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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位照亮俄罗斯暗夜的美丽女子说起(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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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5 10:3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对照记:从那位照亮俄罗斯暗夜的美丽女子-妃格念尔说起(图文) 标标按:偶然看见一位网友以“妃格念尔”为笔名,不禁勾起我teenage时代的往事。 那时候我那学钢琴专业的胞姐还没有负笈美利坚,突然有一天她拿了一本书来问我和胞兄,非常天真地问我们她能否在美国象这本自传的女主人公那样,改学医学或者改学哲学?我们都善意地笑她,说她自幼进的是音乐附小、音乐附中等,完全是一个艺术脑筋,数理化、文史哲都与她早早再见,她还是应该继续音乐之路。后来,我的姐姐果然没有再改专业,但是她向我扬起的那本书却被我千方百计找来看,那就是薇拉·妃格念尔(Vera Figner)的自传《狱中二十年》,巴金先生亲译的译本改名为:《俄罗斯的暗夜》。这位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受过正规医学高等教育的女医生出身的女革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位女性的启蒙思想家对于我的一生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留园里忽然见到这样的笔名,不免心有戚戚焉。






普京时代,俄罗斯人民与艺术家们没有忘记妃格念尔以及她的那群理想主义的战友们,重新拍了她的传记
在我看来,如果要拿一位美丽且坚贞中国女革命家的传记来媲美,必须也是一位与薇拉一样出身与教育优裕,却出于一种最基本的悲天悯人的善良情怀,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走上了血与火铸就的革命道路的理想主义者,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不仅要面对来自敌人也要面对来自革命队伍内部血雨腥风的考验,并且象薇拉一样活得足够长久者(薇拉活了九十岁,曾志活了87岁)

---那么首推出身湖南豪族的女革命家、陶铸夫人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而且曾志奶奶这部传记的名字显然是受到了薇拉那部自传名称的影响。在这本书里,曾志追忆了自己的家世,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自己的婚姻家庭,自己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自己亲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文中感人的事迹与生动的文字将会使我们对中国革命及其革命者有一些全新的认识。在这本书里,血火交融的革命斗争与荡气回肠的儿女情长相辉映,我们将读到一个美丽动人、百折不挠的女革命家的传奇一生。
笔者作为一个仍然具备启蒙思想且无比敬佩自己的祖辈父辈那坚强党性以及为国牺牲的忠烈精神的红三代,作为历史论坛的资深网友,新年之际也希冀版主红朝兄的“红朝的那些事”的写作能够继续曾志老妈妈的史笔文风,留一部充满理想、理性与反思的信史给国人。

1920年代的女地下党员曾志

薇拉·妃格念尔所在的社团——民意党的活动,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暴力,民意党虽然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风光一时,甚至在一八八一年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理论毕竟过于浅薄——以暗杀一批被视为国家蛀虫的高层人员而谋求统治阶层的全面崩溃实;行动上又多受各派责难——不仅来自革命阵营的外部,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民主派与自由派皆否定此种极端方式——而不得资助,终于八十年代末流于销声匿迹。
革命激情早已为历史所湮没的,浮泛之上的,或许只有对妃格念尔、曾志等理想主义者沉思,但其人之高风亮节、坚贞不屈,百余年后,流风余韵犹在。

