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专稿：2016春节与农民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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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还是春劫：无根之城与无主之家作者：老许


农村已经被掏空了，金融体系和市场空间的制约是决定性的，当大家一致远离之时，重建乡村多半是纸上谈兵，“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为每个农民工心底最深的无奈。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开始了，周围的很多农民工朋友踏上了返乡的旅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群迁徙活动，每年春运都会带来无数话题。虽然在新闻报道中春运洪流里的人们总是表现的兴高采烈，但对为车票、假期、工钱纠结的农民工而言，春运是痛苦的告一段落，还是痛苦的组成部分?还真不好说，何况还有大量想走却走不成的人坐困愁城。

　　深圳经历了霸王寒流后，天空突然变得清澈了，白天的蓝天白云、夜晚的月亮星星都像是刚洗过澡的样子，那么明媚妖娆地出现在头顶上，真如久违的童年伙伴再度意外地相逢。常见的轻度雾霾是被冷风吹走了?还是受不住寒冷自己了断了?我知道一个极可能的原因，就是不少工厂这些日子停工了，污染的排放自然锐减。因为工人普遍要回家过年，而且生产任务也不是那么充裕，许多工厂索性早早就放假了。想想北京当年惊世骇俗的艾派克蓝，正是强行让大量周边工厂停工减排的结果，效果的确杠杠的。

　　从全国来看，北京毕竟是帝王之都，没有可比性，一个全国政治中心的标签，足够吸附大量的权力资源，连雾霾都是全国最正宗的。上海一直是经济中心，如今确保了金融中心的地位，优势还将继续。深圳的名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科技、创新、活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基石。虽然部市协议给了深圳能为天下先的试错权，但官员们越来越谨小慎微，宁愿混着也不愿冒头，倒是民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始终存在，无他，深圳是年轻人的城市。

　　早年的深圳，一到过年，便成为空城，那时大家只把深圳当做挣钱的舞台，亲情友情都留在内地。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愿意在深圳过年的越来越多了。当深二代都已长大成人，深圳人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自然变强烈了，而且深圳冬天的气候还真是舒服。深圳发展的总的势头应该是不错的，尽管民生方面仍然问题多多，但经济总量据说已经超过台湾，并且和香港在伯仲之间了。

　　如今深圳的主城四区难以再现过去“一到过年便空城”的景象，但原属关外的一些区域，每逢春节，人还是呼啦啦地往内地涌去，返乡比例之高也是很惊人的。我原来在龙华的大浪工作，那里的五十万人口中，本地人口不到一万，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远没有真正在这座城市立足，到了春节自然愿意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保守估算，踏上回乡路途的会超过一半人口。

　　深圳人口接近两千万，户籍人口不到四百万，很多在深圳工作或生活的人是漂浮在这座城市里的，他们享受不到政府推出的各种只针对户籍人口的社会福利，他们中多数人的身份正是农民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常常以深圳奇迹作为注脚，而这奇迹背后，那些面目模糊的来来去去的农民工，无疑劳苦功高，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他们得到的回报合不合理?他们具体的痛苦又有哪些?这些被这座城市常常忽略的问题，答案也总是语焉不详。2008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意味深长的将深圳几位农民工的形象作为封面人物，并称赞他们拯救了世界经济。这部分道明了真相。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全面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庞大的主体人群。他们的总人数大约有两亿，他们从乡村走向城镇，几乎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历程中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中国未来要面对的城市发展、经济转型、城乡关系、农村问题、改革路径，都和这个群体息息相关，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忽略的群体。

　　每一个辉煌成就的背后都是一连串的剥夺。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奇迹主要靠的是三驾马车和两个法宝，即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两个法宝。廉价的土地供应保障了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出口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因为土地国有的特殊国情，地方政府可以用极低价格征收土地，转而招商引资，而失地农民除了进城打工，实在也找不出更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中国演变为世界工厂并没有特殊性，所谓世界工厂其实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一种潜藏物、一种结果，是对中国长期经济停滞的一种补偿效应，由前述的特殊国情加以催化而形成。但候鸟一样来去的广大农民工由于身份转换环节的缺失，他们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缺少一个庞大群体应有的势能。

　　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农民工，最简单的理由当然是要增加收入。这说明，农民原来所依附的土地不足以提供生活所需要的产出。或者，权属于国家的土地被国家拿走了。我自己作为外商代表参与过土地征收，那个价格是农民不愿意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当花掉了本来不多的土地补偿款后，他们成为赤贫的一群人，什么指望也没有，于是进城打工，用仅剩的身体作为原始本钱，与强大的城市资本寻找结合点，这种结合往往是不等价的。

