果逢到家里有人在春节期间结婚办喜事,便索性早早将裁缝夫妻请到家里,三茶六饭地待着。家里男女老少四季里外三新的衣裳便全从他们的手中做来,锦绣满堂。家里一时地下都是布条线头,异常地拥挤热闹起来。

大家穿着簇新的衣服,过年守完岁,从正月初一开始走人家拜年。大人们准备了红包,小孩们领了压岁钱,满满装着两口袋零食,在弄堂里跟一群孩子交换吃的,放鞭炮,做游戏。有一种“掼炮”,不用火点,只要往地上用力甩便会响。很受小孩的喜欢,可以从午后玩到天黑,弄堂里飘起浓郁饭菜香,大人此起彼落叫吃饭方罢。


“蝴蝶牌”缝纫机(图片来自网络)

“烧头香”烧红火的郊县小庙

19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盛行,家里有人开始办厂做生意。既下商海,盈亏纠心,不确定因素多了起来。年节中因此多了一项隆重的固定节目“烧头香”,即在除夕夜12点钟响后去庙里烧香撞钟,传说可保一年风调雨顺。渐渐地,像玉佛寺静安寺这种香火繁盛的城中大庙,“头香券”已成奇货,非极富极贵者不可企及,坊间更出现了各种与此相关的不经传闻。

于是周边郊县一些积年小庙宇被发掘出来。我自己便曾看着孙桥地区的“三王庙”,从一个主要供祀地方神祉“孟(梦)太太”兼奉观音的破敝小庵堂一年一年繁盛起来,变成三殿三进,进门弥勒出门韦陀拥有巍峨大雄宝殿的“头香”胜地。人们拜求的愿望越来越多,从家人健康到子女升学。佛殿仿佛成了与教育部卫生部一样重要的民生福利机构,整合起了迅速城市化中的孙桥地区新“五方”移民的信仰与精神诉求。


孙桥地区的“三王庙”(图片来自网络)

斗换星移,时光在上海这样一个流水营盘般的城市上空流逝得格外醒目。随着今年外环以内禁售禁燃烟花炮竹政令的严格推行,人们度过这个重要节庆的习惯又将继续发生重要改变。春节由“节”而“假”的趋势应该会日益明显,这是远去的农业文明留在现代巨型城市中的一个背影。无论人们对它怀有怎样的情绪,最终改变的都应不只是节庆习俗,而是生活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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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2 11:11:24 | 显示全部楼层
70后上海春节记忆:在外婆家过除夕和大年初一

三木栖

2016-02-08 13:10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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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杂处的上海

“春节”是汉民族农业文明繁盛的文化印记,也是以节庆确认父系家族认同的一种方式。今天,商业文明与高度城市化使春节的核心内涵悄然变化,甚至引发了一些文化紧张。例如,旧时春节民俗虽各地不无区别,但一般仍以对于乡井与家族的“返”与“守”为主。而近年来,一些城市中却流行起春节小家庭出境游,进而形成了旅游市场的小旺季。这其中有商业资本以供应创造需求的拨弄,也与国家人口政策及文化经济“中心地”变迁引起的家庭结构与观念变化有关。

这种今昔对比与文化张力在上海这个历来五方杂处的口岸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明清以来,上海就已经是运河内陆贸易的一个中心市场。沙船将自北方市场(如临清)来的豆饼肥运至沪市,发卖到江浙棉产区。再将质轻价昂的松江棉布以沙压舱后运至北方市场。围绕这种沙船贸易的服务行业如金融、餐饮娱乐业使上海在1840年以前就城居人口繁盛,行会林立,文化信仰民俗驳杂。这也是它被《南京条约》选为对外贸易“五口”之一的重要理由,并不全如旧历史教科书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前近代的“小渔村”。

1842年以后上海开埠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更添华洋杂处之局面。不过,当时的“五方”仍以来自长江流域江浙两省及与两省交界地区的人口为主,与今天有较大区别。这一点在上海地区春节的民俗流行趋势上也有体现。1840年开埠,1950年南下干部进城,1990年后农民工大量进城,21世界纪铁路运能迅速增强,都使上海地区的“五方”构成不断发生着变化。上海这个城市的居民对“春节”的观感也在悄然变迁。

时至今日,上海人比较直观的节日感受大概便是“空城”。春节期间,菜场收摊,餐饮歇业,师友同事上司甚至直系姻亲皆返乡而去。初一到初六,从旧时的排不过来到如今甚至想不出该去何处拜年。于是,不如索性买了机票,一蓑烟雨而去,享受几日清静假期。春节由“节”而“假”,对当代城市家庭而言,似也是一个略显无奈的选择。

外婆家的年菜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上海。其时“文革”结束,人口政策方行,副食品仍凭票供应。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个女孩的三口之家,最充裕的票证永远是粮票,最紧张的则是布票。小巷中常有接受粮票换鸡蛋或衣架面盆等生活用品的老乡穿行而过,等着被人叫住换东西,属于半神秘的流动黑市交易。

餐桌上,常常听爸爸妈妈讲他们少年时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各种食物记忆。比如,一家十几口人凑了五十元钱惊险地从黑市买回一只母鸡预备过年,生病发痧才能吃上黄芽菜炒肉丝及放有肉丁的炒酱等等。在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一口口咽下粮店供应的发黄干硬的秈米饭。直到1980年代外公从国营骨胶厂退休,被南通人找去技术支持办乡镇企业,家里过年才开始有了软白香糯的大米饭。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被自己一向憎厌的“饭”惊艳到时的震动感受。

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外婆家过年的记忆便与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食物交织在一起。看四姨很早便在黄河路菜市场买好一整条鱼肉洁白的巨大的鳗,剖开撑上竹签抹以粗椒盐挂着风干。成品叫鳗鲞,蒸好晾凉拆骨,是一道鲜美的凉菜。年内如果发生“年饱”,腻于厚味时,以此物送清粥,是十分熨胃贴心的。又看她们抬出石盘磨,用磁勺往磨孔中舀入浸泡透的糯米,缓缓推磨,底盘中流出乳白色的水磨粉。大年夜守岁,有一项固定节目是看大人用自制黑洋沙包汤圆,又以剩下的水磨粉搓出比珍珠还小的圆子,一圈圈排在圆形大竹匾中。


1980年代初的全家福(照片由作者提供)

外婆家的五朵金花,右二是四姨(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小孩们的任务是用一只圆底长柄勺在煤气上做蛋饺。用一块带皮肥猪肉在烫热的勺上擦一圈,舀入蛋液再转动圆勺,趁蛋液未全干透时舀一勺大人拌好的肉馅,转动长抦勺等待时机用长筷子翻起蛋皮对折粘合,一个个平叠在大盘子里。外婆还会买来花生芝麻用大锅氽花生,熬制花生糖,芝麻糖,在节时装满我们棉袄花罩衫的两个大口袋。

年菜中的鸡鸭是南通人很早送来,偷偷养在阳台上的。由于缺乏经验,清理便溺不及时,那些鸡鸭往往被自己的屎尿滑倒,以至于个个变成跷脚鸡跷脚鸭。后来城市禁止养鸡鸭,三官堂桥禽类自由市场又开放后,这种又臭又滑稽的记忆也就随之消失了。倒是近年来,人们开始困于食品安全问题,往往在旧居民区的公共绿地中会不时看到放养着的鸡鸭。又听说城市中产开始在数万元单价的住宅内以汽水瓶营造阳台菜园。更有富人包山租田,雇专人养鱼放鸡蓄猪羊。后工业时代,极度发展的农产品工业化反而使人们又轮回至前近代自给自足式的小农分工状态中,不能不说是对源自基督教普世信仰的线性社会进化观之讽。

拜年与父系桑梓认同

年初二惯例是去爸爸那边的亲戚家拜年。爷爷奶奶早逝,爸爸是由长兄长嫂大姐抚育成年的,因此过年一定会回大伯母家拜年。

在外婆家过除夕与大年初一,这么多年来一直习以为常。直到上大学与来自北方的同学聊起,才发现这是上海才有的比较特殊的现象,被他们笑作“母系社会”。仔细回想亲戚家与周围本城同学的情况,发觉其实倒也不是说上海的习俗一定要先母家后父家,只是特别不在意这种次第而已。好像双方都是长辈,先去哪边都一样,总以方便为要,自小也从未听说有过围绕这种问题的争端或议论。而且,如果当真一定要分先后,大概也总是会偏向女方一些。这也许是城中西风浸润日久,老派绅士的lady first做派随电影及文明戏深入人心。因此普通人也以宠爱尊重妻子包括岳家为“文明”的风气使然吧?记得小时候偷听大人们赞扬一个男子,总是以“不吸烟喝酒”,“肯做家务”并“不肯跟女人计较”为“大方”及“男子气”的标准。

与外婆家来自休宁与苏州不同,大伯母是山东移民的后代。于是大伯母家过年的吃食中便有饺子,这在70、80年代上海人的餐桌上并不是常见的。大伯母今年已近九旬,但每年仍坚持手擀饺子。小时候,擀面杖是个稀罕物,平时见不到。只是过年那几天在大伯母家可以摸上一摸。人多手多,而擀面杖只有一根,我们往往用啤酒瓶什么帮大人把案板上的一个个面团擀成皮子。当然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玩闹多于帮忙,往往崇拜地看着一张张漂亮的饺子皮从杖底行云流水价飞出,自己手中老半天也弄不平一张,最后只能被大人笑斥去“转行”包饺子。大伯母的饺子馅中除了白菜猪肉外还拌入剁碎的开洋干贝黑木耳香菇,煮熟后鲜香无比。而大伯母对我怀有的宠溺,实际上不啻祖孙之情,因此每年必然要用几个饭盒满满装上几盒生饺子让带回慢慢下着吃,看得她自己那些与我同龄的孙辈们口水直流地羡慕我这个“小娘娘”。