妃格念尔生于一八五二年,父亲是一个早已没落的贵族后裔,因家族的破落而只能在外省做一名护林官,性格阴郁、暴躁、冷酷且专制;母亲是一个淳朴、善良,通过自学而获得了一定知识的女性。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没落贵族家庭,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时代所创作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一样,一位没落的贵族父亲,顽强的自尊心使得他在内心渐渐走上分裂和变态,一位笃信东正教的母亲,常日跪上圣像面前向上帝祷告,泼散着她那无助的泪水。她的整个童年或是在一望无垠的森林中的自娱自乐,或是在可亲可敬的老奶妈——一个有着一颗高贵的心、抚养了妃格念尔一家三代但同时连自己的年岁也记不得清的旧时代的奶妈——的呵护下度过。
妃格念尔的求学时代,正赶上俄罗斯农奴的解放的时代。她一如旧时代生于贵族之家的女子,被送进尼基佛洛达的贵族女中。此时的贵族女中的风气已经由改革前的重礼仪、仪表、品行转向重才智、能力。在旧时代的贵族女中中培养出来的大多是矫揉造作、附庸风雅、虚荣势利的沙龙贵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卡捷琳娜无疑便是这一旧时代教育下的牺牲品。自然,任何时代的学校都不可能培养与政府为敌的革命者,但新的风气,毕竟不再一如以往般扼杀女性的创造能力与追求了。妃格念尔在总结她在贵族女中的收获时说道:
“学校六年,给了我什么呢?文明的仪表,还有就是和在一切封闭式的学校里一样,与许多地位平等的人共同生活,培育了我的同志感的需要,而正规的学习和严格的作息制度则培养了一定的纪律性。”但她又不无遗憾地说:“但就学习科学知识而言,特别是在智力发展上,这几年不仅收获甚小,甚至可以说阻滞了我的精神发展,更不用说人为地与生活和世人隔绝所造成的危害了。”
起先,她在母亲的指导下阅读刊载在大型刊物上的各类小说,但很快,她便不再满足于母亲并不高明的指导和保守的作风。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萨沙》中的名言“言行一致,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这样要求”,成了她一生的座右铭。六年的贵族女中生活结束了,她并没成为《罪与罚》中的“卡捷琳娜式”的人物,反而“长成了一个活泼、快乐、淘气的姑娘,外表上看似文弱,实际上身心都很健康”。如果仅仅是如此,妃格念尔并不能算是一个杰出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的启蒙教育和贵族女中的关系其实并不大,或许贵族女中在一个活泼向上、并且极富求知欲的女性看来,恰恰就是一个反面教育的典型。六十年代的俄国是一个近似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时代。具有启蒙思想家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尽管将其启蒙思想观点隐晦地包藏于文艺批评、小说、自然科学论文之中,六十年代活跃于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启蒙活动在短短的四五年内被又一次被沙皇扑灭了。但就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已经是自尼古拉一世以来帝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期了,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俄罗斯思想界在十九世纪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启蒙思想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正是这个短短几年间的思想启蒙活动,奠定了俄罗斯其后半个世纪的革命活动的思想来源。恰似这么一个比如:思想者在身体上可能被暗杀、流放,但思想却不可能被暗杀、流放!干柴之上已有火星,大风吹来,势必要蔓延开来,并最终焚烧整个罗曼洛夫王朝。
妃格念尔的父亲晚年转向了自由派,甚至崇拜马志尼——意大利的革命团体“青年意大利”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出生没落贵族的父亲的一大转变。年轻的薇拉完成了学业之后,开始疯狂阅读当时先进的文艺作品和刊物(《现代人》,《祖国纪事》,《俄罗斯言论》)。她的开明的家庭、身边时有发生的因为对自由恐惧,而进行的扼杀所产生悲剧,更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情绪,在阅读奥热日科(波兰女作家)的一篇小说时,妃格念尔发现,其中的一段描写正表现了她当时的情绪:
“圣母站在教堂尖顶,双手伸向人间,这双手伸向不幸的人们流不尽的泪水中,从手里洒下金线,照亮着、温暖着一切需要爱和怜悯的人。”她在懵懂之中已将自身的命运与不幸、苦难、愚昧、疾病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这是非常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启蒙思想,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正教会传统观念中纯洁的圣母形象时刻砥砺着这些知识分子为追求社会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经过她开明的舅舅给予的理论指导,妃格念尔最终走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义——“合理利己主义”:

“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应当成为一个人的生活目的”
妃格念尔决定效法她的前辈——苏斯洛娃,成为一名医生,用治疗的办法去救助不幸的民众。她又展转前往瑞士求学。在那,她获得了西欧社会思潮的武装,读到了大量民粹派的文献与书刊,进一步使她认识到,靠手术刀与药品不可能挽救一个帝国,办法必须是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建立新的政府。一八七六年,她坚毅地放弃了学业,转而返回俄国从事革命活动,她不无骄傲地宣称:自二十四岁起,我的生命整个地与俄国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从此之后,妃格念尔便作为民粹党人的核心人物出现,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小组中,妃格念尔甚至领导人之一。
代表作《狱中二十年》记述的是1884年她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要塞关押以后的经历,正好二十年。本书的另一个名字是《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巴金曾发愿要把俄国革命者薇拉·妃格念尔(Vera Figner)的《回忆录》全部译成中文。那时巴金曾在一本书里写下这样的话:“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巴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巴金的崇高的感情。巴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巴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巴金实在是太渺小了。”
这是《回忆录》的第二卷,它还有一个名字:《生命的钟停了的时候》第一卷还在翻译中。巴金决定给它换上一个题名:《俄罗斯的暗夜》,那是德译本的《回忆录》的总名,原文是《笼罩着俄罗斯的夜》。德译本《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共有三十章。第一卷,依据德译本叫做《不自由毋宁死》;依据英译本叫做《一件完成了的工作》。巴金在英译本中也发现了不少被德译者删去的句子。作者在一八八三年初被捕,到一九零四年十月出狱,她一共在监狱里住了二十二年。然而她的《狱中记》却只是她在席吕塞尔堡中的生活记录。她是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被押送到席吕塞尔堡要塞里去的,到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离开要塞(从那儿她又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中去,关了些时日),刚巧是二十年。
作者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老将。她参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关于这一切详情以及作者的家庭环境和她三十岁以前的经历,在《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均有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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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学(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她跟另外一位女革命家曾宪植一样属于曾国藩家族,曾志是“昭”字辈),湖南省宜章县人。

1923年,她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即于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起,她历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

1928年4月,她随部队进入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等职位。任内她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她先后嫁给夏明震(1927年结婚)、蔡协民(1929年结婚),但夏明震、蔡协民均因战而亡。1930年6月起,先后担任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后嫁给陶铸(1933年结婚)。

1937年9月,她历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938年10月,她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12月,她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抗战胜利后,她历任中共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

1949年5月后,她历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身为陶铸的妻子遭受冲击。1977年,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后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8年6月21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陶斯亮回忆母亲曾志

1978年12月,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陶斯亮是原国家副总理陶铸的女儿,她对含冤而逝的父亲无尽的思念,勾起了许多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也因此闻名全国。
美女红军很刚毅

陶斯亮的母亲曾志,曾是“白色恐

怖时期”的地下党员;“文革”后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多年来,人们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陶铸身上,而忽略了曾志,这位充满传奇的女性。
在陶斯亮印象中,爸爸和妈妈都是典型的工作狂,其中妈妈更甚。陶斯亮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人,与一般女性不一样,绝对要强,很正统,从来不开无聊的玩笑,天塌下来都不怕。她永远是把战士和革命者当作自己的第一角色,再者才是妻子和母亲。”

曾志在革命时期是军中出名的美人。然而,这个女人美丽温婉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非常刚毅的心。曾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非常上进,一生主张自立。她与陶铸结合前,曾有过两次婚姻:1927年,她与共产党人夏明震结婚,夏的大哥就是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一个月后,曾志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协民提出去上海,而曾志要去福州,临别前曾志提出了分手,夫妻关系就此结束。

关于这两段婚姻,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陶斯亮说:“我年轻时也常想不通,父亲一生那么辉煌,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平生只有妈妈一个女人,而且对她一往情深。母亲却结过三次婚。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母亲的了解,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母亲虽然缺少女人的温情,但她是‘大浪漫’。”

1952年,曾志出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她把家安在电厂里,所有时间都用来调查和学习,周末才回家看看丈夫和孩子。一家三口难得在一起,曾志也很少说话,只是默默看着他们父女开玩笑。

陶斯亮在青少年时期,并不理解母亲,她印象中妈妈老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她干工作不屑于跟在我爸后面,总是在前面自己挑头干,属于骑马挎枪走天下的那种女性。”直到现在她才理解,母亲身上那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是渗透到骨子里的。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弄假成真”的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之一。

陶铸的“慈母心肠”

1933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几个月后,陶铸被调往上海,两人就此分别。1939年底,他们重逢于延安,曾志在工作中与陶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

