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特稿：中国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两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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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今日废止 现劳教人员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执行半世纪 劳教制度今废止

　　今起 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教的人员 解除劳动教养 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法制晚报讯(记者 温如军)  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

　　根据决定，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在劳教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教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决定自28日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教养制度今日正式废止。

　　此前，11月中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劳教制度正式废止

　　一个村官在网上发了100多条负面信息，被判劳教两年；因对女儿被强奸案判罚的不满，多次上访的“上访妈妈”唐慧被当地政府判罚劳动教养一年半；一位母亲进京看望自己的儿子，被判劳教一年。“上访妈妈”唐慧、村官任建宇等事件近年来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

　　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劳教制度正式废止。

　　根据决定，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在劳教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教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3年政法工作重点推进“四项改革”，其中包括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

　　本次官方会议消息让很多学者觉得“劳教改革”近在咫尺。

　　今年11月中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三中全会历来有历史性意义，本次对劳教“一锤定音”式的表述只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这么多年来，专家学者的呼吁没有白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说。

　　今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废止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教制度正式“寿终正寝”。

　　劳教人员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2012年10月18日，司法部司法研究所所长王公义透露，目前中国被劳教人员数量有6万多，自我国劳教制度实施以来，被劳教人员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最少时也超过5000人。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时，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认为，议案在回顾劳动教养制度实施情况，总结劳动教养制度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和民主法制发展的需要，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对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需要进行的法律清理等工作作出安排，考虑周全，所提措施的针对性、操作性也比较强。

　　与会人员认为，劳动教养制度依法施行50多年来，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近年来我国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处理违法犯罪的法律不断出台和完善，对适用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依照现行法律，基本都能予以相应处罚教育矫治，程序上更加严格规范，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止。现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建议审议通过。

　　专家： 剩余期限不执行  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今天上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对《法制晚报》记者表示，由于正在执行的劳教人员人数不多、社会危害性有限(毕竟不是罪犯)，所以“不再执行”不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最新的数据，但据我了解，目前全国正执行的劳教人员人数极少，因为今年年初，已经释放出要废除的信号，所以，各地通过各种措施减少审批，没有新增劳教人员。另外，原来的一些劳教人员通过良好表现，减少期限，很多也都出来了。”周光权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押劳教人员存在一个“转化”的问题。对正执行劳教人员，在新的人权理念之下，用新的方法来处理。

　　洪道德坦言，劳动教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现实中也存在一些被滥用的情况。另外，还有一部分经常违法，屡教不改，但同时构不上刑事犯罪的人群。

　　劳教中不排除扩大化的打击，比如说把正当的上访看成不稳定因素而劳教，明显侵犯了公民的人权，这部分既不是违法行为也不是犯罪行为。

　　“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的劳教人员为何而存在要搞清楚，到适用劳动教养地步的人群到底有没有，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群，总是要处理的。而直接交给社区矫正也不对。”洪道德说。

　　链接  近年劳教典型案件

　　任建宇案：任建宇曾是重庆市彭水县大学生村官。

　　2011年，因为在腾讯微博和腾讯博客复制、转发、评点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11年9月23日逮捕，随后决定对任建宇“劳动教养两年”。

　　2012年11月19日，任建宇被从劳教所接出，重获自由。

　　唐慧案：2012年，湖南人士唐慧因上访反映11岁女儿被强奸案件，被当地政府部门处以劳教一年半。虽然劳教很快被取消，但称“再次受到伤害”的唐慧将当地劳教委诉上法庭。

　　此前，侵害唐慧女儿的主要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唐慧事后表示，不断上访的动力是相信法律，希望遇到清官。2013年7月15日，湖南省高院对“上访妈妈”唐慧行政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变永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判定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赔偿金2641.15元。

　　劳教制度58年


　　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宜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采取与劳动改造不同的处理方式：“让他们集中起来，但不完全失去自由，替国家做工，由政府发给一定的工资”。这种新的处置方式就是劳动教养制度的雏形

　　1957年


　　正式确立劳教制度

　　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依法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1961年：