在大伯母家过年,几个童年玩伴永远按祖母的要求严格以长辈称呼我,使我不断想象着那个早已不存在的叔伯共爨的父系桑梓。仿佛城市中这个生于兹长于兹的居处只是一处逆旅客寓,真正的乡井认同并不在此,而在远方。


在外婆家过春节的表兄弟姐妹们(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年许多孩子向往过的“红宝桔子水”(照片由作者提供)

“妈妈牌”新衣裳由“蝴蝶牌”缝纫机出品

除了吃食以外,过年穿新衣也是一种重要的节庆记忆。记得小时候,年前很早,妈妈就会买来花布,用报纸按裁剪书的指导剪出样子。然后搬开缝纫机上叠放的书和台灯及玻璃台板(因为平时缝纫机是被当作书桌用的),神奇地翻出机头,咔嗒咔嗒地踩起来。间或会让我帮忙往机头的针里穿线,从机肚里取出划粉,尺子。看妈妈用花布、滑雪布做出一件件衬衫、棉袄罩衫、滑雪衫、裤子,然后钉上扣子,在衬衫领口胸前绣上同色的花,在裤子膝盖处缝上小动物贴片,有时候是小鹿,有时候是小猫,真使人感到目不暇接,无比欢喜。

大一点时,也在边上帮手。用蓝色复写纸帮忙把花样子描上衣服,弄得手上脸上全都是蓝蓝的。妈妈总是将棉袄罩衫的口袋缝得极大,以便我能鼓鼓地装上各种零食。如果逢到家里有人在春节期间结婚办喜事,便索性早早将裁缝夫妻请到家里,三茶六饭地待着。家里男女老少四季里外三新的衣裳便全从他们的手中做来,锦绣满堂。家里一时地下都是布条线头,异常地拥挤热闹起来。

大家穿着簇新的衣服,过年守完岁,从正月初一开始走人家拜年。大人们准备了红包,小孩们领了压岁钱,满满装着两口袋零食,在弄堂里跟一群孩子交换吃的,放鞭炮,做游戏。有一种“掼炮”,不用火点,只要往地上用力甩便会响。很受小孩的喜欢,可以从午后玩到天黑,弄堂里飘起浓郁饭菜香,大人此起彼落叫吃饭方罢。


“蝴蝶牌”缝纫机(图片来自网络)

“烧头香”烧红火的郊县小庙

19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盛行,家里有人开始办厂做生意。既下商海,盈亏纠心,不确定因素多了起来。年节中因此多了一项隆重的固定节目“烧头香”,即在除夕夜12点钟响后去庙里烧香撞钟,传说可保一年风调雨顺。渐渐地,像玉佛寺静安寺这种香火繁盛的城中大庙,“头香券”已成奇货,非极富极贵者不可企及,坊间更出现了各种与此相关的不经传闻。

于是周边郊县一些积年小庙宇被发掘出来。我自己便曾看着孙桥地区的“三王庙”,从一个主要供祀地方神祉“孟(梦)太太”兼奉观音的破敝小庵堂一年一年繁盛起来,变成三殿三进,进门弥勒出门韦陀拥有巍峨大雄宝殿的“头香”胜地。人们拜求的愿望越来越多,从家人健康到子女升学。佛殿仿佛成了与教育部卫生部一样重要的民生福利机构,整合起了迅速城市化中的孙桥地区新“五方”移民的信仰与精神诉求。


孙桥地区的“三王庙”(图片来自网络)

斗换星移,时光在上海这样一个流水营盘般的城市上空流逝得格外醒目。随着今年外环以内禁售禁燃烟花炮竹政令的严格推行,人们度过这个重要节庆的习惯又将继续发生重要改变。春节由“节”而“假”的趋势应该会日益明显,这是远去的农业文明留在现代巨型城市中的一个背影。无论人们对它怀有怎样的情绪,最终改变的都应不只是节庆习俗,而是生活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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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年要过得好,得有规矩辞旧迎新的行事历

这几天,年关是切切实实地一天天近了。

小时候,一进入腊月,夜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火炉前就开始数日子: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五,炒薯皮;二十六,作豆腐;二十七,打弹毛灰;二十八,杀猪;二十九,送节礼;三十,吃羹饭;初一,拜年。


过年大扫除

这里面有些地域性的知识要解释一下。寒家位于湘东南,祖上是从江西迁过来的,到现在还说着赣语。上面这套程序只是个标准模式,实际上能否这样操作取决于一些客观因素。其中最大的变数是杀猪。首先,家里得有猪可杀。那时候集体化,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养得起年猪的;寒家人口多,这一点不大成问题。其次,得看屠夫哪天有空。杀猪是手艺活,乡下屠夫就那么几位,一年到头没几天有用武之地;但到了年关前,往往做手脚不赢。得预先排档期。其三,要配合赶场的日子。那年头经济紧张,杀猪是大事。猪杀完后,除了尽可能少地留下一些部件自用,大部分得指望它换钱。本湾(本村)当然会销掉一部分,其余的就得挑到场(集市)上去卖。周围几个集市,要么一四七,要么二五八、三六九,想去逢哪个场,就得排在那个日子的前一天。

过小年是没什么花头的。那天晚上送灶神上天,伙食方面会略有表示,比平常丰盛些,但不至于大办。那个日子主要是标志年节的开始,从第二天起,得进入紧张的忙碌程序。排好的那些事,都是不得不做的大事,须刻日计功。

炒薯皮,就是准备炒货。那年头粮食不足,一年当中有好几个月得靠红薯解决口粮问题。将一些红薯刨成片,晒干,俗称薯皮。这是将红薯保存的重要方式。白薯皮(白芯红薯刨成的)口感较差,只宜于煮粥;红薯皮口感稍好,可以炒了吃。按当地风俗,家里来了客,总得端出一盘零食,称“换茶”,以佐酒。年头年尾,人来人往的,没有足够的“换茶”不成个人家。其中除了点缀一些从外面买来的糖果瓜子,主要是一些自家的土产,如薯皮、落生之类。因为消耗量大,将这些炒货准备好是个大工程。过了小年就不断会有客人来,炒薯皮这件事的重要性显然要排第一。

作豆腐这件事也同样重要。那个年代食谱简单,农村的菜碗里平时主要是萝卜、青菜、豆角、茄子,到了过节才会有鱼、肉、豆腐。过闲节只过一餐,可以从作豆腐的人家调剂一两块;到了过年,从过小年到正月半前后二十天,自己家里不作豆腐显然不够用。作了豆腐,除了留一些“水豆腐”,还要做相当数量的“煎豆腐”,并且还要留一些做豆腐乳,这么大的工程量也需要一整天。

炒薯皮、作豆腐都要不停地烧火,而且必须烧柴火。烟尘比较大。这两件事忙完,才可以搞卫生,俗称打弹毛灰。“弹毛灰”本意指灶间因烧茅柴而产生的浮尘,在此不能理解得太狭义。那一天除了扫墙壁、楼顶(天花板),还得洗锅盖、刮锅底,以及水缸架、脸盆架、碗柜等等,凡能拿得动的要拿到水塘里洗,搬不动的就擦。最后,还得把衣服、鞋子清理一遍,能洗的都得洗。不言而喻,又须忙碌一整天。

以上这些都属于内务,此外还有“外交”,那就是送节礼。按亲戚礼套,闲时不来往也就罢了,过年过节了总归要表示一下。就算有些亲戚关系较疏,端午、中秋不来往,到年关了也得来往。过年不送节礼,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亲戚关系断了。

在一切亲戚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舅舅。但来而不往非礼也,姑妈家来送了节礼,做舅舅的不能没有表示。于是去姑妈家也显得很重要。此外姨妈家总归也不好不走动。这样一来,就得按各家距离远近,编一个路线图,串起来走。这一过程从过小年开始,到三十午饭前均可,尤以二十五至二十八为宜,越早越恭敬。寒家两个姑妈向来关系亲近,特别小姑妈家,两代亲,几位表哥每年早早地就来送节礼。这种送节礼不同于做客,都是来去匆匆;赶上点了吃顿饭,没赶上饭吃碗米粉,着急的甚至喝杯酒(俗称“丰杯”)就走。为了节省大人的时间,这种事也就多由小孩子完成。

一到三十,过年的气氛开始显现出来。之前连续多日的紧张也突然放松。这一天主要的任务是洗澡,接下来女人洗衣服、弄饭,男人则张罗帖春联,敬神、祭祖。那时候“文革”还在进行,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时敬神、祭祖这些事情还是照旧。大队支书就住在村里,他家也得敬神、祭祖。只是“四类分子”要稍加注意一点,毕竟他们属于“贱民”一类。

