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博物馆里的亚洲故事（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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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许杰：亚洲不是地理或族群，博物馆要讲述的是关联的故事

记者 陈诗悦

2016-02-11 14:38 来自 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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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

2008年时值全球金融危机，在此时就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对于许杰来说可谓临危受命。作为全美最大展示亚洲艺术的机构，保存与否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博物馆的存亡，还关系着两个大洲之间的文明交流。他坦言，自从做了馆长，自己只能在缝隙中找时间做研究。
究竟旧金山与亚洲有着怎样的关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为何拥有如此多精美上乘的中国文物？作为第一位担任美国大型博物馆馆长的华人，许杰又是怎样经营这样一座在美国传播亚洲艺术的博物馆？去年十二月，许杰来到上海博物馆举行讲座，澎湃新闻对其进行了专访。
“藏诸名山”的博物馆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澎湃新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位置可谓黄金地段——处在市政厅广场，隔着市民广场与旧金山市政厅相望。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建造一座主题为亚洲的博物馆？旧金山与亚洲的关系是怎样的？

许杰：旧金山其实很小，只有49平方英里，但你提到的市政厅大楼是全美第二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第一是美国国会大厦。常有人开玩笑说旧金山人自我感觉良好，在这里做市长的派头大过在加州做州长。这是一种自信，另外同旧金山这座城市作为通往世界特别是亚洲的重要门户地位是分不开的。

从地理上来说，旧金山面对太平洋，有很好的同亚洲往来的线路优势；从现实因素来讲，亚裔占到旧金山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历史因素来讲，华人移民美国的最早栖居地就在旧金山。第一批华人来到这里参与修建铁路或是淘金。我讲座的名字叫做“藏诸名山”，为什么中文将San Francisco翻译为旧金山，就与当初在此发现金矿有关。除了华裔，日裔、韩裔、印度裔、菲律宾裔都很多。

顺应着人口的流动和贸易往来相伴而来的就是文化上的交往。不论是殖民者频繁通过太平洋贸易从亚洲进口财物通过美洲运往欧洲，还是华裔来到这里淘金谋生，都会产生文化交流。

旧金山亚洲博物馆的内部与外部

现在的博物馆建筑在1920年建成时是一座公共图书馆。旧金山是一个地震多发地， 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地震，凡是木构建筑全都被夷为平地，人们不得不进行重建。1920年以市政厅为代表的几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在废墟中建立起来，其中就包括这座公共图书馆。之后1989年旧金山又发生一次大地震，原本在金门公园的博物馆旧址在结构上受到损坏，于是就决定整体搬迁到公共图书馆处。在改建时，整座大楼被完全抬起，100多根柱子下都放置了减震器，可以抵挡9级地震，相当于1906年大地震的破坏程度。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全市最安全的地方。

博物馆内部，以不同的亚洲文化分为七个常设展厅。

澎湃新闻：博物馆是如何理解亚洲艺术的概念的？现有的藏品覆盖哪些区域？

许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之所以可以全方位介绍亚洲的艺术文化是因为藏品覆盖全面，且年代跨越6000年的历史。其中涉及的亚洲区域也是我们常设展厅的分类有七个：中华文化、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南亚文化（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东南亚文化（分为大陆东南亚文化，包括缅甸和泰国，以及岛屿东南亚文化，包括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西亚文化（从伊朗一直到近东）、伊斯兰教文化。

藏品的数量不算大，有18000件左右，但其中有一些绝无仅有的精品。其中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两次捐赠的共计8000件个人收藏，大部分为中国文物。为了承接这批艺术品，旧金山居民通过了一项270万美元的公债，在旧金山金门公园建造了一栋楼安放陈列布伦戴奇的艺术品，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博物馆旧址。1966年，博物馆正式开幕，2016年我们就迎来50周年的馆庆了。

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奠定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最精华藏品的传奇人物。

澎湃新闻：布伦戴奇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对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特别感兴趣呢？

许杰：美国博物馆大都是个人收藏反馈社会而建立的，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位传奇创始人就是布伦戴奇。他生于1887年，于1975年过世，他的一生正是美国精神的完美体现：即使出身贫微，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

布伦戴奇5岁时从美国中部搬到芝加哥，家中贫苦，父亲不久便抛弃家庭，留下孤儿寡母，这也养成了他独立的性格。布伦戴奇的的兴趣是体育，特别是田径运动。1912年他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1914、1916、1918年连续三次得到美国全能田径冠军。

