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特稿：从清华往事管窥中国著名高校建国后人际关系

夺标

　　(十二)

　　关于“蒋校长上树”这样一句话使自己挨整，父亲有很长时间想不通。他是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人，喜欢从理论角度死抠，怎么想，都觉得自己的说法没有错。但是几年以后，一位校领导的谈话把他点醒了。

　　那人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名叫李寿慈，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温文尔雅，待人比较亲切，父亲过去与他感情不错。挨整以后，父亲的社交活动很少，是个 “人嫌狗不待见”的角色，一般人不愿继续和他来往。春节拜年，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常有被挡驾的时候。这时他去看望李寿慈，居然人家没有闭门谢客，已经令 他有几分感动。

　　李寿慈和他促膝长谈，作为党委领导，那是一次很严肃认真的思想工作。谈到“蒋校长上树”，李寿慈说，你说的那句话不是理论错误，但是，你让校党委寒了心 呀，你这么说，让蒋校长怎么想？党委重用和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居然讲出这么没有感情的话！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你想想看，同样的话，工人、农民说得出来 吗？他们对党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所以你还是要向工农学习，要转变你的感情呀。

　　这一番话，让父亲有所领悟。说自己在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对党的感情淡薄，这个解释他能接受。他是极有内省力的人，谁能点到他的死穴，他就认账。他承认，阶级出身决定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工农那么“朴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反思“左”倾思潮泛滥时期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其实都是以思想治罪的结果。运动中说了真话，表达了不同的思想，就被打成右派，甚或 成为反革命分子，被整肃几十年，这是因为运动的领导人要求统一思想，“舆论一律”。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另有一条标准，叫做“感情一律”，也没有听说过以 感情论罪的事情。

　　但当时，在清华是特别要讲感情的。

　　对蒋校长，对校党委，对工农都要有感情，当然对毛主席更要有感情。

　　有两件小事，更让父母意识到感情的重要性。

　　母亲到焊接车间以后，她单位里的一位姓潘的党支部书记，住在我家后面的七公寓里面。因为住得近，常到我家串门。一来二去，我们全家都和他熟悉了。我管他叫潘叔叔。

　　我大概六七岁时，家里没有什么玩具，我喜欢玩“绷子弹”。就是用一根橡皮筋套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上，然后用纸叠成“子弹”套在皮筋上面，右手一拉，就把“子弹”绷出去。练得多了，也绷得很准，指哪儿打哪儿。

　　有一天，潘叔叔来了，我倚在他怀里，绷“子弹”玩。我忽然指着墙上的一个镜框，说，“潘叔叔你看，我绷那个镜框。”潘叔叔顿时脸色变了，按住我的手说说，“不要胡闹，那是毛主席像。”

　　我其实已经懂事了，知道不能对毛主席不敬。但是我当时实在没有意识到，镜框里镶嵌的是毛主席画像呀。而且我分明说的是：“我绷那个镜框。”

　　潘叔叔把这事告诉我父母。他们紧张极了，吓得面色惨白。潘叔叔批评他们对孩子缺乏教育，他们只能认错。

　　后来，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父母无数次地引证这件小事来教育我，说我从小就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还给他们惹祸。我心里委屈冤枉，但争辩也无济于事，他们相信潘叔叔的话。

　　

　　1964年，全家福

　　另一件事，和姐姐上大学有关。

　　姐姐被分配的北京农大，母亲那天抱怨姐姐，我的印象极深刻。有一次潘叔叔来我家，聊天时谈到姐姐上大学，潘叔叔问我，你妈妈高兴吗？我不知轻重，顺口说，“高兴什么呀，妈妈那个骂呀。”说完还做个鬼脸。

　　潘叔叔后来严肃地批评母亲，说这是个工农感情问题。母亲自然要埋怨我又给她惹麻烦。后来，父亲和母亲大概意识到了利害，一些真话不再敢当着我说了。他们给我传达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思想，比如“长大了当工人农民最好”之类。

　　我接受了他们的正面教育，内心里真觉得工农光荣。小学四年级时，老师要求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同学们一个个志存高远，长大以后，有的要当科学 家，有的要当作家，有的要当医生，有的要当教师，有的要当解放军，不一而足。全班60个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表示，我要当一个新型农民，开着拖拉机驰骋在绿 色的田野。老师在课堂上读了这篇作文，但大家都觉得怪怪的。

　　（十三）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清华和北大一样，可以算是“文革”的发源地。聂元梓贴大字报时，清华就有人响应，矛头针对校党委。本来，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当权派，走什么道路跟他也不沾边。他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灾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清华学生正式行动起来了。6月2日，一群校党委领导被押解到二校门前批斗，学生让他们每人表态， 低头认罪。又是1958年点过父亲名字的那位党委第一副书记首先讲话，他讲得不多，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工作失误。可是其中竟然又提到父亲。他说，“我有罪 过，我包庇了李相崇，他是个漏网右派。”那时为了搞运动，家属区都安装了高音喇叭，父亲站在我家门前的院子里听批斗会的实况。听到这里，他快步走进屋里， 对我们说，“这回，我又要挨整了。”

　　“文革”初期是造反派当权，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的。他们查阅了父亲的档案，给他定了一大串罪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最好听的说法了，结合他的历史，他还是“漏网右派”、“苏联间谍”、“特务”、“告密者”。至于这最后两条，就和他忠诚老实运动中写的自述材料有关。造反派认为，父亲曾经出卖了两个地下党员。

　　8月里，我家被连续抄家两次，造反派临走时，还在屋里贴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大字标语。其中有一次抄家时间达三四个小时，把柜子和抽屉里所有的 东西都丢到地下，目的是寻找发报机。那天我的两个姐姐都不在家，造反派决定把我作为审问的突破口。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小屋里面，让一个面容和善的女红卫 兵与我做循循善诱的谈话。重点还是追查发报机和凶器，比如枪支和刀具。那女红卫兵首先承认我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希望我反戈一击，“老子反动儿背叛”。但是 我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了她。并不是我有多么坚贞不屈，我其实是真的不知道父母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但父亲是认罪的，尽管他并不承认那些具体罪 名，可是他在抽象意义上接受自己有罪。对于抄家他肯于配合，他甚至主动到厨房里，把菜刀和炉灶上用的粗大铁通条找出来，作为凶器交给造反派。

　　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罪证，造反派宣布了一条“最后通牒”，限父亲三天之内交出一万元作为“文革”活动经费，否则就抓人。那时的一万元可是个大数字，一般人 家里，恐怕连几百元的存折都没有。父亲虽然过去搞翻译，挣过几万元的稿费，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恰逢母亲患肝炎，为了给母亲滋补身体，父亲经常在黑市买高价 肉，高价糖，把钱都用掉了。现在存折上只有1700元。凑不够，怎么办？母亲找出她的首饰盒，那里面有些金项链、钻石戒指之类，最珍贵的是一对翡翠手镯， 那是我祖父家的传家宝，父母结婚时，祖母亲手传给母亲的。这对手镯我见过，碧绿碧绿的，色彩极艳丽。如果放在今天，应该是个天价。为了父亲不被造反派抓去 受折磨，母亲狠狠心，把存折和首饰一起交了。这一交，便是永远的失去。十年以后，“文革”结束，退回抄家物品时，存折尚在，但首饰盒却无影无踪。后来母亲 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心痛不已。

　　由于党委领导在第一时间提到父亲，所以父亲挨斗的规格被提高了。不仅在系一级，也在校一级挨斗。每次斗争蒋校长，或者斗争校党委领导，父亲都要陪斗，低头 “坐飞机”，一站几个小时。他倒是没有挨过打，因为他身体好，能站得住，低头的姿势也比较规范，没让造反派感到“不老实”。但是这本事也不是天生的，而是 练习的结果。他怕在批斗会上坚持不住，经常回家自己摆出“坐飞机”的姿势，练练腰身。我回家若是看到这种景象，心里就像翻倒了五味瓶，不知该如何面对。

　　“文革”期间，母亲最怕的是父亲自杀。有一个阶段，清华的教师们经不住迫害，多人自杀。今天小树林吊死一个，明天荷花池又淹死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总是不 断。那时父亲正在被劳改，天天早出晚归，在清华园里做清洁工。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也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晚上十一二点，若是还不回来，母亲就坐不住了， 急急让我去找。有时我都睡着了，母亲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让我去看个究竟。我通常要先去湖边看看，因为那里自杀的人最集中，然后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转上一 大圈，一旦发现劳改队的踪影，心里就长舒一口气。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明，“你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自杀。如果我自杀，我的事情就搞不清楚了。我还不想不明不 白地死。”

　　（十四）

　　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在造反派眼里，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政治上审不出东西，经济上能交的钱和首饰都交了。工资也扣了，每个月只给他发放30元生活费。目前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座大房子。

　　造反派组织分房了。他们说，你们家四口人（那时我大姐已经去了新疆），住六间房，而清华很多教师和工友，还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你们要腾房子给他们住。说 得在理，父亲没有意见。二话不说，把楼上的两间腾出来给了一家人。没过几天，造反派又说，你们住楼下四间还是太大了，要再腾两间。父亲也无言地接受，把西 边的两间腾给了另一家人。这时，我家只剩下东边的两间小房间，总共20米，四口人住，已经很挤。原来的一座别墅型两层小楼，安排住了三户人家。按理说，这 回可以消停了，可是过了几天，造反派又来人说，你们不能在这里住了，要换到清华西院去，和那边的一家人对换。父亲去西院看了一下，那边是两间东厢房，也是 20米。为什么要换？原来的理由是我家占面积太大，这理由现在不成立了。但造反派不和你讲理，他们的意思是惩罚你，你现在住的房子，新一点，质量好一点， 他们看了不舒服，要你换到破房子里去。父亲也不争辩，换就换。