　　缺乏学习和技能的打工者，选择有限，往往成为流水线工作的一个环节，收入菲薄。类似这样普通的打工者有一个收入曲线，它的峰值是在三十五岁前后，然后随着家庭负担增加、身体能力下降，收入也相应减少了。而精力和经验最好的三十五岁前后，我所在的深圳某区的平均数值大约是四千五百元。看看深圳的房价就知道了，即使这样的收入也完全无法在城市立足。怎么办呢?回去吗?乡村已经衰败，很多地方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农村经济必要的活力和人际链条如果断裂，回到农村也很难找到出路。不管农民工如何认为自己和农村有强烈的关联，但回到农村能有的选项总是相当之少。农村已经被掏空了，金融体系和市场空间的制约是决定性的，当大家一致远离之时，重建乡村多半是纸上谈兵，“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为每个农民工心底最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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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几位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学者聊起现在的农村，“凋敝”、“败落”，都是出现率很高的词。传统乡村结构早已经失去了内在的坚韧和稳固，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村的衰败，一场小小的变故便足以摧毁一个看上去本来还行的家庭。朋友提供的众多报告中，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最是不忍卒读。农村老人的一生，就是在使劲消耗自己去完成对家庭的义务。悲哀在于，半生的劳作，也仅仅能维持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当成为风中之烛，病痛、贫困和寂寞就是三个催命的小鬼。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是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一般水平。残酷的现象如此普遍，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自杀老人面临生命终点的坦然和平静。连乡村医生对生病而自杀的老人都漠然到不觉得算是自杀。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七天假，看望病危的父亲，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七天假，是把办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父亲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农民工其实是个很奇怪的词，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呢?答案是，既是农民，也是工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很多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困境时，会一气之下卷铺盖走人，田园将芜，不如归去，看上去还有点豪迈。但是回去没多久，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早已不是农民，他们的青春献给了城市，所学到的技能只能适用于城市的工厂。可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十分有限，于是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呈现出的是一种矛盾交叉的模糊状态。

　　工厂对工人的利用有很强的时间性和阶段性，有的工厂常年招收工人，一茬茬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入工厂。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懂技术，因此流水线作业的工厂最适合这类人群，工厂无需为工人做过多的职业技术培训，你只要能长时间不断重复一个固定动作即可。于是，当你成为工厂最好用的员工的时候，当你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可以要求涨薪或胜任更重要的岗位时，你要知道，你在这家工厂的好日子可能就到头了，因为你的工资已经上升到了工厂所能承受的人力成本的临界点，接下来，作为企业主很可能宁愿招聘新人取代你，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也不愿看到一个“心生杂念”的你继续出现在生产线上。在这种职业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产业工人对未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如果不幸失业，而且自己年龄又偏大，你再去其他工厂求职，很多工厂也不会欢迎你了。

　　我的一位广西籍年轻朋友，曾经因为下雨天冒险救人受到很多表彰，成为了著名的青年榜样。他在深圳打工十余年，始终拿着很低的工资，去年十月份准备回家开车或搞汽修店，但十二月份我就又见到了他，还是找了一家工厂打工，还是拿着不多的工资。我没问原因，因为我对这类现象也习以为常了。他的已经年迈的父亲，在一个城中村做环卫工作，老人太老实，曾经因为包工头乱扣工资，我去帮他主持过公道。近闻他父亲染病，我能想象到他面临的压力。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有怎样的转机，但目前的现状真不乐观。我每次和他谈起这些，他的态度都很淡然，他对未来没有太多幻想或是欲望，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总能习惯性地承受。他总是歪着嘴角略带羞涩地微笑，我却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多么残酷!

　　这几年发生在贵州毕节等地留守儿童身上的惨剧，接二连三地折磨着我们的神经。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代价之一。我去年十二月曾去毕节走访了解相关问题。当地的陪同官员告诉我一个事实，现在的留守儿童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原本也是留守儿童。这正是一系列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所得到的人生经验就是：进城打工，往家里寄钱，养活孩子。他们在小时候因为父母进城打工，自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关爱和教导，难以获得爱的能力，这种爱的能力并不会随着自己为人父母而自然而然地产生，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关爱、教育自己的孩子。亲情上的缺失是无论多少外部力量都难以补救的。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是留守儿童悲剧故事的始作俑者。对比城市家庭的孩子，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贫穷也在一代代传递中固化，长大成人的农村孩子，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走向陌生城市，重复父辈的打工生涯， 结婚、生子、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

　　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间填充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和土地还有连接，第二代则可能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长大，虽然学历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和农村的关系已经疏离了。农村和城市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分割，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割裂。第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目的是明确的，不是来生活，只是来挣钱的。挣到钱才能在老家盖房子，改善家人和保障自己将来在农村的生活。所以别说什么劳动法，如果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能增加一些工资收入，多数农民工都会乐意。但有一个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是，在城市长期打工生存，城市生活对农民工思想的冲击和行为习惯的影响都是十分强烈的，原本的目标会发生游离和改变，再回到农村，也不会像当初所计划的那么自如了。所以到了第三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他们的想法已经和第一代和第二代大为不同，他们的终极目标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融入城市、留在城市，实现自己身份的彻底转变。再度回到乡村，要么是放假探亲，要么是在城市里真的走投无路。然而大多数情况是，要实现个人身份的转变，往往困难重重，于是压抑和愤怒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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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难说是进步还是异化。每一个走向城市的农村青年，我相信是带着很多青春梦想的，是以期待的心情进入城市的。即使被挤压后的微薄收入可能比在农村时已经好上了很多。他们的自由是主动放弃的，当用身体的自由换来收入时，或许还会自豪。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另外一种情况也大量存在。我接触过不少看上去还很稚嫩的女工，他们都已经早早结婚有了孩子，而抚养孩子是她们应付不来的事情，外出打工是他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作为大工业背景下的生产者，在体会到现代化的炫目的同时，也会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大城市的鲜衣怒马歌舞升平，和同在一城的农村工好像无法产生太多关联，日子对农民工而言，更多的是单一、严酷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对年轻一代农民工，由兴奋到迷惑到愤怒到麻木，已呈现出常态化的过程。

