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素描管窥新中国美术创作史（图文）

夺标

王犁

2016-01-14 13:06 来自 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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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前不久，在西安美术学院举行的素描形态系列讲座第三讲中，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王犁以“激越年代的努力：1949到1976年华东分院与浙江美院素描教学”为题进行讲演，从文献史料中还原出那个特殊的激越年代中，艺术家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做出的卓绝努力和坚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选摘了一部分讲座内容。

于1928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国立艺术院。

今天希望把一些文献的梳理与大家分享。我讲的其实是一个个案研究，在我们了解这么一个碎片的时候，可以由此回望我们民族是怎样蹒跚走来的，比如现在杭州的中国美院，1949年到1957年曾经叫作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7年到1993年叫浙江美术学院。今天提供的片断是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对“文革”不了解，其实我也不是“文革”经历者，借此机会我们一起翻阅可以看到的文献做一个了解，当你了解这个时代以后，会感觉很多艺术家个体在风雨飘荡的时代或者政治激越的年代是那么不容易，而且做出了作为艺术家个体在特殊环境里的努力。

中国美术学院初建于1928年叫“国立艺术院”。国立艺术院初创一年左右，就正式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师结构。1949年以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命名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解放区的教师基本上是以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政治宣传服务为基本观念，这些艺术家怎么来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留法、留日的教师的阶段，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尖锐的磨合过程。我采访1950年在国立艺专上学的学院老先生，问他们究竟是留法留德的老师画得好，还是当时解放区过来的艺术家画得好，他想想说当时感觉还是留法的画得好。

1949年后两个关键词“抗美援朝”和“土改”，美术学院的学生至少是中学毕业，相对来说有文化，可以去帮助没有文化的农村清理村务。因此教学秩序不像现在那样正常，一个学期有很多时间在农村。

从1953年绘画系的一个课程表安排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课程设置非常简陋，一年级素描、水彩、文艺讲座，胡风等一批延安时期就成名的文艺理论家先后来学校讲座。我采访听过胡风讲座的老先生，你们对共产党文艺干部有一个什么印象，他说一开口没有听他讲什么内容，激情已经像一团火就要燃烧你，一个青年学生听这样的讲座的感觉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大概可以感觉到当时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状态。二年级的素描、创作、水彩、速写、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三年级是素描、油画、水墨画、创作、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大部分课程是素描课。国统区留下的教师基本上是上基础课，解放区来的革命艺术家，基本上以创作课为主。

那个年代中国整个大学建制向苏联学习。我思考过，向苏联学习阶段性上一定有意义，因为解放以后人才特别少，在短时间里怎么培养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个体是社会螺丝钉的概念非常起效果，短时间内塑造一个有用的人，有点像培养高职的人才，直接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

那个年代美术院校学习的苏联，实际上是想象的苏联，当时没有条件去苏联留学，没有接触过苏联专家，了解苏联素描油画仅靠从中央美院流传到全国各地美术学院的一些24英寸苏联美术学院学生作业的照片。短时间里各大美术院校，急速翻译了素描教材。也有一些艺术家如黎冰鸿等作为文化代表团成员去苏联，黎冰鸿也是解放区到华东分院来任教的老师。那个年代的艺术家非常执着，可以从朴素的素描里看到时代的激情，有很多解放区来的新四军八路军出身的艺术家，基础不是很好，有一些速写比例多不太准，但是自己对生活的激情融化在朴拙的线条里。

真正让中国人接触到什么是苏联绘画，是1955年在中央美院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随着这个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分散到各个院校，才让我们中国的美术学院知道什么是苏联油画。华东分院去了四个老师王流秋、王德威、汪诚仪、于长拱。王流秋是泰国华侨，晚年享受副省级待遇，是老革命，也参加过延安，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像谢投八一样满腔热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马班”毕业创作画得一手苏派油画，据说是“马班”的优等生，“文革”因为海外的历史讲不清楚，他从杭州逃到云南，下红河想漂到泰国，结果被红卫兵抓住，直接送进监狱，监狱里劳动改造时给他一些油漆写标语，他利用剩下的油漆研究印象派，“文革”以后画一手印象派。

1954年一个想象中的苏派素描是怎么样的？被批的“新画派小团体”的代表人物周昌谷，因为亲林风眠、吴大羽被一直批斗，他们叫他“老运动员”，讲到他我就觉得艺术不一定源于生活，因为这个人的一生特别不幸，一辈子感觉没有好过，那么优秀的艺术家，画的画那么美丽，为什么他的人生那么凄惨，让我感到不平。

这张水墨的素描人体上，有一段1980年代写的文字，“解放初期以中国画为文人画不能表现工农兵，故欲借写实素描以纠正之，予素描师留法诸公，倾心林风眠之独特创造，以致受当时以政治代替艺术之处分，有新派画小集团之诬，蒙冤达三十多年，可悲可愤。”实际上是看到中央美院传过来苏派习作的照片，他用毛笔和水墨一点点画出苏派素描，画幅不大，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年代的人能力之强。

杭州因偏离北京政治中心，很多政治的东西在那边都会软化。潘天寿解放以后被江丰约谈，觉得他是封建社会教育成长起来的本土艺术家，画的文人画不能为新时代服务。那时候潘天寿已经很有名了，不能上课，就在图书馆的民族美术研究所给学校收藏一些古画，中国美术学院的藏画大部分是在那个年代收集。

