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高加索腹地（图文）

夺标

穿越高加索腹地

Felix Vicat

2015-12-10 19:15 来自 私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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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车臣人无声地吐了下口水，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对出境处警察的反抗。在我们回到车上后，我问他：“你不怎么喜欢警察吧？”他转身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示意我将它打开。文件夹里都是一个高大、健壮、英俊的男孩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张照片中，男孩身后摆着至少30座拳击奖杯。我一下担心起来：高加索的老年人对他们的后代都非常骄傲，我们这段车程又很长，他不会一直跟我炫耀这孩子吧。于是快速翻过去第一张照片，但马上后悔了，我恶心得快吐出来了。第二张照片中的男孩，从他被打断的鼻子的棱角，我立刻认出与刚才那张的是同一个人。但他的腿却是撕裂开的，像遭到了鲨鱼的攻击。他父亲面无表情地向我解释，一枚俄罗斯火箭是如何在男孩参加完比赛回家的路上，将他炸伤的。

与排着长队的朝圣者一道去在Gergeti修道院做弥撒之后，我们走入它上方的群山之中

4个小时后天开始暗下来，我们的车在一个军事关卡前被叫停了。我被带到一个山谷底部的燃料库，在那里遭到一名俄罗斯秘密情报机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军官咄咄逼人的审讯。他什么都想知道——从我之前几任女朋友的国籍，到我学校老师的名字。有几次，他指控我犯下了荒谬的罪行，但都没有证据。经过5个小时审讯，他们总算放了我。我继续前往一个朋友在深山里的家，并于黎明时分到达，但午饭时间还没到就又被捕了。几个安全局特工开着两辆越野车，一直全程跟踪我进山，好把我带回他们的总部。

那里等着我的又是那个安全局的军官。我被控犯了“违反管理罪”：今天早上我待过的地方是明显禁止外国人入内的。可那里并没有任何标志——通常高加索的限制区都会有标志，当地人也没听过外国人不能进入此地的说法，而且与我同屋且同是外国人的3个白俄罗斯士兵就没有被逮捕。这回，这个军官第一次对我展露了笑容。我要被押送到别斯兰市郊的监狱里候审，这座城市因为2004年那起造成了300个儿童死亡的恐怖人质事件而闻名。

路上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辆车车窗的大贴纸上有我刚才被审讯待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弗拉基高加索（Vladikavkaz），而这个名字中两个字母“K”的位置，被画上了两个与之形似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辆公务车上能出现这样的标志，让我意识到俄罗斯人真的是将这个地方看成了他们“荒凉的边界”，也把他们自己看做了“拓荒者”。

在我后方，太阳在向我的左边弧线下沉，在紧张地透过被雪覆盖的山顶向里望、继而被高加索的山脉遮住视线、最终悄无声息地坠落到黑海之前，它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云中铺散开那点将逝的红光。俄罗斯跨越11个时区，但是在高加索，日照时间是由山脉决定的。车每向北开一公里——距离被保护的要塞更远一些——就让我又多添了一分脆弱与孤独。

当车开进监狱的停车场时，我正用我的降噪耳机听到托斯卡唱的《为艺术，为爱情》。在我被押着走过警卫室时，我看到一只拴在铁链末端的阿尔萨斯狗，正用力绞着自己的喉咙。他无声的吠叫让这一切看上去非常荒诞。伴随着我耳机里的意大利语咏叹调，第二道门咯吱响着打开了，主要的关押场所展现在我面前。它满是灰尘、灯光昏暗，里面疲惫不堪的犯人挤成一团，排队等着领晚饭。每双眼都转而盯着我这个没什么希望的西方背包客罪犯，他们表情木讷得如同草地上的绵羊。

Gornaya Saniba山中的马群

2012年，我第二次来到第比利斯，计划从高加索山脉中部的城镇梅斯蒂亚，徒步到山脉最西部的一个老的要塞城镇祖格迪迪，祖格迪迪正好在格鲁吉亚与阿布哈西亚的边境通道下方。

