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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神父、汉学家司礼义(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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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9 17:0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赵元任的比利时弟子:研究甲骨文的神父

陈毓贤

2015-12-06 16:46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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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1912-1999),曾认识他的人嘴边都泛起一丝微笑,这笑里有爱,有敬,也有点“此人不可思议”的意味。

七年前加大伯克利校区 C. V. Starr 东亚图书馆建成不久,朗诺与我去参观那美轮美奂的大楼,巧遇该校教中国古代史的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她请我们吃晚餐,席间问我们夫妇是在什么地方相识的,我说我们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是同学,她问有没有上过司礼义神父的课。朗诺说司礼义是他的文言文启蒙老师,很注重分析文法,替他学文言文打了基础。我脑子里浮现的是个留了山羊须面容严肃颀长的身影,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他总若有所思。戴梅可说,“司神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她接着说:“我从普林斯顿得博士后,获福布莱特奖金到台湾两年;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告诉我说:我若想研究《尚书》,必定要去见见司神父。我打电话和他约了,很诧异他竟住在台北万华区妓女出没的地方,他一开门见到我也非常诧异,几乎马上要把门关上。他那时候已有点耳背,以为来者将是他一位学生。”

这也难怪司神父:戴梅可英文名字叫迈克,是个男性名字,开门却见一位金发美女,当然大吃一惊。原来戴梅可母亲多年盼望有个叫迈克的孩子,怀她的时候就决定无论男女都要叫迈克。

“我好不容易说服他每周和我一起读一段《尚书》,第二次见他时,他竟晕倒了,我扶他把头枕在我膝上,他苏醒过来说必定是脑中风,台湾医疗不好,须回西雅图。我相信他其实没中风,而是在台北感到很孤独。我以为司神父和我从此无缘相见了,不料数年后康达维邀我到华盛顿大学演讲,又见到他。我那几天几乎全跟他在一起,因发现他居然对女权运动发生了兴趣,多年在教堂听妇女告解让他深感天主教对妇女不公平。他不但对女权理论涉猎很深,而且付诸行动;天主教视堕胎是伤天害理的事,女人堕胎会被驱逐出教会的,但若有妇女因故堕胎向他告解,他就说:‘我赦免你,你的罪咎让我担当吧。’ 他在西雅图开心多了,可惜梵蒂冈拒绝把他的书从台湾又运回西雅图。没有他所需要的书在身边,他便无法作研究,不能在西雅图终老 。”

诚然,司礼义在西雅图是不会寂寞的。司礼义是华盛顿大学汉代学者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的论文导师之一,康达维的夫人张泰平博士是司神父的学生,他们婚礼是司礼义主持的;同系语言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是司礼义在加大的同学;多年跟司礼义学甲骨文的高嶋谦一(Ken-ichi Takashima)则在不远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执教。


司礼义与华盛顿大学七十年代的同事:语言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负责汉语教学的严复孙女严倚云 、教汉语的何恺青和罗杰瑞夫人陈恩绮,以及当时的学生——罗格斯大学教授史皓元Richard VanNess Simmons。此照片原刊于1993年何恺青编的《严倚云教授纪念文集》。由作者提供。
到网上一查,发现国内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对卜辞里“其”字的用法有个所谓“司礼义法则”,还见到司礼义八十六岁在比利时逝世时,他另一位学生——现已退休的爱荷华大学古汉语及藏文教授柯蔚南(South Coblin)——在H-Asia 网上发表的悼文。柯蔚南另有长文在《华裔学志》介绍司礼义的生平:

司礼义生长于比利时西佛兰德区一个酿啤酒致富的家,兄弟姐妹七人。比利时人有讲法语的、德语的、以及与荷兰语相近的佛兰德语的,而司礼义就读的学校只教法文、德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他为佛兰德语被歧视感到愤愤不平,一度在佛兰德人自主运动中很活跃。复杂的语言环境也引起他对比较语言发生兴趣。

受了利玛窦和南怀义(Theophile Verbist)的启发,司礼义十八岁时和大他一岁的哥哥司律思(Henry Serruys)一同加入“圣母圣心会”。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简称CICM)是南怀义为要在中国办孤儿院1862年创办的,成了比利时教士到海外传教的遣使会,此会后来衍生了相应的ICM修女会,并扩充到世界其他地方,教士和修女也不再限于比利时人。