陶铸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是有名的炮筒子,敢说敢做。然而回到生活中,特别是在三口之家中,陶铸对待妻子和女儿,却处处充满“慈母心肠”,表现得无比温柔和忍让。

陶斯亮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肯睡觉。陶铸对女儿的爱很直白,他的牵挂,他的担心,他的温柔都写在脸上。相反,母亲曾志总是一本正经,她周末才回家一天,即便夜里12点,发现陶斯亮泡了好几天的衣服还没洗,也一定会把她叫起来,让她洗完再去睡。陶铸心疼得不得了,想帮女儿一把却被制止。陶斯亮说:“我跟我妈不是很亲,跟我爸亲。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人家问你们家几口人?我说,就我和我爸两口子。”

选什么样的男人

“文革”十年让人们失去了很多,但陶斯亮却在这十年里读懂了母爱,这是她最珍惜的情感。母亲的坚强,母亲忍受苦难的能力,给了她巨大的鼓励。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陶斯亮说,母亲晚年反而爱上了厨房,喜欢买菜做饭,可她家的伙食差却是院子里出名的。“妈妈做饭不好吃,我不挑肥拣瘦,但儿女们却常常因为忍受不了而‘逃饭’”。曾志年轻时爱打扮,可到了老年,却刻意追求清贫和简朴,和以前判若两人。

曾志晚年喜欢看电视剧,能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有一次她突然问陶斯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怎么没认识多久就接上吻了?”曾志重病期间,有一天陶斯亮和女儿去看望她,陶斯亮突发奇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陶斯亮的女儿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坏男孩!”陶斯亮说:“我选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本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曾志认真地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必须是共产党员!”陶斯亮和女儿忍不住大笑。可是曾志没有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说,在母亲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她们常谈起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谈得最多的,就是父亲陶铸。曾志终于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感情流露出来,她说:“我老梦见他,可是在梦里俩人总是碰不到一起……”1998年6月21日,曾志与陶铸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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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节选
病人?
  老干部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冒泽东,后人不得而知。70年代末他们复出后,对冒一度意见较大。但80年代他们退下之后,对冒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GM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冒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冒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曾可能是出于信仰跟随冒,但陶铸却像女人嫁人一样跟着冒。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其实,严格说来,陶铸也没有"从一而终",冒长期信用他,最后却置之于死地,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移情别恋"于刘少奇了。  

  如果冒在WENGE 中没有保护曾志,如果曾志还是处在监禁中,也许曾志还是这样说。GM者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GM,他们必须无条件地肯定GM,无怨无悔地承受据GM逻辑而推出的一切。他们对冒泽东所为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批评。曾志不明白的只是:"冒主席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怨人怒的'文化大GM'?"事后她想用"老人"、"病人"来宽容冒泽东。这真是一出讽刺剧,一代风流的冒泽东,死后居然要这些听他摆布的人来宽宥他。其实,并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谅,而且,发动WENGE ,既非老人的昏愦,亦非病人的狂乱,而是冒泽东社会思想的逻辑延伸,是他深思熟虑、周密安排的产物,无论是1966年他写给江青的信还是1970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的谈话,都表明了这一点。1976年冒发起"批DEN"运动时确实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脑袋是清醒的:他看准了DEN小平与他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像WENGE 这样的空前事件,是绝不能用"老人"、"病人"来解释的。

  有两个工作需要进行,第一,站在GM的立场,究竟应对冒泽东作如何评价?第二,超越党派立场,如何评价冒泽东以及以他为旗帜的中国GM留给中国社会的遗产?有反省精神的GM者也许可以进行第一项工作,至于第二项工作,GM者却必须完成一次思想GM才能进行
"陶铸是陶铸"
  在众多的GM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GM的,有的自身就是GM者。曾志的GM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冒泽东保护了曾志,没有要她回广州挨批;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1974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志已经参加四届人大。

  GONGCHADANG 理论上不讲连座法,陶铸自是陶铸,曾志自是曾志,即使丈夫是保皇派,妻子也仍然是GM者,这没有什么讲不通。冒泽东把曾志与陶铸分开,应当是考虑到曾志的特殊性,正像冒泽东1964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志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曾志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政治资本。