布伦戴奇是芝加哥著名的大承包商。

同时他也是芝加哥非常成功的大承包商。芝加哥可谓一座建筑的历史博物馆，从新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而布伦戴奇正是这些城市建设幕后的推手之一。中年退休后的布伦戴奇专注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在1952年至1972年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1936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大展，其规模和展品的精致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

运动事业之外，布伦戴奇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不过他与亚洲艺术的不解之缘还是得益于体育。1936年初，布伦戴奇前往德国北部参加冬季奥运会，途经伦敦逗留了一周，适逢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中国艺术展。那是中国艺术在海外空前绝后的一次大展，国民政府为展示中国文化挑选了1000件文物赴英国展出，其中735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除此以外，伦敦方面的策展方又从海外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那里借了2000件文物，一个展览有3000多件展品，是现在难以想象的。这也是布伦戴奇第一次全方位领略中国文物的多样性和精彩格局。他曾开玩笑地说，“我从此就破产了。”因为他一有钱就会去购买中国文物。

布伦戴奇收藏的商代晚期方鼎。

在布伦戴奇的所有收藏中，他最喜欢和最为重视的是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他认为青铜器带有雄健之力和建筑美感。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比如有一种青铜器形斝，三个角中间是腹部，各部分比例匀称，就如同建筑一般，平衡且富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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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他的收藏主要通过何种方式？他的眼光如何？

许杰：他的收藏在西方来说相对较晚，基本集中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1949年后大陆同西方世界暂时隔绝，日本经历战后重建，后来又有韩战，亚洲的整个动荡状态让布伦戴奇不可能直接去亚洲地区购藏，所以他主要是在欧美的古董商那里购买，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博物馆避免了很多麻烦。因为根据1970年联合国公约，博物馆的购藏一定要拿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该文物是在1970年以前离开所在国，但布伦戴奇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购买了，所以我们馆在文物追索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少。


展出中的玉器。

布伦戴奇并非艺术专业出身，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眼光非常好。他对亚洲艺术有强烈的好奇心，也相当肯学。他曾经建立了一座个人图书馆，收藏关于亚洲艺术特别是东亚艺术的书籍。布伦戴奇在四十多岁时退休，有大量时间同博物馆馆员、研究员、古董商往来交流。虽说这些年博物馆馆藏翻了一倍，也有不少好东西，但是最最精华的，尤其是中国艺术的精品都是他捐赠的。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小臣艅犀尊，是现存唯一以犀牛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器。

镇馆之宝——小臣艅犀尊

澎湃新闻：他的收藏中有什么特别的珍贵藏品吗？

许杰：那一定是“小臣艅犀尊”了。这是一件距今约3000年前的双角犀牛造型的青铜酒器，器物不大，其上有铭文，本应有盖子，但盖子遗失了。这是现在存世的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器，中国另有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是西汉时期的，相差近1000年。所以这件文物就显得格外珍贵。

我们所知世界上现存5种犀牛，以角的多少可以分为两类，单角三种，双角的两种，一种是非洲白犀牛，一种就是苏门答腊犀牛。3000年前非洲白犀牛到中国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当时的犀牛可能是苏门答腊犀牛。

据中国动物学历史记载，中国最后一头犀牛出现在云南地区，明代以后几乎没有犀牛的存在，现在整个东南亚几近绝迹，但早在商代中国完全是有犀牛的。据考古发现，在离上海不远、距今6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文化曾发现犀牛的骸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很有名的甲骨，其上的铭文讲到商王打猎犀牛的记载。严格来讲对铭文中指代打猎对象的那个字的厘定还有一些争议，少数专家认为这是另外一种野牛，但大部分人基本认同这是犀牛。而在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安阳的墓葬中发现了犀牛骨，这样，即使文字有争议，犀牛在商代的存在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当年的苏门答腊犀牛不光在东南亚存在，也分布于中国大陆。



小臣艅犀尊器内的铭文识读。

讲回犀牛尊，器内底部有27字的铭文。根据中国以做器者对青铜器定名的传统，这个犀牛尊被命名为“小臣艅尊”。古代铭文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做器者以此来奉献于自己的祖先，禀告祖先自己的功绩，同时也传诸后代。这个铭文讲到，那一年商王征伐人方（地名），在征伐后返程途中，停留在夔（地名），赏赐小臣艅海贝。27个字的铭文长度应该已经是在商代最后两个国王帝乙或帝辛（商纣王）之间。