祭祖比较简单,吃饭前在神龛前摆上一桌饭菜,点起香烛、烧点纸线,请祖宗享用即可。此所谓“祭如在”。敬神的手续就复杂很多。灶神、神龛、门神、天神、老爷、福主各处,都得敬。每个地方焚香、烧纸,放小鞭炮一挂,作三个揖。要点是须由家长主事,且各处次序不能乱。前三处的位置勿庸赘述;后三处,祭天神就在院子里,面向前方即可。“老爷”为“老爷树”——当地每个村里面都会有一两棵老爷树,守护着村口;祭的时候在树下焚香烧纸,对着树作揖就行了。这个老爷姓甚名谁不清楚,平常什么都管,吓了魂的、生了病的、想发财的,种种事情都可以向怹祈求;初一、十五烧香,怹脚下不可少,到了过年,他这炷香自然更是必须。福主老爷有个庙,附在祠堂右侧。文革中,福主老爷的神像被砸,但房子还在,烧香的或者把这道程序省了,或者就在门外意思一下。


村里的“老爷树”(张伟然摄)

敬完神、祭好祖,接下来就是过年前最庄严的时刻——吃“羹饭”了。长大后负笈离乡,知道外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年夜饭”的说法,但在我老家,年三十的正餐不是晚饭,而是中餐。不光过年,我们那一带凡“做酒”一般都在中午,仅嫁女例外。何以形成这样一个习俗,从来没有人产生疑问。反正我们从小就感觉,举凡一些吉祥喜庆的事,就得堂堂正正在光天化日下进行。酒席摆到晚上,吃完后怎么回家呢?吃羹饭虽然是自家人一起,但道理跟吃酒席应该没有两样。

饭而称之为“羹饭”,顾名思义,是因为这顿饭桌子上必得有一碗羹。平常做喜事摆酒一般也有羹,但那没有资格叫羹饭。“羹饭”特指年三十的正餐。正因为如此,当地也把一些特别轻松愉快的事比喻成“吃羹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大人训小孩:“叫你做作业就要了你的命,要你玩了就跟吃羹饭一样!”好象这碗羹有多大魔力似的,实则它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勾一些芡粉,加一些肉末,再放些姜末调个鲜,闻起来有一股特别的香味。自然,这个香味构成了那个年代最美好的一种记忆。

羹饭吃完,年三十的大事就了却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到临近半夜关大门,俗称“闭财门”。之所以要临近半夜,是因为财门一旦关闭,就不能再开。否则很不吉利。一定要等到确认全家人不会再出去了,才能把财门闭上。闭财门要放一挂很长的鞭炮。之前的一段时间,通常是全家人围坐在火炉前,吃吃“换茶”,说说话。说话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大人叮嘱小孩,在新年期间该遵守哪些规矩。

过年跟着长辈学规矩

按照我老家的习俗,新年过得好不好关乎全年的气运。特别初一这一天。要是年初一没过好,全年都没好日子过。因此规矩特别多,也特别严。首先是,新年要早起,早起早发财。不能让人催,尤不能让人催了还不起。那样不吉利。其次,见了人得拜年。不一定要做拜的动作,关键在打招呼,说吉利话。这里面很有学问。最好是能切合对方身份,说一些让对方受用的话;至不济,不能说了话让人讨厌。再次,切忌跟人置气。为了避免惹人厌,小孩子就得多管教,切忌跟人“讨相骂”(吵嘴)、打架,切忌恶作剧。复次,年初一要持重,不能摔跤。摔了跤意味着这一年可能有坎坷。万一不慎跌倒,不能哭,不能叫,应该自己爬起来。这意味着就算遇到坎坷也能凭自力站起。既如此,看到别人摔了跤,也就不能马上主动去扶。老家人活得硬气。要是自己能站起,你伸手去扶,对方不仅不感激,反而还会怪你没给他一个自己站起来的机会。这就需要心明眼亮,要确认对方已经不帮不行,这才能向前施以援手。

以上这些规矩,打我记事起,每个年三十晚上都得听母亲唠叨一遍。先是讲给我听,然后是讲给弟弟听。印象中,过年就是学这些做人的规矩。从初一映射全年,从少年到一生。


大年初一走亲访友

上述这些规矩都还好理解,此外有一些现在看来已经匪夷所思的规矩。例如,初一不能扫地。地上的浮尘象征钱财,扫地意味着把它们扫走了。此其一。其二,新年三天不出财米。这几天不能买卖东西、不能付账。职是之故,据说过去有些三十、初一还在赶路的客人住伙铺(旅馆)食宿都免费。其三,初一不能午睡,否则不吉。谁在初一那天打了瞌睡,他家的田埂或塘埂就会崩塌。这一点如何天人感应不得而知,反正到开春后看到某处田埂或塘埂塌了,大家就会猜疑谁在年初一睡了午觉。因此,年三十晚上大人们总会教育小孩子,年初一上午不要太疯,要节酌体力,避免在年初一睡午觉。

尽管叮嘱了又叮嘱,大人们终归不放心。晚上等孩子们睡了后,总要拿草纸在孩子们嘴上象征性地擦一擦,以示年初一孩子们即使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含义了。

年初一早上,照例总是远近高低的鞭炮声把人惊醒。有道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有些图吉利的人家就跟通宵不睡似的,很早就放炮开财门。醒来之后,大家都庄严肃穆地穿戴、洗漱,绝对不乱说乱动。刹那间,新年的感觉沁人心脾。照规矩,年初一不能向外泼水、扔东西,因此用过的废水得用容器攒着,到初二以后再倒。整理毕,全家人衣冠楚楚到神龛前向祖宗行礼,然后就是开财门。照例须放一挂很长的炮,从神龛前放起,一直放到院子里。湖南人爱鞭炮,一般人家都会放到千响以上,有些人家甚至会放到几千响。

现在很多人对于放鞭炮比较反感。确实,在城市环境,住处逼窄,加之现在作炮的技术与以前不同,引线奇快而且声响刺耳,放鞭炮、听鞭炮基本上已无美感可言。在我小时候,作炮都凭手工,从熬硝、搓引线到卷炮、编炮。那种炮燃放节奏奇慢,悠悠的,响声很柔和。在住处高低错落的南方乡村,无论放鞭炮还是听鞭炮都算一件赏心悦目之事。每当鞭炮燃放过后,空中飘荡的那种淡淡的硝烟味,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气息,绝对没有替代品能比它更真切地诠释新年的喜庆与祥和。

鞭炮放过,照例地上总会留下一些未放响的炮,将它们捡起来再玩也就成了小孩子的一大乐趣。此事当然也有禁忌。很多小孩子在捡炮时一边翻拣一边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个比我小一点的家伙曾在三十晚上别人家闭了财门后,打着灯笼到各家门前去捡炮。此事本来有些出格,问题是他还不看准了再捡,而是在炮碴里一通乱翻,一边翻一边感叹:“呃去!空的!——呃去!空的!”此事让各家主人大为恼火。人家好端端闭了财门,你跑人家门前说是“空的!”这算啥意思?不是触人霉头么!此事成为一笑话流传了几十年,大家都拿这当作反面教材训诫小孩子。有些人干脆就禁止自家小孩去别人家捡炮,省得讨嫌。特别是三十、初一。


孩子玩鞭炮

开过财门,全家人得雍雍穆穆地端坐在堂屋丰杯。八仙桌,上辈坐上边,两旁及下边按辈份年齿依次入座。这也是一种象征。照例气氛庄严,须正心诚意,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不得开玩笑,不能“骨头轻”。丰杯毕,大人们在家张罗早餐,小孩就得去伯伯、叔叔家拜年。

显而易见,这种拜年是一年当中最愉快的时刻。不仅因为有好吃的,更难得的是心情特别轻松。那时候虽然尚未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但在那样一个残酷的时代,生活压力无处不在。只有在新年,在对接下来三百五十九天美好日子的憧憬中,才会暂时忘却各种烦恼,燃起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热望。

拜好年,用好早餐,就进入年初一最重要的程序:上祖山“挂地”(扫坟)。这是男人的事。女性顶多小孩子跟着。那时寒家人口多,加上叔伯姊妹,总共二十余口,其中男丁十五。这一大家子在大伯父率领下,带着烧纸、线香、鞭炮、米酒,按照路线远近,每一处“地”(坟)都要挂到。最远处祖母所在的全族祖山其位置已在茶陵县境,一大圈转下来,得一整上午。

记忆中,跟着父辈上祖山挂地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大伯父是读书人,写得一笔好字,善写各种文章,在周围数十里内薄有名声。打我记事起,四下里红白喜庆,都是请他去当文礼生,引导主事者如礼如仪。他领着一众人上祖山,一路走,一路娓娓地晒他的学问。除了偶尔讲一些文史典故,讲得最多的是本族内部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时闻”(故事)。比如,某丘田以何因缘姓了张,某处山又缘何如此划界。每个故事里面都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做人做事的规矩,不仅让后辈眼界大开,而且传递了一种浓浓的宗族情绪。前几年,我突然意识到,在乡村,我大伯父这种人就是所谓文化的最富集的载体,种种传统其实主要是依赖于他们而得以传承的。可惜已再没有机会听他讲述,不胜惆怅。

祭扫归来,下午左邻右舍会有一些团拜活动。这个不打紧,重要的是从初二开始的走亲戚拜年。初一崽(儿子)、初二郎(女儿),初三初四拜姑娘(姑妈),这是老家流行的拜年顺序。但我家有点特别。我家两位姑妈比大伯父大,所以从初二起,全家男丁得跟着大伯父去姑妈家拜年。初二在大姑妈家,初三小姑妈家。都得住一晚,以示尊重。初四才能轮到其他亲戚。那时大伯父家的堂兄已结婚多年,三伯父的岳家也另在一处,他们都得在年前送节礼时打好招呼,彼此取得谅解。

