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群众与娱乐版的第一次接触 在朝阳群众与明星名人纠缠不休的爱恨情仇中,举报的除了涉毒,还有嫖娼。事实上,2013年,朝阳群众正是因为举报薛蛮子嫖娼而首次登上了娱乐版,而后更有黄海波、王全安的前赴后继。 薛蛮子被抓获后,网上曾有质疑认为朝阳群众不过借口,实质则是警方设套抓捕。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相关负责人曾对媒体否认了这种说法,并介绍安慧北里多次被举报存在卖淫嫖娼问题——当时警方在安慧北里社区共打掉4个卖淫嫖娼窝点,先后抓获27名(9男18女)犯罪嫌疑人,薛蛮子只是其中之一。 记者重新走访了当时的案发地:安慧北里逸园16号楼。虽然时近岁暮、天气严寒,室外并没有那么多的大爷大妈走动,但以如今群防群治的标准要求,小区沿街一路上的茶楼、洗衣店、小卖部、早餐铺里都可能配备着无数双眼睛。而16、18两幢楼偏处一隅,封闭管理,两个出入口都有门卫值守,进门后还有一个水站,而18号楼楼下,便是社区警务站——陌生的出入人员会被人发现,那也是妥妥的。  ▲小区外面的小卖部也有可能是一双监控的眼睛 社区民警杨国建解释,卖淫嫖娼案件主要仍是由治安民警负责:“如果发现酒店门前有发小卡片的,治安民警就会去执法处理。” 普通“朝阳群众”的举报线索可能比较间接:“如果说大爷大妈们,或者停车管理员、房管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孩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还常常不同,那我们就需要排查一下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但这里肯定需要一个寻找证据的过程。”杨国建说。 刘春生介绍,在华严北里,曾有退休老人发现邻居的出租房内有卖淫嫖娼迹象,主动跟社区民警汇报:“发现女孩生活规律不同,白天也不出去上班,来找她的男孩子也不是同一个人,来了之后时间不长也就走了。”但因为没有实际证据,最后由公安出面联系房主,迫使租户退租:“她(租客)不能自圆其说,虽然没有犯罪证据,但如果真的理由充分,她可以据理力争,不会让她走就走。正是由于心虚,也觉得小区对她来说是不安全的,所以才走的。但对我们来说,就消除了安全隐患。” 真正的朝阳群众:就是过去的红袖章 年近七旬的老申看起来是每个小区里不限量配置的普通老大爷,穿着朴素,个头与长相也毫不起眼。但凡天不是太冷太热的时候,任何一个老小区的花坛边树荫下都会有这么一群打牌下棋唠嗑的老申。 这一日老申在小区门口下棋,一背着大包的陌生男子走进来东张西望,老申抬眼见了,顺口问了句:“找哪家呢?” 男子看他一眼,不搭理,继续往里走。 “嘿,说你呢!找谁呢!”老申也不顾棋局了,直接拦到那人身前,门口的老头老太们纷纷围了过去。 “你管得着吗?”男子绕了几下没绕开老申,有些恼怒。 老申也不答话,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红袖章抖了一下。固然身后并没有升起光芒万丈的主角光环,倒也令得男子转身朝外走,“随便看看还不行吗。” “什么叫随便看看,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呢。”老头老太们对着背影犹不依不饶。独老申很是淡定,红袖章随意往兜里一揣,便深藏了功与名。瞬间切换回了普通老大爷模式,继续坐镇棋局。 老申名叫申吉庆,按红袖章上的称号,是一名“治安志愿者”。在他所居住的华严北里西社区,像他一样的登记在册的治安志愿者约有210人。在过去的10多年里,老申一直用这五个字定义自己在社区中的活动。大约从2014年起,他“转换了思想”,渐渐认可自己是“朝阳群众”的一员——这里的社区民警宋万周与他们碰头开会时,开始用“朝阳群众”来称呼这群社区治安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朝阳群众举报揭发有功的新闻频现,老申觉得自己身为朝阳群众的一员,与有荣焉。