在第比利斯，我与我通过沙发旅行的网站认识的一个矮胖、45岁左右的退休战斗机飞行员玛祖卡住在一起。他把我招待得特别好，还特别擅长讲轶事，有一肚子与格鲁吉亚建国有关的生动故事。“我和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前总统）招过同样的妓女，”在喝了9瓶啤酒之后，他把胳膊搭在他肥胖的尼日利亚女朋友的肩上，这样大声吼着，“而且，她说他是一个依赖安非他命的瘾君子！”

因为赶上了第比利斯啤酒节，我的计划被改变了，3天后，我坐上了一架小型的奥特飞机，从第比利斯到了梅斯蒂亚。这架飞机的加拿大飞行员把驾驶室的舱门打开，边开飞机边和乘客聊天。飞机降落在了距车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温床——仅80公里的地方。

我徒步160多公里，用了大约5天到了祖格迪迪（虽然最后48公里路，一辆军用卡车载了我一程）。最初的一两天，我穿过了富饶的斯瓦内堤的山地，山上野花烂漫，森林茂密，不时能看到独立的房子或小村庄，旁边伫立着他们用来防御的、叫做koshki的塔。这些塔比房屋高出4-8倍。小村庄里善良的村民经常会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或者过夜。最后一两天，路上能看到的房子越来越少，有几晚我是在森林里过夜的，身上只盖了一块柏油帆布，伴着间或出现的狼嚎声入眠。

当我一瘸一拐走到祖格迪迪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脚上布满了水泡。当地的一家人让我住进了他们的koshki，租金非常低，只要我能陪他们下象棋就可以了。他们坐着轮椅的女儿时常会被推出来，为我朗诵著名的格鲁吉亚民族史诗《豹皮武士》中的几个段落，另一个孩子则读了《呼啸山庄》的选段，而且是用英文！

我的下一站是去阿布哈兹，虽然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在斯塔夫罗波尔，我通过沙发旅行网站，订好了与一个高挑迷人的金发舞女一起住。但是由于我早上5点就到了，我觉得我应该自我娱乐一下再去拜访她。我对斯塔夫罗波尔的第一印象是，它是座异常无趣的城市——单调、整洁、安静——一种资产阶级风格与苏联风格的独特混合体。

杰尔宾特是达吉斯坦第二大城市，这座堡垒是当地的著名景点

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我在街道上艰难跋涉的时候，无奈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我唯一关心的就是我的水泡和35公斤的帆布背包。而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长发男子，醉眼迷离，正徒劳地想打开一家酒类专卖店门上的锁。我撂下我的包，让自己能活动自如些，走过去询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喝完了家里的啤酒，需要出来再买点。我回应说我陷入了类似的窘境，但是可能需要先吃点早餐。他转过身，示意我跟着他。

他领我走进一座房屋的后花园，在花园正中的樱桃树下摆着几张长椅。让我坐下后，他消失在房子里。一分钟后，他和他的父亲出现了，带来一些冷的烤甜椒。“准是个英国人，看，还戴着手套，也不嫌热。”他父亲引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语句向我致意，那是开场一幕中魔鬼初降人间的场景。让他颇为吃惊的是，我立即引用了下一句作为回答：“不，多半是个法国人。”老人愉快地笑了，我们瞬间成了朋友。我想，我看错这座城市了。

接待我的亚历山德拉是一个可爱、美丽又体贴的姑娘，还做得一手好饭。她是一个公认的好舞者，还在克里姆林宫跳过。她让我也受邀参加了一个她朋友的婚礼。那场婚礼最开始是令人感到压抑的西式与现代风格：新娘的白婚纱、新郎的西装还有婚礼进行曲。后来，几个衣着非常暴露的16岁女孩跳起了一系列性感的舞蹈，新郎与新娘也同时表演了一段剑舞，之前沉闷的气氛很快得以改观。之后新娘被“绑架”，藏在孩子们的游乐室里，伴郎就被派去商谈“释放”她的“赎金”。