小臣艅尊是博物馆的吉祥物，我们曾向全球征集这座犀牛尊的小名，有超过20多个地区几千个人在网上投票，最终投票最多的名字叫Reina，在西班牙语中是公主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韩文等其他语言文字中也都有吉祥的意思。现在它成为全球认同的宝贝，为了尊重小犀牛来自中国，我给了它第二个名字就是宝贝，也应和铭文中的“贝”字。

澎湃新闻：在布伦戴奇最初捐赠的基础上，博物馆这些年做了哪些拓展呢？

许杰：一是数量上，从他最初捐赠的8000件藏品到现在的近2万件。布伦戴奇的捐赠使我们博物馆成为一个磁铁，许多有名的藏家都愿意把他们收藏的亚洲艺术捐给我们博物馆。我馆的缅甸艺术大都就是由杜克大学的创办人——烟草大亨华盛顿·杜克的女儿捐赠的。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内部。

其二是在展馆面积上，2003年搬迁的新馆比原来位于金门公园的展馆要大上许多。我们馆的常规展出藏品在2000件左右，占到库藏的近10%，这在美国博物馆中是很高的比例，但是在面积上还是有所匮乏。

其三就是在展览和教育项目的丰富上。过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多以东亚国家为主，现在覆盖面则很广，除了介绍单一的亚洲文明，还特别关注亚洲在全球背景下的姿态。比如正在展出的“看东方”就试图呈现日本艺术是如何影响了包括莫奈、凡·高等在内的印象派及后印象派西方艺术家，不久我们还希望举办一个展览探讨中国艺术对法国宫廷艺术审美趣味的影响。


2013年举办的日本艺术展。

我们对亚洲的定义不限于地理或族群，而侧重关联。在任何方面同亚洲有关的都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对象。不论艺术家的肤色是什么，只要其作品同亚洲有某种关系，我们就认为你是亚洲艺术家。

为什么关联很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讲出亚洲在全球生活的重要意义，当你在美国或欧洲时常常会有很深的感触：亚洲还没进入这些地方的主流社会，但其实在任何西方文化的因素中都或多或少有同亚洲的关联。今天，我们对亚洲的定义很宽泛，这同布伦戴奇当年的情景有很大区别，但是宗旨是一样的。他曾说博物馆是文化的桥梁，我们把这座桥梁铺得更宽更长了。


中国馆中陈列的古代绘画作品。

艺术超越政治，文化感化彼此

澎湃新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在美国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亚洲艺术的作用，那么博物馆同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博机构的交流如何呢？

许杰：旧金山地位重要，我们博物馆又致力于亚洲艺术，所以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重要展览都会来我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送出国门的展览就是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时值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开始有互动，这就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动作，因为艺术超越政治，最能打动人心，而文化最能感化彼此。当时这个展览在3家博物馆展出，1975年6月28日到8月28日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两个月，达到80万的参观人次，这在博物馆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上任八年来从未达到过。另外两站是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和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

中美建交之后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建立姊妹城市，第一对就是1980年建立的旧金山和上海，其中最重要的文化交流项目是上海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在1983-1984年联合举办的“上海博物馆珍品展——6000年的中国艺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由单家博物馆向海外送展，对上博来说是第一所去美国展览的国内博物馆，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是首次承接来自单家中国博物馆的展览。


2009年举办的“翡翠城市：暹罗与缅甸艺术”。

澎湃新闻：博物馆自身如何通过展览的方式来呈现亚洲艺术的特点呢？

许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每一个地区的文化有精深的探索和研究，策划了许多专题展。我们往往希望为人先，成为美国第一个介绍亚洲某一地区的机构。韩国、不丹、巴厘岛，这些地区的艺术形态都是通过我们馆的展览首次完整面向美国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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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内容本身的探索，如何让静态的文物吸引观众的注意，就需要在展陈、技术、互动、市场等方面下工夫。近年来我馆最著名也是最受欢迎的展览就是中国兵马俑，于2013年博物馆新馆十周年之际开展。在展厅中没有任何屏障，兵马俑对观众来说触手可及，在保护文物的情况下最大化强调视觉效果。这其中当然要感谢观众的水准和我们的安保系统，还有中方团队对我们的信任。