　　我们很容易从人群中辨认出农民工，不是因为衣着，事实上这个差距越来越小。我爬过几次深圳福永的凤凰山，那里是农民工特别集中的区域。十年前我仅仅从衣着就能分辨出他们，现在要分辨，更多的是从精神面貌和行为气质上。那种深入骨髓的自卑、隔膜和异质化，仍然能清晰地表现出他们的身份，且这种特点具有共同性。世间有上帝规则和魔鬼规则，上帝规则要人解决问题，魔鬼规则教人给问题以合理化解释。中国很有钱，他们却总是匮乏。无数的财富、机会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的常见问题，诸如企业拖欠薪水、信仰危机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甚至暴力犯罪和无所不在的欺诈陷阱，却总是优先惠顾这些普通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方方面面冲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也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缕缕伤痛。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松散性，他们无法有效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因此他们群体虽然庞大，但这个群体的力量和话语权微乎其微，农民工在成为经济发展垫脚石的同时，也是受到的压榨和盘剥最多的群体。工会当然只是虚构的存在，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动承担责任，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方面，鲜见优先考虑他们的，农民工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当经济下行，很多工厂老板悄悄跑路的情况出现时，最受伤害的就是这个群体。

　　农民工群体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伤、职业病、欠薪和社会保障问题，这里排名不分先后，但每一项的背后都有大量愁苦的面容，他们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被推向绝望。我接触过不少受此困扰的个案，在此不列举具体的例子，只说说整体的状况。

　　先说说农民工的收入。深圳2015年的平均月工资是7261元，这在全国已经名列前茅了，从理论上说，最低工资应该大致是平均工资的40%，也就是说，深圳的最低月工资应该在2900元左右，但深圳2015年的实际规定的最低工资是2030元。尽管如此，也已是全国最高标准了。但这里有被误导之处，这个最低工资是把劳动保险、福利待遇也算进去的。而紧跟其后的上海，最低工资是2020元，却是已经剔除了这两项，所以实际收入明显要高出不少。最低工资的消极作用有两种，一是有些处境困难的企业支付不起这样的人力成本，如果没有这项限制，或许还能靠低工资勉强存续。二是成为了企业老板不加底薪的理由，对一些工友来说，底薪不调，等于没加工资。最低工资不断增加是事实，但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也是事实。深圳特区成立35年，房价涨了28倍，最低工资仅仅涨了8倍。跟房价赛跑，远远地被落在了后面。房价如此飙升，房租水涨船高，“长安居大不易”的感受更为强烈。买不起房，真的不是他们不努力。

　　我有个2014年的数据，深圳产业工人该年的平均每月收入3316元，平均每月加班60小时。2015年整体工资略有提高，加班则略有减少。农民工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新一代的农民工自我意识有所增强，对社会的参与度也在加深。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花钱的地方远比上一代要多了。别的不说，智能手机的普及，每月就会增加不少支出。由于观念不同，很多年轻人，对个人的生活空间会有更多的要求。他们不愿意住在拥挤的工厂宿舍，喜欢离开厂区，租住城中村的住房，而房租的压力，挤压了他们原本不多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再有些爱好，或者谈了对象，真存不下什么钱。当然，他们多数也并没打算回家盖房。

　　对于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安全教育均严重不足，如果工作环境本身安全防护投入不够，必然会危机四伏，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当一个农民工不幸遭遇了工伤，导致伤残甚至死亡，寻求补偿的道路往往艰难而漫长，且多半无法获得满意结果。这里既因为农民工自身缺乏相关知识，更因为法律救助、制度保障的严重不足。去年中秋节，我们给正在住院的一些伤残工友送月饼，得知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受伤后，都没有获得工厂正常的补偿，有的连医药费都不管。我有个朋友，本身是企业高管，很想调查一下本地区的因工伤死亡者的善后情况，却发现完全无从入手。因工伤死亡的案例虽然不少，但由于都是外来的农民工，悲剧发生后，无论处理结果好坏，他们都会离开这个伤心地，很难再找到相关亲属进行调查。生命在他们眼中，似乎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活着已经足够卑微，幸福仿佛纯粹来自生命的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命该如此夫复何言?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就像《呼兰河传》中萧红写的“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默默地在办理”。

　　在广东，尘肺病、化学品中毒、噪声聋三类职业病一直是高发的，这里的配套防治系统是很弱的。从统计数据看，广东职业病发病数5年上涨了7.3倍，但我的直觉，这类统计仅供参考，是很不精确的。职业病存在一个潜伏期长，责任难以认定的问题。农民工在危险环境中工作，却对面临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认知，也没有相关协议的保护，加上工作周期不稳定，往往直到发病时再去追究原因，已经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如果在多个企业里工作过，或者离开可能造成伤害的企业时间太久，最后自然不会有企业来承担患病者高昂的医药费用。我在慈展会上遇见了“大爱清尘”公益项目的创始人王克勤，他介绍的情况令人吃惊。尘肺病人多数由粉尘密集的工作环境导致，发病时呼吸困难十分痛苦，而我国，这样的病人在六百万以上，普遍缺少治疗，他们几乎都是农民工!

