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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1 17: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蕭富元 2012-10-22 天下雜誌347期調整字體尺寸
全世界最高的青藏鐵路建成了,全球第一貨運港洋山港造好了。過去15年,中國修建的公路可以繞地球19圈;未來4年,中國還要興建可以繞地球10圈的公路。從1840年鴉片戰爭的屈辱中,中國醒來了!以火熱、驚人、急速的建設、震撼世界,重回世界中心。實業計劃:國父創造 中共執行。發現孫中山,一本空躺圖書館多年的孫中山著作,翻身成了中共推動重大建設的聖經。



孫中山從來沒去過青海,也沒有去過西藏。
不過,八十七年前,他在四千公里外的上海住所書房創造《建國方略》時,就尋思一條能夠貫穿青海到西藏的鐵路。之前,從沒有人敢妄想,在海拔四、五千公尺的高原,要蓋這麼一條完全看不出經濟效益的鐵路。
他很清楚,這項工程「極為煩難,其費用亦甚巨大……,其報酬亦為至微。」因此主張,青藏鐵路必須等到計劃中的西北、西南、中央、東南、東北鐵路統統完成後,才能動工興築。
即使在他所處的世紀之交,上海也早是全中國最大的商港。只是他知道,不管怎麼看,淤積嚴重的上海都是個「僵死之港」,要躍身世界大港,有先天侷限。他畫出一張理想的「東方大港」地圖,位置選定杭州灣乍浦正南方。他還想到,可以在當時還是荒村的浦東,創造一個全新的市鎮。
似曾相識孫中山
嘿!這是不是有點耳熟?
再過一個多月,青藏鐵路即將浩浩蕩蕩通車,終點站正是中國大陸最後才通鐵路的西藏首府拉薩。那個他辭世後六十五年之間始終荒蕪的浦東,在鄧小平開發浦東市鎮的一聲令下,已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最耀眼、最奢華的國際大都會樣板。「全新的市鎮」,超出孫中山當時的想像。
而位於浙江省杭州灣內、歸上海管轄的洋山深水港,去年十二月開港,上海擠下新加坡,成為全世界貨運量最大的港口。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今年四月結束兩岸經貿論壇,特地南下參觀洋山港,還感嘆這是,「實現了中山先生建設東方大港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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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孫中山在遺囑上明明白白交代同志,要依照他的《建國方略》,「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只是,這個國民黨總理一手設計、創造的建國藍圖,卻是由共產黨製造、交貨。
歷史學家王曉波在《孫中山思想研究》一書中點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定調的發展政策,走的正是孫中山的路線。中國近年來熱火朝天的各項重大建設工程,所參考的範本,也是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中專談物質建設的《實業計劃》。
圖書館裡和實業計劃相遇
小小一條香山路在人車雜沓的上海鬧區,顯出獨特的寧謐氣質。早春的夕陽斜斜照進這棟漂亮的法式洋房,呼吸裡通透著淡爽的茉莉花香。
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就住在這間法租界的深灰色寓所,改組國民黨、醞釀國共合作,並且完成他最重要的著作《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
一九一二年二月,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讓位袁世凱,並在同年九月接受袁世凱任命,出任鐵路督辦,積極構思建設中國的各種方案,並透過國際資金與技術,共同發展中國實業。
一九一九年,他發表了用英文撰寫的《實業計劃》,書名就是「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實業計劃》由六大計劃、三十三個部份組成。孫中山認為,發展交通是實業的利器,尤其重要的是修築鐵公路、疏濬運河水道、開闢商港。他擬定十年內修建鐵路十六萬公里、「碎石路」一百六十萬公里,以及包括北東南三大港口在內的三十一個港口。
這本規模龐大的現代化建設藍圖完成之後,幾乎是空躺在圖書館裡乏人聞問。直到八○年代,改革開放列車壓境,擎舉「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大纛,中國大陸的政府領導、經濟專家們,終於在孫中山的創造中找到了製造的靈感。
已故海峽交流基金會會長汪道涵八○年代任職上海市長時,就加入各種規劃方案的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文,正是在這個時候,在圖書館裡「發現了孫中山」。
身兼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研究專家的楊建文坦言,經歷文革淘洗的經濟專家學者,缺乏建設、規劃的相關專業知識,對於任何能夠快速建設發展的理論,都願意生吞活剝。孫中山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建設計劃,正好啟發他們對中國的想像。
《實業計劃》不僅是都市規劃學者的案上參考書,還是許多政府領導人發展建設時必抬出來護航的「聖經」。中國大陸網路上還曾經出現書店應該「撤下《毛語錄》,改放《建國方略》」的建議。
套句話說,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是中國大陸翻天覆地的建設工程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
建設聖經
就以「十一五規劃」期間(二○○一至二○○五年),中共中央大力推動四項名為世紀工程的專案--南水北調、西氣東輸、三峽工程和青藏鐵路--為例,除了西氣東輸無直接關連,南水北調間接相關之外,其餘兩項都白紙黑字出現在《實業計劃》裡。三峽大壩工程出自第二計劃第四部,孫中山說三峽可以建一個水閘,攔住長江水,使得船得以泝流而行,並開發水力;至於青藏鐵路,則源於第四計劃第五部「高原鐵路系統」。
中國第一條跨海鐵路粵海鐵路(廣東湛江到海南島海口),照著第三計劃第三部的西南鐵路系統走;中國第一條由官方(溫州市政府)和民間(南懷瑾)合資興建的金溫鐵路(金華到溫州),所本的是第四計劃第二部的東南鐵路系統。已經納入「十一五規劃」的蘭渝(蘭州至重慶)鐵路,跟《實業計劃》第四計劃第一部的中央鐵路系統如出一轍。
