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报纸上登出联邦德国新任总理基辛格的消息,他曾是巴登州州长。我的丈夫是一位历史学家,他通过大量历史档案发现基辛格在二战期间负责纳粹政治宣传,主管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二战以后,有针对纳粹高官的官方审判,比如众所周知的纽伦堡审判,也包括以色列对于纳粹官员的审判,还包括后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审判等等。但是像基辛格这样的人没有在集中营里进行对犹太人的直接屠杀,他做的工作是政治宣传,可是这毕竟也是纳粹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当时就对基辛格当选德国总理一事发出了严正抗议。作为在法国生活的德国人,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一员,希望能够做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承担起历史责任。 我和我丈夫详细研究了很多历史档案,也包括朋友从美国华盛顿获得的很多资料,以及来自柏林方面的很多历史档案,后来我将抗议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的一家报纸上,一家倾向于左派自由主义的报纸。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我被当时所就职的工作机构辞退了,当时记者也把我的这篇文章发给德国的很多议员,但是这些政客没有任何反应。德国国内当时公开抗议基辛格当选总理的只有两位作家:一位是君特·格拉斯,一位是海因里希·伯尔,除此之外,公众对于我们的抗议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我们当时非常想公开地表达我们的意愿,希望这个曾经的纳粹总理能够辞职。 一开始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公开基辛格的部分历史资料,但是没有什么成效,后来我才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打破公众的沉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加大宣传,当时媒体非常关注丑闻,所以我就找一个机会,在波恩议会期间打断了基辛格的发言,大声地呼喊“纳粹,纳粹,必须辞职”,并打了他一记耳光。但是我立马就被警察抓住,当然他们当天就将我释放了。之后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点名道姓地说我在基辛格讲话的时候打断了他,同时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基辛格的历史,他过去做了什么。这对于我们,就等于取得了一场胜利。 记者:你的儿子在给《记忆》写的前言中谈到,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对受害者以个人化的方式来缅怀,尊重每一个人的名字和每一个人的容颜,我想知道,这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克拉斯菲尔德:前面提到,我们的努力最终使得三个战后未受惩罚的纳粹官员在科隆受审,就其中包括里昂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他负责将在法国逮捕的很多犹太人儿童运送到集中营,包括后来下令对这些孩子实施恶刑。当时我和丈夫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官方档案。我们全部收集整理好资料以后,就找到他们家,因为家庭地址是公开的,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资料,追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可说的”。这些人就为自己辩解说,我现在是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当时只是迫不得已执行了上面的指令,只是尽工作职责而已。在他们为自己辩解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词提到受害者,提到良心的不安,甚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司法机构要咬住他们不放。在科隆审判中,有个法官很年轻,他在宣读判决的时候表示出他的深刻洞见,他说:你们这些人从年龄上来讲,可能是我的父亲,可能是我的叔叔、舅舅。你们在战争后成了一个好人,过着非常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们依旧必须为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负责。 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行动都是为在战争中被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伸张正义,刚才提到的在科隆被审的这三人,他们其实获刑并不重:一个判了8年,一个判了10年,一个判了12年。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说,却是长舒了一口气,觉得正义终于得到伸张,这些朋友在二战中可能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孩子,这些人在战后并没有自己到德国去找这些人,实施私刑、暗杀等来报仇,他们等的是德国的司法机构替他们伸张正义。这个判决虽然姗姗来迟,但是毕竟还是伸张了正义。 我们也把搜集到的资料编撰成书在法国发表。我们一开始所做的工作是,希望写一本书,表现当时在法国被德国纳粹关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特别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从法国被抓去的18岁以下的人共有一万一千名,还有一些是两三个月大的婴儿。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很多资料,我们希望能够确认这些人的身份,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曾经在哪个城市生活过。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比较生动地向读者展示这些被害者,不要让他们被遗忘在一个数字下面,而是呼吁人们端详这些被害人的面孔,以此让读者怀念他们。我们在书中收集了五千多张照片,这本书已经在法国出版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还原受害者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让人们以一种个体化的方式纪念他们。 记者:现在的德国年轻人对二战、“纳粹”这个话题或这段历史还有多大兴趣? 克拉斯菲尔德:现在德国仍然有很多大学生会去讨论这段历史,在德国有很多纪念碑、博物馆,特别是像柏林这样的城市,市中心就有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碑,在博物馆里也有长期展览。此外,很多历史书籍在谈论这个问题,在近20年来还出现了大量博士论文以及数千本专题书籍,谈到相关历史问题。有一个德法合作的电视台叫ARTE,它会播放很多关于二战时期的纪录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整个二战和纳粹的大屠杀都不是秘密。 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积极地投身于一些新的运动当中,比如说德国现在面临大量的难民涌入,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教人士,也出现了排外的极右派的端倪,但更多的年轻人是反对这种苗头的。还有一些年轻人成立新党,已经争取到了一定的选票,他们希望能够反对、扼杀这种新纳粹的偏激。 一些德国地区(比如原东德地区),偏激的右派分子可能会去焚烧难民营,针对难民进行一些暴力行动,就有很多年轻人自发行动起来,反对这些排外的行动。非常幸运的是,德国通过多党执政和民主社会思想的培育,年轻人反对极端分子对外国人的仇恨。从历史上我们知道,针对外国人的仇恨是特别危险的,现在的年轻人在非常努力地维护现代民主,如同当年1968年的大学生运动一样。 (本次采访由歌德学院提供协助,感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王歌女士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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