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青椒”之焦 大学青年教师的现实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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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


1929年，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率先开展通识教育改革。赫钦斯认为，大学不应只发展人的智力，还应引导人向善，注重道德、智慧、审美和精神的全面发展。但芝加哥大学的改革没有得到推广，直到哈佛大学出台通识教育计划，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浪潮才被掀起。

1945年，哈佛颁布《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提出高等教育应该由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组成。4年后，哈佛正式实施通识教育计划，每位学生除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还需学习通识教育课程。

哈佛通识教育的真正成熟是在1978年，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提出“核心课程报告书”，确立通识教育的目标为培养“有教养的人”，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共6大类（文学艺术类、历史类、外国文化类、道德伦理类、社会分析类和科学类），10个领域。每位哈佛学生，不论什么专业，必须从其中8个领域中各修一门课程。

“核心课程”在美国高校引起连锁效应。迄今，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都设置了通识教育课程。即使是以理工科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也设有包括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在内的通识课程。

主导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因注重全面、小规模、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而备受推崇，十足“贵族”气。诡异的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它就因“钱途”不佳而跌到边缘地位。

学者李欧梵回顾1960年代在哈佛求学的岁月：“去参加社交舞会——往往在法学院宿舍的饭厅举行，波士顿各校的女学生上百成千地蜂拥而来，都是为了和‘哈佛人’约会。严格来说，只有哈佛的本科生才有资格做‘哈佛人’，除此之外，法学院的学生也很吃香（商学院和医学院距哈佛园较远，自立门户），而最不受女性青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研究生。”

2014年，滕威在哈佛访学，也见识到这种“势利”：哈佛燕京学社设宴邀请各院系访问学者聚餐，和社长一起坐主桌的，都是肯尼迪政治学院、法学院这类学院的学者。人文院系的学者则被安排在边缘的位置，滕威和她的合作导师（东亚系著名教授）以及工作人员一起，坐在靠门口的桌子。

不过，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政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都只招收研究生。这些大学没有选择从本科阶段就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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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人文


学者刘小枫指出，将学术或者高等教育分成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三大块，又将人文科学划分为历史学、文学、哲学三大块，是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结果。而“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这意味着，人文之学的“分”，不只是简单地将人文知识分成若干部分，而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人文”的消解。

刘小枫曾任教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其官网上有一句话：“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

近十几年来，从北大元培学院、复旦学院，到中大博雅学院、清华新雅书院，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探索通识教育改革。

然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本已存在矛盾，要突破人文学科科学化分科的形态、兼顾智慧与修养更非易事。大学要培养“有教养的人”，不能满足于将各人文学科重组，以提供更全面的“人文知识”，还应反思被异化的人文学科，找回业已衰微的“人文精神”。

钱锺书认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

《文心雕龙》云作文须“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或什么气、骨、力、魄、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等等用来评论文章的术语，都显示着这样的特点。西方没有这样的评论方式，故不会说文章可分阴柔阳刚，也不视文如人，想象着文章本身就像人一般，有其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再者，西洋人就是讲到气，也只是指气压，而非气息。

西方也许没有“人化或生命化”的文论，却不乏富有生命力的人文传统。

在科学被无限崇拜的19世纪，一位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招魂者感慨道：“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

说这话的人是尼采。对科学的霸权与僭越，他发出峻厉的批评声：“科学受它的强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

如今的学界，针对人文学科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反思，也已逐渐显现。

我询问受访者同一个问题：“如果学者纯粹喜欢文本、概念、理论或形而上学，熟悉本学科理论和术语的操作，即使对性情与德性没有兴趣，依然能写出高水平的文科论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曾从事通识教育的赵芬回答时语气凝重：“这就是一种生命力的剥离。人文之学应该是投注了自我生命力在里面的，需要很深刻的个人体验，不仅可以从其研究中见出才学识力，更可想见其风怀与德性。”

学者徐晋如将现代人文学科比喻为“把研究对象当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去解剖”。“好比说一个美人吧，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感受她的美，传统对辞章的研习是这样一种方式，去感受它的美，义理、考据、辞章相辅相成。现代人文学科不同，它把这个美人给弄死了，或者说宣布她死亡，然后对她进行一个解剖式的、显微镜下的非常客观的观察。”

这种反思，与西方对“专业主义”的批判有共通之处。

1983年，萨义德提出“业余性”的概念，以对抗人文学科的“专业主义”。他在《知识分子论》中说：“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能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认为，专业主义“要求学者体现和贯彻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或者是把握一个学科的基础原理和权威资料，经过这类‘学科训练’的知识”，“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

学者李欧梵亦公开提倡“业余化”：“文学变成一门专业学科，无论在中国和西方都是近两百年的事，以前把文学视为文人风雅之事或道德文章的大业，现在只把文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

众多讨论全球性削减文科、“去文科化”的文章关注的是人文学科资金投入的多少、学科建制的大小，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杨不风则越过这些“量”的层面，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内涵：“人文学科向来以服务于精神和生命为标榜”，“如果说人文学科有危机，危机在于人文学科是否仅仅成了为人文学科生产的专业化游戏。”

杨不风说：“人文研究的科学化是晚近人文研究的大势所趋。曾经的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被数学化的社会科学接手，凡是定量的研究就被推崇，凡是定性的研究就被轻视，例如计量历史学就在向传统史学叫板。”

丁明解释他从T大辞职的原因时，也提到了一位传统史学大师：“钱穆是人文气质，对文化有‘温情与敬意’，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生命潜能的释放。但现在的人文学术很多是异化的，甚至是富于伤害的。为什么做学问，就是求生命安放。学问不是外在、异己的，而是内化于自己生命中的。”

临别时他说：“我对大学是没兴趣了。”

（应受访者要求，赵芬、何丽、丁明、林震、叶强为化名。感谢韩益民、赵芳菲、杨宙为采访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内容参考刘小枫、李工真、孙美花、张凤娟、张汝伦、张瑞菁、余凯、顾明远、黄成亮、龚鹏程、覃红霞、廉思等学者及财新网、新华网、澎湃、《粤海风》、《羊城晚报》、《时代周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等媒体的相关文章，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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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转载的文章。。。  

作为教授，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文章，尽管许多事情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