　　一个巧合是，西院两间和我家对换的房子，它的主人正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一家，而那同学还恰恰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换的理由，只因为他爸是清华大学车队的汽车 司机，而我爸是教授。换房那天，我们两家对着搬家，我和那同学还互相帮忙，有时我搬他的，有时他搬我的，弄得还挺亲热。父亲知道此事后，说，“好，你要记 住这件事，这对你是一个教育。”

　　我当时没有问明他的确切意思，为什么对我是一个教育？但我猜想，以他当时的心态，他一定觉得我应该懂得，长大以后，做工人比做教授好。

　　因为搬家，房子越变越小，家里的东西没有地方放，都要处理。我就承担起了卖破烂的任务。把废品公司的板车叫来，把家具一件一件往外扔，给个价钱就请拿走。 三件套的大沙发，只卖20元；四个紫檀木的雕花大衣柜，每件只卖80元。父亲最心疼的是他的书，他原本收藏了许多中外小说，保存有从创刊以来全套的一两百 本《译文》（今《世界文学》）杂志，此时全部被我当做烂纸处理掉了。这也是无奈之举。他最后只保留了几本外文词典，以及外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 作。

　　新家是两间东厢房，门窗不严实，四面透风，母亲形容那就像一辆破汽车。我们一家四口住进去，当时我和二姐都已长大，二姐19岁，我15岁，住在一起已不方 便。于是母亲决定，男归男，女归女，我和父亲住一间，母亲和二姐住一间，这个家成了两间男女宿舍。房子原本就漏缝儿，1976年唐山大地震，又把它震开了 一条大口子，垂直的两面墙之间开裂，从屋里透过裂缝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山墙也倾斜了，于是学校找来木桩子，在墙后面做起支架。这两间破房子，父母住了整 整10年。

　　

　　1969年，大姐带孩子到西院35号探亲

　　“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以后，父亲的一些问题不再被揪住不放。“漏网右派”不提了，“特务”、“间谍”的罪名也一风吹了。工宣队搞了外调核查，但父亲军 调部期间的事情，因为当事人都不在了，死无对证，特别是许承志要他提供地下党员情况的事情，忠诚老实运动中没有来得及做结论，此时工宣队给出了一个结论， 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但是结论写得十分简单，只说父亲“在军调部美方担任翻译期间，曾向国民党特务提供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并没有说明，这 个地址是公开的，是特务原先已经知道的。父亲提供这个地址，只是一个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使用了障眼法。结论中更没有说明，父亲曾经向民盟领导报告，更向中 共方面直接传递了这一情报。不是有过，而是有功。结果这个结论，后来变得可以任意解释和联想，留下无数后患。

　　“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在所有历史问题的结论中是最轻的。其实，父亲原本是根本没有政治历史问题，这个麻烦是他自己的“忠诚老实”找来的。但是时至今日，能够如此从轻发落，他也认了。没有多想，他对这个结论签了字。

夺标

　　（九）

　　他刚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时，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在所有教师中，他的级别最高，业务能力也最强，大家比较服气。他也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工作安排得心应手，井井有条。组织上对他是非常倚重的，教研室里虽然有党员副主任，但业务上基本都听他的。

　　他的工资年年涨，住房也由小换大。清华园胜因院，那是抗战胜利后才新建的一片别墅型洋房，或独门独院的宽敞平房，或两层带院落的小楼，一共只有40座。 1952年，父亲以副教授的身份，带着一家五口，住进了其中一座两层洋楼。那原先是外文系大教授盛澄华的府邸。有些比他年资老得多的教授尚且没有这样的待 遇。他们有些酸溜溜地说：“李相崇，红得发紫呀！”

　　

　　清华胜因院34号

　　父亲是倾注了满腔热情在俄语教学上的，他有责任心，要带出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的学生已经不是俄语专业的学生，而是工科学生了。他用自创的速成方法，训练他 们在大学毕业以前，可以独立阅读俄文图书，特别是要有能力查阅俄文专业资料。他这套方法后来在国内高校进行过推广，曾经很有一些影响。

　　他是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他觉得自己在工科大学里教书，也要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所以他工作之余，也会拿出时间来自学数学和物理。人家觉得奇怪，但 他说学点理科，可以训练思维。直到六十年代，我大姐进了大学，父亲有时还会和她讨论高等数学问题。他聪明，悟性和记忆力都好，学过的东西就不忘。记得 1973年，工农兵学员高考，张铁生交了白卷以后，江青指示迟群，要杀一下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威风，在清华设考场考教授。结果考试把很多老教授烤煳了，特别 是一些文科的教授，也交了白卷。那次考试父亲也被叫去参加，他居然考得不错，自己甚至为此还颇为得意呢。

　　但是文学对他来说，从此成了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他还在继续做翻译，给《译文》翻译文章，给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很多当年译过的东西，用的是什 么笔名，他自己后来都不记得了。八十年代，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父亲忽然想起他当年用过的两个笔名，让我到出版社资料室查查。我一查就找出两本书， 都是俄国文艺理论著作，而且都是1956年以前出版的。我问他，后来为什么没有了？他说，1956年以后，他的文学翻译就基本停止了，因为害怕长此下去影响不好。当时批判白专道路，他在外面搞翻译，有些人提意见，认为这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他于是痛下决心，洗手不干了。他的文学专业梦，到此结束。

　　学校仍然是重用他的。1956年，校方提出要给他升教授，让他交著作材料。他填了表，交上几本译著。但是他诚恳、谦虚，想了几天之后，他对领导说，“评教 授是要有原创著作的，我这些都是译著，不够条件，不必评我。”于是主动撤出评审。同一年，高教定级，给他评级时，评委会和他商量，他问：王佐良、许国璋、 周珏良、李赋宁他们都定几级？回答说他们都是三级。父亲说，那我就定四级吧。评委中有人认为，父亲应该和他们几人一样，但是父亲说，自己低一级才比较合 适。虽然如果从本科毕业算起，他和那几人年资相当，但是人家都是留过洋的，他则是没有出过国的土包子。抗战胜利后，王佐良他们去英美留学时，父亲本来也可 以有机会争取到英美的奖学金，但是他反感英美，不肯去；他想学俄文，而苏联又去不成，后来终于有一个“曲径通幽”的机会，他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文系录 取，去美国却能学俄文，这令他神往。但是没有奖学金，家里又拿不出钱，最终未成行。他这个国产的外语教授，没有洋学历也是此生的一大遗憾。直到1982 年，他才有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走出国门，到英国去访问7天。在伦敦，他用英语演讲，说一口纯正漂亮的英语，结束后当地人问他，是牛津还是剑桥毕业的？他 报以苦笑。

　　

　　在胜因院34号新居客厅前

　　定下高教四级以后，有领导不知是他自己要求的，还怕他有情绪，安慰他说，“放心吧，很快，你就会追上他们几位。”他其实并不在意，但是他也没想到，因为后来的变故，他这一追，就整整追了24年。

　　（十）

　　“反右”运动开始了。按理说，父亲不至于在运动中挨整。他信奉马列主义，真心拥护共产党，一直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虽然有群众说他搞翻译是走“白专”道路，但是他知过就改，这方面的意见已经平息了。他和党员干部相处得也很好，教研室里的党员，对他都很尊重，他也不会像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是因为对个别党员有看法，发牢骚惹祸。他一直在争取入党，主观上希望向党靠拢，哪有那么多意见可提呢？尽管入党始终不能如愿，也是因为自己不够条件，怪不得人的。

　　他仍然说了错话。并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具体工作问题的是是非非，而是因为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和人较真。

　　教研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那时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理论依据是，毛主席 讲过，知识分子是附在资本主义的“皮”上的“毛”，新中国成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个观点，已经是建国后几年来的流 行说法了。当会上有人继续发挥这个观点时，父亲开口了，谈了一点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这个说法可以变一变了，因为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改造，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 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了。其实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他平时很注意政治学习，清楚地记得，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做了报告，其中谈到，“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或许，是他没有直接引述周恩来的原话，而只是说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或许，是他的发挥直接针对了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论断，结果引起一片哗然。当场 他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拒绝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不过，这个错误并没有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周恩来说过类似的话。他的问题，没有被扣上政治帽子，只是被定性为认识错误。但是，另外一次讨论，却让他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了。

　　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党内整风依然继续。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仍然主持各种有关整风的会议。一天，教研室的上级主管单位基础课教学部党总支 副书记对他说，匈牙利事件中，发生了很多共产党员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的事。现在清华里面，也有别的系在讨论，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如果清华的蒋校长 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会不会亡国亡党？副书记希望他组织开会讨论。父亲照办了。

　　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好不热闹。很多人在联想，如果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那说明反革命活动很猖獗，被吊起来的肯定不是蒋校长一个人，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当然就要亡国亡党了！这个观点最终成为讨论会的主流看法。

　　父亲做总结，他是做了冷静思考的。他说，“蒋校长和革命事业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蒋校长上树’和亡国亡党根本联系不起来。”

　　他没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时散会，大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他们办公楼前，有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场，平时大家都在这空场 的四周贴大字报。第二天，父亲去上班时，忽然发现，大字报区的所有大字报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还有人贴出标志，这里叫做“李相崇的西瓜园”。

　　他顿时就觉得，这件事背后是有人组织的。他落到陷阱里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但是大字报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如果光看大字报，不听他自己解释的话，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制造者，杀气腾腾地要把蒋校长吊在树上！

　　事后多年，父亲无数次地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说法，是不是有什么失误，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这件事。我大姐夫是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父亲比较信服他的意 见。但大姐夫说，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拿出来讨论，是无法回答的。蒋校长被吊在树上，你说没关系肯定不行；但是你说就真的亡国亡党了，恐怕也不对，因为毛主 席、周总理毕竟还在呀。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次测试，测试父亲，当然也是测试大家对于蒋校长的忠诚度。

　　父亲显然没有通过测试。领导上对他失望了。他被大会小会批判了几次。好在此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该戴帽子的右派都戴过了，他没有当上右派，只是被插了“白旗”。