　　规定期限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规定，明确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


　　1966年


　　一度停止

　　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劳教制度也停止了运行

　　1979年


　　实质性改变

　　1979年11月29日，经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劳动教养对象是“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奠定新时期劳教制度框架

　　1980年2月，重新发布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当年2月29日，“收容审查”制度建立；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象

　　劳动教养对象泛化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明确增加了三种可以适用劳教的情况：卖淫、嫖娼以及介绍、容留卖淫、嫖娼的人；赌博以及为赌博提供条件的人；制作、复制、出售、出租以及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人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明确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教，并在劳教中强制戒除”

　　1991年9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取消收容审查制度


　　第八届人大第4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取消收容审查制度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6月22日，国务院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使以“治安”为目标的劳动教养制度进一步走向衰落

　　2011年


　　设立试点城市

　　最高法等十部委印发通知，兰州、济南、南京、郑州被列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试点地区

　　2013年


　　废止劳教制度

　　今年11月中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决定自28日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版文/记者 温如军

2013年12月28日14:25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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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要回家”：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

作者:冯翔

1962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 （谢贻卉 供图） 　　1958年仿效苏联设置的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 　　1961年，大堡作业区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被判过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发上，68岁的陈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听说曾伯炎在寻找当年的那些“小劳教”，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接受他的采访。在四川生活了33年，这个老人的上海话掺杂着浓浓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运到三十多公里外。 　　没几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都一样衣衫褴褛，一样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源于苏联。苏联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被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电影《教育的诗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教育的诗篇》被拿到大堡各劳教中队播放，“小劳教”们却饿得卧床不起，电影完全没能奏效。 （南方周末资料图） 　　还记得电影《教育的诗篇》吗？ 　　刚13岁时，陈德全就卷入了两场社会运动。先是上海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502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 　　于是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 　　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工学团负责人、教育家马卡连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苏联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了普通话，在中国放映。 　　时年12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偷些废铜废铁卖钱买饼吃。收容人员对他宣布：“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 　　五人小组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是当时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决定劳教。这也是从苏联照搬的做法。 　　12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写标语的是他，就把他劳教了。怀疑的原因，仅仅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 　　13岁的杨泽云，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街道和派出所对他母亲说：给孩子一条生路，去劳教。那里有饭吃，又能读书。母亲就签了字，申请劳教。 　　曾伯炎的研究表明：四川的未成年人集中劳教，是“大跃进”在城市公安系统的一种表现。1958年6月，北京市领导说：“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各地纷纷仿效，提出各种“放卫星”式的口号和做法。上海的“十无城市”、儿童教养院的外迁即是如此。成都一个派出所干脆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 　　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峨边县属于四川小凉山地带，地广人稀，人称“中国百慕大”、“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就在这里。