初六以后,在单位上的人都出去上班,乡村的新年气氛也渐渐冲淡。按传统说法,正月十五灯节过后,新年才正式结束。但我家总有个余兴。那就是到春暖花开时节,接两个姑妈回来小住。姑妈都是小脚,行动不便,春节期间客多,无法长住,只好等天气暖和了再说。总由我和堂兄、堂侄三个人去接。接回来各家住几天,一共呆上十天半月,然后再由表兄来接回去。此事结束,一个年才算正式过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先是小姑妈去世,继之家父、大伯父先后凋零。九十年代中,大堂兄也突然走了。然后其他长辈也一个个走了。十几年前,从小一起长大的二堂兄对我说,什么时候放寒假了回老家,像小时候那样过一个真正的年;以前父辈们主事,现在该我们了。我答应着,还没兑现,不期然在我访美的那年,他也突然走了。真是不胜其悲怆。去年暑假,我带孩子回乡祭扫,看着先父坟上高过人头的青草,当时发愿这个年要回乡去过。可是,事到临头,考虑到春运,考虑到手头积压的事情,这一宿愿又化作了泡影。罢了,山河陵替,民人迁徙,这恐怕是我们必须适应的新常态吧。谨以此文作为新春之际献给列祖列宗的心香,愿他们在天上一切安好。

2016/2/6

录入编辑: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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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2 11:13:43 | 显示全部楼层
1917年陈三立的除夕诗写了什么

王培军

1917年陈三立的除夕诗写了什么

王培军

2016-02-07 16:08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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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除夕,可否谈谈晚清人的除夕诗?我知道除夕诗起源很早,最早的一首,是南朝梁徐君蒨的《共内人夜坐守岁》。历代的除夕诗多极了,谈的人也不少,不如谈谈晚清遗老的除夕诗。

:你的建议很有意思,不过晚清人做的除夕诗,也多是“例行公事”,大同小异,其实很少能翻出新意的,因为节日诗,无非也就是那点意思,难以出奇制胜。这是可以预料的。

:这倒也是,因为横竖不过这个节,大家都在纷纷做诗,人同此心,意思被做尽,也不是奇怪的事。我读南宋蒲积中编的《古今岁时杂咏》,其中共收节日诗两千多首,除夕诗有一百多首,读来读去,也就那些意思。不过,你有没有好玩的与除夕诗有关的事说说,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么说,我倒想起陈三立在民六那一年(1917)除夕做的几首诗,那几首诗,我读了很被它打动,在别的场合也与人讲过,这倒是可以一谈的。

:那太好了,我很想听听这个,散原的诗,我当然是感兴趣的。《围城》里的那个董斜川,不是说过“近代诗人以陈散原为第一,这五六百年里数他最高”的话么?你且说说他的除夕诗是怎么写的?


陈三立1928年作行书

:散原的这个诗,题目叫做《除夕得周印昆由张家口税关寄诗和酬四绝》,总共是四首,诗为:

荒城角起烛初烧,斗柄斜檐对一瓢。忽仰帛书传塞雁,声声听入可怜宵。

一身万里别三年,想得呵毫雪满天。细字作行杂呜咽,惜花故事出灯前。

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招隐恐无干净土,得钱烦买画中山。

边徼沙黄车驮移,指挥云物照刀锥。遥怜旧俗人扶醉,念乱伤离独捻髭。

第二首的结句,有一个自注:“君居湘,逢戊戌政变,有《惜花词》。”

:这个周印昆是什么人?

:周印昆就是周大烈,字印昆,是湖南湘潭县辰山桂花堂(今黄荆坪乡辰山村)人。他生于同治元年(1862)十月廿三日,生肖属犬,比散原晚生九岁,散原生于咸丰三年(1853),属牛;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二日因肺炎病逝,早于散原三年下世。著有《夕红楼诗集》《桂堂清故宫诗》,编有《民法总则》等。他是散原长子陈师曾(衡恪)小时的老师,也是陈寅恪先生的老师。这是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提过的。他在陈家教书的时间,是在1895年。1905年,他四十四岁时,尚设法去日本留学,肄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期间,去谒见过孙中山,共商国是。辛亥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晚年住在北京。

:说起周大烈,我是知道的,记得他是许地山的岳父,据说他生了七八个女儿,没有儿子。老先生为此很不高兴,订了一条规矩,说谁娶他的女儿,生的第一个儿子,必须随他姓周,否则就不同意婚事。这人实在是很好玩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正是他。他生了七个女儿,长女名懋先,嫁了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湖南湘乡人左光策;四女名盖季,毕业于湘潭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嫁了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山西人何厚伟;五女兆元,毕业于上海艺术专门学校,嫁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学士、上海宝山人朱有骞;七女铭洗,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特立萨大学的文学士。次女仲恒、三女叔鲍,均早亡。嫁给许地山的是六女俟松,生于1901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士;晚年住在南京。据说俟松与许地山恋爱时,周大烈见了许地山,认为:“从相貌上看,许君属短命之人。”所以很反对这门婚事。

:哦,原来是这样的。今天知道许地山的人很多,知道周老先生的人却寥寥无几了。

:其实,不仅他的女婿是大名人,他的另外一位亲戚,说起来,更是声名震耀一世,那就是他的祖姑父左宗棠。他的祖姑名周诒端,是他的曾祖母王慈云的长女,能诗,有《饰性斋遗稿》。一次,他的祖父周诒昱带左宗棠来家,被王慈云看见了,特别欣赏,就把女儿许配他了。王慈云也能诗,有《慈云阁诗钞》,是左宗棠编刻的。

:这么说来,周大烈也是大有来历的人了。那么,他寄散原的诗,又是怎样写的呢?

:周大烈的诗,是一首绝句,题目很长,为《陈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屡徵不起,近惟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因以一绝奉寄》,诗云:“承平门族多残破,并数陶谭记二三。老病迦陵诗见骨,一身枯瘦卧江南。”次句后自注:“清末伯严与陶葆廉、谭嗣同同称三公子。”就是这四句诗,引得散原一口气做了十六句,大大地来劲了。


周大烈楷书仍珠先生近诗

:这首诗有什么特别处,让散原这样激动?

:可说的可以有两点。首先,是周与散原很交好,比较投合。散原有篇文章,数过他在湖南时的挚友,共四位,里面就有周。友朋之间,如果关系好的,说话也就易于投机,做起诗来,也就易于起劲。陈衍有一个说法,深为人所首肯,他认为:友朋之间,为有些人作的诗便佳,为另一些人则不尽佳。如郑孝胥为顾云作的诗,就特别佳;陈宝琛为谢章铤、张佩纶作的,也每佳于他作。这就好比《南史》中谢灵运说的“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周大烈是卓荦之士,怀抱很高,与散原的为人、气味比较接近。所以他寄的诗,自然易起散原的“共鸣”。

:是、是。那么,第二点又怎么说?

:其次,是周的这首诗,文字固然不多,但却字字搔着了散原的痒处。唐人杜牧不是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如倩麻姑痒处搔”。搔着了痒处,读了才能过瘾,才会来劲,否则不痛不痒,是没什么意思的。散原的和诗,有句说“声声听入可怜宵”,换成我们的大白话,便是“你老周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说进了我心坎”。当然,作诗与说话不同,作诗必须蕴藉、必须典雅,言在此而意在彼,兴发感动,不能过于直白,那样也太浅、太不好看了。所以,收到了周大烈的诗,这里就写作了“忽仰帛书传塞雁”;周的话说进心坎,就写作了“声声听入可怜宵”。这才是合乎诗艺的。

:你这两点说得太浮泛了,能否说具体些,如究竟是哪些地方,“拨动了散老的心弦”?因为周大烈的诗,在我看来,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总之我读了并不激动。

:你不激动,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通心粉”:“通心”了,一两句就够了;不“通心”,说几箩筐也没用。从周诗来看,首先它的题目,就足以把散老的魂魄勾起来了。我们知道,散原的一生,是截然以戊戌政变为分水岭的,在戊戌之前,他的父亲任湖南巡抚,与黄遵宪、江标等先觉之士,共办新政,他从旁多所赞画;政变作,他们父子俱被革职,“永不叙用”。1900年冬,他父亲乃被慈禧赐死,并取其喉骨,命人奏报。散原作了一篇很长的《先府君行状》,而于父亲之死,却只能说是“忽以微疾卒”。毫无疑问,“戊戌政变”之于散原,是其一生的伤痛所在,可谓“刻骨铭心”。在除夕的晚上,在“急景凋年”的光景里,你单提“戊戌政变”四个字,也就够刺激他的了,更何况,还要提及“屡徵不起,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什么叫做“皮肉脱落几尽”?这自然不是谑散老的瘦,——你看过散老的照片,确乎是枯瘦的——而是用了一个典故,来称赞散老的精神,这就是山谷《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八云:“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不过在这里,为了与后边“一身枯瘦”呼应,周诗把山谷的“皮毛”,易作了“皮肉”,这在散原,也是一见即知的。

同光体诗人的诗,从精神上说,大抵都受了山谷的影响,散原也不例外。就此二句而言,山谷是本于药山答马祖语:“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又《涅槃经》云:“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惟真实在。”这是任渊注指出过的。是的,人生所最可贵的,在于自性的真实,一切身外是非得失,不过皮毛而已。山谷另有名句云:“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人间世的是非,究其实而言,皆为外在的、虚妄的,于我们一己的精神,并无足重轻,如是则皮毛脱落、返于“真实”,就是诗人所当追求的境界了。散原的为人,是真足当得起这两句的。

1898年即戊戌政变后,直至1917年,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是散原始终未再出,他的怀抱和志节如何,是用不着多说的。有人称散原:“先生知事不可为,自是纵情山水,殚心著述,绝口不言时事。”(陶在东《关于散原老人》)可见散原的为人行事,是当世所共知的。而在政变之时,有人竟为联嘲笑散原父子,以与徐氏父子(徐致靖、徐仁铸)为对仗:“徐徐云尔,陈陈相因”;“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徐一士《一士类稿》)。所谓的“北看成南”,在散原来说,正是身所经历的事。不过,在散原的心中,其伤痛必是永不能忘的。所以周大烈的诗里一提,他也就大受刺戟力了,他的诗不是说:“细字作行杂呜咽,惜花故事出灯前。”其实,“杂呜咽”的不是周大烈,是他老先生本人;他自注里说的《惜花词》,周诗也没有提,而是他的脑海里翻腾起的往事的影像!