那个时候很多旧时代的资本家离开的离开，私营企业被关闭，资本家要生存，把收藏的古画很便宜卖给公家、博物馆和学校。那个环境里潘天寿先生哪怕被边缘了，还是非常有威信，于是很多学生受他影响。那个年代的学生有一个特点，他们学习传统的时候马上用到自己的实践中，有点拿来主义的感觉。

顾生岳速写

顾生岳先生1952年毕业留校，在素描教研组执教，1957年素描教研组撤销，调入中国画系任教。他几张速写画于1962年，但因为好到一定程度，也就超越了时代。

1958年浙江省委会同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就在“反右”前后。潘天寿1949年后被边缘化了，现在江丰打倒了，他就起来了。

当时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也会派专家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10月5日文化部决定罗马尼亚专家艾乌琴-博巴到浙江美院任油画训练班教员，博巴油画训练班在全国招收14名美术学院的老师。因为是罗马尼亚专家，风格跟苏联完全不一样，是跟德国比较接近的以线和结构理解为主的，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素描，他在中国期间画的素描，或者带学生下乡，有绍兴的老农，江南一带风景。博巴画的杭州西湖的风景，现在看还觉得是重量级的作品。

倪贻德素描

比较有趣的是倪贻德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处境，据说1950年从北京开完第一届文代会回到杭州，他对原来的老同事说，我会把解放区艺术家带来，让他们一起帮我们把学校搞好，结果解放区的艺术家一来他就被边缘，而且他留日的那种形式主义的绘画，不太被解放区的艺术家接受，让他去了中央美院参加徐悲鸿办的短期班。

从倪贻德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是一位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正因为博巴到了浙江美院，他特别欣赏倪贻德的画，当时学校的领导觉得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专家认可这个艺术家，那我们就要重视。他成了当时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的主任。

全山石素描

真正让浙江美院尝到苏联的优秀和甜头的是1950年后培养的学生，当时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送到苏联，浙江美院是肖峰和全山石。那一代留学生等于说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的钱给他们在苏联买面包买牛奶。他们也没有辜负国人的希望，全山石先生据说在中国是优等生，在苏联也是。觉得全山石和肖峰、林岗应该是那一批几十个留学生里面最优秀的，所以说他们回到浙江美院，应该说给学校带来新的血液。

国画系受潘天寿思想影响，总觉得苏式素描与中国画强调线条不太搭，于是开始另谋道路。在那个政治激越年代浙江美院算是有福气，除了全山石、肖峰回国，另外一个留学生舒传熹从德国留学回来，而留学民主德国的境遇跟留苏完全不同。

当时最优秀的学生去苏联以后很快融入苏联的教学，很快也成为那边最优秀的。但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去了民主德国成为差等生，我看了舒传熹先生谈自己的心得，他到莱比锡插画与设计学院，是版画及书籍艺术高等学校，但是刚到那个国家，老师说他画得太差，一点艺术性没有，所谓的艺术性就是表现性没有。

为了度过这个时间，非常痛苦地在德国留学，是一个在班里比较差的学生。而他还是渡过难关，毕业获得一等荣誉获硕士学位回国，现在回望舒传熹先生的绘画跟那个时代特别不搭。今天讲这个华东分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毛泽东时代的素描教学，选择那个时代学术最前沿的作品，而不是选择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现象。

舒传熹先生带结构的素描，跟本土的方增先等国画系的教师寻求用结构关系和线条来表达对象的追求相合，两种思想的碰撞成为了中国美院国画系结构素描的前身。

潘天寿一直强调在国画系画素描不能像画油画一样，尽量用线塑造表现对象，1960年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已经把线性素描作为全系专业素描，1962年学院举行全国讨论，潘天寿主张中国画应以白描双钩为基本训练内容，不同意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提法。

“文革”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浙江美院准备到桐庐乡下办学，一切为政治服务。这次讲座选择了个比较心酸的题目，我们艺术家在非常激越的时代，甚至政治高压的环境里面，艺术家个体没有力量来反抗大时代的变局，比如“文革”，但会利用个体力量坚持自己的艺术，在农村再艰苦的环境也会画很多速写，速写是那个年代最方便的方式，有很多下田种水稻挖梯田之余画的作品。“文革”后期相对开始稳定起来，教学上有恢复的迹象。

有关“文革”中浙江美院的美术，我找到一本1976年2月份出版的《速写选》，里面的速写大部分是“文革”的时间段画的，浙江美院供稿，这个出版说明很体现当时的语境。那个年代出版一本书实际上写一篇前言都非常谨慎，《多画速写好》是197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人民日报》上已经刊登过不会有政治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非常不容易的选择，于是在这本小画册看到我们的画家在激越的年代做出的努力。

看这些原始材料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他们平时怎么努力，有一些很随意，有一些没画完，画画的状态大家可以感觉到，都是在激越的年代，艺术家都是挤着时间在画画，不停地要参加政治运动，还要表示自己政治的积极性，还有写大字报，启功先生就自嘲说自己的书法是“文革”写大字报练出来的。为大家提供那个激越年代留下的碎片，可以看到在那个政治激越年代一个院校教师所作出的作为个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