1957年，四川省监狱系统派出两名干部，去勘察适合设立劳改农场的具体地点。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边县中选。 　　农场设在县政府所在地沙坪镇附近，因而得名沙坪农场，曾伯炎等成年“右派”当年就在这里劳教。大堡作业区是农场专为未成年人设立的一个分部，作业区的房子还没盖好时，那些孩子就暂时在沙坪农场劳教。从1949年前的老县城——大堡镇到作业区有二十几里地不通车，孩子们在押送下步行抵达，要走几个小时。 　　作业区分为五个中队，分布在几十里的一条山路两侧。每个中队约四百名小劳教，分为五个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管理人力，除了三名管教干部，组长、医生、教师等均由“右派”担任。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组长。“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 　　每个组住一栋茅草屋，四周用土墙挡住，七八十个孩子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大通铺白天当教室，每一段是一个年级，教师们各占一段，给挤在一堆的孩子们讲课。每个孩子都发了些铅笔和练习本。 　　半天课上罢，是半天“劳动锻炼”，每人发一把锄头去开荒。开荒有定额，但许多孩子还没有锄头高，一举起锄头人就仰过去了，罚站也无济于事，开荒定额只好作废。 　　开荒名存实亡，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不适合发展农业。曾伯炎那一批成年“右派”的劳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凉山地区海拔近2000米，风大雾大日照又少，土壤贫瘠。1958年，他们苦干一年开荒生产收获的玉米，一个月就吃光了。 　　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杨泽云在大堡一年多的劳教生活，从未见过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拿到大堡作业区去逐一放给五个中队的小劳教们看，宣扬“好好改造”的道理。五中队最偏远、路最难走。对面可以喊话的两个人想要见面，需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背着沉重的放映机翻山越岭，难度可想而知。 　　教育效果不佳。当年的一名“小劳教”说：“饿得打偏打偏，都睡在床上不起，还看电影？” 王玉凤14岁时，被母亲送去劳教。她最终活下来，是因为一锅猪蹄炖花生。因为长得漂亮，她被选进农场的京剧团学戏。一天晚上失火，大家去抢救戏服，她发现剧团灶上一只铁锅里，有满满一锅猪蹄炖花生。她偷偷端走，藏到一个山洞里，饿了就去吃，吃了好多天，吃得直拉肚子。最后她熬到了大堡作业区被撤销，最终和另一位“小劳教”结了婚。 （谢贻卉 供图） 　　“萧复新，原谅我” 　　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三年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这三年，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农村居民每天的口粮只有1到2两大米。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 　　“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玉米饼子，掰开一看里头全是野菜，只有外面薄薄一层玉米粉。”陈桐均用手比划，那个饼子大约有自己的掌心大，“我一顿吃十个都吃得完。” 　　饥饿迅速教孩子们学会了辨认油菜、豌豆、胡豆等农作物，开荒变成了一场末日的晚餐。“小劳教”们把所有的种子都挖出来吃掉了，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看起来是一片青，人经过就是一片光。”当时在一中队的小劳教李世元形容。 　　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么甘心被吃掉，它会咬人的舌头。陈桐均吃蚯蚓。“当地的蚯蚓特别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长。我两头一掐，中间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最好吃的是推屎耙（屎克郎）。”如今67岁的杨泽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来还带着笑意，仿佛在说某种美食，“就是厕所里爬出来的那种，我们烤了吃，蛮香的。” 　　死神慢慢找到了机会，向孩子们下手。林宪君现在还记得一个名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怕这孩子死在队里，叫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一路上，萧复新和他讲自己的身世：3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捡垃圾养他到17岁。饿得难受，偷了农民几块红薯，就劳教了。这辈子惟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说得林宪君也掉起眼泪。刚掉了没几滴，感觉自己后脖颈的呼吸没有了。 　　怎么办？背回队里不行，而医务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新，原谅我！没办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好给你水葬了。”他把萧复新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饿。她们对林宪君说，儿子调皮逃学，还有点小偷小摸，派出所叫我们交给劳教所去管教，我们就写了申请。没想到……她们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管教干部回答：你们的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全部饿死在大堡。 　　成年人更难忍饥饿。沙坪农场的“右派”大批饿死，曾伯炎体重只剩下三十公斤。管教干部给了组长一种待遇：每个星期可以去厨房值一天班，跟干部一样吃饭。 　　“我全靠这每周一天的饱饭才没有饿死。”林宪君说，教员和小劳教们早已无心上课，他们把练习本、黑板甚至小椅子都烧火取暖了。铅笔则当做引火的工具。 　　自1960年起，林宪君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曾伯炎本来不知道这些。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咋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他一惊，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 　　“不能怪他， 是路线造成的” 　　杨泽云回忆：在大堡一年多的时间，他从没有理过发。“缺营养，头发就长不出来。”与此同时，他得了个外号叫“尖沟子”。他坐不了椅子，屁股上没有肉，坐下骨头就磨得很疼。