　　欠薪同样是个沉重的话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不记得去年被太原警察王文军扭断脖子而死的讨薪者周秀云了。周秀云原本在一家房地产商的建筑工地打工，让人愤怒的是，警察没有为被欠薪的农民工主持正义，反倒成了地产商的打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增速变缓，出口减少，光是东莞，去年就倒闭了四千家企业，深圳的数字也很可观。从年头到年尾，因欠薪导致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当讨薪团体找不到老板时，就会找政府，政府通常会依照维稳事件处理。在工会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民间的劳工公益机构应运而生，这些机构并非都宣传维权，有些只是普及劳动法和相关法律知识，但他们并不见容于当局。最典型的就是佛山的南飞雁社工机构，机构的四名工作人员均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目的无非是杀一儆百。在劳资冲突中，政府更愿意站在资方一边，再度坐实了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

　　在深圳，有很多第一代农民工即使两鬓斑白，还要继续打工糊口，归根结底是打工多年，用人单位却不依法购买社保，导致他们老无所养。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五险一金占工资比例偏高，在低收入人群里，这个比例可以达到40%到50.%。因为缴纳数额大，企业主消极对待，农民工也有较多的短期利益考虑。政府制定社保政策时，几乎未考虑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收入本来微薄，一半拿去交保，其中的不合理显而易见。对比公务员的社会福利保障，真不敢说共戴同一片蓝天。德国等国家在福利政策方面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特别照顾，只可惜不符合中国特色，没法借鉴使用。其他诸如同工同酬、规定享受的津贴难以落实等问题也所在多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农民工的形成，当拜中国特有的二元对立户籍制度所赐，这差不多是根本的原因。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现了居住和迁徙自由。我国把户口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公民的迁徙一直受到严格管制。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迁移的“户口迁移制度”，虽然明显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权利.，但习非成是，习焉不察。几十年的城市化运动，也可以看成是城市从农村抽血的运动。农民从被土地束缚到与土地背离，其过程充斥了户籍制度带来的荒谬与不公。

　　“新形势”下，“农民”这个词本身也不再那么准确了。按说农民是拥有土地并以土地出产为业的群体，但事实上，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农转非人口，也造就了两亿农民工。他们颠覆了原来的二元认知体系，带来了概念的紊乱。有农转非了继续在农村务农的，也有长期在城市生活却一直保持农民身份的。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如果仅仅就户口说事，说有一千万农民真不必大惊小怪，但它还是城市，而且是发达城市。只是，这个城市已繁荣至此，为农民工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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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草根状态的公益机构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密集涌现，说明社会有需求，而民间在行动。农民工要解决城市融入问题，要面对能力升级问题，还有精神健康问题，这些都让公益机构有了着力点。我所混迹过的某公益机构就长年为这些问题的改善而辛苦奔波着。当下的公益机构，生存和发展普遍艰难，一方面政府始终对这些机构不放心，另一方面被服务对象也未必理解或不大相信这些机构的实际作用。如同在崎岖山路上负重前行，艰难和低效容易产生放弃的念头，因此公益机构人员稳定性极差，能坚持下去的都是真正有大情怀的人。尽管长期在这类公益机构工作，人格被异化的可能性时时存在。一边是政府非不能为而实不为，另一边是公益人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社会现实的吊诡之处。

　　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经常遭人诟病，有时是楼作楼殆。我刚经历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例子。去年十二月底，龙华某街道一官员告诉我，春运办将为农民工做件好事，报销辖区内一定数量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的来回车票。我大喜过望，马上在截止时间前将一批报名者的详细信息发送过去，希望他们能拆一个政府派发的大红包。但没过几天，忽然接到领导电话，说活动取消，原因是怕出安全事故，我只好给那些眼巴巴等着沐浴皇恩的孩子一一道歉。但事后想想，政府提供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太随意了?整件事是不是太无厘头了?海燕呐，你就长点心吧!