  但GM没有革掉"夫贵妻荣"的观念,在党内高层,妻子的命运一般都依附于丈夫。刘英也是老GM,但张闻天下台,刘英即难逃劫运。彭德怀被罢官后,组织上动员浦安修和他离婚。冒泽东没有针对刘英或浦安修说过张闻天是张闻天、彭德怀是彭德怀之类的话。因此,当他说"陶铸是陶铸"时,除曾志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陶铸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不一样,曾长期追随冒,而张、彭则在历史上反对过冒,因而下起手来轻重不一样


"天下大乱"好得很
  WENGE 时天下大乱,百姓深感浩劫之苦,冒泽东却反复说天下大乱是好事。不排除其中有文过饰非的成分,但确也是真情流露:无论如何乱,冒的威信在大乱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他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各级组织系统的瘫痪而更加无所限制。

  一片混乱中,冒的权力登峰造极。陶铸岌岌可危时,曾志向陈毅说起自己的担心,陈毅却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党内第四把手的命运就取决于冒有没有改变主意。如果不是WENGE ,冒哪能如此潇洒。他可以在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把彭监禁起来,但要整死彭,还得到WENGE 。
  一片混乱中,冒的监控无微不至:

  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冒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

  有保护当然就有不保护。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之所以在会场上被无情揪斗直至整死,显然也是出自冒的意愿。

  一片混乱中,专政系统高效运转。曾志在粤北被监管期间,到集上买一元钱的菜、劳动时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汇报。1974年,曾志的3岁的孙女在中组部幼儿园,向一个5岁的小男孩说了一句她的姥爷(即陶铸)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话,男孩的母亲报告老师、老师报告中组部政工处、政工处报告组织部、组织部报告中央,位于权力中枢的纪登奎、汪东兴亲自批示处理。层层上报,井然有序,何曾有半点"乱"的迹象?
慧眼识江
  1976年10后,江青作为冒泽东批评的对象、作为冒泽东的对立面的形象逐步刻划出来。但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冒泽东的信任提拨,就没有江青的飞扬。这就形成了一个补充说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后来、特别是WENGE 中变坏了。这一说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对冒的贬低:江青岂能瞒过冒泽东的火眼金睛?因此,曾志披露的冒在五十年代对江青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在生活上合不来,这是当然的。冒泽东生于农家,长期在山沟里苦斗,好吃辣椒、红烧肉,留长头发,不会跳舞,卫生搞得也不大好,这与十里洋场出来的明星江青自然难协调。但对于"政治第一"的冒泽东来说,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虽然只是秘书职务,但无论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她实际上早就参与政治生活了,并确实表现出冒所期待的敏感,49年后文艺上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觉到的。当冒对几乎所有的"朝臣"都不再信任时,修炼二十多年的江青一马当先,充任"WENGE "大将,辟关斩隘,没有辜负冒对她的期望。

  冒泽东握有万里江山,生活上不怕没人关心,曾志就为他在广州针织厂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所以冒非但不需要江青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反过来在生活上关心江青。曾志在延安第一次与冒、江吃晚饭,"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嗽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江青患子宫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给钱。"

  对江青的关心,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而是政治家对自己助手的关心
另一种红色
  GM者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但友爱和温情只施及同志和战友,所以GM首先要分清敌我,以便能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曾志就在GM队伍中有过"冰窟窿"似的感受。

  如何分清敌我?阶级出生、战场考验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内部审查和整肃,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到WENGE ,每次运动无论是什么目的,"清理阶级队伍"都必不可少。GM者不留情面,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顺理成章在受到严厉审查。延安时期,包括极受冒泽东信用的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脸盆里撒尿。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GM'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冒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危拱之在GM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GM同志,但在GM相对顺利的时期,她却被自己的同志逼疯。

  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党有办法让你承认组织对你的指控。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GM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这是延安的另一种红色。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GM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GM或特务,那么也可以锻炼一下你对党的忠心。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党是不会信任的: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整风过后,组织上再度对曾志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进行考察和甄别:

  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事,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