周大烈的诗,有六个字最好,我认为写出了散原,那就是“诗见骨”、“卧江南”。“诗见骨”,是呼应“皮肉脱落尽”的,散原的为人,是可谓“真实在”的,其为诗,则也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真而“见骨”了;而“卧江南”,更把散原的姿态,描摹得立于纸上。散原不造显贵之门,友朋之间,也多为君子之交,通问较疏,不那么殷勤往来。近人《睇向斋逞肊谈》中说他:“岁逾八十,高卧匡庐,虽尺笺之微,罕与人通殷勤,澹旷殊似魏晋间人。”有一次,友人易顺鼎六十寿,特请他为作寿诗,他答易书札云:“仆于海内故旧,例不通问,若一破格,则于我疏懒之性习,不能成就。”“疏懒之性习”,“似魏晋间人”,与“卧江南”,是完全搭调的。至于“老病迦陵”的“迦陵”,是陈维崧的号,他与散原同姓,又同是名父之子,所以用之指代散原。这是那时人的惯常写法,不必多说。

: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原来散老被周大烈捧得好,看来捧人也不能乱捧,要捧必须知心。《象山语录》里说:“文王不可乱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其道理是一样的。周大烈对于散原的诗,是不是也是极推重的?

:是的,周大烈对于散原的诗,作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精准的评价。其语见于散原长子衡恪为其岳父范当世之子范罕、也就是其妻兄的诗集《蜗牛舍诗》做的序中,其语云:“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亦旧诗之殿。”这两句话,没有大眼光是说不出的,在今天看来,这一评论的正确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其实,就是在1917年,散原写这四首绝句的几个月前,还发生了一次关于评价散原诗的笔仗,那是南社柳亚子与闻宥、朱鸳雏等人干的,不过,如柳亚子等此种蚍蜉撼树的小丑式攻击,散老是并不以介怀的。附带一提,后来有一个号黄山樵子的人,与冒效鲁论诗,也诋散原为“豁鼻老牛”,冒为之气不平,写了几首诗,来为散原辩护。前面说过,散原生肖属牛,此诋固属诞妄,而就属相说事,却也有几分幽默,一笑了之可矣,实不必与之辩的。


陈三立书法对联

:你说散原的诗,是受了山谷影响,我记得他本人不承认,近人的笔记中,也记了他对门人胡翔冬说的:“我四十岁前,于山谷、后山诗,未尝有一日之雅;以我为西江派诗,岂不冤哉?”陈衍则以为其诗出薛浪语,又遭到钱锺书的驳斥,这些人都是诗学的大行家,而意见如此分歧,莫衷一是,我也摸不着头脑,也不想再为此纠结了。我现在只问你,这几首除夕诗里,有没有山谷的迹象?

:你所说的,是追溯源出于谁的问题,事实上,从钟嵘的《诗品》起,此事就争论不休了。这事说来太麻烦,我们姑且不谈它。就说散原的这几首诗,其实也是用了山谷的,如第二首的“想得呵毫雪满天”,“想得”的意思,是“想见”,是山谷诗所喜用的一个词,如“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想得争棋飞鸟上,行人不见只听闻”,等等。又第三首的“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反抱关”是用《汉书》的典,山谷也用过的,却不能就说他本于山谷,但“四立壁”三个字,则确乎是从山谷来的,“四立壁”的话,本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即所谓“家徒四壁立”,但将之变做“四立壁”,则是山谷《寄黄几复》的“持家但有四立壁”。这也是前人称道的,是山谷“善于变动生新的手腕”(潘伯鹰说)。

:“反抱关”,你说是用了《汉书》的典,我记得《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那个侯嬴,就是“夷门抱关者”,为什么不是用《史记》的?

:“抱关”二字,《史记》前就已有,见于《孟子》;“反抱关”三字,见于《汉书·萧望之传》。这些都是前人说的“无一字无来历”,我们也不去追究它了。周大烈此时是在张家口监督税务,所以散原用“抱关”这个词,这是很雅化的写法,包括第四首的“指挥云物照刀锥”,也是如此。“云物”指云气、景物,“刀锥”语出《左传》,指微末之利,所谓“商贾竞刀锥”(陈子昂诗);税务监督要与商人打交道,这于诗人而言,总不免是件俗事。

:周大烈是何时去张家口的?另外,他的诗题里说的“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是否有些问题?我记得辛亥革命后,散原也是住过上海的。

:是在1917年。周大烈先是在1916年迁居天津的,他的女儿有三人都就读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因天津涨大水,又挈家迁往北京。也是在这一年,值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派他去张家口任税务署监督。赴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7月。他的《夕红楼诗集》中,有一首《赴张家口车上作》云:“今来七月京张路,才过沙城草又黄。”可以为证。不过他的家人,必定是留在北京的,他是只身赴任的,并且大概也常回家、在北京张家口之间老是跑的。他去张家口,是从德胜门出,经过居庸关、榆林驿、怀来、宣化,中间不过四百里左右的路,坐车的时间并不长。他另有一首诗,题目叫“由京回张家口留别姚重光”,是可以印证我的推测的。而散原诗说的“一身万里别三年”,其实不是写实的,而是一种烘染的写法。

张家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在当时的张北县南,属口北道,是蒙古同内地买卖、货物进出口的总关门。每天进口的骡子,算来也有几千匹。这里也与俄商交易,出口货以生牛羊皮毛及南方的茶叶为大宗。所以散原诗里说“边徼沙黄车驮移”。

至于散原的“久居金陵”,是从1900年4月始的,直至1911年9月,又因为避乱,而携家人移居上海,住在老靶子路,就是今天的武进路;1915年夏,才又从上海还居金陵青溪之旁的散原精舍。周大烈的话稍欠精确,但也不算大错,他与散原之间,通问未必很多,但肯定是关注他的。

:好的,我想散原的除夕诗,写了什么,已经是很清楚了。我另想请教的,尚有一事,就是你也每年除夕作诗,自觉哪首是得意之作?也顺便说说吧。

:我那都是乱写的,是标准的“半瓶醋”,比我乱谈还要坏,不过你既提起,我也不能藏拙。我在癸巳岁除,作了首七律寄友人贺岁,其中后四句,比较的有些气象:“未妨冬雾蛇鳞没,却喜春风马耳吹。明日腾骧先发轫,与君同看踏云姿。”这里不妨摘出,为春节的吉祥语,同时,也算是效颦山谷,来个“打猛诨出”收尾吧。



(本文原题为《陈三立的除夕诗》,刊于2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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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春节杂忆
唐晓峰
2016-02-09 10:49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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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五个春节就过去了。小时候是等春节,盼春节,现在是春节冲着你来,还没准备好,它就过去了。既然眼前的春节日渐乏味,那就做一点回忆吧。想当初……
在家过春节,邻居很重要
过去,我住在北京一个单位的院子里。是与胡同不同的那种所谓的“大院”。开始时,上班的部分和住家的部分合在一个院子,后来砌了一道墙,把办公区、生活区分开。因为是一个单位的人,很熟悉,本来就爱打招呼,到了春节,招呼打得分外多,人们喜气融融,笑脸带春风。那时的感觉,光在家里吃好的还不算,走出家门才是春节,只见邻居们都穿出新衣服,拿着过节玩意儿,整个院子是喜气洋洋。我也有新棉袄、新棉裤,只是裤腿、袖子都还没有打弯,人套在里面,十足一个傻小子。大院里人来人往,招呼拜年,拜年最多的是领导,一家也不能落,他们平时一脸严肃,现在都是和蔼可亲,还带头大笑。
我们这个院子,住着的,大多是拍电影或演电影的。邻居里有不少是明星(那时不大这么叫)。因为住在一起,管他什么明星,尿盆一端(家里没有厕所,早上要端着尿盆到公用厕所去倒),就是邻居。过春节,会在院里的礼堂表演节目,上面的邻居在演,下边的邻居嗑着瓜子看。有一次演的是喜剧“三不愿意”,大家看得很开心。戏散了,礼堂地上厚厚一层瓜子皮。
一直记得一段诗朗诵:
微风吹在头上,啊,春的感觉
雨点掉在头上,啊,夏的感觉
树叶落在头上,啊,秋的感觉
雪花飘在头上,啊,冬的感觉
棒子打在头上,啊,(观众抢话:疼的感觉)不对,不对!
啊,痛的感觉!
(朗诵者:陈强)
节目似乎是春节不可少的。现在说春晚是1983发明的。可我印象里,1956年就有一次春晚了。当时没有电视,是用收音机听实况转播,事后拍成电影,全国上映。主持人是当红演员郭振清(演李向阳的),嘉宾有戏剧大师梅兰芳、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才从美国回来)、数学家华罗庚、史学家范文澜(可能是史学家唯一一次上春晚)等等。侯宝林也是嘉宾,可是迟到了,他告诉大家,本来想加塞儿上汽车,不成,所以晚了。还有“祖国的花朵”里面的小演员,包括曾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挥手指方向的张筠英。