　　经济下行的形势带来了农民工普遍的忧虑：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未来很渺茫，生活没希望，失业了该怎么办?如果制造业持续倒闭乃至崩溃下去，届时将有几千万人口失去工作，数百万家庭陷入生存危机。如果“稳定压倒一切”是政府眼中的大局的话，面对这样一股潜在的来势汹汹的失业潮，再像过去那样视而不见，甚至封锁信息，谁露头就打压谁，恐怕终究会酿出大祸，唯有采取大禹治水，变堵为疏才是良策。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护，才能真正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享受到多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亏欠了农民工这个群体。

　　说到农民工未来的出路和可能性，学者、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方向：市民化。但此间事体，总是知易行难。深圳发展多年，户籍人口增长如此缓慢，无非是怕新增加的人口影响了原户籍人口的福利，何况千万之数的农民工，总是被有意无意形容成洪水猛兽，他们一旦融入城市福利体系，难免要引来既得利益者的心不甘情不愿。然而，福利平等是天道，生为农民不是过错，但贵市政府愿意去做吗?可能去做吗?也许，户籍制度的寿终正寝才是王道，但那恐怕更遥遥无期了。

　　“你只要有梦想，只要个人努力奋斗，就一定会幸福!”电视里总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一锅浓浓的鸡汤灌下去，却并不能融化现实世界坚冰筑成的藩篱。同城待遇、养老、住房、打工子弟教育平权等道道高坎，跨越谈何容易!虽然凤毛麟角，但不排除确有在城市成功立足的一些人，但他们还在农村的家庭会给他们的生活笼罩大面积的阴影，这是蜗牛的壳，无法卸载。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这逃脱的个别就不可能安然享受生活本该有的轻松和愉悦，也难以真正和城市水乳交融。

　　供应侧改革也好，需求侧改革也罢，看上去很美，听上去不错，但很遗憾，都是治标不治本。症结所在，其实就像新疆人的一句口头禅：简单的像个一。但大家看破不说破，总是一笑而过。依我浅见，如果有一天，农民工真能轻松融入城市，必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只是目前还看不出有此可能性。

　　因此，请不要忽视甚至鄙视农民工，也许他们读书少见识短，也许他们素质真的差，但这是起点的不公平造成了如今的现实。难道仅仅生在城市就值得自豪和自负吗?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甚至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袁立公开对参加今年打工春晚表演的女农民工说：“工人不要有抱怨!”周立波则更加高调地对农民工说：“你们要感恩!要感恩老板!”这是电视传媒的舆论导向还是所谓城市精英的集体下意识?我很想骂人。我们都太习惯于用身份、学历、户籍甚至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去判断一个人，这种环境下，我们谁有资格奢言道德和素质?中国近六十几年，最大的不公，是对农民的不公。如果农民和农民工的遭遇不能改善，如果城市始终只是对农民工加以利用、用后即弃且弃如敝履，则进步和文明离我们仍然很远。城市经济繁荣背后是农民工流失的血汗，农民工把自己化身为机器的一部分付出的代价有人计算吗?工人有无工伤?家庭是否分离?几代人打工一辈子后有没有可能在城市买到一处仅可容身的房子?这些，妩媚的周立波们在意吗?我希望有一天，他们和我们一样，对生活的城市有踏实的归属感，而不再总是过客。

　　农民工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三农问题。每年年初，中央的一号文件习惯性地会围绕这个问题出台，这是一种姿态。十几年前，有个著名学者发问：“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架构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不见有人给出满意的答案，现实离这些问题中的目标反而有渐行渐远的感觉。每念及此，我心如坠冰窖。

　　但我仍然相信，再冷的冬天都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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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宏戈：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归途列车”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每到冬逝春临时节，全国铁路便陷入集体大混乱，数以千万在异乡的农民工便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归途列车》以在中国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为主题，范立欣导演跟随张昌华一家三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呈现农民工的悲苦、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范立欣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都市的繁华，其实都是建立在农民工的牺牲之上。这也是现代中国特有的风景——一个在传统和发展中挣扎着前进的中国。

　　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夺标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夺标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其他人没看，怕心里难过。陈素琴告诉范立欣，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张琴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夺标

周琦：“打工爷爷”寒冬讨薪记贾令说，吃苦都没有什么，只要能够及时付薪水，就能改变生活，“但经常遭遇欠薪让我们无可奈何”。

　　除夕的脚步悄然来临，他们还好吗?4685万的“打工爷爷”们，又挥汗如雨了一年。

　　这一年，他们过得如何?拿到工资了吗?是否顺利买到了回家的车票?

　　由澎湃新闻(东方早报)率先关注的中国高龄农民工(50岁以上，俗称“打工爷爷”))群体，持续引发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关注。

　　这一次，我们记录7名“打工爷爷”的春节回家之路。继续关注这一群体的苦与乐。

　　一袋18元的葡萄干，是贾德顶带给两个孙子的过年礼物。

　　已经61岁的贾德顶，为了每月多赚200元钱，作别温暖的广州，从四川南部县老家，远赴1200公里之外的干燥严寒之地——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希望在有生之年通过打工帮儿子减轻家庭负担。

