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标推荐的理由:也许,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时代的遭遇与他个人和苏联元帅、被斯大林杀害的“红色拿破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的莫逆之交有关。从音乐上来说,他的作品类似马勒,但是马勒的音乐可以把人直接带入田园,在宇宙间翱翔,肖斯塔科维奇还要我们去人间与炼狱走一走,然后再升华,是但丁(Dante)“神曲”的音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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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我攥着父母单位发的购书票,在北京西绒线胡同的“内部书店”,买到了《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这部书根据1979年出版的英文本《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下文简称《见证》)译出,由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于1981年出版。而这个英文本,则是根据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记录并整理的俄文本翻译的。
在审稿中间,奥洛夫问责任编辑,他这份急就章是否会对出版有任何影响。不料编辑淡然答道:无任何影响,因为两周之后,《见证》一书将以五种语言在欧洲推出。看来,出版社征求奥洛夫的意见,完全是走过场。但这个华丽的过场,却换来极其优厚的报酬——1979年的五百美元。既然他的意见无足轻重,为何编辑要煞费苦心,来专程拜访?奥洛夫猜测,这可能是伏尔科夫定下的计策,将潜在的批评者预先聘为审稿人,则审稿意见按照合同规定不得随意公布,这样就等于“封住我的嘴”(to buy my silence,《汇编》118页)。
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在1981年之后,对伏尔科夫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批评的调门大大降低。他多次与伏尔科夫一同参加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甚至还当面感谢过伏尔科夫。阿兰·何和费奥法诺夫罗列了两人和解及亲密合作的所有场合。但是,如果仔细品味马克西姆后来这些发言和采访,我们会发现,他虽然对《见证》一书的政治意义极度推崇,而对于材料的真伪、转述是否可靠等问题,却有意回避。比如,他在1992年曾说:“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写我父亲的那本书(your book about my father)——因为你描写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遭受痛苦的政治环境。我认为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再议》113页引)这句话在修辞上其实是极其讲究和克制的。《再议》的两位编者过度相信这些话的字面义,试图拿马克西姆态度的变化来作文章,寻找论证的突破口,其实是行不通的。
读过《汇编》,读过《再议》,再读一遍《见证》,我发现这桩案子所有的疑点都不曾得到满意的解答。特别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认证的那八页打字纸,本是伏尔科夫的护身符,却成为批评者不断点中的死穴。即使退一步讲,伏尔科夫的口述史或许大致勾画了晚年肖斯塔科维奇的风貌,但书中究竟哪些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哪些是伏尔科夫的增饰和演义,哪些又是当时口耳相传的段子和轶事,如果其间的界线依然模糊,那么我们使用《见证》一书作为可靠的史料,就必须慎之又慎。劳莱尔·菲在1999年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传》(Shostakovich: A Life)中,对《见证》有温和的评论,却从未引用书中哪怕一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