钱学森在1956年的春晚现场
邻居是一个生活圈子,串门,打扑克,喝两口,一起看电视球赛,借酱油(没有还的),“用一下你的缝纫机”……我总觉得邻居五嫂做的菜比我妈做的好吃。过春节,我心里想:五嫂家里做什么吃?
不过,我们这个院儿过春节,有年味,却没有京味。京味在胡同里,我有不少同学家在胡同,节前去他们家,看着他们准备这准备那,样样新鲜。可是京味最厉害的,还得说厂甸。
有人说过,节日不只是时间上的点,也是地图上的点。这讲的是大社区、大社会。北京城范围不小,当然有地图上的点,那就是厂甸。厂甸是清末民初形成的热闹地点,尤其春节,整条街全是卖东西的。商品不一定新奇,但聚集量令人亢奋。我住在城北,厂甸在城南,从厂甸回来的人,扛着长长的大糖葫芦,从我家门前过。“这都是从厂甸回来的”。直到上了中学,我才逛了一回厂甸,开了眼。只见拥挤不堪的人群两侧,各种宝剑腰刀,风筝空竹,还有吃的,茶汤爆肚、炸糕面茶。不记得买过什么、吃过什么,那时候兜里没钱,逛厂甸只是干看。看了,也很满意,回来跟邻居聊,还很得意。
现在没有聊春节的邻居了。如今邻居之间变得陌生,虽说住在同一个小区,不但楼上楼下陌生,甚至对门也陌生。邻居一般看不见,看见了也不认识。一起进了电梯,也都绷着脸,不打招呼。现在过春节,是私家事,缺少邻里气氛。比如穿了新衣服,给谁看呀。

1960年代厂甸庙会实景,图片来自网络
在村里过春节,老乡比你快乐
我后来插队到农村,学着老乡的样子过春节,还看过村里的大戏。
快到春节时,村里家家的菜刀都忙起来,因为过节的五天,按规矩,不动刀。该切的都要事先切好,肉、菜、粉条子、豆腐,切好后,一团团放在大缸里冻上,过年时,拿出来直接下锅,这样一直吃到“破五”,就是初五。我们知青也学着做,插队同学中有生活能力强的,是我们的大拿。
因为做饭不动刀,就变得比较省事,吃完饭,老乡们穿上新衣服,揣着手聚到村里的太阳地儿,或者在村里转悠。有后生踩着高跷出来,人比墙头还高。那时流行黑条绒,条绒裤子一穿,腰腿显得很直溜。谁说村里女孩儿土?她们三五成群,打扮干净靓丽,都很袭人(当地话,招人看的意思)。爹妈给她们起名字,一点也不含蓄,比如:美玲、绿叶、水仙……
高潮是唱大戏。村里中心有个老戏台(后来学考古,知道那是个很标准的传统戏台),前面一个大空场。平时在这里开会,给四类分子训话,现在过节,村里人请来剧团。剧团是坐几挂大胶车(胶皮轱辘马车)进村的。还没开锣,戏台前早已聚满了人,有从外村来的。知青们对地方戏不懂,也不爱看,但看着唱大戏的场面,做个旁观者,也很兴奋。真正高兴的还是老乡们。他们那种由衷的喜悦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劳累一年,等的就是今天。摄影发烧友应该会捕捉老汉脸上的笑容,那是从老横皱纹里面浮现出来的,不是“茄子”出来的。对于中国人,什么叫春节,答案就是这些黝黑而快乐的面孔。此刻,贫困、辛劳都忘了,就是真心的来过节。节日有什么深意吗?没什么复杂的,就是大乐一回。
春节把全村动员起来,炮厂、油房、磨房,都忙起来。炮厂,就是做鞭炮的作坊,不是每个村都有,我们村大,所以有。做炮药的硝,是从墙根角下的尿(主要是人尿)土里熬出来的。卷鞭炮的纸是从外面买的。有几次,炮厂拉回来几胶车书,是从城里图书馆买来的“四旧”书,准备卷炮。我们看了心疼,去交涉,炮厂说我们得拿纸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尽可能换回一些书,但绝大多数还是被撕开,卷成二踢脚,点火崩掉。况且,我们挑的书,只是自己熟悉的西方小说之类,而更加老旧、更加“封建”的旧书,都没有挑出来。卷炮是危险的营生,炮厂不时有爆炸的事情。但是利大,村里还是很重视。正月十五晚上是放鞭炮的时候,我们知青也跟着放。一次,有个女生不小心把棉袄袖子弄着了。

过年包饺子
在农村过春节,社员是真过,知青总有几分旁观,“乐点”没有社员高。还有,女知青常常被社员叫去吃饭,男生没人叫,有些失落感。
在美国过春节,中国人分三拨
留学到美国,所以在美国过春节。
三十晚上(比中国晚12小时),中国学生会组织聚会。借个大会场,事先把节目落实、食物落实,进会场时象征性地交一点钱,节目都是中国同学们自己出演。因为在国内常有这样的活动,所以组织起来并不费力。
一些美国人喜欢中国春节的热闹,也来参加。我记得有一次在春节聚会上,一个美国男子每次跟中国学生对话,开头一句都是“I am the son of Cressey.”我们听了也不知什么意思,就哼哼过去。后来才知道,Cressey是雪城大学地理系的已故教授,有个中文名字叫葛德石,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教过书,跑过中国二十多个省,对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世界级的大地理学家,做过国际地理学会的主席。他也非常热爱中国,曾在英国的学术大会上,当众宣布“My first love is China!”。但在我们那次春节晚会上,中国学生没有一个知道的。最近,到雪城大学读书的张雷编了关于葛德石在中国的三大本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算是一种补偿吧。那晚葛德石的儿子找到我说(因为知道我是地理系的),他家里保存不少葛德石的书籍什么的,可以送给我。我当时不知葛德石的分量,没有抓住这句话顺杆爬,错过了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相当后悔。
在美国大学念书的中国人有三类:大陆人、台湾外省人、台湾本省人。办春节晚会,常常分三拨,三个场子。一般美国人弄不明白。后来有合有分,要看海峡形势。中国学生里,总会有几个搞过专业的,所以表演水平不错。有一位台湾女生表演二胡,拉得很好听,谢幕时,她自我介绍:“大家听过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二胡曲吗?就是我拉的啦。”这段二胡曲确实不错,我一直爱听。
中国学生在美国过春节,有两件事成为俗套,一个是寄贺卡,一个是往家里打越洋电话。贺卡都是买最便宜的,一盒一盒的,单张买不值。打越洋电话,算好时间,拨过去,让家人听到“美国之音”,小有得意之感。
1993年,美国忽然发行了一张中国鸡年邮票,就一张,上面一个鸡。这是美国首次发行中国年纪念邮票。大家马上联想到中国首发的那张可以发财的猴票,于是纷纷到邮局抢购。我也抢到好几个整版,认真收藏好。但是行情一直没有起来,现在砸在手里了。
关于春节的事情,不会都记着,但总有一些忘不了。感觉着,春节的号召力就是大,不管你在哪儿,春节一到,什么都要放下。过节,这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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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2016-02-09 10:49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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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五个春节就过去了。小时候是等春节,盼春节,现在是春节冲着你来,还没准备好,它就过去了。既然眼前的春节日渐乏味,那就做一点回忆吧。想当初……

在家过春节,邻居很重要

过去,我住在北京一个单位的院子里。是与胡同不同的那种所谓的“大院”。开始时,上班的部分和住家的部分合在一个院子,后来砌了一道墙,把办公区、生活区分开。因为是一个单位的人,很熟悉,本来就爱打招呼,到了春节,招呼打得分外多,人们喜气融融,笑脸带春风。那时的感觉,光在家里吃好的还不算,走出家门才是春节,只见邻居们都穿出新衣服,拿着过节玩意儿,整个院子是喜气洋洋。我也有新棉袄、新棉裤,只是裤腿、袖子都还没有打弯,人套在里面,十足一个傻小子。大院里人来人往,招呼拜年,拜年最多的是领导,一家也不能落,他们平时一脸严肃,现在都是和蔼可亲,还带头大笑。

我们这个院子,住着的,大多是拍电影或演电影的。邻居里有不少是明星(那时不大这么叫)。因为住在一起,管他什么明星,尿盆一端(家里没有厕所,早上要端着尿盆到公用厕所去倒),就是邻居。过春节,会在院里的礼堂表演节目,上面的邻居在演,下边的邻居嗑着瓜子看。有一次演的是喜剧“三不愿意”,大家看得很开心。戏散了,礼堂地上厚厚一层瓜子皮。

一直记得一段诗朗诵:

微风吹在头上,啊,春的感觉

雨点掉在头上,啊,夏的感觉

树叶落在头上,啊,秋的感觉

雪花飘在头上,啊,冬的感觉

棒子打在头上,啊,(观众抢话:疼的感觉)不对,不对!

