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夺标

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16-01-04 18:11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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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今天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两弹一星”事业。当年，党中央做出研制“两弹一星”的决定，很多人可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得到了一致的拥护和支持。殊不知，事实并非如此。在原子弹、导弹（以下简称“两弹”）的起步阶段，并不是没有反对意见。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怀疑的情绪都是有的，有时矛盾还很尖锐。本文原题为《火箭军溯源：“两弹”工程的争议与决断》，载于微信公众号“三思派”（Science-Pie），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争议：百废待兴，要不要上马“两弹”？

1955年1月15日，在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56年春，在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钱学森递交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之后，党中央正式做出了研制导弹的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决策研制原子弹、导弹之后，不同意见主要有两条：

一是“两弹”太费钱。19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刚起步，千头万绪，各条战线、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而国家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缓过劲儿，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可是搞“两弹”偏偏需要惊人的持续投入，因而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二是技术太复杂。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很薄弱，工业基础也比较落后，而“两弹”是现代高科技的综合集成，也是现代工业制造水平的集中体现。在我国科研人员缺乏、科研水平落后、工业制造能力也很落后的情况下，如果上马“两弹”，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花了大把的钱，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1954年毛泽东和国防委员会委员合影

正因为有这种顾虑，加之高层对搞这样的大科学工程缺乏经验，所以，一开始的工作主要是务虚，实际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具体政策、科研生产机构等迟迟没能建立起来。比如，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是1955年1月做出的，但专司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二机部直到1956年才成立，而最重要的核武器研究院直到1957年夏天才成立。

有关上马原子弹、导弹的一些不同意见，以及研制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迟滞，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毛泽东看来，上马“两弹”，是关系到新中国未来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一定要统一思想的。因此，毛泽东决心力挺“两弹”。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来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既表明了他力挺“两弹”的坚定决心，同时也道出了当时对待原子弹、导弹的几种典型心态。

据记载，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上的口袋说：“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原子弹、导弹。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原子弹方面，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原子弹研制工作步入正轨。导弹方面，1956年10月8日，也即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具体负责我国导弹的研制工作。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第五研究院按兵团一级、分院按军一级行使职权，规格也是相当的高了。

危机：困难时期要鸡蛋还是要导弹？

发端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次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仅国家财政极度紧张，而且各种物资奇缺，整个国家艰难度日。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国家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有的建设项目要砍掉，有的建设项目要压缩。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两弹”下马的声音再次出现。国防工业部门认为应该以研制常规武器为主，言外之意，费钱却不见成效的“两弹”研制应该放一放；而国防科研部门则认为，“两弹”研制不能停下来，必须坚持攻关，也就是说，必须咬紧牙关，继续往“两弹”投钱，不能半途而废。

1961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高潮。主张“下马”的理由是：一方面，在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没有了，而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体系和落后的科技力量，难以造出高精尖的“两弹”；另一方面，“两弹”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花钱太多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成果。在国家没钱并进行大调整的情况下，“两弹”投资太多，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第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如果发生战争，打仗还得靠常规武器，因此，不如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常规武器上。“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年头还是多生产点鸡蛋吧”等都典型地表达了那时一部分人对待“两弹”研制的态度。

1966年，聂荣臻在原子弹试验基地

据聂荣臻元帅的秘书范济生先生回忆：“当时的气氛搞得很紧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有时开着会，就吵起来，桌子拍得叭叭响。”

其实，在那样困难的时期，主张下马也不是全无道理。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后来的二炮司令员李旭阁是亲历者，他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饭都没的吃，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和问题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两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聂荣臻对“两弹”研制关怀备至，深知“两弹”研制的战略意义，更知道如果此时下马“两弹”，将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得知关于“两弹”的激烈争论后，主张下马的声音高涨的情况下，聂荣臻立即赶到北戴河，力挺“两弹”继续上马研制。

聂荣臻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两弹研制已有一定基础，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装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两弹’研制正在稳步取得进展，特别是有一批非常爱国的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个时候绝不能放弃。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聂荣臻强调，“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

不管怎么争论，最终拍板的还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两弹”要想集全国之力，继续攻关，必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聂荣臻非常清楚这一点，于是他指示国防科委紧急起草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由他签发，直接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写道：“四年左右，造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造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这等于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支持“两弹”继续上马。1962年，毛泽东还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挥毫写下：“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攻克“两弹”难关的号角，更昭示着“两弹”的成功。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正式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这是二机部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决策，等于向党中央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一指示是总动员令，为此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作为组织执行这个总动员令的总指挥部。从此，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项工作步伐大大加快了。

历史总是在蹒跚中曲折前进。现在回头来看那段峥嵘岁月之波澜，有争论未必是坏事，它能够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能够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困难，能够让人更加深刻体会这项重大战略工程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归根到底，也才能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凝聚人心，创造历史，铸就辉煌。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 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实施一批重大专项，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是历史的馈赠，也是现实的指引。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舶来品”

“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说法是在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的。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笔者曾有幸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图右是其编著的《钱三强年谱长编》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不过，当时思想日益活跃，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

《裂变之光——记钱三强》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伴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变得广为人知。

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记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民间的研究和传播。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邓稼先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有“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邓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影响很大，多为后来者征引。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大为称赞之时，他又在段落结束的时候写到了钱三强，他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常为征引者所忽视，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上图人物有王淦昌（左上）、彭桓武（右上）、周光召（左下）、朱光亚（右下）。

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说本来就是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特殊贡献，此说无异于消解了“原子弹之父”的意义。另外，张先生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由《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国家命运》

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个简单问题

“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之父”说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之父”说的价值也是明显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将“中国原子弹之父”视为一个群体，等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强调科学家集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舶来品。然而，“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尽管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具体到每个人，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作为今时之人，我们还是有责任厘清历史的真相，辨识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一宏大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那么，即便是参照“之父”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讨空间。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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