　　从2014年4月至去年8月工地停工，他只拿到3200余元工资。

　　为了拿到近5万元被拖欠的工钱，他在-20℃的工地上留守。一想到讨薪他的头就犯疼。一日三次，每次四颗血塞通片支撑着他坚持讨薪。

　　这种药一盒20元，20粒，不够贾德顶吃两天。

　　为了节约8元一次的澡堂门票，他两个月没有洗澡，更害怕因为洗澡感冒花更多钱。为了能够让一日三餐的挂面、馒头吃得更有滋味，他在工棚里自制了泡菜。

　　当工地停电、停水后，贾德顶仍在坚守，揣着工钱返乡成了他想得最多的一件事。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在外做小生意、打工近30年，第一次遭遇如此严重的欠薪，“连给孙子包个红包的钱都没有，没脸回家”。

　　想起欠薪，半夜脑壳会疼

　　1月24日，最低气温-23℃，寒风吹在身上刺骨的痛。

　　青海化隆县群科新区，公路上人烟稀少，到处都是未完工的楼房，四周是灰蒙蒙的山。

　　昆玉商旅中心的两栋楼房，一栋已经7层，另一栋11层。

　　贾德顶的窝，就在其中一栋的一楼一角，他是工地上的守门人。

　　这是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工棚，“穿着”一层薄薄的军绿色“棉袄”。一张床，一个用倒水泥的模板搭起来的柜子和桌子，就构成了贾德顶在工地上临时的家。

　　门前红色水桶里，一桶水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冰坨。这桶水也是贾德顶从附近老乡家里讨来的，每天要用，他就将冰烤融化。

　　商旅中心旁，是一个四合院式的两层活动板房，这里平时住着百余号工人。房间的双层床下，装着尿液的矿泉水瓶随处可见，工人们说，因为晚上太冷，他们不想出门上厕所。

　　1月22日开始，工地停了电，因为水管爆裂，洗手池下堆着一米多厚的冰疙瘩。

　　院子里，大白天也燃着火堆。十来个还未离开的农民工围坐着烤火，他们不时将工地上废弃的木板丢进火堆里。一旁一个搪瓷脸盆里放满了炭，上面放着一个水壶烧着水。

　　大火将地上的冰烤化了，水流到几米外的洼地上，不过一会又结上了冰。

　　自从工地停水停电后，大部分留守工人开始走散，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每天花20元钱，在西宁的小旅社租上一个铺位，继续等待着发工钱的消息。

　　晚饭是一顿馒头。农民工们用电焊棒或木棍，插着2元钱3个的馒头在火上烤着，有的直接将馒头丢在火堆边，待馒头烤热后，拍掉上面的灰，将馒头一片片塞进嘴里。

　　洗澡对贾德顶来说是个奢望，附近的澡堂子洗一次8元钱，他已经两个月没有洗澡了。贾德顶更害怕的是因洗澡而感冒，几个月前，他因为感冒花了几百元钱。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聊着，42岁的泥瓦工涂泽有望着火堆，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我们把城市建起来了，却不给我们钱”。

　　贾德顶眼睛里泛着泪光，不知是不是被烟熏到了。

　　到晚上10点，大家无话可聊，从火堆里拣出炭，把火盆挪进房间上床睡觉。为了取暖，一个高低床上睡着四个农民工。房间里因为烤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体味。

　　炭盆到凌晨三四点就会熄灭，农民工们只得爬起来，在院子里继续点上火，烤上一阵继续回房睡觉。

　　贾德顶每天睡到凌晨2点多就会醒来，在自己的工棚前点上一堆火。跳动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孤寂、布满愁容。

　　他说他不是被冻醒的，而是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才能拿到工钱”，一想到这个问题，他脑后就会发麻，他知道是自己的脑血栓又犯了。望着远处黑漆漆的一片，他不知在想什么，只是一边轻轻揉揉、拍拍后颈，试图缓解下疼痛。

　　虽然睡觉前已经锁上工地大门，也没有薪水可拿， 但贾德顶还是打着电筒，裹着被窝，哆嗦了几下， 不时用手揉揉耳朵，用电筒远远地扫着工地角落。

　　这孤寂的夜里，贾德顶虽没有噩梦，但 “一个人，还是有些怕”。不久前，他半夜听到动静，不敢出声，悄悄跑到工地上喊工人们帮忙。工人们赶到工地上，在工地院角发现了十几袋扣件，盗贼已经翻墙而逃，“我一个人上去，肯定要出事”。

　　为了讨薪，他备足了血塞通片

　　1月25日早上8点多，工人们陆续醒来。

　　贾德顶舍不得去买方便面，因为“吃不饱，还贵”，更舍不得去吃12元一碗的牛肉拉面，“上面只漂着几片牛肉，太贵了”。

　　他用一个塑料桶，在工棚里做了一坛泡菜，用自己的电饭煲煮上一碗挂面或是稀饭，来打发一日三餐。断水断电后，他现在只能生火做饭。

　　贾德顶每月工资3000元，从2014年4月到这个工地打工，其间只拿过一千多元的生活费，有近5万元工钱没能拿到。工地上有200多个工人，欠薪近600万。

　　“该使的办法都使了。”贾德顶说，2015年9月18日，经过政府部门协调，农民工拿到了一部分工资，贾德顶分到了2000元。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他决定等下去，因为政府承诺，农民工2015年12月31日能够拿到工资。