　　他的群众威信扫地，主任当不下去了。他提出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辞职就会被免职。他的教研室有两位党员副主任，一位名叫马迅，另一位名叫李宗福，都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力保父亲继续当主任，到上级党委据理力争，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受到批评。

　　紧接着，学校党委开会，各系各教研室领导参加。主持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谈到近期思想斗争动向，提到父亲的名字，说“李相崇是没戴帽子的右派”。马迅和李 宗福都在场，他们当场站起来和这位副书记辩论，批评他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只有戴帽子才是右派，“没戴帽子就不是右派”。弄得副书记一时很尴尬。事后，党 委做出组织处理，马迅和李宗福都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他们两个人和父亲，被定性为“三人小集团”。

　　为了自己的事情，牵连了马、李，父亲一直心存歉疚，但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救人？马、李二人，自知在清华难以翻身，不久之后，两人都相继调出清华。

　　（十一）

　　1958年，是父亲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不但不再受组织信任，而且成为群众眼中＂老右＂，是随时都可以拿来做批判对象的。他在清华，作为正面人物的时代结束了，下面无论怎么演，都是反派角色。

　　教研室主任不做了，家里的电话立即被拆除，这没有什么，他还可以当教师。然而不久以后他发现，很多课都不让他教了，特别是六十年代他格外重视的英语师资班 的本科课程，也不让他教了。他更多地做起了辅助性的工作，比如给外系的工科教师翻译些英文、俄文、日文材料之类。他虽然不是右派，但＂享受＂的待遇堪比右 派。他后来说，从1958年以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总共有十七八年，他在清华没有做成什么正经的业务工作，这对他这样一个高级人才来说，是多大的浪 费！但是他毕竟想得开，心理善于调节，没有书可教，他就打太极拳，看小说，1960年，他居然还学了一门新的外语一一一?克语。

　　

　　1961年，清华大礼堂前

　　但受影响的不只是他本人。我母亲的变化可谓天上地下。母亲和父亲是同学，也是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早年因为孩子拖累，一直在家，直到1954年才参加工 作。当时清华没有正式员工岗位，母亲只能以临时工的身分到清华职工夜校教书，每晚上课，开扫盲班，教工人识字。因为父亲那时大红大紫，一年以后，母亲便被 校长办公室正式录用，成为英文打字员。成天出入清华工字厅，跟随校长左右，工作接触机密，显然是受到特殊信任的。然而1958年父亲刚被免职，母亲就接到 下放的调令。她被调到机械系所属校办工厂的焊接车间，当仓库里的工具保管员。这种安排无疑带有惩罚性质，也是一种变相的降级使用。母亲和父亲夫妻二人，真 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是1959年进入清华附小的。当时父亲刚刚挨过整，在清华园里名声很臭，老师和同学们的家长都知道。我那时已经开始有了荣辱之心，懂得有一个好父亲才是自己 的光荣，常常羡慕别人的父亲比自已的好。整整6年，无论在同学、老师面前，我都害怕提起父亲。所以我的小学生活，一直十分压抑。除此之外，我一方面因为自 己身体瘦弱，另一方面因为家庭背景有短处，也常常被同班的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欺负，挨打和被孤立，是常有的事情，这使我内心常怀怨愤。清华附小是一所很好 的学校，但它虽然为我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却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今天学校筹备百年校庆，几次来电向我约稿，我竟然写不出。

　　至于我大姐，她上大学的事对我们全家一直是个待解之谜。大姐的学习一向非常棒，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分别获得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和优良奖章，这在当时是 很罕见的荣誉。1960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101中，高考时填报志愿，受母亲一家乃医学世家的影响，选择了农医类大学。第一志愿是中国医科大学 （今协和医大），第二志愿是北京医学院（今北医大）。高考发挥正常，并未失手，却被第四志愿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大）农学系录取。这个结果打碎了她的医 生梦，也决定了她一辈子的人生走向。录取通知书寄来时，父母都大感意外。他们认为大姐一定是复习准备不足，考试中一定有自己未能发现的失误。但大姐一再 说，她每考完一门，都和同学对过答案，答题绝对没有什么大错，因而备感委曲。那天的场面至今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没有多说，但母亲一直在埋怨，而大姐一直在 呜呜地哭。有些问题，当时他们意识不到，但后来都真相大白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当时高考录取个案材料的披露，人们发现“反右”运动以后，政审在大学招生中的 作用变得非常重要。“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子弟，是不能一视同仁的。大姐被分配到农大，与父亲挨整肯定有关。

夺标

　（七）

　　对于高校的知识分子来说，第一次真正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运动，大概要算是1952年进行的“忠诚老实运动”。这个运动要求知识分子对党忠诚，忠诚的前提是 无保留地向党坦白自己的经历中的任何历史问题。虽然说是“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但是根据运动划分的四个阶段，先是动员，继而个人交代，再是组织审查，最 后群众检举，人们也能看出，有问题不交代大概是过不了关的。而一旦被群众检举出来，问题性质就变了，不忠诚不老实，罪加一等。

　　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都抢着坦白。那时的人都很单纯，没有今天人们这么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总之，想起什么事情组织不知道，就尽量坦白，总觉得说了心 里就踏实了。结果是政治问题也讲，生活问题也谈，向组织坦白成了一场隐私大爆料。一些人说了很多没用的，还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父亲在历史上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国民党、三青团、蓝衣社等等都和他不沾边。但是前一时期因为他的社会背景复杂，连吴晗也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的事情，他是早有耳闻的。他想，正好可以利用忠诚老实运动这个机会，给自己做一个清白的结论。

　　因此，他是认真的。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他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放在他和军调部的美国人，领事馆的苏联人，以及自己周围的一些国民党人的关系上面，尽 量为组织调查提供一些线索。他是和盘托出的，无隐瞒、无保留。他心里很坦然，觉得自己这样的经历，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有什么不能说？

　　组织上果然进行了调查，结果一切都和他预想的一样。运动即将结束时，组织向他宣布，“经过调查证明，你提供的材料是可靠的，组织对你表示信任。”他听了狂喜，觉得组织真的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终于帮助他洗清了那个“特嫌”的罪名。

　　宣布完了结论，组织上的同志通知他说，以前他的交代材料都是口头的，现在需要他把口头材料写下来存档。

　　他便回家去写。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有一个重大遗漏。

　　他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他在军调部工作时期，有一个他原本在天津祖父家里见过一面的国民党军官来找他。这个人名叫许承志，现在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做事，他认识我祖父，但是和父亲从无联系，甚至唯一一次见面时也没有说过话。这天他把父亲拉到一 旁，很机密地说，“军调部美方，有共产党在活动，郑介民很重视。有两个人，张春学和冯昌纶都是从张家口来的，你要帮我注意他们。”军调部很大，美方也有几 个办公地点，许讲的两个人，父亲都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但他知道，“从张家口来”就是从解放区来的意思，意谓这两人是共产党。而此时许提到军统头子郑介 民，父亲也方才意识到此人可能是个军统特务。父亲很紧张，既担心两个共产党员会遭到不测，又担心特务已经在怀疑自己，以此进行试探。不知如何是好，他便向 民盟的领导汪骏做了汇报。汪骏也没有给出什么办法，只说敌人可能已经注意你了，要谨慎从事。

　　这时，父亲想了一个“万全之策”。过了几天，他主动去找许承志，对他说，“你要我了解的情况我了解了，张春学和冯昌纶在XX街XX号办公。”他提供的地 址，就是军调部美方的一个公开办公地址，这是在报纸上都能找到的，当然也是许承志早已熟知的。他想用这种方法搪塞特务，让特务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笨蛋，以后 不再打他的主意。果然，从此以后，许没有再找过他。但是父亲还是为那两个共产党员揪心。

　　几天之后，苏联领事馆举行一个酒会，军调部中共方面的领导叶剑英等都来参加。他看见中共代表李克农和荣高棠两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就凑过去对两人说，“军 统特务盯上张春学和冯昌纶两人了”。荣高棠和父亲过去就在苏联领事馆见过面，知道他的身份，他只说了一句话：“要小心”，不知他是对李克农说的，还是对父 亲说的。

　　以后，荣高堂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父亲没有机会再问，但是他心安了。

　　这样一件事，父亲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没有交代，因为他原本没有当回事情。但是运动后期忽然想起，他越想越觉得是一件大事。他不想对党隐瞒，于是他决定写在自述材料里面。但是这时，运动组织的查证工作已经结束，他所补写的一段材料，成了未经证实的历史问题。

　　父亲当时绝对想不到，这条自述材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是一颗预留的定时炸弹，在十几年后，这条材料影响了全家人的命运。

　　我母亲后来谈到此事时，对父亲抱怨不止，说：“他就是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听来可笑，但细想母亲说得不错。对这种事情，在运动中原本可以有两种办法：

　　一，不说，一字不提，因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二，当作功劳来说，换一个角度，强调自己及时向中共领导人反映特务动向，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父亲太老实了。他不懂得如何给自己脸上贴金。他只知道不能说假话，但他不知道真话也不能全说。他是竹筒倒豆子地说了，结果引起的麻烦太多了。

　　（八）

　　父亲教俄文，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那时全盘苏化，俄语被国家规定为第一外语。人们向往苏联，崇敬苏联，希望了解一切和苏联相关的事情。学生们对学 习俄语热情极高，许多人从英文班转进俄文班。英文课的教师则比较受冷落。有一次钱锺书先生上英文课，他的学生却在课堂上建议他讲一讲俄苏文学史。钱先生 说，“我不懂俄苏文学，如果你们要开这门课，我可以帮你们请李相崇先生来讲。”

　　

　　《苏联怎样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父亲对钱锺书先生的认可颇有几分得意，晚年他不止一次和我提起这件事。那时父亲的确希望成为俄苏文学专家，他翻译了很多俄苏文学理论，包括高尔基、别林斯 基的作品。不过，他的译作中最为畅销的一本，却是政治理论类的图书，题为《苏联怎样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这本书被作为“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连印数 版，党内高干人手一册。在今天看来，它的内容可谓一派胡言，父亲的工作，大概也算是“流毒甚广”吧。