啊,痛的感觉!

(朗诵者:陈强)


节目似乎是春节不可少的。现在说春晚是1983发明的。可我印象里,1956年就有一次春晚了。当时没有电视,是用收音机听实况转播,事后拍成电影,全国上映。主持人是当红演员郭振清(演李向阳的),嘉宾有戏剧大师梅兰芳、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才从美国回来)、数学家华罗庚、史学家范文澜(可能是史学家唯一一次上春晚)等等。侯宝林也是嘉宾,可是迟到了,他告诉大家,本来想加塞儿上汽车,不成,所以晚了。还有“祖国的花朵”里面的小演员,包括曾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挥手指方向的张筠英。


钱学森在1956年的春晚现场

邻居是一个生活圈子,串门,打扑克,喝两口,一起看电视球赛,借酱油(没有还的),“用一下你的缝纫机”……我总觉得邻居五嫂做的菜比我妈做的好吃。过春节,我心里想:五嫂家里做什么吃?

不过,我们这个院儿过春节,有年味,却没有京味。京味在胡同里,我有不少同学家在胡同,节前去他们家,看着他们准备这准备那,样样新鲜。可是京味最厉害的,还得说厂甸。

有人说过,节日不只是时间上的点,也是地图上的点。这讲的是大社区、大社会。北京城范围不小,当然有地图上的点,那就是厂甸。厂甸是清末民初形成的热闹地点,尤其春节,整条街全是卖东西的。商品不一定新奇,但聚集量令人亢奋。我住在城北,厂甸在城南,从厂甸回来的人,扛着长长的大糖葫芦,从我家门前过。“这都是从厂甸回来的”。直到上了中学,我才逛了一回厂甸,开了眼。只见拥挤不堪的人群两侧,各种宝剑腰刀,风筝空竹,还有吃的,茶汤爆肚、炸糕面茶。不记得买过什么、吃过什么,那时候兜里没钱,逛厂甸只是干看。看了,也很满意,回来跟邻居聊,还很得意。

现在没有聊春节的邻居了。如今邻居之间变得陌生,虽说住在同一个小区,不但楼上楼下陌生,甚至对门也陌生。邻居一般看不见,看见了也不认识。一起进了电梯,也都绷着脸,不打招呼。现在过春节,是私家事,缺少邻里气氛。比如穿了新衣服,给谁看呀。


1960年代厂甸庙会实景,图片来自网络

在村里过春节,老乡比你快乐

我后来插队到农村,学着老乡的样子过春节,还看过村里的大戏。

快到春节时,村里家家的菜刀都忙起来,因为过节的五天,按规矩,不动刀。该切的都要事先切好,肉、菜、粉条子、豆腐,切好后,一团团放在大缸里冻上,过年时,拿出来直接下锅,这样一直吃到“破五”,就是初五。我们知青也学着做,插队同学中有生活能力强的,是我们的大拿。

因为做饭不动刀,就变得比较省事,吃完饭,老乡们穿上新衣服,揣着手聚到村里的太阳地儿,或者在村里转悠。有后生踩着高跷出来,人比墙头还高。那时流行黑条绒,条绒裤子一穿,腰腿显得很直溜。谁说村里女孩儿土?她们三五成群,打扮干净靓丽,都很袭人(当地话,招人看的意思)。爹妈给她们起名字,一点也不含蓄,比如:美玲、绿叶、水仙……

高潮是唱大戏。村里中心有个老戏台(后来学考古,知道那是个很标准的传统戏台),前面一个大空场。平时在这里开会,给四类分子训话,现在过节,村里人请来剧团。剧团是坐几挂大胶车(胶皮轱辘马车)进村的。还没开锣,戏台前早已聚满了人,有从外村来的。知青们对地方戏不懂,也不爱看,但看着唱大戏的场面,做个旁观者,也很兴奋。真正高兴的还是老乡们。他们那种由衷的喜悦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劳累一年,等的就是今天。摄影发烧友应该会捕捉老汉脸上的笑容,那是从老横皱纹里面浮现出来的,不是“茄子”出来的。对于中国人,什么叫春节,答案就是这些黝黑而快乐的面孔。此刻,贫困、辛劳都忘了,就是真心的来过节。节日有什么深意吗?没什么复杂的,就是大乐一回。

春节把全村动员起来,炮厂、油房、磨房,都忙起来。炮厂,就是做鞭炮的作坊,不是每个村都有,我们村大,所以有。做炮药的硝,是从墙根角下的尿(主要是人尿)土里熬出来的。卷鞭炮的纸是从外面买的。有几次,炮厂拉回来几胶车书,是从城里图书馆买来的“四旧”书,准备卷炮。我们看了心疼,去交涉,炮厂说我们得拿纸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尽可能换回一些书,但绝大多数还是被撕开,卷成二踢脚,点火崩掉。况且,我们挑的书,只是自己熟悉的西方小说之类,而更加老旧、更加“封建”的旧书,都没有挑出来。卷炮是危险的营生,炮厂不时有爆炸的事情。但是利大,村里还是很重视。正月十五晚上是放鞭炮的时候,我们知青也跟着放。一次,有个女生不小心把棉袄袖子弄着了。


过年包饺子

在农村过春节,社员是真过,知青总有几分旁观,“乐点”没有社员高。还有,女知青常常被社员叫去吃饭,男生没人叫,有些失落感。

在美国过春节,中国人分三拨

留学到美国,所以在美国过春节。

三十晚上(比中国晚12小时),中国学生会组织聚会。借个大会场,事先把节目落实、食物落实,进会场时象征性地交一点钱,节目都是中国同学们自己出演。因为在国内常有这样的活动,所以组织起来并不费力。

一些美国人喜欢中国春节的热闹,也来参加。我记得有一次在春节聚会上,一个美国男子每次跟中国学生对话,开头一句都是“I am the son of Cressey.”我们听了也不知什么意思,就哼哼过去。后来才知道,Cressey是雪城大学地理系的已故教授,有个中文名字叫葛德石,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教过书,跑过中国二十多个省,对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世界级的大地理学家,做过国际地理学会的主席。他也非常热爱中国,曾在英国的学术大会上,当众宣布“My first love is China!”。但在我们那次春节晚会上,中国学生没有一个知道的。最近,到雪城大学读书的张雷编了关于葛德石在中国的三大本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算是一种补偿吧。那晚葛德石的儿子找到我说(因为知道我是地理系的),他家里保存不少葛德石的书籍什么的,可以送给我。我当时不知葛德石的分量,没有抓住这句话顺杆爬,错过了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相当后悔。

在美国大学念书的中国人有三类:大陆人、台湾外省人、台湾本省人。办春节晚会,常常分三拨,三个场子。一般美国人弄不明白。后来有合有分,要看海峡形势。中国学生里,总会有几个搞过专业的,所以表演水平不错。有一位台湾女生表演二胡,拉得很好听,谢幕时,她自我介绍:“大家听过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二胡曲吗?就是我拉的啦。”这段二胡曲确实不错,我一直爱听。

中国学生在美国过春节,有两件事成为俗套,一个是寄贺卡,一个是往家里打越洋电话。贺卡都是买最便宜的,一盒一盒的,单张买不值。打越洋电话,算好时间,拨过去,让家人听到“美国之音”,小有得意之感。

1993年,美国忽然发行了一张中国鸡年邮票,就一张,上面一个鸡。这是美国首次发行中国年纪念邮票。大家马上联想到中国首发的那张可以发财的猴票,于是纷纷到邮局抢购。我也抢到好几个整版,认真收藏好。但是行情一直没有起来,现在砸在手里了。

关于春节的事情,不会都记着,但总有一些忘不了。感觉着,春节的号召力就是大,不管你在哪儿,春节一到,什么都要放下。过节,这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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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2 11:16:21 | 显示全部楼层
辛德勇:过大年,放鞭炮?

辛德勇

2016-02-05 18:31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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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就要过年了。很多人心怀喜悦,我却总是不大高兴得起来。这种低落的情绪,倒不光是过一年又少一年的无奈。从少年时期起,一到过年,心头就会对放鞭炮这档子事儿,充满不安。妈妈规矩很多,午夜跨年的时候,鞭炮一定要放响;初一一大早,一定要放响;初五、十五、二月二都一定要放响。家里上有兄,下有弟,这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偏偏兄弟三人,没有一个人对这事儿有一丁点儿兴趣。买来的鞭炮一直到放过期点不着火还没有人去放,是一种常态。母亲暴怒,自是事出有因。

自己出生的地方,是一个东北边疆的小镇。人与人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家与家之间,还有一定空间距离,所以,鞭炮之放与不放,大体上还只是个人喜好的事情,对别人或者别人家的影响,并不是特别严重。但稍大一点儿,在哈尔滨的亲戚家里过了几次春节,在两侧楼房夹持下的狭窄街道通行的经历,却不能不让我胆战心惊。鞭炮在耳边持续地炸裂,烟花在眼前无序地窜动,我心目中的地狱,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景象,而且跌落进去,还是留在外面,完全由不得你选择,只能为自己的运气祈祷。

真正被鞭炮烟花炸死烧死的人,确实比较少见,但每年都有人为此失去眼睛,一只或者两只;炸伤了腿或是胳膊,烧毁了脸或是手,这就大大违背古昔先人燃放鞭炮的初衷了。


爆竹声中辞旧岁

春节为何要燃放爆竹?

