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依然认为埃尔金斯提出的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也是充分的。不过遗憾的是,埃尔金斯在他的论文里通过一种复杂的论述最后渐渐偏离了他的论点,但是没有完全否决。埃尔金斯的论文原稿遭到了很多家期刊的拒绝(我认为是出于一些不好的原因),于是他重新写了论文,并且把标题改为《作为西方艺术史的中国山水画》(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s Western Art History)。
如果我们遵循参照中文文献对主体对象的描述来研究中国画这样的模式,那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关于在绘画与写作这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思考以及对那些被忽视的领域里的中国画的发掘就变成无用的牺牲了。而且,关于中国画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也被阻碍了。1997年我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关于被忽视的领域里的中国画这一问题,那次演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画的重新定位》(Toward a Remapping of Chinese Painting),我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也是在关注这些没有被正式核实的领域。我很快会再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先指出关于保存中国画的文献记载可以被当作一种完整的方法,由此传达艺术家的想法和与之相关的批评这一观点的一个基本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