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上的抗战（12）：卢沟桥畔的枪声

寒冬开梅

发布日期：2016年01月31日    科学公园[size=1.5]摘要

1937年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臣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加紧控制华北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华北驻屯军不断增兵华北，并从4月25日开始频繁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然而宋哲元等29军领导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西安事变的发生让西北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而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的华北在这一段时期却是出奇的平静。然而平静的背后，却是日本加紧了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实际控制华北的步伐。1937年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臣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加紧控制华北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华北驻屯军不断增兵华北，并从4月25日开始频繁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卢沟桥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co_Polo_Bridge）

宋哲元等29军领导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29军原本是杂牌军，入主平津不仅兵力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凭借与日本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巧妙周旋把华北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因此宋哲元对现状并不太担心，认为日本人掀不起太大的风浪。1937年5月，宋哲元决定暂时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回老家山东乐陵休养一段时间。没想到他离开北平没多久，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就出了大事。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这座始建于金大定年间的雄伟壮丽的石桥，已经挺立了八百多年。著名的燕京八景中就有“卢沟晓月”一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称赞卢沟桥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东侧是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军事要塞“拱极城”，在明末和整个清朝，城中一直驻有军队，保护着卢沟桥这个进入京城的要道的安全。民国成立后，城中不再有驻军。卢沟桥一带当时属于宛平县管辖，1928年12月，宛平县政府迁入城内，拱极城从此又称宛平城。宛平城再向东，则是位于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丰台镇。在1936年，日本当局多次制造事端，最终将29军赶出丰台。

卢沟桥曾经使用过的门票

从1937年6月25日开始，日军多次以卢沟桥和宛平城为假想敌目标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则向中国军队挑衅，并企图不战而取卢沟桥。7月6日，驻丰台日军河边旅（旅长河边正三）1团3营一部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训练，遭到中国军队拒绝，双方对峙10多个小时，当晚日军退去。7日上午，日军一部又在卢沟桥以北的张仪村、大瓦窑一带进行演习，这天下午另一部日军在其第8连连长清水节郎带领下来到卢沟桥西北方的龙王庙一带准备进行“夜间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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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后的7点30分，清水节郎下令演习开始。晚10点40分左右，清水节郎 “仿佛”听到几发步枪射击的声音，集合点名时又发现少了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于是带队来到宛平城下要求进入宛平城搜寻。驻守宛平的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当即予以拒绝。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遂率领500名士兵赶往宛平增援，对中国驻军进行军事威胁。不久，所谓的失踪士兵平安归队，但日军仍然不断提出无礼要求，要求进入宛平城。双方正在交涉之际，7月8日晨5时，日军对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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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第29军立刻向前线部队下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指挥下奋起还击。到9日凌晨，29军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阵地。

七七事变发生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一时间向宋哲元做了报告。宋哲元虽然感到惊讶，却认为事情不会扩大，因此并没有打算立即回北平。而得到消息的蒋介石却隐约感到日方这一次绝非普通的挑衅，而是企图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因此，他一方面命令孙连仲的第26路军、庞炳勋的第40军以及高桂滋的第84师等部立刻开赴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准备增援平津，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刻到保定指挥，做好坚守的准备。为什么要宋哲元坐镇保定而不是到更靠近前线的北平呢？当时日本当局已经在以谈判为缓兵之计，因此蒋介石担心宋哲元一回北平就会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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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宋哲元离开乐陵，但他既没有按蒋介石要求赶赴保定，也没有回北平，而是去了天津。到天津做什么？和日本人谈判。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偏偏就真的发生了。

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宋哲元作为地方军阀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主政华北两年时间，宋哲元虽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了原则，屡次挫败日本政府霸占华北的企图，但在他心中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复杂的局势为自己保住一方地盘。得知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增援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南京方面准备“抢地盘”，利用这个机会削弱甚至消灭自己的势力。因此，他极力希望通过与日方的谈判来化解此次争端，同时要求增援的中央军不要着急北上。宋哲元到达天津后仅仅两个小时，华北方面代表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等人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根据这一协定，29军向日方道歉并处分责任人，同时将正规军撤出卢沟桥地区，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

