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青椒”之焦 大学青年教师的现实之困

ishka

“高校扩招导致学生整体水平的下降，别以为我在985给学生上课就可以讲得深入些。100个学生，我如果像对待高中生一样照本宣科，学生就会都给我不低的分数，至少95分。但如果让80%的人喜欢我，还有20%的人不喜欢我、给我低分，我平均分最多85。85就是不合格，就掉到后20%了。”丁明说，“当然，如果你是帅哥美女，学生给你评分怎么也不会太低的。”

2009年，我刚进大学时，学校已有学生给老师评分的制度。为防止学生因考试分数低而故意“报复”、给老师打低分，我们被安排在期末考试前给老师评分。但老师们在学生中早有“口碑”，大一选课时，师兄师姐会告诉我们，哪个老师期末给分高。

在二本院校，老师的科研压力相对没有一本院校大，但教学任务更重。比如，五邑大学英语教师冯舒欣，第一个学期就要教一个英语听力班、4个大学英语班。

与大部分上公共课的老师不同，冯舒欣给学生布置的任务很多。“中间也有造反的时候”：有一个班全体投票决定，要求她减少课程任务。

“你们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你们觉得学生跟老师是平等的吗？开什么玩笑，你从我这里学东西，你说我们是平等的？”

学生不服气，“老师你这样不民主。”

“民主在我的理解里，是少数理想主义而有智慧的人决定整个群体的前途，而在这个班上理想主义而又智慧的人是我，不是你们。”

一个学期下来，冯舒欣教的班英语有很大进步。尽管教学风格严厉，但学生给她打了88分，算是合格。这位1989年出生、相貌清秀的老师说：“如果我不是青年教师，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不那么亲和，再加上我这些严厉的举措，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些为他们负责任的教学方法就会被打更低分，对不对？这不科学啊。”

这种“用户思维”，并非互联网时代的特色。

1930年代，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不再续聘经史大师蒙文通，理由也是学生的投诉。为了此事，胡适曾登门知会钱穆。钱穆回忆：

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

钱穆警告胡适，如蒙文通离职，至少3年内物色不到可以胜任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断代史教学的人选。但胡适仍“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

2003年，在北大一次引起激烈争议的人事制度改革中，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也说过：“自从我当校长以来，每年都会收到不少同学的来信。他们说有些老师上课不行。我们给社会的承诺是让最好的学生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教师队伍不行，这一点很难做到。实际上，学生的良好素质在有些方面掩盖了教学问题。”

ishka

名利场


在朱栋霖事件之前，不少受访者已对我描述过学界的乱象：“‘大佬’不一定是学问见识之大，往往是谁掌握更多资源，谁就是大佬，有更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包括高校某些部门的行政人员也因掌握有利害关系的资源，而高‘青椒’一等。”

“一个更大的腐败来自期刊，不只是版面费，还包括整个学院乃至学校出面出钱，邀请期刊主编、编辑来校好好款待，希望他们为本校本院老师提供更多机会，以提升学术GDP。个人行为就更多了，大多数机会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大佬手上，互相给对方及门下提供便利。非出名门的‘青椒’只能靠难得的运气、更拼命的努力、更大范围和强度的投稿。”

“这是你们学校或者你身边的现象，还是听说的？”

“是属于共识，”赵芬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都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何丽比赵芬大9岁，是“211”大学D大文学院老师，她身边的一些例子，印证了赵芬所说的“共识”。

何丽有一位“985”高校毕业的同事，“出身名门”，导师在学界很有影响力。同事告诉她：导师手头上有国家项目，和这个项目相关的课题都是师门的人轮流拿，别人根本没法插手。

曾有同院的老师利用私人关系邀请到权威期刊的评委来学院开学术会议，会后请对方游玩了几天，还送了一台单反相机。

“个别老师为了招待来自权威刊物的编辑，甚至做‘三陪’，这也是公开的秘密。有的领导用公款去买一两万的版面费。”

