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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深记者李辉:猴年与“时代”封面故事(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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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4 09:34: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辉

2016-01-11 11:42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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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高气爽时节,忙于撰写“封面中国”的最后一篇《“新的长征”》。这一篇,写邓小平被美国《时代》评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后来被傅高义称作的“邓小平时代”,也是在这一年拉开帷幕。文章完成,合上电脑,长长舒一口气。历时十多年的《收获》专栏写作,说结束就结束,颇有些依依不舍。

萌生写作“封面中国”想法,源自2001年的美国之行。七月下旬,坐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我借出《时代》周刊翻阅。《时代》于1923年创刊,被誉为“时代之父”的Henry Luce (亨利·鲁斯),是一位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898年3月出生于山东蓬莱。生于斯长于斯,中国情结一直令鲁斯剪不断,理还乱。归国之后,遥远的中国,也是鲁斯“美国世纪”的重要场景。鲁斯以他的方式,延续着传教士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个人渊源,《时代》与中国的故事延续至今。


1967年,被称作“《时代》之父”的鲁斯去世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新创办的《时代》有一大特色,每期封面主要以人物为主。我借出1927、1943年《时代》,前有蒋介石,后有宋美龄,分别成为封面人物。翻阅时,我产生一种好奇:从创刊到二十世纪末,80年间,到底有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封面。时间匆匆,来不及在国会图书馆求证这种好奇,我只带回这两年刊物上关于中国报道的复印件。几个月后,同事袁晞先生送给我一本画册,顿时让我眼睛一亮:《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1923—1994)》,70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正是我想看到的!

70年间,陆续成为封面中国人物的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宋美龄,其他均为一次。另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六十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七十年代初访华的尼克松、基辛格……


1934年溥仪。


蒋介石宋美龄被评为1937年《时代》年度人物。


1949年3月毛泽东。

一位研究《时代》周刊的美国学者说得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当我排列上面这些封面人物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渐次铺开。我忽发奇想,何不以《时代》封面中国人物为线索,按照编年体脉络,写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上海《收获》杂志的认可和敦促。于是,我开始请远在美国的万树平兄四处购买旧杂志,搜集资料。一年多之后,准备就绪,率先进入翻译《时代》关于中国报道的阶段,专栏名称也确定为“封面中国”,副题为“美国《时代》讲述的故事”。

“封面中国”,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历史细节的故事。封面人物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选择?如何被描述?甚至,在我看来,有哪些重要遗漏?这些,都将是解读与叙述过程中应有的话题。我很欣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一个描述历史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角度,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虽非全部,却应是自己独有的一种。相对于慷慨激昂和纵横天下的那些宏大评判,我更倾心于做一位不露声色的历史叙述者。

2004年,适逢新的猴年来临,白岩松请来四位属猴者,在央视做一个关于猴年记忆与猴年展望的谈话节目。四人分别为:1944年,李谷一;1956年,李辉;1968年,白岩松;1980年,金铭。节目中,我谈到新的猴年有两个愿望:学会滑雪和开始写“封面中国”。高兴的是,两个愿望,都在猴年实现。第一篇“封面中国”于2004年11月完成,发表于《收获》2005年第一期,此时,猴年走向尾声。


1982年作者(左)第一次拜访李谷一(中)。

在完成“封面中国”1923——1952年历史阶段的写作之后,考虑再三,我决定提前叙述1965至1978年之间的中国,即从“文革”爆发到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起步。历史叙述中,“文革”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在此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虽无驻华记者,但关于中国的报道一直与“文革”结伴同行:林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青……相继成为封面人物,串联起历史的大起大落。


1966年林彪。

1977年江青。


1965年岁末,“文革”拉开帷幕时,我刚过九岁,年龄未到可以直接投身其中当一名红卫兵,却可以目击和亲历。1965—1978,一年又一年走过,小学—中学—下乡知青—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我从九岁长至二十一岁,其间的青春记忆,正与“文革”结伴同行。与以往《封面中国》的篇章有所不同,在新系列的写作中,我希望个人的亲历记忆,或许可使叙述框架里多一些斑驳质感与鲜活气息。


1966年“文革”爆发,10岁的我。


1978年22岁的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卡片。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直喜欢黄庭坚的这句诗。我的同龄人,如果挖掘各自的“文革”记忆,更多的恐怕不是“桃李春风”中的杯酒微醺,而是被“江湖夜雨”浸透的诧异、困惑、思索,一旦将之拾起,依旧滚烫,沉重。

《封面中国》一共写了三卷,前两卷已先后出版,第三卷结束于1978年。不再续写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1978年开始,封闭的中国已经向世界打开大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再与世界隔膜。从此,中国的每一步行程,每一次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海外均有及时报道和反馈,国人很快对之知晓,这与闭关锁国时代大为不同。这种情形下,继续写之后的“封面中国”,也就显得不再那么紧要了。


1976年邓小平。

十二年前,动笔写“封面中国”的那个年近半百的写作者,如今花甲将至。想一想,也是一件非常有趣、开心之事,我用一次漫长的写作,为自己的这一轮猴年,留存一份难得的记忆。

我新近出版《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一书,收录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文化寻访的随笔,在封面上写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成了历史,我们承负历史前行。”的确,我非史学家,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

《封面中国》终于完成,我们每个人,注定仍要承负历史前行。

2015年,59岁的我(右)和白岩松(左)在丙申年猴票开机仪式上与黄永玉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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