　　父亲是热爱文学的。他知道要当翻译家，必须强化文学修养。我记得我的童年时代，父亲是嘴不离烟斗、手不离书的。那时家里的书很多，都是文学一类。父亲不仅 读俄文、英文的小说，也读中国当代小说。国内一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必定第一时间购买阅读。我和两个姐姐，从小都跟着父亲看一样的长篇小说，从《林海雪 原》、《青春之歌》、《红旗谱》，到《红岩》、《三家巷》、《苦斗》，父亲读后，常常和我们议论书中的情节。文学是父亲的兴趣所在，教文学课程，翻译文学 作品，那是他的文学梦呀。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在专业方面，他与文学失之交臂了。

　　1952年，国家按照苏联模式对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调整的初衷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程技术人才。要建立若干个工科的专业学院，如航空、石油、钢铁、矿业、地质学院等等，为此需要拆分和重组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多所原来由文、法、理、工、农、医数个学院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只有文理两科的学校。在调整中，文科不再受重视，特别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学科，如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更是纷纷被关闭。谁让这些学科整天都在讲授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呢？

　　在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被肢解的幅度极大，它索性变成了一所只有工科的工业大学。而在其中，外文系的教师受伤最深。清华大学外文系，过去是名师云集的地 方，这从《清华名师风采录》一共收录几十人，外文系独占16人便可略知一斑。清华外语系的强大，是当时的北大、复旦、燕京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我到三联书店 工作以后，和杨绛先生多有接触。杨先生是老清华，对清华感情极深。有一次我去和老人家聊天，杨先生对我说，当时她和钱锺书先生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 好的就是清华，所以他们才决定去清华教书。

　　但在这时，父亲留恋的不是清华，而是文学。院系调整的信息公开以后，让他报志愿，他填写了六个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 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他唯独没有填写清华。这是因为，他填写的六个大学都有独立的外文系。父亲希望继续做外国文学研究。而调整之后，清华 大学外文系撤销，学校将另行组建一个外语教研室，负责全校工科学生的公共外语。如果留下，他将变成一个语言教书匠，而不是文学专业的教师。

　　正在他满怀希望地等待，已然做好搬家准备的时候，一天，清华教务长周培源来到他家里，向他宣布，校方已经决定，将他留在清华，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周培源 对他说，这是领导上对他的信任，相信他有这个能力，领导好教研室。因为除了业务好以外，他在政治上也很强。他听到这样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清华的党委副 书记艾知生早就说过，“李相崇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另一位党委负责人吕应中也说过，“李相崇的政治素质好。”那大概是因为，他读马列的书，比起那批 党委干部多多了。他甚至曾经被抽调去社会学系教政治课，给《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当助手，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他明白了，是他的政治优势决定了 他的命运。在接受这一组织决定时，他内心是矛盾的，苦涩多于喜悦。他意识到，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他需要牺牲个人，支持党的事业。尽管在当时，他也感到有 几分光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所遭遇的一连串事件，最后留在他心里的只剩了永远的苦涩。

夺标

　　（五）

　　父亲刚到清华时，曾经对美国教授温德说，他向往清华，因为这里是“北平之肺”，意思是清华的政治空气清新，进步力量强大。

　　那时他30岁出头，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用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党外积极分子。他是下决心跟定共产党走的。清华解放，他兴奋异常，觉得天亮了，自己也 新生了。所以他热衷于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把他学过的马列主义知识，在会上向众人宣讲。各种政治性的大型活动，他也场场不漏。城里召开大会欢迎世界和 平大会代表归来，又举行纪念卢沟桥事变大会，整个清华没有几个人参加，总共只派一辆卡车，他也在车上。迎接解放军进城那天，他去夹道欢迎，回来时才发现， 清华外语系只去了他一个人。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午下大雨，他们是冒雨出发的。那天清华文学院的领队是余冠英，外文系的领队就是父亲。他急切地想看清天 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的面孔，可惜队伍站得太靠后，看得很模糊。最后他们趟着雨水从天安门前走过，他清楚地听见毛泽东呼喊口号的声音，感到很满足。

　　他不是外语系领导，以他的资历，也不该有多大话语权。但是也有阴差阳错的时候。他作为青年教师，被选为教工会代表，可以参加一些小范围的会议发表意见。 1949年的夏天，清华大学为了加强专业英语师资，要招聘一名教师。消息传出去以后，应聘者众。其中包括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三人，这三人都是从清华出 去的，前几年国共内战，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到英国和美国留学，现在拿到学位，要求“归队”。同时应聘的，还有李霁野。这些人都很符合条件，系里开会讨论，大 家一时没了主意。父亲发言，说了一番语惊四座的话，他是从政治角度讲的。父亲说，大家都知道，王、周、李三人，是正宗的清华人，他们代表的是清华大学外文 系的传统，但这是什么传统？是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而李霁野是什么人？他是鲁迅的战友，他代表的是革命文艺的传统。所以，父亲建议，要李霁野，不要王、 周、李。他的发言，得到了党员教授严宝瑜，进步教授陈定民、教员何士侯的支持，被人称为反对王、周、李的四人小集团。事情最后弄到学校，校方觉得难以决 断，就拖延了一两个月。结果李霁野等不及，被南开大学聘走了。正巧这时，钱锺书先生来应聘，外语系再次讨论，父亲也参加了。为了避免争论，大家当即一致决 定聘用钱锺书。所以说，钱锺书此时来清华任教，是坐收了“渔人之利”的。

　　如果是对别人，父亲这样讲话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应聘的人中偏偏有周珏良和王佐良。周珏良和父亲，不仅是表兄弟，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而且父亲进入清 华，还是周珏良介绍的。他现在这么做，是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周一良和父亲关系一直不错，他后来不止一次地问父亲，“不让珏良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父亲的解释让他感到不可理解。他的夫人邓懿后来对我母亲说，“相崇这个人有些冷酷”，指的也是这件事。毕竟，他们和周珏良是亲兄弟。至于王佐良，他的夫人 徐序当时是清华外语系的秘书，父亲的话肯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所以，父亲和王佐良相识几十年，感情上从来也不亲近。

　　这些，父亲晚年常常反思，内心深处也有过忏悔，觉得自己一辈子很少有负于人，但是他对不起周珏良。我和父亲探讨过，在当时的情景下，他可否不做表态，不去 当反对王、周、李回清华的急先锋？如果组织上做了不要他们三人的决定，他表示自己回避而不发言，哪怕他随声附和也最终同意，以后对亲友解释，也容易顺水推 舟呀。但是他觉得自己当时不徇私情，甚至“大义灭亲”，的确是出以公心的。当时党的主张，就是要兴无产阶级文化，灭资产阶级文化。他是坚决跟党走的。那个 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有几人不是这样呢？

　　父亲知道，他原本不是这样“冷酷” 的人，但是那个时代把他改变了。

　　他和周珏良的亲情和友情，从此断绝了。我问过父亲，五十多年来，你和周珏良来往过吗？他说没有，人家不来了，他曾经想上门去和解，但是怕遭冷遇。不过，父亲说，后来也有过一次见面。大概就是1950年，一天周珏良突然到清华家里找他，手里拿 了一瓶白酒。说，“今天咱们一醉方休。”这时，周珏良已经被聘为共产党新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教师。酒过三巡，周珏良忽然说，“清华有什么了不起？你清华， 我‘革大’！”父亲明白，他是来撒气的，也有炫耀的意思。那时的人，毕竟以“革字头”为荣。父亲见他找回心理平衡，反而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六）

　　解放了，一切向苏联学习，俄语吃香起来。父亲由教英语转到俄语。外文系内成立俄文组，那时曹靖华已经走了，剩下的七八个教师，政治成分复杂，于是领导就让 他负责。他为了团结人，让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大家都不爱承担的课，他独自包揽。活干得比别人多，还要张罗教研组的工作安排，他任劳任怨，并无怨言。 他知道自己需要带头，因为他在争取入党。

　　

　　解放初期的父亲和母亲

　　那时国家在“全盘苏化”，在学校，普及俄语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清华需要举办俄语速成班，培训全校的教师，这事由父亲负责。正巧，父亲多年自学多种外语，总 结自己的经验，创造了一套速成办法。他在清华大礼堂举行的全体教师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为期三个月的俄语速成班正式开班。他主持制定俄语速成班的教学 方案，有时也亲自讲课。他的学生，许多是比他资格更老、名气更大的教授，例如华罗庚、张光斗、施嘉炀、陶葆楷等，他们在学界的资望都是属于泰斗级的，但这 时也都拿着小本子，每周两三次按时来听课，跟不上时，还要求补课，吃小灶；听课的也包括一些当时是青年教师，而后来做了大专家的人，例如建筑系的楼庆西、 陈志华等等。五十年后，我在三联书店任职，楼庆西和陈志华先生都是三联的作者。他们每每见到我，都非常客气，说他们是我父亲的学生。

　　懂俄语的人不多，俄文翻译家就更是奇缺。在苏联塔斯社的支持下，北京办起了一个时代出版社，编《译文》杂志，出版图书大量翻译介绍俄苏文学。他们既缺译 者，又缺编辑。经人介绍，找到父亲，想将父亲调离，说一旦去了，工资是清华的三倍。父亲留恋清华，只同意兼职。每周去两次，有稿子就做编辑，没稿子就自己 翻译。这样人家也给他相当于清华两倍的工资。于是，他在几年之内翻译了300万字，迅速成了国内知名的俄文翻译家。第一次全国翻译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者 不过几十人，他就是代表之一。他在这一时期，认识了蒋路、陈冰夷、叶水夫、徐磊然、孙绳武等，他们都是时代出版社的同事或作者。后来，时代社和人民文学出 版社合并，而80年代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蒋路等老编辑知道父亲和我的关系，对我总是十分亲切。