2013年举办的“中国兵马俑——始皇帝的遗产”取得了巨大成功。

由于出国展出数量的限制，来美的兵马俑只有十多件，如何用有限的文物做出强烈的视觉效果也是很大的学问，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鸟瞰视角的视频，将兵马俑坑用虚拟的手段带到旧金山，同近距离的实物接触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另外为了推动观众对展览的认知，我们请了一位演员扮成兵马俑的样子，编了个故事说有一个掉队的兵马俑，在来旧金山的路上迷失在湾区，希望看见的人们可以帮助他找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如果看到他就拍照上传至博物馆的网站。脸书总部、苹果总部、加州伯克利大学、华裔社区……这个“兵马俑”在湾区兜兜转转了一个月，在开幕当天神奇地归队。为此，我们还得到了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市场推广大奖。

另一种联通是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之间的。许多收藏古代艺术的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是，在高科技的时代，如何让对古代艺术有陌生感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我认为很好的方式就是当代艺术的介入。我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是：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的，世界上没有古代艺术。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每一代人都有新的视野，若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关照古代艺术也许会产生不一样的思考，这是一种解读。另一种解读是，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古代，要让自己成为那时的“当代人”。我想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会做“古代艺术”，就是做假古董的商人。


2013年“出自文字——解密中国书法”展览。

这一点在我们的展览“出自文字——解密中国书法”中就有体现。我们将一件明代文彭的《千字文》册页做成雕塑陈列，另外把书法中的行书草书同西方抽象艺术进行对比，因为书法的线条是可以脱离文字以外被单独欣赏的。我们希望以西方观众熟悉的内容引领他们认识不熟悉的艺术。我们还邀请到中国艺术家徐冰做了他的第一个动漫作品《汉字的性格》，向观众诠释中国文字的沿革，以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灵魂性的重要意义。

澎湃新闻：现在博物馆的主要购藏方向是什么？

许杰：是当代艺术。这是个策略性的选择，有刚才提到的文物追索的复杂原因。但是，今天的当代艺术在百年后不也就是古代了吗？我们在购买当代艺术时，会偏重于选择同古代艺术关联性强的，比如新水墨。

在做当代艺术方面，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个后起者，我们的长处在于古代收藏，但正如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所以我们的展览一定是建立在挖掘当代艺术与古代艺术的连接上，以古代眼光看待今天当代艺术的成就，通过当代艺术来反观古代艺术，从而形成新的认识和问题。


2014年的大展“绚丽”，是博物馆用古代对话当代、将亚洲置于全球下的一种尝试。

我们最近做的名叫“绚丽”的展览，就是把亚洲艺术放在全球艺术下进行考量对比，其中一半来自博物馆收藏，主要是传统的亚洲艺术，另一半来自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们把许多看似陌生的艺术形式放在一起，给观众以激发，通过熟悉的艺术引领他们去认识不熟悉的艺术。在孤立的情况下，艺术与艺术之间可能没有关联，但是在综合的情况下，观众可以产生许多有趣的连接。我们还在图录上做了有趣的尝试，将图录做成时装杂志的样子，容易拿起，也容易放下，打破了原来博物馆图录的严肃气质和距离感。同时展品说明也从单向的灌输式，转化形式，提出问题，鼓励观众自己对艺术产生认识并且分享。


“绚丽”特展的图录创新地做成时尚杂志的形式，减少观众与一般博物馆图录的距离感。

通过这些手段我们希望让哪怕对亚洲艺术毫无认知的观众也对亚洲艺术产生兴趣和认识，博物馆通过提供一些切入点，使他们进入亚洲艺术的境界，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服务的重点，一个是唤醒过去，让历史上珍贵的艺术品产生新的生命力和故事，同今天的生活产生直接关系。使观众觉得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他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启迪未来，通过艺术我们可以对世界产生新的认识，使艺术家产生新的灵感，使儿童、成年人、老年人都激发新的生命力。


台北故宫广受欢迎的“肉形石”已确定将在今年6月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

澎湃新闻：今年是博物馆建馆50周年的庆典，有什么计划？

许杰：重头戏还是在中华文化，我们将在6月到9月展出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批珍贵藏品。从宋徽宗到慈禧太后共八位帝王和一位皇太后，展示帝王的品位，其中深受观众喜爱的“肉形石”已经确定在展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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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博的石刻造像旧藏看佛像的引入与汉化

