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本文原载于《档案春秋》2009年第1期,作者穆玉敏。
陈赓北上筹组新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当时顾顺章(曾在中共中央特科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叛变后,在钱壮飞(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暗中努力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虽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
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前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即“肃反委员会”,后来发展为前苏联秘密间谍组织“克格勃”)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至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抵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一行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是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当时为国共两党效力的高级情报员)。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中共党员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人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到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的出色领导能力。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吴成方希望特科建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
陈赓已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也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中共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机构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机构。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的很多中共谍报人中,韩子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