司礼义的哥哥立志学汉语和中亚语文,他则学汉语和藏语。经数年训练后, 他1936年到达北京,次年被派往桑干河上的西册田。这时山西省各大城已被日军占领,乡下却是游击队和强盗横行的地方, 司礼义和各方周旋对弈,照顾当地教徒,闲来则研究当地方言。研究方言是内地教士的例行工作,然而司礼义对此事似乎太热衷。有个严冬深夜,他被唤到一个小村落替一位老人行临终涂油仪式,没想到此人活过来了,对司礼义徒然远道而来非常内疚,用很花俏的语言向他道歉和致谢,司礼义听不懂,周围的人便翻译,他马上把随身带的簿子掏出来,细心把老人的话语记下,于是教会里广传司礼义对濒死人关心远不及他对语言的兴趣。他如此自我辩解:“学术研究是一种崇拜。不论当事者自觉与否,基本上是一种对神的追求;当神向我们揭示大自然和人的规律时,我们就越发体验到造物者的荣耀和大爱。”

对司礼义来说,各方言微妙复杂的语法都彰显造物者的伟大。他研究方言发现教堂里用的弥撒曲、祈祷文、教理问答等有许多地方译错了,不仅是语言问题,也因误解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得到上司的允许开始研究婚丧仪式,最早的著作就是与这些民俗有关的方言,引起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的注目。

司礼义与其他天主教教士1943年3月被日军送入山东潍县的外侨集中营;经梵蒂冈代表交涉,8月得以回北京,白天可自由行动,傍晚向日军报到后就不准外出。这段日子倒让司礼义有机会和不少中国学者以及在华汉学家接触,其中以曾在周口店参与发掘“北京人”的法籍耶稣会教士和古地质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对他影响最大,包括信仰方面。战后他被派往河北张官屯,这一带在共产党势力范围内,教友不敢公然和外国教士来往,他便专研四书五经,因怕抄家和偷窃把珍贵的书藏在粪坑底下。他1947年奉命回北京,有两年在南怀仁书院教书并在辅仁大学选课。

1949年从中国撤退的圣母圣心会教士和修女大多到其他国家工作了,一小部分则被挑选到国外深造,司礼义和他哥哥决定到美国。司律思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司礼义选择加大伯克利校区,师从赵元任和哈尔滨长大的俄人卜弼德(Peter Boodberg),他终于可任意探索各种令他执迷的语言问题,并在卜弼德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文字。他1956年获博士,论文是“从《方言》了解汉代的地方话”,三年后出版。他读博士不需圣母圣心会资助,因他在临近镇上的圣玛丽教堂当司铎,完成博士又获古根海姆奖,并继续在该教堂工作,他后来喜欢对人说:“我在中国十二年,在圣玛丽教堂十二年。”

乔治城大学1962年聘了司礼义负责中国语文教学。将近三年后夏威夷大学打听他愿不愿意跳槽,他和李方桂商量,李方桂执教的华盛顿大学恰好有个缺,马上发了正式聘书把他抢走。司神父在华盛顿大学十六年,教文言文和中国文字学。

司礼义教文言文的方式是每学年选一本不同的先秦书,和学生一起试图分析其文法;多年的教学相长,让他对中国古代文法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

文字学课他则从《说文解字》切入,要求学生细读本文与注疏,然后分析字形如何从钟鼎铭文演变而来,又追溯到甲骨文。他坚持看懂古字并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能够把这些古字依上下文解读。他另开了西周钟鼎文和东周钟鼎文两门课,后来又开课教甲骨文。

司礼义写了不少重要的文章与书评,1974年在《通报》发表的“殷商甲骨文语言研究”确实是划时代的。他已着手撰写一部关于钟鼎文的大著,可惜沉迷于甲骨文后把此计划放弃了。

更令人惋惜的是:精力充沛而学问正登上高峰的司礼义,到了当时的法定年龄1981年很不甘愿地退休了。他失去和学生磨砺的机会,尝到被推往边缘的尴尬,毅然不顾朋友的劝告把书运到台湾,离开西雅图。他在台北重返阔别了二十年的圣母圣心会,打算以中央研究院通讯院士身份继续爬梳甲骨文,无奈不能适应台湾的生活。退休十八年中,他始终无法重构他的理想生活:就是周围有和他谈学问的人,身边有所需要的书,并和其他教士一同起居享受信仰生活。