  党内的高压恐怖并不是要你说假话,党对GM者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讲假话欺骗党,党从每个党员的无条件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而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意志变得极为刚强、没有任何温情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的"老GM",49年后就用这些在延安见识过的方式去改造全国人民
同志
  闽东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后任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当地称为"北詹"。詹如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对党的方针路线坚决执行,信仰坚定,GM坚决。"但对同志经常抱有猜疑防范的必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设法抬举起来,反对过他或他认不不满意的,则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作反GM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听叶飞说过,他在福安狮子头客栈险些被县便衣队枪杀。……他始终存疑,詹如柏与他在狮子头被行刺有关系。

  GM同志之间的对抗,党内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山头之争"。成功的GM者不但是对敌斗争的胜利者,也是山头之争的胜利者,曾志把她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GM的幸存者",是极为准确的:在闽东,在延安,她都在生死关头徘徊过。

  山头之争主要是领导人之争。当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时,对于下级干部来说,就有一个与哪一个上级搞好关系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觉悟,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肉体生命。因为曾志得罪了"北詹",就受到"严厉的惩罚",被调到形势极为严峻的福霞县工作。甘棠暴动中,叶飞与庄毓麟两人负了伤,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养伤,曾志去看他们。叶飞那里有人照顾、有中西药品、鸡鸭天天不断,叶飞"还请我吃了一顿鸭肉,说也让我增加点营养。"而庄毓麟却无人问津,吃饭都成问题。同为闽东特委委员,待遇何以如此不同?

  后来我了解到,叶飞的医疗和生活照顾是"北詹"亲自安排的,而庄毓麟的医疗、生活他却没有过问。

  "北詹"原要干掉叶飞,现在却关怀备至。叶飞进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稳政治立场。当特委(其实就是"北詹")批评曾志与任铁峰、叶飞关系密切、要加以处理后,"叶飞则从此不再与我个别交谈了。"他是一个机灵人,闽东时接触战斗场面还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20年后成了解放军的上将。残酷的内外斗争是磨炼人才的最好熔炉。

  但叶飞之所以生存下来,不只是因为他机灵,也因为他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和山头。1935年5月成立闽东特委,叶为书记,他的部队是独立师。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残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进入闽浙交界处与独立师会合。两个山头冲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阳事件":粟裕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面,叶要汇报工作,粟裕说:"好啊,晚上吃过饭再说吧。""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粟裕与刘英矛盾很大,刘英甚至要想加害于他,但粟、刘属于同一山头,因此尽管粟认为"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他还是"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
朱德划线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冒"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冒泽东)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冒派则坚持党(即冒)的领导。冒派一度败北,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GM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冒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冒委员去了福建。

  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冒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较量。朱冒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冒相同的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冒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冒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冒,那就还不是坚定的冒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志是冒派,但冒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GM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党**争的首要问题。冒泽东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冒要的是铁杆中坚,是死心塌地的拥护者。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玩 笑
冒泽东以语言幽默著称,其喜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无数GM的"老粗们"顿首折服。但也有不得体的时候。曾志记得井冈山上一个玩笑:

  冒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冒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冒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冒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冒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

  上下级之间有这样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在当时的GM同志中,曾志以美貌知名,据说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冒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GM者也不拒绝美的魅力,只是当着自己的妻子这样说,确实不很得体。无法无天的GM者可以不顾任何礼俗惯例,但GM家庭仍得维护。

  冒泽东天性浪漫,这种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相当的民主性,当时丁玲常到冒的窑洞聊天,"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冒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丁玲接着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冒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

  事实上,按冒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GM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冒爱开玩笑的习性,这一幕闹剧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冒、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冒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冒告诉曾志,"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顾照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冒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顾自己传统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为政治上的助手。贺子珍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冒失意时的表现说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势来确定自己对冒的态度的。党内生活的惯例,当一个人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时,他是不可能从身边的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只要这个亲人也是GM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贺子珍"不怎么理他"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但冒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从而贺子珍的态度在他看来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么理他",而是因为这事发生冒受到打击时。生活上不理,政治上无助,两人分手自是必然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上页65)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志的吸引力。"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同时恋爱的不是党内两个负责同志,特委也是可以允许的。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志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曾志记得: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象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

  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

  "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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