　　兼职期间，清华的教学工作他继续担当，要同时开几门俄文课，课时比其他教师还多。他还担任外文系的工会小组长，负责全系的政治学习。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忙得拳打脚踢，昏天黑地，因为身体好，总算也都应付下来。

　　这样过了大约两年，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三反”反的是贪污、浪费、投机倒把，这和学校原本关系不大，但学校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运动，改造知识分 子的思想。一天，父亲听了教务长周培源的报告，其中说到有一个工人在工作时间干私活，这是损公肥私。父亲想，自己在外面兼职，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吧。因为 追求进步，想入党，他是一个内省力极强的人，总是检讨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够，联想特别丰富。听了周培源的话，他就认为是在说自己。而一旦 意识到自己有错，他是从不给自己留情面的。例如他后来多次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时总会提到一件小事，那就是1947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反美活动，内容是拒绝 食用美国救济粮。这件事毛泽东曾经提起，借此表扬朱自清有中国人的骨气。父亲当时也是签过字的。但是后来祖母从天津带来一袋美国面粉，家人正逢饥饿之时， 他还是把那面粉吃了。这件事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忏悔，说自己比不上朱自清。这一次，运动中其实并没有提及他兼职的事情，而他的兼职也的确没有耽误本职工作， 但是他毅然决然，把时代社的兼职辞掉了。

　　接下来，就是给知识分子“洗澡”了。原本，该“洗澡”的都是教授，大教授洗“大盆”，中教授洗“中盆”，小教授洗“小盆”，意思就是召开大中小三种规模的 会议，让教授先做自我检讨，然后群众提意见，帮助教授“洗脑”。父亲是1952年刚评上副教授的，本应不在被“洗”之列，但不知为何他特别受重视，让他参 加“洗”，而且还要洗“中盆”。钱锺书知道了，对他说，“这对你unfair”（不公平）。他不介意，让洗就洗。他“洗澡”时，主要是检讨他有名利思想， 私心杂念太重，一心想出名挣钱，以至于私下在校外兼职，不务正业等等。他和一些大教授不同，没有留过洋，解放前教书也没有开过和马克思主义有抵触的课程，一直是个进步的青年教师，话说到这一步，也就可以过关了。

夺标

　　(四)

　　1946年10月，父亲携家眷搬入清华。陈福田让他教大一英语，同时还帮助曹靖华改俄语的学生作业，他的英文、俄文专长都用上了，自己感觉如鱼得水。

　　民盟方面，他向吴晗报到。吴晗把他介绍给清华的民盟盟员。对大家说，父亲是“老盟员，新同事”。他发现当时的清华民盟盟员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包括吴晗、潘光旦、费孝通、季镇淮、王瑶、吴征镒等。大家经常集中在吴晗家里开会。

　　

　　清华学堂

　　民盟也有左中右。吴晗是左派。父亲当时追求进步，看过很多马列的书，懂得不少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也比较激进。在民盟开会时，父亲发言通常是比较敢说的，有 时也很激烈。比如有一次讨论到苏军从东北撤军，把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拆卸下来运回苏联，很多人表示对苏军的不满。父亲一向比较亲苏，这时他说，这些 机器苏军不拆，留下来，国民党就会利用它们制造武器和共产党打内战。所以还不如让苏军拆走。这观点出语惊人，连吴晗都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后来，彭真同志在 一次群众大会上对此事做解释，讲的观点和父亲的观点一模一样。还有一次，民盟讨论沈崇被美军强奸案，大家对事态如何发展众说纷纭。父亲说，此事国民党一定 会移交给美国军方处理。吴晗问，你何以见得？父亲说，他在军调部工作时，翻译过一个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协议，那协议里规定，美军在华犯罪由美军自行审 判。吴晗急要这份文件，以为对于揭露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非常有用。但是父亲没有留下底稿，自然是拿不出。为了这事，父亲曾检讨自己的觉悟和政治敏感性不及 吴晗，以后每每提及都深感遗憾。

　　因为观点接近，吴晗与父亲格外亲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话题总是不离政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在一起谈政治的朋友，才是知心朋友。1947年4月和 5月，母亲带着我大姐回天津老家，父亲一人在清华，没人给做饭。吴晗就说，你就干脆到我家来吃饭吧，让袁震给做就是了。父亲不好意思天天白吃，就给袁震交 伙食费，在吴晗家包伙。吴晗爱喝当时清华廉价销售的日本清酒，父亲和他每餐必饮，然后就推心置腹交谈。父亲初来清华，对人事关系不熟，与人说话又较为随 意，所以常被吴晗、袁震夫妇善意提醒，有时父亲无意接触了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师，说了不该说的话，也会被他们两口子痛骂，当然，骂完了，还是要给饭吃。父亲后来说，那个时期，他在清华，尽管还有更熟悉的人，例如他的表哥周一良、表弟周珏良都在外文系，但是真正能够无话不谈的朋友，只有吴晗。

　　1947年10月，由于民盟亲共，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民盟。报上登出告示，要民盟盟员都到警察局去登记自首。上级传来指示，让清华民盟组织销毁名单，注意 隐蔽。父亲当时下决心是绝不去自首的，但是他也想避避风头。所以大约有半年时间，他没有再到吴晗那里去，也没有参加民盟的活动。后来的几十年中，在他多次 申请加入中共时写的思想自传中，他把这次暂停民盟活动作为自己一次大的思想动摇，不断地在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认为那就是革命的不彻底性，小资产阶级的软 弱性、动摇性等等。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表态。几次反美活动的签名，他照样签了；几次学生罢课，他照样表态支持了。有一次外文系学生罢 课是直接针对亲美教授、系主任陈福田的，学生来采访他，他大胆说了陈一些坏话，诸如说陈欺上压下等，被学生们用大字报抄出，举着游行。气得陈福田对美国教 师布朗说：“我要赶走他。”（I’ll get rid of him.）但最后并未付诸行动。

　　他这样说话和做事，自然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包括陈福田，他讲过这样的话，说罢课是父亲组织的，而父亲“背后还有一个组织”。1949年7月，清华地下党 员公开身份，有些人看到名单上没有李相崇，还觉得很奇怪。不仅是清华的普通教师，国民党方面也怀疑过父亲，这可能和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关。父亲出身旧官僚 家庭，和前面提到的刘瑞恒有亲戚，而刘瑞恒留美时曾经和宋美龄谈过恋爱，后来是宋子文的密友。在一般人看来，父亲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放弃军调部的高薪到清 华来的，因而他会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有什么特殊使命？所以1948年9月29日，在学生罢课后，国民党军警宪特包围清华，有人看到，他们拿出的搜查名单 上，有父亲的名字。当然排名也不是很靠前，打头的两个是张奚若和吴晗，父亲也算不上是重点。后来没有搜成，那是因为进步教授李广田转移视线，把军警们领到 别处去了。

　　被国民党怀疑不算什么，但是让父亲后来一直感到纠结的，是他同时也被共产党怀疑，被自己的好朋友怀疑。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查清他的历史之后，有党员领导干部向他道歉，不知是不是代表组织。说：“对 不起你，过去我们怀疑过你是国民党特务。”其实1950年他提出申请入党被拒绝时，就有人对他如此说。他问有何根据，那人告诉他是吴晗讲的，父亲顿时就懵 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会这样。我母亲当时正巧在场听见，接连大呼冤枉，这不是栽赃吗？父亲想起1948年3月，在他暂停民盟活动之后大约半年，他认为风声过 去了，想恢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是到了吴晗家里，发现吴晗态度冷淡，只是为他倒一杯水，然后坐在对面，面向他皮笑肉不笑，也不讲话，这与以前判若两人。他 自责因为软弱，脱离革命浪潮去避风，致使吴晗对他改变了看法，也没有多想。后来他才知道，吴晗此时的态度完全和他几个月来的表现无关。只是因为吴晗不久前 见到苏联领事馆领事齐赫文，齐向吴谈到他对我父亲的一些印象，比如说，父亲既和美国人有联系（军调部美方），又和苏联人有联系（领事馆的3人），还和国民 党有关系（刘瑞恒），甚至齐赫文还无中生有地说有人看到父亲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一同坐火车去天津。这样的人是否背景复杂得有些可疑？于是吴晗认为我父亲特务 嫌疑很大，他将自己和齐赫文的看法带回清华，报告给了清华地下党。

　　清华大学从云南迁回北京时，教师中还没有几个地下党员，但到了1950年前后，入党的就已经有了几十位。这批人都是建国前夕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 他们在1948-1950年间被党组织吸纳。他们就是后来清华党员干部的骨干，其中很多人陆续做了清华的校领导，其实，我父亲开始也曾经属于这批进步知识 分子，但是从吴晗讲了这番话以后，他便被从人群中抛了出来，入了另册。

　　对父亲的这项怀疑和指控，虽然在两三年后就澄清了，但是它在父亲内心深处，却打下了一个死结。父亲没有想到吴晗会这样对待自己，太让人寒心。从此他不再与 吴联系，几十年，两人没再见过面、通过信。吴很快调走，高升了北京市副市长，五十年代他曾回过几次清华，有时约民盟的老同志见面，父亲都有意避开，因为他 不知见面可以说什么。1967年，吴晗挨整，北京市委派来一个”文革”专案组，找父亲做外调。主要是希望证明吴晗是苏修特务。他们之所以能找到父亲，是因 为吴晗档案的自述材料里提到父亲，且提到父亲和苏联人的交往。那时父亲也在受审查，揭发吴晗或可立功，而且念及过往的恩怨，这真是送上门来＂报一箭之仇＂ 的机会。但父亲不肯落井下石，他对专案组说，“我无法证明”。专案组大怒，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父亲也急了，说＂解放前，是我和苏联人有联系，但是吴晗没 有联系！＂专案组倖倖而去。他虽然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吴晗，但心里却一直没有宽宥他。吴晗”文革”惨死，他也唏嘘感叹，毕竟他们曾经朋友一场；但八十年代清 华为纪念吴晗，在荷花池边上修建＂晗亭＂，并为吴晗塑像，举行揭幕仪式前，他收到请柬，但最终没有前去参加。