陈洁 许杰

从亚博的石刻造像旧藏看佛像的引入与汉化

陈洁 许杰

2016-02-12 10:02 来自 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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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佛教造像计有七十余尊。依据造像材质的不同，有金铜、石刻、陶瓷及玉木之分。其中以石刻造像居多，时代特征明显，且不乏精品。这些石刻像，除一尊外，原都是芝加哥知名收藏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旧藏，于20世纪60年代捐赠给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佛教艺术最晚至东汉（公元25年-220年）就已在中国流传，四川等地发现的铜钱树和摩崖石刻上都曾找到过佛像。这些佛像的造型风格受犍陀罗佛教艺术（Gandhara，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其佛教艺术是希腊和印度风格融合的产物）的影响。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亚博）收藏的一座鎏金铜佛坐像可谓是这类早期佛像的代表。该像束发，高肉髻，施禅定印，通肩袈裟，有厚实的U形衣纹。这些皆是犍陀罗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但佛的面相已不是犍陀罗的高鼻深目，而更像北方的蒙古人。这尊佛像也是现存最早有纪年的中国佛像（公元33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像从引入到被汉化，在塑造风格上与中国的审美观不断融汇、创新，造就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

旧金山亚博收藏的中国佛教造像计有七十余尊。依据造像材质的不同，有金铜、石刻、陶瓷及玉木之分。其中以石刻造像居多，时代特征明显，且不乏精品。本文在此拟选数件石刻造像作一简单介绍。这些石刻像原都是芝加哥知名收藏家布伦戴奇的旧藏，于20世纪60年代捐赠给了亚博。

佛三尊立像，北魏，公元533年

北朝造像碑

4至6世纪的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造像的启蒙和黄金时代，尤以制作精美的北朝造像闻名于世。北魏晚期佛像造型已显成规，表现为躯体趋平板状，线条概括、洗练，又富装饰性，加上长眉、细眼及抿唇微笑的脸相，洋溢着一种既庄严又清秀的审美品味。馆藏的佛三尊立像是这一时期造像碑作品的典范。

佛三尊立像（局部）——中心圈是佛的头光，内有莲花瓣。

石碑正面雕一佛二菩萨，菩萨脚边有护法狮子，现只剩残体。佛和菩萨面相清瘦，身躯修长，头部和手脚近似圆雕，佛装则以高浅浮雕展示不同层次。如佛身上的汉化褒衣博带式袈裟和衣裙脚部重叠衣褶的造型。他们身后是火焰形大背光，上面用减地阳刻和阴刻手法由中心向外画出五个装饰圈。中心圈是佛的头光，内有莲花瓣；旁圈里是过去七佛；再外圈有六身飞天环绕，上部有一人形神兽顶一香炉，飞天或持莲苞、香熏和乐器，姿态飘逸清扬；在此圈的尖头部分又画出第四圈，内含一佛像，禅定趺坐于莲花宝座上，侧胁两个飞天；最外圈是飞动的火焰图案。

佛三尊立像（局部）——最外圈飞动的火焰图案。

五个装饰圈中题材排列紧凑，线条清晰流畅，为石碑营造了一种佛国世界的极乐氛围。平面的刻画装饰在此不仅是成功的背景陪衬，更和静谧的佛像形成独到的视觉对比。石碑的下方刻有六位供养人，戴官帽盛装翩翩立于华盖之下。他们三人一组，分立左右，面朝正中，内有一人形神兽上顶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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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三尊立像（局部）——石碑下方的六位供养人。

铭文显示他们多属于赵氏家族。整个石碑题材齐全，装饰技法多样，刻画精致，集北魏晚期造像碑构图造型之大成。


彩绘佛三尊立像，东魏，石灰岩

北魏之后的东魏政权亲附汉文化，延续的北齐王朝也实为汉廷。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呈现出进一步汉化的特征。造像脸颊较前期丰满，躯干线条也渐趋柔和。


佛三尊立像，北齐，石灰岩

演化到北齐时，脸形变圆，丰唇满颊，肢体开始有立体感。馆藏一尊造像通过对腹部衣装穿戴和肉体质感的细节描绘，反映了北齐造像对自然风格的追求。


佛造像碑，西魏，公元549年，石灰岩

馆藏的西魏石碑集两种造像碑式样于一体，即双面数层佛龛式和千佛碑式。石碑正面是三段式构图。上段用减地阳刻加阴刻的技法刻画出维摩诘居士和文殊菩萨论法图。人物刻画秀骨清风，颇有魏晋名士风流之韵。