现在我们过年燃放的各种鞭炮,溯其渊源,应属古代的“爆竹”。不过古代的“爆竹”,本来并不用火药引爆,只是用火来烧灼竹管而引发噼啪爆裂而已。南朝萧梁时有名宗懔者,撰著《荆楚岁时记》,记录荆楚人家,在每年新正初一,“鸡鸣而起”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溯其由来,作者引述了东汉时即已出现、托名于东方朔的《神异经》讲述说:“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馀,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烞熚有声,而山臊惊惮远去。”又云:“《玄黄经》所谓山㺐鬼也。俗人以为爆竹、燃草起扵庭燎,家国不应滥于王者。”简单地说,至迟从东汉时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每年大年初一燃竹令其爆裂有声的习俗,而人们以为这种习俗,源于民间在院子里点火照明的做法,而在大年初一燃烧爆竹之所以会演变成一种固定的习俗,则是因为竹筒爆裂的声响,能够驱走像山臊这样只长了一条腿的奇形恶鬼。不同种类的鬼魅,好像也还互通信息,与发展到后来,就不仅是“山臊”,荼毒世间的一切鬼怪,也都会闻声远遁。明朝人刘效祖,在一套吟咏两京新年风景世情的曲子里,曾有句云“爆竹如雷惊邪祟”(明胡文焕《群音类选》卷二),这很形象地说明爆竹之声在后世已经有了驱离一切邪祟的功用。换句话来说,就是远祸避难。


不用火药引爆的“爆竹”

古时之所以要点燃竹竿,令其爆裂出声,而不是像后世那样鸣放鞭炮,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鼓捣出火药,弄不出那么大的动静。同时,纸张的普遍应用,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东汉时期以来,历经西晋,直到南朝,其价格也是由昂贵而逐渐降低的。进入宋代以后,火药在民间普遍应用,纸张应用更普遍,价格也更低廉。于是,吓唬鬼魅的爆竹,也就改而成为纸卷火药构成的鞭炮,乃至与之伴随的各色烟花。王安石《元日》诗中的名句“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此爆竹已非彼爆竹,声响变得更大,各种鬼魅邪祟当然会更加害怕。鬼魅邪祟之是否存在,本来就是信者恒信,疑者固疑的事情,即使真有,也不一定见谁伤谁,正如俗话所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但火药爆竹一响,市井之间,也就宁静不再,这倒比所有恶鬼都恶,不管做没做过亏心事,谁都无法躲避它的骚扰。《武林旧事》卷三“岁晚节物”条记南宋杭州城里除夕之夜的喧闹景象云:“至除夕,则比屋以五色纸钱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门。至夜……爆竹鼓吹之声,喧闹彻夜,谓之‘聒厅’。”不管什么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聒为美,以聒为乐。清代才子袁枚,就在一首诗中表述过“耳烦千爆竹”而宁愿“独享淸净乐”的心愿(《小仓山房诗集》卷三〇《腊月二十六日阻风彭泽谅岁内不能还家赋诗自遣》)。不过,毕竟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庆日子,再烦,也还是要勉强随俗。

禁放烟花爆竹早有历史

问题是用火药制成的爆竹,随着药量的增大,花色的增添,其危害已经不仅仅是噪音扰民而已,还很容易引发火灾。爆竹在后世又被称作“炮仗”(古人或书作“爆仗”)和“花爆”等,而“花爆”已经包含各种只是冒火闪光而不作剧烈声响的花火在内。

所谓“万户飞天”的神奇故事,假如一定非要信有其事不可,那么,绑在这位“万户”椅子上的助推器具,就只能是47枚大炮仗。明清时期,苏州之繁盛,天下罕有其匹。明朝嘉靖年间人王稚登曾经记述说,虎丘“爆仗”之大,竟达到“一枚四人舁之”的程度,也就是四条汉子才能抬得动的大炮仗。万户先生假如真的想要远飞天外,这应该就是他首选的配置。迄至清代,说起此等物事,人们仍是称道“吴中特盛”(清赵希璜《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抄》卷一八《爆竹》)。足见要想落实“万户”其人其事,只能一家一家地去查阅苏州人的家谱,因为其他地方的人,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二踢脚,做梦也不会想到用驱鬼辟邪的炮仗来把偌大一把太师椅连同上面坐着的活人一起崩上天去。

到了明清时期,所谓“爆竹”亦即“花爆”不仅个头大幅度增大,爆炸的强度在加强,而且鞭炮和烟花的名目也日趋繁多,其中有一些品种极易引起着火,造成灾害。于是,至迟从明朝开始,就时或有官府禁止燃放的记载。

如嘉靖年间,张时彻在江西巡抚任上,就曾发布告示,称“今新岁将临,诚恐习俗相踵,花灯彩胜以争奇,火树烟楼之斗巧。岂惟靡费民财,抑且招来火盗。合行禁革,以安地方。为此案,仰该司官吏照案办理,即便出给告示,晓谕官吏军民人等知悉,新岁不许粧架烟火,燃点花灯,及起放流星火炮、纸花爆竹等项”(张时彻《芝园集》之别集《公移》卷五)。又如,清朝的宁波,也曾有过地方官为防止火灾而“禁元宵花爆”的举措(清袁学谟《居易堂浙中新集》卷四《祭黄太恭人文》)。尽管这种举国并行的风俗一旦形成之后,一时一地的地方官员,实际很难移易;尤其是像张时彻等人这样,统统禁绝一切种类的烟花爆竹,恐怕更难切实贯彻施行。然而毕竟有主政官员,意识到燃放花爆的危害。

至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五年正月,在燃放花爆最为兴盛的苏州,我们又看到江苏按察使裕谦对烟花爆竹的种类,加以区分管理,禁止燃放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花爆种类,发布了一篇《禁引火花爆示》,全文如下:

省城地方,人烟稠密,自宜小心火烛,谨防不虞。

当此岁序更新,比户迎年迓祉,往往喜放花爆,以资娱乐。此固升平景象,不能概行申禁。但花爆种数不一,有种流星、双响、飞老鼠、炮打灯及金盆捞月、飞天十响等项,名色不可枚举。凡此之类,药性上冲,火星下落,设遇板墉竹壁,草舍柴篱,每生事变。

转瞬上元灯火,剪彩镂花,糊作鸟兽人物,以为儿童戏耍之具,亦属习俗相沿,例所不禁。惟查此物以竹篾扎成,外纸内火,最易燃烧。童子何知?照料稍有未周,误事尤为不浅。

苏省水龙虽尚得力,取水亦多近便,奈因街道狭窄,常致人力难施,为害甚烈。即如本月已有包衙前马姓失慎之事,虽旋经扑灭,幸未伤人,而该家属等回视故居,顿成焦土,能无抱头相泣?从此栖身何所耶?言念及此,本司深为不忍。与其痛悔于事后,何若谨防于事先。合行出示谕禁。

为此示仰阖属军民诸色人等知悉:嗣后点放花爆,凡有流星、双响、飞老鼠、炮打灯及金盆捞月、飞天十响等类,并一切易于引火之物,概不准放。其卖花爆之店户,除寻常花爆外,其有前项花爆,亦不准再行制卖。倘敢不遵,一经查出,定即从重究惩,决不宽贷。至于上元令节,到处张灯,亦须格外小心,慎之又慎,切勿以可畏之烈火,付之无知之幼童,致生意外之患。本司为保全尔等身家起见,故不惮言之谆谆,尔等各宜思患预防,实力尊奉,勿视为具文,仍前玩忽,自怡后悔。(清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七)


《禁引火花爆示》,清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七

类似的文告,四年前在湖北武昌任职时,裕谦就曾经发布过一次(清裕谦《勉益斋偶存稿》卷六《禁引火花爆示》),这不仅是他始终关心民生的体现,同时也说明烟花爆竹引发火灾,在当时已经是很普遍也很严重的事情。有问题,就要直接面对,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勇于负责的好官。

逮清廷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主权沦丧,列强纷纷在上海设置租界,径行管理,已经无须顾忌中国的习俗。为安全起见,“禁施放花爆”,也就成为所谓“租界例禁”之一(清葛元煕《沪游杂记》卷一),也就是强行禁绝了一切烟花爆竹。租界之内,人来熙往,居住在里面的华人,也很快适应了没有鞭炮的生活。可见,在特定的强权下,所谓移风易俗,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难事,禁也就禁了。

简单回顾燃放鞭炮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有的民族传统,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也绝非牢不可破。现在我们既不需要用、实际上也绝不可能用鞭炮的声响来驱除什么鬼魅邪祟,更是无法避免它所带来的严重灾难和伤害。前些年,北京等大城市在城区禁止燃放鞭炮,也大体上做到了令行禁止,把很多人从鞭炮伤害的无妄之灾中解脱出来,也保全了很多本不该遭受的财产损失,实在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仁政。而后来放宽限制,却没有带来什么好处。除了因燃放鞭炮而炸伤烧残的人数重又上升之外,也造成了空气污染,实际上是在经历一次次无处躲藏的灾难。某位一心弘扬大汉风俗于世界的“专家”曾说,不放鞭炮,过年就没有“年味”,而我闻到的却只是呛鼻的火药味,更不用说满满一肺子的PM2.5了。面对日重一日污浊的空气,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裕谦等明清官员重视民生福祉的做法,很值得当政者效而行之。在北京等特大城市,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实在已经刻不容缓,但愿能够过上一个清清静静的大年。

2016年1月2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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