与赵芬同在T大任教的丁明说，曾有一位相识的高校领导在他面前抱怨：花了4万元发两篇论文，为等期刊空出版面发表，还排了两年队。丁明所说的这位领导，恰好来自何丽所在的D大。

北京工业大学与社科院联合发布过一份关于高校教师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报告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

对此，财新网在题为《富教授与穷教授——大学教师的贫富差距》的报道中分析，引起高校教师不满的“富教授”，“是那些巧妙利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过程中，既不犯法又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

一些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掌握经费使用权，命题、判卷、录取权，以及立项、出国、学术会议等事项的审批和决定权”；

“掌握和控制一些国家课题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拥有一定的人脉，凭借手中的项目资源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抑或是‘权威’们纠集在一起，在审批分配课题时进行暗箱操作”；

集行政领导、博导、教授于一身的“亦官亦学”者，巧妙地将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结合利用；

“穷则思变”的兼职教授，在各大学之间走动，“相互邀请，交换资源，形成网络，共同发财”，“开公司，拉项目，到处兼职”，“利用名校名师的优势占据教育市场，赚取高额讲课费”……

高校间“共同发财”的网络，常有名校冠名。一次，丁明路过T大管理学院门口，碰到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朋友。

丁明很讶异，“你老板几十个亿身家，还跑到T大管院来听课？”

朋友说：“不是管理学班，是国学班。”

“T大有国学班？”

“是北大的国学班，一年16万。”

“北大的国学班怎么会放在T大讲，老师哪里的？”

“D大的。”

接受采访时，丁明已从T大辞职，他毫不掩饰自己语气中的轻蔑：“D大的老师在T大的管理学院开北大的国学班，搞什么鬼。”

“高校就像名利场，混不好就成了绞肉机。那些掌权的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教授，我很怕这些人，不想跟他们交往。”丁明说，麻烦就在于，“平时人际关系很重要，我什么时候材料都是合格的，但人家就是不给你呀。”


公司雇员和客户？


工资、奖金和房补加在一起，扣掉险金、税和房租，赵芬每个月拿到手的收入大概5000多元。在T大本科时的同班同学，现在大部分收入比她高。“实际上我已经没办法跟同学出去玩了，大家消费标准差别太大了。”赵芬住的是一房一厅的楼梯房，房子年长她好多岁，墙壁脱落长霉。

进一步问到和“钱”、“房子”有关的话题，赵芬并不乐意多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她主动谈起的，只有市场化观念对师道尊严、师生关系的影响。

“许多教师不满高校评教制度，仿佛学生进来是接受教学服务的，老师讲完课还要接受‘用户评价’，评分还关系教师前程——太靠后的话会影响职称评定。大多数‘青椒’缺乏教学经验，头几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既不愿丧失自我尊严与风格，又不得不注意‘修辞术’。”

谈到学生打分的问题，丁明比赵芬更加激动：“老师是雇员，学生是消费者。招生是大福利啊！学校只会迎合本科生，本科生是大爷。”

ishka

“你昨天约访，我就想到两三年前看到一些文章戏称高校青年教师为‘青椒’，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这是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在接受采访时的开场白，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她不太习惯谈衣食、谈利禄，在被问起这些问题时总露出腼腆的表情，只有谈人文、谈理想时，她才表现得愉悦而从容。

“不止两三年了，”我告诉她。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用“青椒”一词自嘲。十年来，围绕这个词的，还有辛酸、无奈、困惑、重压、挣扎等等，这些消极词汇描画出一幅色彩灰暗的高校青年教师“囧象”。从个人收入、婚恋、住房、职称评定、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到学术环境的行政化、市场化、学术不端、人情社会、重理轻文、急功近利，他们受到360度全方位的讨论。

