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落马高官

夺标

孙春龙：我所认识的落马高官
离开媒体多年，看到太多熟识的权贵成为阶下囚，昔日风光不再，总是会生出些许感慨。曾经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是他们，我会不会贪得比他们少一些?想到这里，竟然生出一身冷汗。

　　四川省省长魏宏接受中纪委调查的消息，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因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十多位省部级官员，屈指算来，大多已陨落政坛，或入狱，或被贬，有的甚至连命都没保住。每次看到这些有过交集的官员落马，总会想起一些场景或细节，这些零零碎碎，也只是片面。

　　2004年，我入职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开始了长达8年的调查记者生涯。这本以“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会关心你”为口号的时政期刊，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我可以去看到比常人更多的丑陋和真相，可以接触更多所谓的主流或精英。

　　认识魏宏是在十年前，那时他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彼时，四川被称为中国政改的试验田，这位区域政改的核心人物，接受了我的专访。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位省部级官员，在谈到政改时，没有任何的忌讳，而且每句话都切中要害。没有想到，他竟然从刚刚火爆的“超女”这个娱乐节目谈起，他说，“超女”成功的精髓，是“一人一票”，而政改，也不过如此。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和地方政改云涌的背景下，这篇报道顺利刊出。四川政改的稳步推进，为魏宏加分不少，其后来官至副省长、省长，有人分析和此不无关系。在其任副省长时，我曾发短信祝贺，他立马回了短信，态度依然谦卑。

　　十年之后的今天，魏宏被降至副厅级非领导职务。而今天，政改已经成为敏感词，无吏触及。

　　和魏宏一样，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孙清云由副省级领导降为处级。采访他是在2005年，因为一位网友在论坛上发起“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引发网友高度关注，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的孙清云正面回应网友，被公众一致叫好。那时，论坛刚刚兴起，网民还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

　　孙清云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能感受到他的敏感。再后来，网民被跨省事件频发，删贴成为产业，新媒体成为主要宣传阵地。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依然需要翻墙，甚至连爱国。

　　同在陕西政协副主席位置上落马的是庞家钰，我做关于庞家钰的报道时，他已被中纪委双规多日，也是当时陕西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另一位报道过的陕西高官是李堂堂。2006年11月，中央考察组在陕西进行省委换届考察期间，为了使自己能够进省委常委班子，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方式指使、纵容别人为其进省委常委班子拉选票。据称，这些电话和短信被特殊部门截获，成为证据，而让其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中国政坛上，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因此受到处分，并不多见。其背后的博弈，或者并不为公众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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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李堂堂黯然离开陕西，赴宁夏任副主席，但不久后，因贪腐入狱，又死于狱中，传言是自杀。

　　在落马的高官中，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是我交往最多的一位官员。在其任云南普洱市市长期间，就曾关于普洱茶对其进行过多次采访。那时，他一直怂恿我开一家茶叶店，专卖普洱茶，说是一定会大涨，我笑说，我是记者，对此没兴趣。没想到，仅仅一年后，普洱茶店全国开花，人人皆知，不喝点普洱茶装逼似乎都显得没文化。这也是我至年近不惑，可能为数不多的可以通过机遇实现财务自由的一次机会，可惜没这心思，但也不遗憾。

　　普洱茶被炒热和他关系密切，他很善于策划各种热点和活动，包括将原来的思茅市改为普洱市。在普洱任职之前，他是腾冲县委书记，腾冲县的百姓至今还有很多在念他的好。当然，毁誉参半。

　　为了发展经济，沈用了很多非常规手段，有想法，也有霸气，为此得罪不少人。同时呢，接触企业家比较多，腐败再所难免。沈从普洱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升任副省长时，我已离开媒体行业，也再没有联系过他。直到后来落马庭审，看到照片中他一头白发、神情落寞，想到他在任时的趾高气扬，判若两人。权力，也无非是身外之物。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采访最多的省份应该是山西了，这个被称为新闻富矿的地方，总是会出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2008年，山西娄烦尖山铁矿发生垮塌事故，死亡至少40多人，而当地政府瞒报，只上报了11人。通过内线，我乔装打扮深入现场，获得全部死亡名单，在报道刊发后，同步在博客上写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此信被温家宝总理看到，当即批示，娄烦事故得到复查。

　　在总理指示后，我受国家安监总局、中纪委邀请，一起前往山西娄烦调查。在现场会上，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陈川平，一口咬定我的报道失实，在座的太原市市长张兵生以及公安厅等领导附和，现场气氛十分紧张。邀请我去的中纪委领导担心出事，不得不劝我中途离开山西。

　　此次会议后，多方信息显示，我被山西官方窃听和跟踪，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甚至对方还拿到一位中央常委的批示，拟治罪于我。危险之际，我逃到云南普洱，将情况告诉时任市长的沈培平，说如果真的有人来抓我，我不会跑，但希望能提前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多日之后，总理再次批示，新华社领导力保，我终于得以安全回家。而山西官场，有10多个小娄娄官员入狱。

　　两年多后，太原市长张兵生因拉票被免职。而陈川平，因为腐败被捕。碰巧的是，在一次饭局上，我遇到了查办陈川平的一位核心人物，他说，已落实的数额上亿元。听了我的述说，这位办案人笑言，他是在为我报仇。而我当时，其实对他已经没有仇恨。

　　除过频发的矿难，山西的黑砖窑也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在采访了黑砖窑受害者之后，我一时冲动，在博客上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时任省长《于幼军，你为什么还不辞职?》，引发争论。其实对于，我内心是很佩服的，只是希望他能以自身的行动给中国吏治一个好的开端和榜样。

　　遗憾的是，他失去了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一年多之后被中央撤职。当然，和黑砖窑没有任何关系，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想来，真的有些后怕，这两封公开信，如果放在今天，或许对我来说会是另外的结果。这个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失去的，或者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唯有庆幸，我的职业生涯遇到了一个相对有底线的时代。

　　除过这些高官之外，还有很多有过交集的地市级的官员，身陷囹圄者众，如山西临汾市委常委王月喜、被称为“吕梁教父”的山西吕梁市委常委张中生、西安市委常委杨殿中、湖南益阳市委书记马勇等等，千姿百态。

　　当然，这些官员的落马，和认识我没半毛钱关系，中纪委千万别找我要线索。有过交集的官员中，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官员，包括现在身居高高官的人士。

　　离开媒体多年，看到太多熟识的权贵成为阶下囚，昔日风光不再，总是会生出些许感慨。曾经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是他们，我会不会贪得比他们少一些?想到这里，竟然生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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