　　

　　清华晗亭

夺标

　为了工作，他们带着女儿来到北京，父亲在一间银行里面当柜员，一干就是好几年。整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打算盘、记账。所以他的手指拨算盘，永远技法娴熟。文化大革命时清华大学开门办学，派他到工厂劳动，有一天工厂里忽然需要做一点计算。工人拿来算盘，他上来噼啪几下搞定，把大家看愣了。人家觉得这个老教授怎么会有这个绝活，其实他是正经的专业出身呢。

　　银行的工作很轻松，父亲就动了抓紧时间学习的念头。虽然没有担任外语方面的专业工作，但是这几年恰恰是他在外语方面功夫下得最深的几年。上班时一有空就 看，晚上熬夜学，居然是几门外语一起学。原本英语是自己的专业，法语学过一些有基础，他利用这段时间先攻法语，再学日语和德语。他自己研究了一套速成的学 习方法，居然可以在一两年里搞定一门外语，达到读书基本无障碍的程度。后来，一直到1960年，他始终在坚持学习新的外语语种。又陆续学了俄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捷克语，一共九门。国内的外语学者，很少有他这么“博”的。八十年代，有个叫王同亿的，号称自己用背字典加阅读训练的方 法，掌握了十门外语，一时报上广为宣传，人称“王十国”。父亲知道此事后，淡淡一笑，说这有什么可宣传的？不过是为了多卖几本他编写的辞典而已。父亲从来 不对外人讲他是“李九国”或者“李八国”，但外语界很多人对此是了解的。在一次会议上，他见到著名的英语专家许国璋。许先生和他握手时说，“跟你比起来， 我们这些人只能叫做英语教授，你才是外语教授。”

　　他开始学习俄语稍晚，那是1943年4月的事，当时苏联刚刚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他崇拜和尊敬苏联，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于是开 始学习俄语。他学得很快，只一年，已经可以看书。但是比起其他语种，他后来在俄语上功夫下得最深，坚持时间最久。当时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因为苏联是共产党 国家，所以日本人禁止中国人学习俄文。但是父亲已经懂了日文，他就到书店里买来日俄对照的书来读。若有人查问，这样当可掩人耳目。可是这样一来，他把两门 外语同时学好了。他又找到一个白俄老头儿，这种人是俄国革命时为了逃避苏共来中国避难的。与白俄接触，日本人没有什么戒心，所以父亲便与那白俄交换学习， 他教对方中文，对方教他俄语，并练习对话。这样学习，几年以后，他认为自己的俄文的听说读写的全面能力比他在大学当作专业来学的英文还好。后来他到清华任 教后，原本是教英语，但曹靖华来了开俄语课，没有人当助教，他就主动去帮忙改俄文作业，有时曹先生不在，他也给代课。曹靖华对他极其欣赏，一再说他“绝顶 聪明”。五十年代以后，父亲搞了大量翻译，是当时知名的翻译家，但是他译的书，基本都是俄文书，却很少有英文书。

　　日本占领时期，父亲的家庭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父亲一人在外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三口之家。他不敢让母亲出去找事做，甚至不敢让母亲上街，因为他亲眼看到 日本人在街上殴打和抓捕中国人，野蛮粗暴。他害怕母亲出门受欺负。有一次，母亲路过一个水果摊，忍不住买了一斤京白梨。那在当时也是很便宜的水果，而且只 有寥寥几只。拿回家后，父亲大发脾气，对母亲说，你吃了白梨，咱们拿什么钱吃饭？母亲委屈得呜呜哭。这件事，在母亲心头留下阴影。到了解放以后，1954 年，母亲执意要出来工作。那时我二姐李维文刚刚6岁，我还不到两岁，父亲觉得家里离不了人，便不同意。父亲那时收入已经很高，就对母亲说，我养得起你呀。 母亲说，你有钱可以雇人看孩子，但我一定要出去工作。没有白天的工作，就去教夜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去当临时工，态度非常决绝。后来母亲对我说，那一斤 白梨一直是她一个心结。女人要在家庭中有地位，一定要经济独立。

　　（三）

　　父亲是从1938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那一年，他认识了南开大学外语系比他高一班的同学吴炎。吴炎是旅居日本的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哥哥，他当时还不是地下 党员，但思想倾向革命，追求正义和进步，常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父亲读。后来，吴炎投身革命，抗战时期，曾经打入伪军内部劝降，成功劝说河南一部伪军放下 武器，投靠国军；解放战争刚开始，他与另一位中共党员深入河北省国军高树勋部，又成功策反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投奔中共。此事获得中共和毛泽东的高度评 价，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从1938年起，吴炎与父亲的联系从未间断，他们成了终身密友。

　　

　　英文版《资本论》

　　在吴炎影响下，父亲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用读过英文版的《资本论》和《马克思传》等，开始懂得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想上深受影响， 倾向于社会主义。学习俄文以后，他用俄文读了列宁的许多著作，还读了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革命文学作品，内心里越来越向往革命。但他懂得理论，却并未急 于付诸实施，对此吴炎曾批评他＂缺少激情＂。这种性格原因，使他最终没有和吴炎一样投身革命队伍，奔向解放区。

　　抗战胜利的时候，他的打算是去苏联留学。他的朋友，很多人选择到美国、英国去镀金，但他没有这种兴趣。他要学习革命文学。他的白俄老师与北京苏联领事馆的 领事齐赫文相熟，便介绍他认识。但齐赫文说，现在战争刚结束，苏联国内多年来因为战争影响了很多人的学业，现在他们纷纷要求复学，大学里人满为患，肯定不 能腾出有限的名额招收外国人。父亲又问，自己可否到领事馆来工作？齐赫文说，苏联的北京领事馆还不是正式机构，不能招人。但他说，父亲可以在领事馆给苏联 官员教中文。他自己算一个，他又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郭督可夫，另一个叫季托夫。这样父亲就有了三个学生。

　　他工作的小银行解散了，他还是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他想搞专业。要托人介绍，他自己没有门路，只能求我母亲的家人。当时，国、共、美三方为和平谈 判，在北京成立军调部，那里需要大量翻译。我母亲的姑夫韩文信，是中央医院的著名牙医，蒋介石和周恩来都请他看过牙，特别是，他的夫人，也就是我母亲的姑 姑，在天津读书时是邓颖超的同学，所以韩文信也和周恩来成了朋友。不久前，韩文信曾把自己的一个侄女介绍给军调部中共方面当打字员，父亲若想给中共当翻 译，也是可以走这条路的。另一条线索，则是我母亲的伯父刘瑞恒。此人早年是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协和医院的首任华人院长。当年孙中山患肝癌，手术的主 刀医生就是他。他后来做了国民党高官，长期担任中央卫生署署长。若请他从中介绍，那么到军调部国民党方或美方，应该都无问题。但父亲不喜欢国民党，首先把 它排除了。至于中共方面，父亲担心一旦加入，谈判过后全家都要跟随中共调动，而孩子太小，怕经不起折腾。最后他选择了给美方担任翻译。

　　虽有人介绍，也要考试，他在应聘者中考第一，而且考官告诉他，历次应聘的人，从没有考得这么好的。他心里觉得好笑，这几年他忙着学习多门外语，而英语却已 四五年不碰了。美方翻译的要求，也不过如此。业务上无问题，他在翻译组很受信任。但是为美国人干事，他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他是同情中共的，看到美国人在准 备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他极为不满，和同组的一个亲美派谈起自己的观点，发生争执，当那人说出＂还是要由国民党代表中国时＂，激愤之下，他甚至动起手来，伸 出双手掐住对方的脖子，直到对方告饶。事后查觉自已失态，便不敢在军调部议论时政。他攒下很多话，去和苏联领事馆的官员说，他认为苏共自然会支持中共的。 但是他不知郭督可夫是个克格勃，见他表露亲苏亲共思想，便打起他的主意。一次，他要父亲写一份军调部美方人员的思想情况报告，父亲照办了；接着他向父亲摊 牌，说他将来会给父亲布置工作，可以按月付钱，当场交代两人的接头暗号。此事遭到父亲的力拒，令郭督可夫十分不解。他不知道，父亲心里有个底线，哪怕你是 苏联共产党，让我出卖中国的利益也不行，绝不能给外国人做间谍。

　　在这个时期，经吴炎介绍，他加入了民盟，可以算是北京市民盟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清楚记得，他参加过三次民盟北京市支委会，在会上认识了当时的北京民盟主委 吴晗。但他确实没有参与过民盟领导工作，他是新人，地位不够，资历也浅，是够不上当领导的条件的。但为什么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参加支委会，他也无法解 释。以至于后来吴晗怀疑他是特务时，对他参加过三次支委会也一概否认，好像他是有意伪造历史似的，弄得他很委屈。这是后话。

　　在军调部工作6个月后，父亲的表弟、在天津与他一起长大的周珏良来找他。周珏良说，他现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抗战胜利，清华大学从云南回京复校，缺少师 资，问父亲这里有没有合适的人材？父亲说，那还不是现成的？我去吧。周珏良说，清华的工资，可能比军调部低一半呢。父亲表示不在乎，他不想再给美国人办事 了。他听说，清华就是一个＂小解放区＂，意思是那里有一种比较亲共的氛围，这正符合父亲的理想。于是当场就表态。两三天后，周珏良又来了一趟，带来了清华 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签发的聘书。连面试都没有，就决定录用了，说明他这个军调部美方译员的身份，清华还是看高一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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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华里1号