宋哲元的举动让南京方面深感不安，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多次催促他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然而执迷不悟的宋哲元不仅继续留在天津与日方谈判，7月18日，他竟然到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吊唁”前两天刚刚病死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并与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会晤。19日，华北方面代表与日方在11日协定基础上又签订了史称"香月细目"的新协议。根据这份协定，冀察政务委员会将进一步压制华北地区民众的反日运动，同时将29军所属37师撤出北平城。当天早晨，对和谈非常满意的宋哲元返回北平，不仅下令撤除城内的防御工事，还因为“局势平息”而谢绝了全国人民通电支援29军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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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日本当局的所谓谈判完全是为了麻痹29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日本政府虽然在最初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时对是否扩大事态全面侵略中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很快，要求趁中国尚未做好准备之际扩大战争的势力就占了上风。7月11日，也就是《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签订的同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批准了陆军部提出的向华北增兵的方案。此后的十多天，日本侵略者大举增兵，其常备师第5、第6、第10，第20师等陆续到达天津、唐山。到7月下旬，华北地区的日军已达十几万人。这时宋哲元才有所醒悟，暂停将37师撤出北平，但为时已晚，29军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7月26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谍，限29军于27日正午前撤出北平城。宋哲元终于意识到所谓的和谈不过是死路一条，拒绝了日方的通牒，下令29军各部坚决抵抗。然而，由于此前被日军的缓兵之计迷惑，29军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28日晨，日军向北平南苑地区的29军发起总攻，29军很快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在混战中壮烈殉国。

28日晚，宋哲元见大势已去，决定率部撤往保定，只留下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收拾残局。29日早晨，北平市民发现29军主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张自忠署名的安民告示，一时大骂张为汉奸，这让他深受刺激。三年后，在湖北宜城，张自忠终于以死战洗刷了这一耻辱。北平光复后，当时的市政府将南沟沿大街、北沟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纪念这三位英勇捐躯的29军将领，这也是北京市内至今仅有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经使用过的门票

与驻北平的29军部队仓促应战被动挨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天津的29军部队在38师副师长李文田率领下，于29日凌晨主动出击向日军发起进攻，一度重创日军。但当天下午，日军援军赶到，战事对中方不利，因此李文田不得不下令撤出天津。30日，天津落入日军手中。

平津失守后，虽然国内报纸纷纷追究平津失守的责任，蒋介石并没有责难宋哲元，相反将他的第29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辖第59、68和77三个军，并任命宋哲元为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上任后曾试图对日军发起反击，但很快就发现所属部队矛盾重重，自己难以有所作为，不久黯然离开了自己的老部队。1940年，宋哲元因肝病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享年56岁。

对于这位富有争议的人物，当时的国共双方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民政府追授他为一级上将，将他的陵园设在绵阳市东郊富乐山上，在陵墓前的亭柱上，镌刻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题赠的挽联：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应无忧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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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29军发展而来的几支部队在八年抗战中活跃在各个战场，有过不俗的表现。例如1938年春第59军在军长张自忠率领下坚守山东临沂，为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第1集团军后来在1938年10月改编为第33集团军，隶属第5战区指挥，首任总司令为张自忠，张自忠殉国后由冯治安继任总司令，1941年后改隶第6战区。抗战胜利后，第33集团军被改为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并在解放战争中多次与解放军交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初期，该绥靖区所辖第59军全部和第77军大部在何基沣和张克侠等人率领下于江苏贾汪地区宣布起义，参与起义的2. 3万官兵随后改编为解放军。第29军这支经历曲折的军队，从此延续在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卢沟桥事变半景画馆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饱经沧桑的卢沟桥也从此与这场伟大的战争联系在一起。1987年七七事变50周年之际，气势宏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宛平城内建成开放，与卢沟桥上的石狮和宛平城城墙上的弹孔一起，向后人讲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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