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提出“火箭军”的命名（图文）

夺标

标标按：连标标在内，汉山上颇有几位昔日国防科工委下属几个神秘研究院的孩子，因为父母的工作特殊性，自幼并没有享受常态的天伦之乐，也就没有了常态的束缚，养成了野马奔腾的个性。

“火箭军”之名从哪儿来：1956年元旦由钱学森提出

黄庆桥（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16-01-02 11:21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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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新年伊始，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消息引发了军迷们的热烈讨论。其实，早在60年前，“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就已发出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呼声，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1956年的元旦期间。本文原题《钱学森与“火箭军”》，载微信公众号“三思派”（Science-Pie），经编辑部和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彭德怀、陈赓对话钱学森：中国也要造导弹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到新中国。新政府对这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极为重视，事前已对钱学森回国后的工作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尽管回国后钱学森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研究所的所长，但实际上，钱学森的工作重心是在领导中国火箭武器的研制上。火箭武器的俗名“导弹”，就是钱学森建议的。“导弹”一词，两个字表达了两层含义，既表达了可控之意，又表明是一个炸弹，是火箭武器的最好表达，一直沿用至今。

钱学森

钱学森回国后，赴东北考察，其中很重要的一站，就是考察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哈军工第一任院长陈赓大将亲自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考察参观期间，陈赓与钱学森关于新中国研制导弹的一段对话，已成经典台词，屡被引用：

陈赓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豪气顿生：钱先生，我要的就是您的这句话！

陈赓当时是兼任哈军工的院长，他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因此是可以代表中国军方高层的。正如钱学森所回忆的那样：“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12月26日，病中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北京医院的病房中会见了钱学森。彭德怀也是最为关心火箭武器的军队领导人之一，他和陈赓都是打过朝鲜战争的，对中美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有着痛切的亲身感受，故而对发展尖端武器格外上心，对钱学森这样的人才也格外关心。钱学森回答了彭德怀关心的导弹研制的一些关键问题，这让彭德怀看到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希望。彭德怀还指示陈赓，要请钱学森给军队高级干部讲课，让军队高层指挥员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用导弹武装起来。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彭德怀对发展导弹事业的良苦用心。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指示，才有接下来钱学森在给高级将领讲课中呼吁成立“火箭军”之事。

“火箭军”之名由何而来？

对于新中国来说，195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既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当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奋斗。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给军队高级将领讲课，意义特殊而重大。

钱学森与毛泽东

据当事人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后来的二炮司令员李旭阁回忆，钱学森的讲课安排在1956年元旦下午三点。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也特意赶去听课，钱学森授课规格之高以及所受重视程度，由此可知。据记载，钱学森在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兴之所至，钱学森大声疾呼：“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火箭军”之名由此而来。历史总是在传承中发展，今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之成立，就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

其实，就在钱学森1955年底考察哈军工的前几天，时为哈军工教员的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三人给陈赓写了一个报告，并请陈赓转交中央军委。这个报告提出，我国应当重视发展火箭技术和研制火箭武器。由此可见，钱学森并不是提出在中国发展火箭技术、研制火箭武器的第一人。遗憾的是，由于此三人当时的分量并不重，所提报告也不具体，军队高层对火箭又不了解，因此，这个报告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为什么先发展导弹，再研制大飞机？

尽管钱学森不是提出新中国要重视发展火箭技术和火箭武器的第一人，但是，新中国确定优先发展火箭、导弹的重大战略决策，却与钱学森密切相关。

1956年2月4日，周恩来会见钱学森。这是钱学森回国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他——尽管这次会见并不正式，会谈的主题当然是火箭。周恩来指示钱学森，尽快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火箭事业的报告，提交中央审议。

2月17日，钱学森向周恩来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要解决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到底是要优先搞导弹还是要优先搞飞机？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钱学森与新中国的将帅们展开了讨论，中心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要优先选择发展火箭导弹而不是战斗机？钱学森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首先看发展战斗机的问题：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周期，发达国家是十年，形成武器列装到部队，要15年。发达国家尚且如此，那么我国呢？我国工业薄弱，能设计却不能生产，有能力制造，但大量的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和配套的雷达等，都难以保证。15年的周期肯定不够！即使解决了这些，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批量生产也不现实。

再看导弹的比较优势：飞机有人驾驶并需要反复使用，各部件都必须过关才能保证安全。导弹就不同了，它是自动寻找目标，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们工业落后，不能确保每个部件是最好的，但根据系统工程原理，把一般的部件组合起来，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通过上述两点的比较，可以得出优先发展导弹的高性价比：导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试验上，一旦研制成功，国家再穷，生产一部分应该不是问题。即使从战争角度看，导弹不仅对地面，也可以对空中、海上来犯之敌进行有效打击，在我国空军、海军还很弱的情况下，选择从导弹上突破，不失为一条捷径。

应当说，当时的决策层和钱学森都是务实的。仅凭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工业水平和制造能力，短时间内大批量造出飞机并入列部队用于实战，的确很难做到。于是，新中国做出了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两弹”全面成功，壮我国威、军威，影响深远。但是，也不是说这一决策就没有负面影响。由于飞机研制没有享受到“两弹一星”那样的战略地位和扶持——尽管飞机的研制一刻也没有停步，因而其发展水平无法在根本上得以提升，大大落后于世界。军用飞机的命运尚且如此，民用大飞机的研制就更加没有影子了。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为什么党中央下大决心，研制大飞机的深层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