佛造像碑(正面局部)——摩诘居士和文殊菩萨论法图，人物刻画颇有魏晋名士风流之韵。

中段是主龛，龛中有高浅浮雕的一坐佛二菩萨二弟子组合，上有飞天回旋。人物较圆润的脸形和装饰繁复的悬裳佛座，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下段阴刻八位供养人以及题记和发愿文。石碑的背面在中心雕有一龛，内有一佛二菩萨立像，上有十二尊小坐佛，下有题记。


佛造像碑(背面)

石碑的侧面也刻有小坐佛和题记。造碑供奉祈愿是佛教徒修行之举。众多题记和小佛像印证了此碑乃为山西太平地区一群信奉者集资刻造，并记录了造像时间。造像碑铭文由此也成为了研究佛教艺术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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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脚弥勒菩萨像，北魏，公元6世纪，石灰岩

弥勒像和6至8世纪的佛像

北朝是弥勒信仰盛行的时期。弥勒像在中国有菩萨形和如来形（即释迦牟尼形）两种，是弥勒在现世修行菩萨道和后来将继承释迦牟尼成为未来佛的形象写照。菩萨形弥勒主要是表现弥勒在其居住的兜率天宫修行说法的情景。这时的弥勒穿菩萨装，戴宝冠璎珞，有两脚交叉而坐之像；也有右手指脸颊，左脚下垂成半跏趺坐的思维弥勒像, 表示在等待下生的坐姿。如来形弥勒是指其下生凡界在龙华树下继承如来之后的状态，即未来佛，其形象遂与释迦牟尼像相似。

半跏趺思维弥勒菩萨像，北齐，公元551年，大理石

馆藏的交脚弥勒戴高冠，以高挑的细眉，眯缝的笑眼和神秘的抿唇微笑为面相。身躯清瘦颀长，帔帛盖双肩在腹下相交于一圆形璧饰。菩萨左手下垂，握住左侧帔帛，右手作无畏印。衣裙轻薄贴体，衣纹刻画交叠重复，线条对称流畅。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有一尊带纪年的石灰岩弥勒造像（公元509年），神态、气韵均相似，亦可作为这尊像的时代借鉴。


弥勒佛像，唐代，公元675年，石灰岩

馆藏思维弥勒像虽运用成规的造像碑格式和构图，但设计制作别具一格。用镂空技法雕出一庭园背景，为白色的大理石作品更增添了一种清新和轻盈的视觉效果。弥勒左脚踩莲座，半跏趺坐于两棵大树之间。树干有龙盘绕，两树枝叶相缠构成圆拱形背屏，又有四飞天簇拥一方塔于中央。这些细节是弥勒经典形象的描绘，弥勒在龙华树下成佛，方塔即释迦牟尼的舍利塔。莲座和方塔象征弥勒是释迦佛的继承人。弥勒脸形方圆，戴头冠和璎珞，躯干和四肢分明，肩臂圆润，薄裙贴体。两旁有胁侍菩萨，腹部前凸，一腿侧立，膝盖略弯，作稍息站势，开启了后代菩萨形体造型的新风尚。人物造型是汉化和受印度笈多佛雕（Gupta）风格影响的产物。此尊造像是北齐时期题材和雕刻巧妙结合的典范。


立佛像，北齐，大理石

20世纪50年代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发掘出两千余尊石造像，其中多有北齐和隋朝的纪年造像。曲阳（古属定州）一带盛产大理石，在6世纪时已是佛像制作中心之一，至今仍有“雕刻之乡”的称谓。馆藏思维弥勒像和立佛像，从材质和风格来看，应归属于同时代的当地作品。立佛像身躯虽然仍较扁平，但总体轮廓线圆润，腹部微向前凸起，增添了视觉上的体积感。佛着通肩袈裟，衣薄贴体，U形衣纹用双钩阴线，平行下垂的间距递减，富有节奏感，为同类作品所罕见。佛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有漩涡发型，高肉髻，脸形方圆，面容亲切，是北齐佛像的精品。