　　贾德顶在这个过程中，从工友口中得知，工地没有办施工手续，“但从没人来让我们停工”。

　　在青海西宁城南新区打工的儿子去年12月15日已经返回老家，临走前给了他500元钱。贾德顶用这500元，熬了一个多月。

　　“就这几百块钱，根本都不够吃药。”吃完早饭，贾德顶吃了四颗血塞通片。

　　贾德顶患这个病有两三年了，他看过医生，医生告诉他是脑血栓，让他不要生气、激动。他并没有去复查，只感觉吃了这种药后，病情缓解了不少。

　　药能一直吃到现在，是因为他运气好。几个月前，有医疗机构到工地附近义诊，“我反复登记，来回领了几次，一共领了30多盒。”说到这里，贾德顶脸上露出些许得意的表情，但他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见别人比我领得还多，成箱领。”他还少见地用了肢体动作，用双手做了个抱的姿势。

　　“农民工欠薪情况在全国都比较普遍。”化隆县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宁海林告诉澎湃新闻，贾德顶所在的项目由青海昆玉实业投资集团开发，陕西鑫龙宏远青海分公司承建，劳动部门已经将此案移交给法院，谁知竟被陕西鑫龙宏远青海分公司以处罚主体不符反告上法院。

　　宁海林说，开发商和施工方有合同纠纷。按规定，施工项目必须在劳动部门交纳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但这个规定在化隆县尚未全面推行，至于昆玉商旅中心手续是否完备他并不清楚。

　　根据当地宣传部提供的手机号码，澎湃新闻多次致电、发短信给化隆县群科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副主任韩平，但未获回应。

夺标

反复纠结后，他准备离开

　　班组长田小林给留守的工人们带来一个好消息：1月26日下午，政府将给农民工发放50万元，只等开发商签字。

　　“这次有希望了。”贾德顶向家人转告了这一消息，家人也希望他再等等，拿到工钱再回家。贾德顶说这话时，高兴中透露着不安。

　　1月27日传来的消息再一次让贾德顶失望，开发商并未出现签字。

　　贾德顶决定跟大家一起返回西宁，他1月28日开始打包行李。一个破旧的电饭煲，儿子给他买的影碟机，锅碗瓢盆，一床比较新的被子，加上几件随身的衣物，贾德顶把能够带上的全都带上。

　　军绿色大背包最上面，放进了一袋葡萄干，是贾德顶花18元买的，这也成了他带给孙子的过年礼物。

　　半人高的背包有30多斤重，他佝偻着背，让工友帮他上背。一手拎着一个纸箱，一手拖着破旧的行李箱。

　　临走时，贾德顶锁上了工棚的门，走出几步后，他又回头看了看，愣了几秒，喃喃道：“不知明年还会不会来。”

　　步行几公里后，贾德顶掏出24元钱搭上开往西宁的班车。他一路无语，望着窗外光秃秃的山，他自言自语：“我老家的山上，全是绿的。”

　　这位老人，离开家已近300天了，他说“自己想家了”。

　　贾德顶投奔了租住在西宁六一桥附近的亲友处，这个两室一厅的出租屋已经住了7个人，都是留在西宁讨要工钱的农民工和包工头。

　　他照例向妻子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解释说，因为家穷他结婚晚，妻子比他小10岁。妻子告诉他“实在讨不到工钱，那就回家吧”。

　　经过一下午的思想斗争，晚上10点，贾德顶决定回家，但他的钱不够买票。澎湃新闻帮贾德顶订了1月30日早上返回四川的火车硬座票，票价138.5元。

　　“有座位就行了，卧铺太贵了。”贾德顶将工资欠条交给亲友，一再叮嘱：“如果要到了钱，记得拿回我那份。”

　　刚订了票，贾德顶又有些不放心：“如果我不出面，发了工资会不会不给我?”

　　也有自豪，五兄弟都娶上老婆

　　1月30日早上7点，贾德顶从西宁启程回家。

　　“怕太激动出问题”，贾德顶吃了四颗血塞通片。 在亲友的帮助下，他背上了背包。

　　临走时，贾德顶还从荷包里掏出两个打火机，送给了别人。贾德顶再次叮嘱亲友“如果工钱拿到了，别忘了我那份”。

　　一名亲友帮他拿着纸箱和行李箱，将他送到车站。

　　老人背着硕大的背包，清晨的路灯，将贾德顶微微佝偻的身影投射在地上。行李箱在水泥路上发出的“嗤嗤”声，混着呼啸的风声，构成一出落寞的“回家”场景。

　　看到拥挤的等车长队，贾德顶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堆零钞，这些钱最大面额20元，一共不过百元。两件行李托运员要价30元，贾德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还到20元。他小心翼翼从零钞里抽出两张10元钱递给托运员，将行李托运到火车上。上车后，他发现车里的人并不多，有些懊恼，“真不该花这个钱，自己就能拿上来”。

　　当邻座乘客打电话谈到工钱，贾德顶和对方搭上了话，得知对方也没有拿到工钱，贾德顶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

　　他借了个充电宝，给他那破旧的老人机充上电，跟家人报了个平安，讲述了承建商跳楼讨薪无果的现实。又给工友打了个电话，得知工友们把开发商押到了信访办。

　　他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问澎湃新闻：“你说会不会给钱?”