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的友谊墙

我开始向特斯科尔跋涉，沿途打手势来搭顺风车。不出10分钟，我就上了一辆有专职司机开的车，它唯一的乘客是一个来自山上一家大农场的14岁男孩。他对我说他是当地的流行歌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高加索的贾斯丁·比伯，从他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的富裕程度判断，我第一个想到的与他地位相当的是瑞贝卡·布莱克），要去参加晚上在特斯科尔的一个小型演唱会。我在高加索见到的数不清的牧羊人、农民向导与士兵之中，他看起来格外另类。

从特斯科尔，我坐上了去弗拉基高加索的公交车，在那里见到了谢尔盖和他的连襟。他每周只花2个小时翻山一次，所以这次穿山的时间是特地为接我仔细规划好的。他开着一辆小的四驱拉达尼瓦车，车里塞满了面包、面粉、燃料、蜡烛与水果，几乎都没地方放我的帆布背包，更别提我了。但我还是设法挤了进去。这辆超载的车开动了。

一路上，谢尔盖聊了很多他的故事。在过去五年中，他几乎走遍了东高加索的每一寸土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间的战事一开，他就跑去前线，为的是能亲眼看看这场冲突。他熟悉关卡和地形，所以交战双方都未曾发现他。

到了冬天，他身陷北奥赛梯的群山之中。由于随身衣物太少，他饥寒交迫，患了雪盲症，还摔断了脚脖子。有一天他钻进睡袋，一面等死一面自我安慰：冷死总好过烧死。

第二天早晨，在脱水和饥饿造成的极度虚弱和恍惚中，他看到一名美丽的姑娘从一片白茫茫中走来。他以为自己出现了临死前的幻觉，但几小时后她再次出现，带着两个强壮的男人和一副担架。

在休养的日子里，谢尔盖和他的救命恩人们越来越亲近，包括名叫利奥尼德的村长。他很快与村长的女儿、也就是救了他的姑娘——萨利娜坠入爱河，那年他们结为夫妇。

我的到来是村子的大事。人们屠宰肥羊，烤了三种待客用的面包来款待我。四个“当地”——意味着离村子一小时车程内——姑娘被邀请来陪伴我。我被安排坐在一张点着蜡烛的长桌一端，长桌被放置在阳台上，俯瞰脚下的山谷。除了东道主一家和四名姑娘，还有八九个猎手和农民也加入了进来，其中几个就把他们的来复枪靠在墙上。大伙儿开始一轮轮地用奥赛梯干邑来祝酒。在兴奋和joie de vivre（法语：生活之乐）中，我很快就酒力不支，醉倒了。算来我只成功完成了第一轮祝酒，那时我站得稳稳的，举起酒杯向圣乔治祈福。他同时是英国和高加索的宗教圣徒，大家对此都没有异议。到了第二轮我已经不太清醒，站起来时还将酒泼在了邻座女孩的身上，我建议大家为女王干杯。

全场一片死寂，只有一个猎手在桌子下轻敲着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嘴里嚼着烟叶。我绝望地环顾四周，寻找着利奥尼德村长，用眼神乞求他拯救我的疏忽。他严肃地上下打量着我，想了想，然后笑了。他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道：“为了英国带给我们的卡尔·马克思，干杯！”

我在利奥尼德家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日子，我爬到了卡兹别克山的雪线高度，赤身泡在硫磺温泉里。我还做了好多事，包括骑马、钓鱼、喝干邑白兰地、写信、照料果园、帮助修理爆裂的管道，协助这个家庭为过冬做准备。

我很少能从旅行中得到这样的满足感，因此我决定短时间内再来一次。

谢尔盖和我享受卡兹别克山中的硫磺温泉浴

2013年8月，我从莫斯科飞到米涅拉利内耶瓦德（在这里我丢了手机），之后又去了达吉斯坦的马哈奇卡拉。达吉斯坦是少数几个我还没去过、位于高加索的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之一。从在谢尔盖家每天都喝的达吉斯坦干邑白兰地来判断，我应该会很喜欢那儿。然而马哈奇卡拉也因为恐怖活动猖獗而著名。