孫中山還主張,有豐富礦產的四川、乃至整個西南地區,需要一個出海港將資源送出去。他看中的不是長江下游的港口,而是拉一條長一萬一千公里的西南鐵路,向南連接到南方大港廣州出海。
直到今天,四川和廣東已達成協議,四川的貨物要從深圳或廣州港裝箱出海。
引述孫中山、為自己的建設方案加持,蔚為時尚。
《實業計劃》已然是建設地方少不了的那本聖經。既然是聖經,如果引用錯了,也不會有人太在意。
像是武漢夸夸其言的「東方芝加哥」,孫中山在書上只說,「為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
搶認孫中山不但成為一種奇觀,甚至還鬧出雙包、三包的爭議。
撇開洋山港,寧波港自認才是正版東方大港;儘管不在杭州灣,而是遠在江蘇、山東交界的黃海海灣,連雲港市委書記王建華對外仍然再三強調,孫中山要把連雲港建設成「東方大港」。
面對言必稱《實業計劃》的孫中山現象,掌發展規劃大計的國務院發改委規劃副司長楊偉民並不以為意,直說這「也許是巧合」。中國的自然條件並沒有多大改變,現代工程建設和孫中山的想法若合符節,本來就很正常。
在《實業計劃》的自序中,孫中山焦心地說,中國存亡的關鍵,就在發展實業,「吾國人欲有此智識,則當讀此書,尤當熟讀此書。」詭異的是,這本書明明在書店絕跡、絕版,卻不斷在中共幹部洋洋灑灑的計劃書上,繼續暢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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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方略 1917至1919年,孙中山倾其毕生学力著《建国方略》,系统地抒发自己的建国宏愿和构想。《建国方略》由《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篇构成。《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出版于1917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教育国民怎样去行使民权;《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中国国际发展(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发表于1919年6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是“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孙文学说》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阐述心理建设的任务。
(一)心理建设方略
孙中山称“孙文学说”即《行易知难》为“心理建设方略”,并置于全部方略之首,足见其重要性。从行文上看,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似乎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但他却把它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建设方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的这种含义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分析这个理论的结构性。综观“行易知难”说,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不仅痛斥了“知易行难”观念,而且也批评了“知行合一”理论。他主张,知和行是可以分离的,他的“行易知难”说在理论结构上由“行易”说和“知难”说构成,两者在“心理建设方略”中各有侧重,但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有机结合为一体。
(1)“行易”说
推翻满清政府,创建民国后,孙中山满以为从此可以乘势而进,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各种革命和建设宏志,让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事与愿违,建设事业无从谈起,人民生活甚至不如清朝专制时期。这与他发动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孙中山认为,除去他个人的能力有限外,主要是革命党内思想不一,人心分裂,对他所提出的革命的最终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说,真是想不到呀,革命刚刚成功,党内的同志马上就出现了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说什么提出的理想太高了啊,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啊,……不一而足,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对于革命的宗旨、革命的方略失去了信心,不再努力去实行了。他认为,这种消极、悲观心理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革命成功了同志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因为同志们在思想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革命意志消沉、颓废了。
那么,这种重大的错误思想究竟是什么?答案是:“知易行难”的观念。孙中山说,这个观念数千年来就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心中,能够迷惑亿万人民的心,其流毒之烈,可以亡国灭种。他的全盘建设计划,一一都被这种错误观念所打消。他气愤地说:“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在孙中山看来,心是人世间万事的本源,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归之于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人心的振作或萎靡,如果人的心里相信事情可行,则移山填海的难事也能够办得到;相反,如果人的心里不信事情可行,那么即使是反掌折枝这样易做的事也无收效的时候。革命党人的心理从一开始就被“知易行难”的观念所俘获,认为孙中山所提出的建国理想太高,视之如空言,于是放弃了建设的责任,造成建设的失败局面。所以,孙中山决心著书立说,以破此心理大敌,让革命同志走出迷茫,不再把他的建国理想视为空谈,而于实践中努力实现之。