　　这趟火车行程达20个小时，贾德顶回忆起他的前半生。

　　61岁的贾德顶排行老二，有4个兄弟，两个妹妹，父亲离世时，最小的妹妹才一岁多，兄弟们便开始想尽心思赚钱养家。他编过养蚕用的竹盘，一个卖一块多钱。后来在老家做木材生意，亏了。

　　贾德顶30岁才结上婚，将儿子放在家里，带着几十个老乡到河北做砖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他又亏了。

　　这两笔生意，贾德顶亏了一万多元。

　　“那时候可是一笔巨款”，贾德顶说，直到80年代末期，他在胜利油田小倒小卖生活用品才翻了身，“那时候油田职工有钱，都不还价”，贾德顶说到这段经历，眼里变得有神起来。

　　两个孩子慢慢大了，贾德顶想着回家了。1994年，贾德顶和妻子回家买了地盖了房子。在家呆了几年后，便开始到成都、广州等地打零工。

　　最让贾德顶自豪的是，家里5个兄弟，个个都娶上了老婆。

　　贾德顶又拿出他的破旧手机给工友打了个电话，得知工友们还是没能拿上钱。

　　贾德顶开始安慰自己，“今年差点出事，我命大”。他说，他的工棚之前在工地的入口处，一辆运货的大货车不小心撞上了他住的工棚，“当时想跑，发现来不及干脆没动，整个工棚被掀翻了，倒下来竟然只砸到脚边”。

　　这时，两名年轻的女孩一边唱歌，一边向他讨钱，他摆摆手说：“我的工钱都没有讨到呢。”待两个女孩走远，贾德顶忍不住说：“有手有脚的，去打工啊。”声音有点大，邻座附和了一句“是啊”。

　　贾德顶的两个儿子都是农民工，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已经在工地上当上了领班，7岁的大孙子留在成都由外婆照看，2岁多的小孙子平时由老伴和媳妇带。家里只有3分地，他每个月能领80元的养老金，老伴没有收入。今年家里开的小卖部也关门了，他出门打工，是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谁知没赚到钱，还找儿子要了两千元生活费。

　　火车一边前行一边上人，到晚上已经坐得满满当当，车厢里也开始热闹起来。

　　贾德顶的睡眠，延续了在工地上的习惯，下午眯了几十分钟就醒来，晚上十点多又睡了一会，凌晨醒来，再未睡着。

　　辛勤劳动，希望能够拿到薪水

　　1月31日，贾德顶到达四川广元火车站，澎湃新闻帮他购买了早上7时16分的广元前往南部县的火车票，票价19.5元。

　　从南部县火车站到贾德顶的位于黄金镇的家，尚有十几公里。

　　贾德顶的家，是一栋三层楼房，地下一层，地上两层，楼顶还加盖了半层，外墙上贴着瓷砖。

　　小孙子看到贾德顶，在旁人的招呼下不停喊着“爷爷”。一年没有回家的贾德顶有些兴奋，将火车上没有吃完的火腿肠和面包递给孙子。放下行李后，他把带回来的葡萄干打开，一把一把装进了孙子的口袋里。地上掉了几颗，他捡起来放进嘴里。

　　虽然已经建起20多年，这栋房却还是个毛坯房。一楼临街的房间里，摆放的几个老式货柜上满是灰尘，里面还有些许商品未售出。贾德顶说，因为附近开了超市，加上老伴要带孙子，家里的副食店开不下去了。

　　房子里用线管走了线，是29岁的小儿子贾令自己动手安装的，有的地方已经用粉笔写了安装插座，还没来得及装。有的洗手间和房间，还没安装门和窗户。

　　楼顶的半层，是几年前加盖的，因为老宅有些漏雨。

　　贾令做饭，媳妇打下手，五菜一汤，贾德顶回家的第一顿团圆饭。孙子给他夹了一块肥肉，贾德顶一脸满足，“谢谢你谢谢你”。

　　席间，老伴何玉琼对孙子说，跟爷爷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贾德顶沉默了几秒，他有些尴尬，捧起孙子的脸说：“爷爷今年没能拿到工钱，连红包都包不起，对不起。”

　　吃饭间，一个老乡走进屋里，拿出一张欠条，在贾德顶眼前抖了抖。问贾德顶“今年拿到工钱了么?”

　　贾德顶凑近了仔细看了看，哽了几秒。原来是村里人看到贾德顶回家，特地上门讨要之前副食店欠下的500元货款。

　　“如果不是你们送我爸爸回来，我肯定还要给他打钱过去。” 贾令说，他计划劝说父亲留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照顾儿子，他和妻子一起出门打工。

　　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得到贾德顶的支持。贾德顶还是想出门打工，换个工地，多少能够讨回一点欠薪。

　　贾令说，吃苦都没有什么，只要能够及时付薪水，就能改变生活，“但经常遭遇欠薪让我们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