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劫,他们注定逃不掉 1966年那个春天,文强站在高墙之下目送着第六批获释人员背影,久久不愿离去,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回望到这一幕,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文强相拥而泣。“好饭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释。”文强反倒安慰起方靖来。 事实上,文强的内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战犯名单里没有他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文强:“唯一办法是给表哥毛泽东写信。”文强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 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强的“特赦梦”彻底破灭。失去精神支柱,文强整日萎靡不振,神经衰弱,而他的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 文强没有想到,比起高墙外经历的那场浩劫,能继续接受“改造”其实是一种幸运。 1968年,曾获特赦的原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当邱行湘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获赦人员告诉邱行湘,陈长捷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红卫兵冲进他的房间举鞭就抽,陈痛得满地打滚,而他体弱的老伴根本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凄楚的哀鸣声换来的却是红卫兵的大笑。等红卫兵扬长而去后,一直咬紧牙关、汗如雨下的陈长捷撕心裂肺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啊!” 邱行湘没有想到妹夫黄剑夫也难逃厄运,虽然他不属于战犯,但现在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在看守所里遭到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后,黄剑夫奄奄一息,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当时尚年幼的黄济人,清楚地记得父亲在被逮捕前对母亲说的一句话:“要相信共产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作为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人员,沈醉却在此时“二进宫”,这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深得戴笠信任。当逮捕他的汽车路过功德林时,这里已经夷为平地,沈醉此时尚不知道未获赦的战犯已经转至抚顺,他有些惴惴不安:尚未获赦的战犯看见自己会如何作想?倘若地下有缝,他会钻进去的。 清晨时分,汽车驶进了秦城监狱,沈醉被安排在单间,这是专门囚禁国家级要犯的地方,“还升级了”,沈醉自嘲,但是他想不通,自己犯下了怎样的弥天大罪,可是一连好多天,都没有人审问他。 终于在半月后,审讯室大门为沈醉打开,气氛神秘,主审问:“在你所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你提到军统直属通讯员崔万秋这个人物,他和什么人来往最密切?” 沈醉立刻明白主审的“用意”,崔万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辑,经常写吹捧演员蓝萍的文章,作为投桃报李,蓝萍自然是崔万秋家里的常客,而蓝萍正是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 多年后,沈醉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感叹:“一生中我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人帮帮凶的刑讯逼供下,没有承认认识与崔万秋有密切关系的人,事后我得到确切消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了要讨好正在企图篡夺党权的江青,还下条子要枪决我。” 在采访的过程中,黄济人多次问到这些特赦战犯们对“文革”的看法,大部分人表示一种释然的态度:“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这场运动主要斗争对象,但是我们是不可避免被铲除清理的群体,可是想起共产党元帅的遭遇,我们还有什么怨言?” “父辈这帮人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无奈接受,这一劫是他们注定逃不掉的。”黄济人说。 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至今黄济人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维的情景,当黄维看到黄济人破旧的鞋袜时,就质问他:“你怎么这么穷?是不是好吃懒做?”黄济人尴尬地回答说不是。转而黄维深深叹了一口气:“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都是我们打了败仗,才让你们吃苦。” 尽管如此,刚开始黄维还是谢绝了黄济人的采访请求。他对黄济人说:“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倔强如牛的黄维,始终不肯“认罪”。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黄维代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宣读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这不是他本人所写,倒也读得朗朗上口,当他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放下讲稿,即兴演讲起来:“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我之所以要发明永动机,就是要把三年内战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啊!” 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现场掌声雷动,在接过特赦证填写决定去向时,黄维坚定地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1989年,黄维在全国政协七届会议期间不幸病逝,他的手里,还有一份“尽快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政策”的未交提案,特赦后很多曾经的国民党战犯都成了政协委员。 而杜聿明则很配合采访,黄济人在全国文史办公室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杜聿明资料,为写《杜聿明传》而准备,然而在1981年5月27日这天,所有采访终止,杜聿明逝世,在临终前他拉着妻子曹秀清的手艰难地嘱咐道:“我死后你哪里也不要去,共产党待我不薄,出去会招人话柄。” 让曹秀清伤心欲绝的是,当她发电报给台湾当局负责人蒋经国,请求他允许在台子女返陆奔丧时,迟迟得不到回音,虽然她知道那时台湾当局有个政策“凡是被共产党释放的前国民党人,统统是叛徒,台湾拒绝接收”,但是蒋经国竟阻止骨肉亲情的最后相见,这让曹秀清心寒之极,最终他等来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慰问。 在杜聿明葬礼上,黄济人踮起脚尖看到了前排的邓小平,他发现邓小平的眼圈红了,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恩仇都化作历史。 邱行湘却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邱行槎,怀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邱行湘转道香港办理了“台湾地区旅游证”,见到50年未见的兄弟,他老泪纵横。 邱行湘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蒋纬国要为他送行,按时到达赴约地点后,一个自称“国防部抚恤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我知道您在大陆生活艰难,请您在下面签字。”邱行湘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他笔一摔,淡定地说道:“我在大陆收入宽裕,我这次来台是探亲访友,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钱。” 同是那次送行,蒋纬国要邱行湘谈谈台湾观感,邱行湘说:“我在台北看到一个书名叫《匪情年鉴》,这样的书名以后不要用了,现在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岸三通,不应该再骂来骂去了。” 黄济人说父辈这批人有着相同的人生遗憾,他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投笔从戎来到黄埔军校,但这种梦想被突然中断,他们觉得人生是失败的,以后的日子注定苟延残喘,但是这样的结局是历史造成的,所以认命是他们普遍的心态。 耄耋之年时,文强曾又一次来到文史办公室,也许这个房子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他推门走进去,忽然听到了艾青的一首诗: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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