为了破除顽固的“知易行难”观念,孙中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易知难”的命题,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进行充分的论证。他指出,“知易行难”观念颠倒是非,以难为易,以易为难,违背真理;其危害性在于,如果有人为此观念所误导,则顿生畏难之心,不敢有所作为了。它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的危害性则在于,大多数革命党人误信了此观念,对贯彻他所提出的建设策略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敢实行。
在“行易知难”中,孙中山显然强调了“行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知难”说恰恰是为了有力地论证他的“行易”说的。他认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的进化,应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由野蛮到文明,属于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到更高级的文明,属于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然科学产生以后,属于知而后行时期。与一直流行着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相反,孙中山认为,即使在科学昌盛的时期,也并非“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分离的。因为自然科学越发展,则一个人的知与行就相隔越远,不只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使同为一知一行,若从经济学的社会分工原理来看,也是分为知者和行者。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曾出现过大禹治黄河、秦皇筑长城的伟大壮举。可是后世误信“知易行难”观念,虽有先知先觉者的发明创造,那些后知后觉者却总是以“行难”为借口,不但不去仿效推行,反而视真知为空谈不可行,白白失去了机会。
孙中山强调“行易”,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人民破除对“知易行难”的迷信,勇于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大胆地闯,一言以蔽之,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例如,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大事,就成于“行易”的冒险精神。“是故日本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而中国的变法,却深受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总是必先求知而后行,由于知不能得,所以永无成行;或者既有知却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而不敢行。当然,孙中山并非一味地偏执于不知而行,他明确指出,在科学时代,能知能行,知之应更易行之。关键是敢不敢行的问题,也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对于如何建国他已经构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方略了,心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抛弃“知易行难”观念,确立“行易知难”的新观念,转变畏首畏尾的社会心理,摈弃思想中的陈腐东西,克服行动上的畏难心理,鼓起斗志,敢于实践由他所创立的这整套建国方略。
(2)“知难”说
上文提及,孙中山用了“十事”来论证“知难”。例如饮食,他说,这是一件极为寻常、极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极其重要而不可一日或缺的事情。它甚至是一切人类、动物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然而,芸芸众生中,又能有几人知道其中的学理呢?不只是普通的人不能知道,即便是那些专心致志研究饮食的生理学家、医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至今已数百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人能够穷其道理。又如用电,在城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一种无线电报被发明出来后,很快就会风行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电学理论呢?电学史表明,费了一百多年的工夫,竭尽了无数学者的才智,各人贡献一点智慧,才得成全现今的无线电知识。任何事情,都是直到知识真确,学理充满,然后依据它们制造出器具,则无所困难了;器具制成以后,使用它们,则更无困难了。所以,孙中山认为,一般地说,学识的难关一过,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所以是“知难”而“行易”。
孙中山提出“知难”,绝不是他主张放弃求知。众所周知,孙中山游学海外数十年,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颇有研究,深知西方列强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兴国之道。科学就是最高级的“知”。孙中山指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就中华民国的建设而言,孙中山已根据世界进化的潮流,依照各国已行之有效的先例,经过几十年反复研究、思考,缜密设计出了一整套方略。他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决心循此计划而行,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之林。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行易知难”说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建设方略的意义。
