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也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 后来,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只是,在那历次运动中,好人往往逃不过一劫。何况,傅雷绝不是那种擅长和稀泥、左右不得罪的所谓“老好人”,而是有原则的真正好人。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笔名“怒安”便足以为证,那是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意。他的耿介是立身之本,但在那个年代,却注定招祸。 可是,即使不怒,即使沉默,又真的可以避祸吗?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都没有工作单位,只是在家译稿,他很少见人,当然很少说话,又因为没有单位的缘故,各单位或院校的红卫兵着实没有理由来找他,但红卫兵们还是来了,因为傅雷有名,因为他跟其他必须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有联系,也因为他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没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傅雷没有工作,被野蛮剥夺了印数稿酬,生活困顿,但在红卫兵眼中,抽烟斗喝咖啡用西式餐具弹钢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所以,必须抄家。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仅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待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