除了治安志愿者,小区还有120余人的党员巡逻队、70到80人的专职巡逻队,以及300余名义务巡逻员、200多名治保积极分子。这些群防群治力量有重合的部分,很多人可能身兼数职,但加在一起,热心小区治安的“朝阳群众”仍高达近千人。而整个小区,常住人口不过6400多人,近3000户。 虽然履历颇长,但当朝阳群众这些年,老申并没有举报过一例吸毒贩毒或卖淫嫖娼线索,他的主要活动如上文:看院,巡逻,维护小区治安秩序,解决居民困难与纠纷。“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的工作其实是防患于未然,把违法犯罪扼杀在苗头当中。”老申说。 “‘朝阳群众’一词因为几起明星案件出现后,大爷大妈们的具体工作上没什么变化,但他们的责任感可能变得更大了。我们现在宣讲朝阳群众,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是其中一员,更需要向别人学习,劲儿更大了,很有自觉。”杨国建说。 一个朝阳群众是怎样被纳入组织的 在网络调侃中,“朝阳群众”是重要情报机构,其组织便是“国安局下属4708部”——朝阳区面积470.8平方公里。 这当然是网友杜撰,现实中的朝阳群众如果说有组织,那也不过是政府目前正大力发展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治安志愿者队伍。而为这个“组织”布置任务并获得举报线索的“上线”,是社区民警,也就是俗称的“片儿警”。 一个社区民警手下的朝阳群众至少有几百人 杨国建1997年开始就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潘家园当社区民警,一开始依靠的群众力量不过几十人。在他记忆中,2006年开始,北京市大力发展治安志愿者队伍,到如今,他的辖区内登记在册的治安志愿者共240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跟杨国建直接提供“情报”——在一个“片儿警”所分管的方圆0.3公里社区内,这个数字只能算是平均值。 “一开始虽然可以发动的群众数量不多,但人口也少,流动也少,街坊邻居都认识。可到现在情况变化了,辖区有38幢楼,4300户,9000多人,老邻居老同事都搬走了,流动人口搬进来了,我们迫切需要为每个单元找一双眼睛。”杨国建告诉记者。 在杨国建看来,主动报名进入“组织”者少,更多的还是“组织”选择目标,吸引、培养“群众”,而对老住户的了解熟悉程度是他选拔、培养“朝阳群众”的基础:“在这儿待久了,就比较了解,这个楼里哪些人比较合适:一是家庭情况,家庭负担不是很重,可以走得出来;二是个人条件,身体可以,年龄也合适;第三是一些性格上的考虑,必须热心公益,正直、正派、公正,愿意为大家服务,也善于观察。” 确定初步人选后,杨国建会与居委会一起讨论,听听大家对候选人的意见,如果得到认可,他便开始找人谈话。“很多人起初不愿意当志愿者,我们的工作是逐步做的,比如先让他参加社区活动,适合中老年的文体比赛,或者跟大家一起开会、培训,一讲一听,他可能慢慢就感兴趣了。” 物质奖励有 但更多的是靠责任感 2014年以来,北京市逐步推行、实施各类群众举报的奖励办法:有具体的物质奖励(比如,涉恐涉暴线索奖励为3000元;涉毒案件举报奖励从1000元到10000元以上不等),也有精神鼓励(社区志愿者的工作会按星级评定)。但在社区民警看来,这些奖励机制不断激励的,其实是朝阳群众的治安意识。“我们接到过报警,比如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行李箱,或者某些外地牌照的车突然出现在小区里,群众都会非常警惕,打电话给我们去排查。” 刘春生认为,“朝阳群众”的责任感,与他们的社区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对切身利益的维护有关。“因为我们是平安社区、生活环境好,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房价都是偏高的,老百姓要维护切身利益,就更加积极地维护社区安全。” 刘春生还告诉记者,使一个社区居民成为“朝阳群众”一员并不容易,关键就是需要使其建立对社区的认同感,而最适合建立认同的时间,可能是在刚退休之时:“人刚从一个组织脱离出来,变成一个个人。这时候社区就应该吸引他们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组织,找到新的发挥作用的机会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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