另外一些人则是浑身水肿，脸胖得像洗脸盆，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平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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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离你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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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lens杂志刊发两万字独家调查，《走出马三家》，还原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真实生态：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被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文章在网络转载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表示暴行令人发指，更多人表示太恐怖，不敢看完，根本无法相信这居然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劳教”话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那么，哪些人会被劳教？又是因何被劳教？劳教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法律上：条目繁多，让人瞠目 　　劳教对象在不同时期，范围不同，但总的来说是呈不断扩大趋势。由于其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各种规定，且有些劳教对象并非有明文规定。所以总的来说，这些规定琐碎而又繁多。 　　劳教最初用于对反革命分子的教育改造。1955年8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规定了内部肃反的劳教对象是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主要包括特务、流氓、恶霸、政治骗子、变质分子等。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将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社会”，这一年也被认为是劳教制度的起始年，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还举行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庆祝活动。 　　这份规定指出的劳教对象主要包括“四种人”：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随后几十年间，经过数次调整，劳教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劳教适用对象的规定也多达二十多种，流氓强奸、盗窃诈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拒绝劳动，无理取闹等等，皆可劳教。甚至有些纯属道德范畴的，如婚外与他人同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的”，上访人员被劳教的，多以这条名义，虽然看上去很荒唐，却是现实。 　　现实中：五花八门，荒诞不经 　　这两年的被劳教者中，获得媒体广泛报道的当属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永州“上访妈妈”唐慧和进京探子被劳教的母亲赵梅福。 　　任建宇被劳教理由是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在QQ空间等地发表关于时事的思考；唐慧因11岁女儿被强迫卖淫不断上访申诉，被湖南永州地方公安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被劳教；赵梅福则是因前往北京看望上大学的儿子，在火车站被甘肃省驻京办带走，随后直接投送兰州省女子戒毒劳教所。 　　笔者在整理被劳教人员案例时，发现很多人被劳教的莫名其妙，用“荒诞不经”来形容毫不为过。 　　2011年，57岁的艺术工作者成力在通州宋庄以性爱展示作为其行为艺术展，而后被警方带走，被处劳动教养一年；09年在重庆打黑运动进行正酣之际，很多媒体和网站都登了一幅“保护伞”的图片，重庆网友彭洪看到这幅图片后评论“这把伞好怪哟”，随后被以“诽谤他人”的名义劳教处罚两年；同样因为网上发表言论被劳教的还有谢苏明、方竹笋等。不仅普通人，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原副院长郭学宏也曾被劳教。 　　另外《走出马三家》一文中提到的，刘玉玲从国家信访局门口被大连市公安人员送往马三家；大连人郝威以前是做美术的，由于一套未能按期交付的房产，她从雕塑家变成了劳教人员。一些传销者以及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凑数”的，都在公章都没有的情况下被投入劳教所。 　　此外，卖淫嫖娼、非法姘居、传销、邪教、倒卖车票的“黄牛党”、异议人士等均可能被劳教。 　　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 　　据央视报道，一名检查官介绍，一个外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六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六个月缓刑。”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的案件也较为常见。 　　这个故事生动的解释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劳教现状。很多人宁可选择获刑，也不愿被劳教。 　　相比于真正的罪犯，由于没有劳教法律条款，劳教人员在劳动安全、健康上更无保障。长年的重度劳动使劳教人员普遍患上了脊椎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却无从医治。 　　《走出马三家》文中彭代铭透露，如果在劳动中产生工伤，并不存在赔付，只是提前解除劳教作为交换。现在要解决类似问题，劳教人员作为劳动者的地位仍需明确。相形之下，《监狱法》则明文规定了罪犯劳动受劳动法保护，发生工伤参照国家劳动保险法规处理。 　　由此可见，被劳教者的生存状况，尚不如因违法犯罪被判刑的罪犯。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看来，现行劳教制度已从最初的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转变为维稳手段。这一制度为何多年来未被废止，或许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的话很好解释：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整公检法司几个部门的权力配置，针对劳教的立法要进行权力再分配。但是，哪个部门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呢？ 　　（注：本文案例、资料整合自lens、中新网、人民网、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报道。） 　　结语：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劳教离我们很遥远。然而，现实却屡屡证明了一点，劳教并不远，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劳教的对象。有个形象的比喻，劳教是我们身边的一颗地雷，如果不小心，下一个走入马三家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