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票证——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

小辣辣

当然，这些还都是城里人记忆中的，票证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如果由农民来写“票证的故事”，可能还有更多的感触。

其实，受票证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广大农民。“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

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要粮票，因为如果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

　　《票证故事》一书中路世明的回忆文章“'廉价’的叩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没有票证的处境。1971年冬，作者当时在解放军某部汽车连当司机。一天，他到山东沂蒙山区执行任务，中午路过一家供销社，便进去买东西充饥。当他拿出粮票准备买饼干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死盯着他手中的粮票，哀求说：“能不能用钱换你二斤粮票？”原来老农的儿子生重病，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嚼几块对他们来说稀罕已极的饼干，但没有粮票不能买。作者心中一酸，把粮票往老农手中一塞转身就向外走去。但还没走到门口，听到“扑通”一声，猛回头只见老农跪在地上向他叩头，手举粮票，高声喊道：“谢谢解放军！”

作者在文中无限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老汉的下跪、叩头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宣布粮票取消时，我与朋友说起此事，朋友也感叹不已。是啊，当时那几斤粮票无疑是救命的，可现在说来那是多么'廉价’啊！”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盖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
　　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能够自由进城。

　　1984年11月1日，一则告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延续30年凭票购粮的生活。深圳大大小小的粮店突然宣布：从今日起，买粮不需凭粮本。三号大米每斤由0.146元调到0.29元……这一天，深圳副食品全部敞开供应，价格放开，取消一切票证和国家对粮、油、肉、布等商品的补贴。一瞬间，粮票、油票被抛到九霄云外。

　　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时，推行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设者和外来人员的涌入，粮食定量开始不足，深圳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牌价粮（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价格比牌价粮高出40%以上。有户口的买牌价粮，没户口的就必须买高价粮，这对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来说，显然很不公平。

　　如何打通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障碍，取消粮票可不可行？如果取消粮票的话，会不会造成居民哄抢粮食的情况？这都成为深圳市委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证明，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此后，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加之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将近40年岁月的命根子——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谢幕演出，它们优雅地离开，躺在收藏者的纪念册、博物馆的橱窗里供世人欣赏。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基本消费品会呈现短缺状态呢？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其著名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社会经济关系与制度环境，导致企业出现'投资饥渴症’，使整个社会不仅在消费品领域，而且在一切物资领域都呈现出'短缺’状态”的结论。

　　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现象，所以采取通过有计划发放票证的形式，实现对粮食等短缺消费品的相对公平的分配，成为当时物资短缺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

　　张贤亮在《票证的副作用》一文中指出，“人民普遍生活在按严格等级进行分配的票证的浓重阴影里，以致不仅是一般人，即使经济学家也把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票证，成了一个公式。这段历史将永远让后人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给全人类提供了永远研究不尽的课题。”

　　姑且抛开社会主义是否等同于票证这个命题不谈，单就时代而言的话，我们的父辈果真普遍生活在为票证所笼罩的浓重阴影中无法自拔吗？在那个“难以区分我们是在被控制，还是被照顾”的年代里，“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粮票的出现，票证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的发展真是百害而无一益吗？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前苏联，看看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开始，苏联采取的义务交售制，便可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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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以义务交售制代替预购合同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半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方法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这种收购实际上带有课税性质，斯大林曾公开称之为农业“贡税”，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毛泽东曾公开批评道，“苏联采取义务交售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那是既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1933年，苏联开始推行义务交售制，其交售价格仅相当于成本的13.3%，另一方面，国营零售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倍，形成了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剪刀差”政策。结果，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53年农产品中粮食人均占有量比1913年的水平还要低。

　　与此相比，我国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粮票后的“一五”期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2.4%，而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销售价格只提高了1.6%，两者比价缩小了17%，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呈缩小态势。195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年均增长4.5%，五年中农民实际收人比1952年增长了17.1%，这与苏联推行的义务交售制的后果完全不同。而统购统销体系真正发挥积累资金的作用则是在1960年以后。

　　可以这样说，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在那个年代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薄一波曾评价说：“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物价稳，则国家稳。”“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

　　也许正如1985年中央1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毕竟，任何制度，一旦与变化了的新形势相脱节，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