弥勒佛像，唐代，约公元700年，石灰岩

从北齐开始，中国石雕佛像趋向肢体、衣饰质感的细节刻画。至8世纪的唐代，佛像造型越显自然写实，雕刻技法精湛，从而形成中国式佛像的模式。馆藏的两尊弥勒佛堪称初唐时期的佳作。未来佛弥勒在形态塑造上与释迦佛几乎无异，不同之处在于弥勒佛的坐姿和手势。弥勒佛不是盘腿结跏趺坐而是倚坐，即双脚下垂踩莲花。其手势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同交脚弥勒菩萨的手势，左手握衣角，按左膝，右手作无畏或说法印；另一种是一手心向下按膝，一手作无畏或说法印。这两尊弥勒佛方额广颐，脸颊丰满，衣裟透体，衣纹刻画生动流畅。整体造型严整自然，神态显得平易安详。


佛头像，龙门石窟，唐代，约公元700-750年，石灰岩

河南龙门石窟的擂鼓台三洞建于武周和盛唐时期。馆藏的佛头像原属其一洞窟中的大佛。佛有漩涡发型，高肉髻，脸庞圆润饱满，眼呈俯视之态，眼睑微合，眼珠点黑彩，神态自信沉着。根据头像的硕大尺寸可知原大佛应高高在上。由此，若从仰视的角度再看这尊头像，佛的容颜就变得更温和亲切，实可为原设计之本意。独特的创意和纯熟的雕刻技法，是盛唐造像得以具备高度写实性和表现性的原因。

菩萨和罗汉像

菩萨和罗汉分别是大乘和小乘佛教徒在修行成佛前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对菩萨罗汉的供奉反映了佛教信仰的世俗化。菩萨、罗汉像即芸芸众生的写照，形象、神态往往也就真实生动，更富人情味。


大势至菩萨头像，响堂山石窟，北齐，石灰岩

大势至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菩萨，和左胁侍观音菩萨及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大势至的形象，多是头戴宝冠，冠中有宝瓶。馆藏的北齐大势至菩萨脸型圆润，丰唇满颊。大拱形弯眉之下是细长的双眼，用细线勾出双层上眼睑，抿嘴轻笑，又刻意雕出丰实的下巴。这些独特的造型和技法与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的同时代造像完全相同，应是原属于该窟的造像。头像神态自信怡然，制作相当精美，是北齐石雕像中的佼佼者。


大势至菩萨立像，辽代，大理石

菩萨造像在入唐以后表现得更加丰富和世俗化。细腰斜躯S形形体已成主流，体态浑圆，衣装璎珞繁华，造型手法成为后世历代的楷模。馆藏的辽代大势至菩萨延续了唐代风格，但又不失契丹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大势至脸形饱满丰圆，厚颈阔胸，有北方民族雄健粗犷之风。衣着贴体，衣纹华丽，长帔帛从左肩垂下被右手拉住，在腿前构成一道弧线，为雕像增添了一份刚柔相济之美。菩萨戴宝瓶冠，两边下垂的宝缯呈穿珠式，似为契丹特有装饰。其石榴形头光与北齐大势至宝冠上的图案一致，可见佛教题材基本程式的一脉相承。


罗汉立像，金代，公元1108年，大理石

佛史上有十六、十八或五百罗汉之说，他们也是跟随释迦牟尼听法传道的众弟子，所以，罗汉造像多为世俗和尚们言行举止的写照。馆藏的金代罗汉像在相貌和形体上是一位惟妙惟肖的胡僧。罗汉内穿僧祇支，外罩袈裟，衣装的层次结构刻画得细致分明。衣质轻薄，透出瘦削的体格，胸部突出的肋骨清晰可见。衣纹的曲直转折既写实又富装饰性，前面的一组平行弧线由上至下递增，富有节奏感，和垂直的形体构成和谐对比。罗汉的头颅呈圆锥形高耸，象征已得尽智。脸相清癯，高鼻，深目，颧骨凸出，卷曲的眉毛、胡须栩栩如生。罗汉微微侧头，似乎正在神情专注地聆听着什么。造型设计抓住这种一刹那的动感，给本来静态的立像增添了许多生气。罗汉像的背面也有写实的形体和衣纹描绘，吻合此像为三维空间之作的创意。这尊石像，雕工纯熟精湛，人物形神皆备，实为宋金时代中国罗汉像的代表作。

（作者陈洁为中国艺术史独立学者，许杰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原题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石刻佛教造像选粹》，原发表于《美成在久》2014年9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