我沿着马哈奇卡拉原始的海滩散步。海滩上穿比基尼的美女们正望着放风筝的人，这里给人感觉更像是迈阿密的廉价商品市场，而不是波士顿爆炸案凶手及其他恐怖分子的滋生地。我看到一些楼房的外墙在最近的爆炸事件后变得坑坑洼洼。有一个朋友将一个粉刷过的墙上的凹痕，与他在爆炸后用手机拍的照片对照了一下，照片中血顺着石头间的裂缝往下淌，而血迹到现在都还没被秋雨冲刷干净。

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出了脏乱的郊区，到了真正达吉斯坦风情的山间树林，我看到一大堆亮闪闪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子弹壳铸件，如同簇簇野花。附近的山里还进行着零星的战斗，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朋友或亲戚在交战双方的队伍中。

格鲁吉亚新阿丰市的修道院

当地人对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是既讨厌又轻视。当我问他们交通高峰期和繁华路口处为何都没有交警时，他们告诉我莫斯科曾派过交警到这里，但当地人不同意，见到这些交警就开枪打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交警来了。在马哈奇卡拉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各个指挥部（它们通常都傲气地挺立在城市中心地带）都看上去防卫森严，站岗的士兵显得既稚嫩又紧张。行人上班的路上可以对他们小声骂上几句。

在车臣，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态度。车臣现在在拉姆赞·卡德罗夫半封建的统治之下。拉姆赞·卡德罗夫是个爱用照片分享软件的军阀，他得到了普京大量资助的奢侈品与设备，来维持车臣的稳定。在这里，我遭到在杜嘉班纳牌皮带上别着手枪的便衣警察的公开跟踪。

在格罗兹尼，我很失望地发现这里没有达吉斯坦那种轻松的恶作剧氛围，人们看上去惊恐且闷闷不乐。所有在高加索城市中常见的特色——驴车、女士头巾与集市——在这个虚伪、畸形的闪亮新城里统统看不到，这里有的只是荒无人烟的大街与空空的摩天大楼。我在莫斯科的朋友曾抱怨太多的公共财富进了车臣的腰包，就为了堵住他们的嘴。而很明显的，卡德罗夫的心腹之外的人并没分得什么好处。

我联系了一位车臣外交部的重要人物，他派了两个副手陪我在城里逛逛。行程结束时他们将我送上一部出租车继续我之后的旅程——那是在我被送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五小时之前。

格罗兹尼的大清真寺

由于被怀疑是一名间谍（在监狱期间我迅速获得了“詹姆斯”的诨号），安全局满心要罚我3万美元，然后将我遣送出境，及永远禁止我踏上俄罗斯土地。但谢尔盖出面，联合他的亲戚朋友帮我争取到了一场审判。法官是位看上去宽容平和的女性，她桌上还摆着来自欧洲的旅行纪念品。当她询问我去高加索的目的时，我提到了它的人民、文化、风景，以及我热爱的三位作家——莱蒙托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她赞许地微笑了。

对我所有的起诉都驳回了，我仅仅因为“违规”被罚30美元。法官特别指出，希望这次经历不要影响我之后再来俄罗斯的计划。离开法庭前，她向我略略弯腰鞠躬，并同我握手，祝我旅途一路平安。

两天后，在返回英国的航班上，我的邻座恰巧是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我讲述了我的故事，并且询问他们是否可能在类似情况中给予我帮助。“事实上，完全不可能。”他回答说，“我们自己甚至也不去那儿。那里很危险，而且什么都没有。”

我的朋友苏莱曼走在达吉斯坦的沙丘中

高加索进山指南

从北进入高加索地区最简单的方法是先飞到莫斯科，再前往高加索的旅行中转地，像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矿水城（Mineraln’ye Vody）。从那里，你可以选择以多种交通方式——大巴、火车和飞机，进入高加索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如格罗兹尼和弗拉基高加索。从那里前往高加索的山区
南面的话，最好飞往格鲁吉亚首都提比里斯，再乘国内航班或大巴（当地叫做marshrutka）去山区，比如祖格迪迪和乌树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