　　因为和周家住在一起，父亲和周家的几个与他年龄相当的表兄弟周一良、周珏良等一起长大。父亲和周家兄弟都没有进过小学，而是由家庭教师在家授业。周家殷 实，且重视教育，所以不惜重金，聘请的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周一良晚年回忆起来，唯一的遗憾只说他的家教没有教会他做旧体诗，致使他不会“用诗骂人”，但 是四书五经，他是早早就熟读的。而我父亲的家庭教师就没那么有学问了。毕竟时过境迁，李准此时家业破落，千金几乎散尽，不能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把能诗能文 的前清秀才、后来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聘到家里，给他自己的儿子李相枚和我祖父二人做家教了。所以父亲童年时代，没有得到像周一良他们那样的国学基础训练。以 至于几十年后他成了外国文学翻译家，却坚持翻译文艺理论，不大敢涉足文学创作。他一辈子没有翻译过诗和小说。他总是说，自己的中文底子不行。虽然，在我看 来，他们这一代人的中文修养，比起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要高一些的。

　　父亲是从中学阶段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的。他起先进过两所教会中学，从初三起转到南开中学，他的南开同学中，著名的有韦君宜（那时名叫魏蓁一）和何炳棣。但是 他家教时期的基础不好，可能也还不懂得用功，成绩是无法与韦、何相比的。上高中一年时，居然还留级。李准在这一年的《自编年谱》中记录：“相崇侄以不及格 留级一年班，”在慨叹了其他几个子侄读书也不努力之后，他说：“是期总共交学费三百余元。余力竭矣！倘再不好好读书，何以对吾乎？”

　　和周一良、周珏良从小跟着专门的外教学外语不同，父亲儿时在家里只读过一本很简单的英语课本。教会学校的初中，大多以英语授课，他听不大懂，学得一塌糊 涂，所以频频转学。到南开后，高中一年下学期，英语考试还是不及格。考试等级分为A、B、C、D四级，D级就是不及格，但是老师居然给他判了一个E！一次 在课堂上老师提问，点到他回答，他张口结舌，被老师用英语骂道：“A Piece of Wood!”（一块木头）这句话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从此发奋。在一个暑假里，他几乎拿出全部的时间，精读了几本不太难的英文小说，总 共有1000多个页码，结果发现，精读不仅可以提高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乃至听力。再回到学校时，他发现原来他听不懂的英语讲授课程，例如《西 洋历史》之类，现在都听懂了。从这以后，他从一个差生摇身一变成了优等生，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1933年他被保送进了南开大学英语系，此后几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他的老师，英语系主任柳无忌和教授赵绍熊都非常赏识他。上大学那年，李准的《自编 年谱》里记载，“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但是父亲从此年年拥有奖学金，不需要再花李准的钱。在大学期间，父亲认识了同班的漂亮女生刘佩锦。她的 功课不好，父亲常常帮助她补课。很快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七七”事变以后，南开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举校南迁，和清华、北大一起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时父亲尚有一年学业没有读完，为了免于跟随学校搬迁的一路 折腾，1938年，他和刘佩锦一起，到上海沪江大学借读。沪江大学在上海的法租界，那时的租界是“孤岛”，日本人尚未进入。他们利用孤岛的安宁，在一年里 完成了大学学业。

　　（二）

　　大学毕业时，西南联大已经辗转在昆明落位。父亲写信给他的南开老师柳无忌先生，表示希望到联大去任教。柳无忌回信说，联大的外语系被清华的陈福田把持，排挤外来户，咱们南开人在这里受气，你不必来了。父亲只好另想办法。为找工作，他曾到香港呆过一年，也无功而返。

　　1941年，他和我母亲刘佩锦在天津结婚。一年以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那就是我的大姐李维琪。

　　

　　父母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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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文/李昕  （作者系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资深出版人）

　　本文经作者授权搜狐教育发布，原载《当代》。

　　几个热心的清华大学教授子弟，编写了一套书，题为《清华名师风采录》，第一辑出版了，又要出第二辑。因为我是做编辑的，他们把书稿目录寄给我看，希望我提 一点建议。我注意到，他们列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名师里面，有钱锺书、曹靖华、吴达元，也包括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总共16人，个个都是＂老清华＂， 而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的却一位都没有，自然，名单中也没有我父亲李相崇。我对这套书的主编说，你们提到的外文系名师，有的在清华任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有的只呆过两三年，但我父亲，从1946年进入清华，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外文系任教，他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是80年代清华恢复外语系时的第一任系主任，直到2004年他90岁时，还在担任《大学英语》和《英语教学与研究》两个杂志的主编。他还不够清华名师资格吗？

　　那主编听了我的话，连说这是疏忽。正好，他在为第二辑约稿，希望我马上写一篇收进来。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如果写，我也不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写。我另外有话要说。我会像周启博写他父亲周一良那样写我父亲，我要帮助他反思自己的一生。

　　事后，我想，这本《清华名师风采录》没有收录我父亲，可能也没有错。他的名气确实不像已经收录的16人那样大。但是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他把一辈子奉献给了清华。这真是个悖论呢。

　　

　　（一）

　　1912年8月6日，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馆”的青岛亨利王子大酒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在此举行。新郎李涛，新娘周沅君，他们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参加婚 礼的来宾，多是辛亥后云集青岛的满清时期的达官贵人，规格极高，场面热闹。并非我的祖父祖母有多么出众，而是因为他们的联姻的背景引人注目。我祖父李涛， 是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胞弟；而我祖母，是前清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提督的弟弟迎娶总督的孙女，捧场的人自然不会少。

　　婚礼过后，李准携家眷返回香港。后来又迁居广州、天津等地。祖父祖母始终随行。我曾祖父去世得早，而李准又年长我祖父23岁，是为“长兄大过父”，祖父不 仅跟着这位大哥长大，而且一直到1936年李准去世，他的家始终依附着大哥的大家庭。祖父自己没有很大的出息，后来在天津市政府做小秘书，靠一手漂亮的书 法，给政府官员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收入微薄。他自己的小家，总要依靠李准的钱。

　　李准这个前清旧官僚，一辈子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李准任职广东水师提督期间，英国侵略者多次窜入南海非 法测量，掠夺海洋资源。清庭提出抗议，英政府仗着“坚船利炮”而置若罔闻。宣统元年（1909年），李准率官兵170余人，乘二舰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岛屿 15座，逐一命名，升旗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同年，在巡海时发现有日本商人在东沙群岛私自开采，遂提请清政府对日交涉，终将日人驱逐。

　　其次是作为前清官员，李准曾率部镇压1902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特别是参与镇压了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

　　第三是辛亥革命时，他于1911年11月初宣布反正起义，还派员说服在惠州据城顽抗、与陈炯明等民军激战的清廷陆路提督秦炳直开城投降。此后胡汉民赴广州，就任都督，从而广东全省得以兵不血刃而宣告独立。胡汉民曾在一份文告中公开宣布：“粤东省城九月(指旧历)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李直绳就是李准。

　　李准就是这样一个功过相兼的人。辛亥以后，为了避免革命党与他的旧时积怨惹祸上身，袁世凯请他出来继续做官，被他婉拒；后来溥仪建满洲国也有意请他出任伪 职，他亦坚辞不受，守住大节无亏。整个晚年，他超脱于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之外，明哲保身，变成了一个文人，整天写戏看戏，演练书法，著书立说。

　　

　　李准像

　　我父亲李相崇出生于1914年12月7日，他和我祖父一样，也是跟着李准长大的。从出生一直到读大学前夕，都是李准供养。这种情况，致使解放以后，各种政 审的表格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时，父亲犯起难来。因为我祖母是周家大小姐，周家人经商，给了她3万块钱股票，她也便是有产者。所以父亲填表时若是随祖父 填，那就是＂职员＂；随祖母填，那就是“资产阶级”；随实际抚养他的李准填，那就该填“旧官僚”。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这三种出身，在不同的表上都填写过。

　　父亲到了上学年龄时，李准的家已经搬到了天津。李准利用自己手里的积蓄，在今天天津和平区某处买了一块地，在那里盖了8座欧式二层别墅型洋楼，称为泰华里 1-8号。其中1-3号，李家自用，4-5号，租给了我祖母的三哥周叔弢先生（此人后来是著名工商实业家，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副市长），6-8 号外租。后来我听说，著名书法大师郑诵先（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之父）曾租住过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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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费慰梅：“作者前言”，《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xiv. (Wilma Fairbank: “Introduction”,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2 林徽音（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163
3 林徽音（因）：“绪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P. 3.
4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发表时间是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的发表时间是1934年1月，但是该书的脱稿时间为1932年3月，不过在定稿之前林徽因有过修改。参见曹汛先生注，梁从诫：《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92
5 维特鲁威的拉丁文原文为：Utilitas(实用), Firmitas(坚固), Venustas(愉悦、美观)
6 温克尔曼在他的《古代艺术史》一书中将艺术史的发展阶段规律定义为：“起源”、“发展”、“变化”和“衰亡”，参见邵宏：《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10，
7 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这一历史阶段论被发展为唐大中至宋天圣的“豪劲（Vigor）”；宋治平至明洪武的“醇和（Elegance）”；以及明成祖至清末的“羁直（Rigidity）”三个时期。见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P. 155
8 梁思成、林徽音（因）:“平郊建筑杂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98
9 吴良镛先生在1990年发表的“发扬光大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创的中国建筑研究的事业”（《建筑学报》，1990年12期）中重点提出了“建筑意”，并认为此说即为后世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吴先生后来还在其他的文中提到，并为“建筑意”加英文注为“architecturesque”。侯幼斌先生则专门撰稿讨论过“建筑意”，见侯幼斌：“建筑意象与建筑意境——对梁思成、林徽因‘建筑意’命题的阐释”，《建筑师》，第50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0 梁思成、林徽音（因）:“平郊建筑杂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98
11 夏铸久：“营造学社——梁思成建筑史论述构造之理论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90年春季号
12 林徽因创作于此时的作品有：诗歌，“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情愿”、“深夜里听到的乐声”、“仍然”、“激昂”。小说，“窘”。见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三联书店（香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3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76
14 参见赵辰：“‘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第六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6
15 刘敦桢后来完成了《中国住宅概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刘致平则完成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10
16 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三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12，费慰梅曾记载，这次的考察报告是由林徽因来写的。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75，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17 王其明、茹竞华：“怀念我们的老师林徽因先生”，《建筑师》，第20期，P. 1
18 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二期，引自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251
19 同注17，P. 6
20 蓝棣之：“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地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59
21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70
22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70
23 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二期，引自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251
24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0，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25 刘敦桢：“大约从对日抗战起，在西南诸省看见许多住宅的平面布置很灵活自由，外观和内部装修也没有固定格局，感觉已往只注意宫殿陵寝庙宇而忘却广大人民的住宅建筑是一件错误事情。”刘敦桢：“前言”，《中国住宅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
26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1，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27 同注26，P.113
28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64
29 见陈钟英、陈宇编“林徽因年表”，《林徽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0 笔者曾于1997年专程造访“映秋院”，已经能够辨认出“映秋院”建筑的特殊意匠。后来又从云南大学档案馆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31 罗哲文：“难忘的记忆，深刻的怀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47
32 国际上的关于民间建筑的研究主要开始于1950和1960年代。
33 吴良镛：“林徽因最后的十年追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11
34 朱自煊：“忆林徽因先生二三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73
35 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380
36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37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57
38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39 梁思成：“前言”，《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P. 64
40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41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57
42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3，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43 梁思成：“前言”，《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P. 64
44 梁思成：“前言”，《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P. 61
45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46 汪国瑜：“缅怀梁、林二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P. 22.
47 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津，1996. P. 164
48 汪国瑜：“缅怀梁、林二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P. 22
49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3，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50 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陈钟英、陈宇编《林徽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1 林徽因：“致胡适，四”，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321。笔者注：该信应该和后一封信“致胡适，五”为同一天写的，1932年的农历元旦（正月初一）。林徽因的落款（二十年正月一日）与曹讯先生的注（本信写于1931年农历正月1日）均有误。原因有二：一为此信写于徐志摩去世（1931年11月19日）之后；一为此信有：“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
52 萧乾：“才女林徽因（代序）”，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3
53 关于这一点，有多位人士的回忆文字中提及。我们最起码能证明的是林徽因在随父留英之时就已决定要以建筑学为其终生职业。参见王贵祥：“林徽因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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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女”与“拙匠”