“囧象”之外还有“乱象”。2016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即将开始时，院内青年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院长甘阳面前，连扇他几个耳光，声称对方未依时解决他的职称问题。在网上的舆论中，为甘阳愤慨者有之，同情李思涯者亦有之。或指责李思涯有辱斯文、败坏师德，将谋求私利的违法行为美化为以武犯禁的“侠义”之举，刻意制造新闻事件以“青椒”的弱势身份博取同情；或认为是因为当前高校六或九年内“非升即走”的职称制度，公权力者的独断严苛，对“青椒”形成太大生存压力，把原本充满理想的老实人逼上绝路……

比“青椒”收入低、压力大的人很多，为何这个职业人群的境况能引起如此多的忧思？

一位中山大学的青年教师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学教师本来应该是所有职业里最自由的，现在看来是落差最大的。因为你对公务员、警察、白领不会有太多想象，只有大学到现在仍然是想象最多的。你说医生、律师也有想象，不会有对大学的想象这么美妙吧？”

想象之外的现实，是一道尴尬的夹缝。立于体制内的大学，在“去行政化”改革缓慢前行之时，又需面对市场化的冲击。体制堡垒与市场狂欢的夹击下，他们还能保持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吗？

对大学而言，人文是最重要的维度之一。但难以产生直接效益的人文学科教师，恰恰在“青椒”群体里处于弱势。他们的境况，反而突显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折射出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复杂处境。


物伤其类


2013年，年近三十的赵芬成为“985”名牌大学T大的一名文科教师前不久，年仅36岁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去世。

“物伤其类，非常惋惜，同时也自危。”赵芬说。上个学期，她有好几个月处于生病状态。白天要上课和处理各种杂事，晚上清静的时间，则要备课、读书、看材料和写论文，周末则会带个读书班，或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长期缺乏休息，也没什么时间锻炼，“一直都担心自己会过劳死。”

在赵芬眼里，张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不仅因为他学术成果丰富，还因他刻苦、纯粹的治学精神。

逝世前，张晖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编纂著作3部，手头还有两部即将完成的著作。“如此创造力，在其同辈学人中，恐怕还很少见。”他的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宏生说。

大学三年级，他就以《龙榆生先生年谱》得到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小如的赞誉，“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2006年博士毕业后，张晖在几个学术机构中选择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面对那丰富的藏书（许多都是珍本），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他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环境让他更心动的事。”张宏生回忆。

2007年10月，张宏生去看望张晖，一张工资单正好摆在桌上。“我看了一下，他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就一千三百多，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前，应该更少，京城居大不易，何况他的家境一直就不怎么好。”

张晖逝世，在学界泛起不小的波澜。许多纪念文章透露了他待遇低、生活压力和学术压力大的处境，舆论的焦点，渐渐从个人际遇扩大到中国人文学术环境的恶化、青年学者境况的悲凉与治学的艰辛。

生前，张晖曾写下他对人文环境的忧思：“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现实中，我根本感觉不到文学的力量……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不过，张晖的妻子张霖认为，丈夫之死只是偶然事件。“媒体喜欢在能引起公众兴趣的经济问题上做文章，学术界的青年朋友们则对目前学术环境的恶化心怀义愤。但作为张晖的妻子和挚友，我知道，这些并不是真正耗尽张晖生命的原因。”

青年学者们的“义愤”从何而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话，或可提供一种解答：“张晖的突然离世之所以给我们这么巨大的震动，是因为我们把他的不幸看作是我们共同命运的一种激烈版本。”

3年来，赵芬听闻过不少“共同命运的激烈版本”。最近一次，是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的举报事件。2015年10月12日，赵芬转发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朱栋霖教授的公开信》——就在那两天，有3位受访“青椒”都给我转来这封公开信。

公开信中，朱栋霖痛陈自己在苏大文学院受到的不公待遇，如被剥夺教学权、克扣绩效工资、强迫提前退休等等，“有正义感的教授边缘化，有成就的青年教师孤立无援，学术标准丧失，学术风气极度恶化”。

在大学里，教师分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4等。教授之中又分4级，一级最高，二级次之。朱栋霖是二级教授，赵芬是讲师。

“二级教授尚且如此。”赵芬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