司礼义遗照,戴梅可提供。
我很后悔我大学没选司礼义的课,至今看文言文一知半解。回顾他的哥哥司律思研究蒙古及元明历史亦成绩斐然,也许是唯一能了解司礼义的人。他正于1983 年,就是戴梅可在台北初见司礼义那一年去世,必增添他的孤独感。为多听听司礼义的事,我今夏约了戴梅可相聚。

戴梅可说她和司礼义在西雅图重晤后,便和他保持联系;听他说不能作研究很苦闷,为运书直接向教宗请愿也无济于事,便对他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古籍特别齐全,不妨搬到普林斯顿;她那时已在布林茅尔学院教书,但仍有栋房子在普林斯顿,是她用早逝的母亲遗产买的。司礼义果然在当地圣保罗教堂觅得一职,该教堂的住持司铎是一位研究中东语言的耶稣会教士,有地方给他住,但没地方让他静心做学问。戴梅可请住在她房子的男朋友腾出房间来给司礼义做书房,如此三年之久;一直到圣保罗教堂的主持司铎退休了,新来的和司礼义意见相左,圣母圣心会又施压要他归队。司礼义问戴梅可他若归国她肯不肯暑假到比利时一个月,他已完成一篇分析《诗经》文法的长文需要人打字;结果戴梅可和他另一位私淑女弟子——现在里海大学执教的柯鹤立(Constance Cook)——到比利时替他打字。

戴梅可回忆说:“我到了比利时非常生气,他不经我同意把我预定的旅馆退掉,安排我住进圣母圣心会修女院。我一向对修女非常反感,因我父亲是天主教徒,把我送到修女办的小学读书,修女们告诉我不信天主的人都要入地狱,我病重的母亲不是天主教徒,让幼小的我很恐惧。然而这些修女都平易近人,进餐时欢天喜地互相关怀;我曾到教士院与司神父同进餐,那里男士却各吃各的。我发现圣母圣心修女专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做没人愿意做的事——到台北万华区替妓女提供医疗服务,到美国南部帮助无证移民;刚果数次动乱,圣母圣心会的修女被乱刀砍死的不知其数。我问她们年轻时若有现在的就业机会,还会不会选择这条路,她们异口同声说没有遗憾,但换个时代就很难讲了。此后我每年捐钱给圣母圣心修女会,最近一次到比利时,修女院的中年院长向我道谢后,感伤地说,‘你知道吗?这是个濒危灭绝的团体。老的一个个逝去,很少年轻的进来。’”

戴梅可又说:“涵盖许多种文字和术语的《诗经》稿完成后,他和我商量投什么刊物,我提议投瑞典的《远东古物博物馆学报》,评审都通过了,该学报却拒绝发表,因董事都是高本汉的学生,而他处处批评高本汉错了,至今仍未发表。我暑假继续到比利时和他同读《尚书》,高嶋谦一每年也去看他,他到了我便躲开观光去。司神父死前我们已把整部《尚书》只差一章就读完。他是因抑郁而拒绝进食饿死的,天主教不准自杀,但拒食饿死不算。”

我和多年没见的柯蔚南(他曾撰写司礼义小传)联络上了,他来电邮说:“司礼义未回比利时前常常到我们家短住,和我的太太孩子像一家人那么亲密;我两个儿子至今很怀念他。那时司礼义已偶尔出现抑郁症候,我提议他请医生开药控制,可惜当时圣母圣心会坚持这种情况应以祈祷静修解决,直到司礼义在世最后一年才准许用药物,对司礼义说来得太迟了。该年冬修道院有个神父去世,卧房空出来,司礼义搬了进去。那卧房较宽敞,可是门窗不密,冬天很冷,他着了凉得了肺炎,治好后元气却已大伤。司礼义最后心情那么低沉,我和静惠一想到就难过。”

我听他这样下场也很难过,但人老了“好死”究竟是少数。美国学府师生关系普遍很淡,学生除要推荐信外一般很少跟老师来往,尤其教授退休后。司礼义有数位那么关怀他的学生,可见他人格魅力非凡。

我对朗诺说:“司神父似乎有个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令美国学生有信心可透过文字和中国古人神交。”朗诺答:“对!我上他的课同班有三十多个白人,一整学年念《战国策》。最记得他改完期中考卷对我们说:‘有些考卷让我高兴(glad),有些让我伤心(sad),有些让我生气(mad),’说时装生气挥动着拳头,我们都笑了,都自信只须用功,没道理看不懂文言文。我在哈佛的老师方志彤恰恰相反,他让我们感到古文那么深奥,永远也掌握不了。幸亏我先上了司礼义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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