虽然，林徽因与梁思成共同作为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而被今天的建筑学者们来纪念着。但是，在建筑界，林徽因地位显然是与梁思成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梁思成已经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林徽因至多只能被人们称之为与梁公的成就之“不可分”。这难免使人联想为林是作为梁的事业的支持者，就如同大部分传统的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维系家庭的女主人一般。然而，笔者所理解的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学术上的关系远非这样的林对梁的从属关系，或许反之则更恰当。

梁从诫曾评价他们两各自的特点时道：“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父亲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40”他们俩的这种各自不同的秉性，应该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利于他们之间的合作的，并且已经在他们于宾大的学习期间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林徽因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想象能力和灵感都是要强于梁思成的，再加之林的强悍的性格，以至于仍然有时出现不协调。梁再冰记述道：“我记得妈妈曾经说过：有一次，他们的作业是设计一张圣诞卡，妈妈有一个比较新颖的灵感，爹爹也颇为赞赏，但认为此卡必须由他来画出，才能尽善尽美。妈妈不同意，她说同学们都认得他俩的画图风格，爹爹如代她画，别人一看就知道“枪手”是谁。但爹爹仍坚持由他来画，为此两人吵了一架。41”费慰梅也曾记叙述在宾大就学的时间里，林徽因由于不愿得到梁思成的过多照看而有过争执：“她已摆脱了她的家庭和文化的抑制，在新大陆旗开得胜。所以当思成由于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而企图控制她的活动的时候，她当然坚决予以反击。42”


不过，林徽因中、英文的出色文字功力和她那超人的敏锐和才思，一直得到了梁思成的衷心赞颂，以至于梁对自己的文字长期处于一种不自信的状态之中。


梁思成的早期中国建筑研究工作，主要专注了测绘和实物的考证，热衷于绘图和摄影。他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中强调了这“只是一部老老实实，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纯粹于清代营造的则例”，而请林徽因作的绪论则是弥补历史与理论方面的不足43。可见这位被今天认作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始作俑者”，当时并不很自信，并显然认为“内子林徽音”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同理，在梁的另一英文版的重要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之中，虽然梁思成已经在林徽因的协助下从事了“历史与理论”的工作，但是他依然表达了这一自认的规范。“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释文，但在图纸绘成之后，又感到几句解说可能还是必要的，因此，才补写了这篇简单的文字”44。而将书名定为“图像中国建筑史”，显然还是表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林徽因在世时，梁思成的所有学术性文字基本上都得到了林的修改和加工。而梁思成也是显然十分满足于这位名为内助实为老师的“神来之笔”。梁从诫写到：“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袖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45”

关于林徽因的才情，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议论和口碑。诸如她的英文好到了费正清都羡慕，她的诗、文、画、戏剧、建筑各业无所不精，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文艺复兴色彩”人物，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誉为“中国第一才女”。相比之下，梁思成则更认为自己应该是“拙匠”。

梁思成常常以“拙匠”自据，曾以“拙匠随笔”为名在一九六○年代发表过一系列的小文章，并且多次谈论过其中的内涵：“我们建筑师就是匠人，‘匠’才能准确精细给人民盖房子，为他们造福，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主宰一切，再造乾坤的大师，宁‘匠’勿华，所以我取‘拙匠’……。46”笔者以为，梁思成实际上是完全不缺乏才气的，从他年青时的多才多艺和后来成就的一番事业都能看出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文艺复兴色彩”的人物。然而，只是相比于林徽因则确实在才气方面显得略逊一筹。因此，所谓梁思成的“拙”正是相对于林徽因的“才”而言的，这更能显示林的才情出众而已。以下的论述更应以此为前提尚可较好地理解。

梁思成晚年曾经向林洙透露过他自己对林徽因的才情之衷心赞许：“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林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47”显然，梁思成正是经常被浸没于林徽因的才情之中而相形见“拙”的。而且，尽管他认为自己在才气方面有欠缺，确又因为有一位如此才情出众的妻子而更忠实地欣赏这种才气。汪国瑜先生曾回忆到：“有一次在他家，谈到书画品格，艺术风格等修养问题，他似乎很有感慨地说：‘文艺作品的气质与作者的爱好和素养看来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我本人很喜欢那种奔放豪爽的风格，特别欣赏那些‘帅’味的作品，有‘灵气’有气韵；不喜欢、不欣赏那些‘匠气’的东西。可是我自己的字和画，都工整有余，‘帅气’不足。自己想‘帅’也‘帅’不起来，眼高手低呗！48”笔者以为，这可以视为真实地反映梁思成欣赏他人的才气而自认“守拙”的意义所在。完全可以理解成他与林徽因在学术志趣方面的异与同。按费慰梅的理解，他们二人正因为此而应该有极佳的配合，并在宾大的就学期间就已经反映出来：“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49”

这样的合作关系确实是太美妙了。客观地说，才情与匠意都是好的建筑师所需具备的。正如阿尔瓦·阿尔托（Alva Aalto, 1898-1976）所认为的诗意与匠意皆备才是好的建筑师。然而，在建筑师工作的高级阶段，尤其是理论研究层面，才情应该是比匠意更重要的素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梁思成日后完成的大业有哪些能够离开林徽因的思想呢？“梁思成与林徽因是不能分的”，这样的话已经有多人言及。但是以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在建筑学术上的“不能分”，正如作家卞之琳所慨言林徽因“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50”事实上林徽因起码是在与梁思成共享了在建筑方面的学术之同时，又独享了在诗、文、戏剧甚至是工艺美术方面的艺术创造者。因此，在总体上看，林徽因在创作和思想上对梁思成的影响应该是更大的。这应该是“才女”与“拙匠”的良性关系。


四，结语：

一九三二年农历初一，时年二十八岁的林徽因在写给胡适的一封情绪激动的信中流露了她对自己事业和生活的心声：“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51”我很想知道，林徽因当时所希望自己的成就究竟是什么？然而我所能知道的是，在林徽因被人们不断传颂和谈论的今天，她对中国建筑学术的巨大贡献却依然难以被建筑界认可。虽然，林徽因可以作为一位诗人被我们来永远纪念，但是我们毕竟知道她真正终生为之奋斗的是中国建筑学术事业。我很疑惑也很惭愧，作为建筑师，我们今天拿什么来纪念她呢？似乎人们都有所感悟，如作为文学家的萧乾先生所言：“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52”

林徽因为何在建筑界只能是“无名英雄”呢？这其中是否因为太多的世俗的缘故呢？她似乎总是在梁思成之后成就建筑学方面的头衔或者没有头衔；不论是在东北大学还是在营造学社，或是在后来的清华；当然她没有机会成为院士（即便她活到那时也未必能成）；她没有独立完成自己的建筑学术著作或是“科研项目”；她也没有正宗的建筑学的学位；她还是一个女人……。正是由于受到这种世俗的桎梏，而使得我们在她已脱离了这种世俗近五十年之后的纪念之时，仍然难以对她有正确的评价，这不是我们建筑学术的可悲之处吗？

不过，我也想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反驳这些“缘故”，那就是，梁思成的选择建筑学作为他的赴美留学专业（也是他的终生专业）是因为林徽因53。尽管梁思成的个人秉性与能力应该导向对建筑的兴趣。但是，在与林徽因的热恋之中受到一位具有“文学复兴色彩”的、并且比他更早了解西方建筑学术的情人之影响，想必是比任何其他动力都要强大的，这其中应该还有作为对情敌至胜的法宝之意义。

我们原本不应这般世俗地谈论“学术”问题，然而，这些“世俗”的确左右着我们。

如果不是因为林徽因的缘故，梁思成确有可能不选择建筑学的话。我们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不禁要失去一位大师了？尽管大师不是完全由个人的因素成就的；尽管历史是不能够以假设为基础的……

二○○四年十月三稿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