孙中山的“知难”说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奋发学习,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几千年来深受“知易行难”观念的误导,往往忽略作为文明的特质的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待一切事情,仅停留于实用,而不深究其学理根源,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孙中山特别列举了中国在逻辑学、经济学、建筑学、电学、化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匮乏与落后状况。他认为,文明进化有赖于发明家、传播家和实行家。发明家即为科学家,属于先知先觉者;传播家即为仿效家,属于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为苦力,属于不知不觉者。中国不愁没有实行家,却苦恼于无发明家。在中国,人们并不尊重发明家,反而崇拜实行家。例如在化学方面,中国人非常崇拜三家村的豆腐公,而不屑于巴斯德的化学成就;在医学方面,中国人十分推崇蜾蠃这样的蜂虫,而不重视发明麻醉药的名医。由此造成广大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十分低下。很显然,科学文化素质如此低下的国民难以担负起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孙中山提出,新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孙中山视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他经常说:“学者,国之本也。” 他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对“惟坚船利炮是务”、“舍本而图末”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效仿的西方列强的治国方法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而在这四者当中,首要的在于陶冶人才。孙中山早年在多种场合都告诫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民国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人才,必须大力兴办学校,培养各类急需的人才。例如,他鼓励留学,利用国外条件快出人才。1912年2月24日在令教育部核办由美国赔款项下给予官费留学美国的文件中,他写道:“民国新建,奖励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 1912年12月27日,在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孙中山赞扬了松江女校在培养人才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还强调:“以世界大势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
[孙中山重视教育] 自民国起义以来,教育机关一时停歇,校舍用作为兵营,学生被编入行伍。因此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归还学校在战争期间被军队所占用的校舍及财产。1912年2月10日,安徽省池县小学向临时总统府呈报,该小学遭到一些军人的破坏和蹂躏,财物受损失。孙中山接到报告后马上批示:彻底追究查办,以肃军纪。时隔数日,据当时的教育部门反映,在全国范围内,多处学堂局所及充公房屋等处,均被军队驻扎,所有房屋、器物、书籍、仪器等,多遭焚毁搬取,损失巨大。教育部曾派员分路调查,但屡次遭到当地驻军的阻碍。接到这个报告后,孙中山立即下令陆军内务两部会同教育部速派人员,前往各处调查,妥善处理。
由于承认和主张“知难”,因此孙中山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显然是快速复兴中华的必由之路。西方列强花费了二、三百年的功夫去发展、应用科学技术,才有今日的物质文明水平,假如我们中国采来就用,岂不便宜快捷。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明治维新后不足4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泱泱大国,对外开放,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强大起来。所以,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炼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
(二)物质建设方略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可是,如何才能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从而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孙中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因为各参战国,特别是西方列强都要恢复经济,它们需要为在战争中制造出的大规模的机器设备寻找销售市场,为由战争而组织起来的大量人力谋求工作之所。而新生的中华民国恰好能够满足它们的这些需求,为它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正需要大量的机器来开发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建造工厂,扩张运输业,发展公共事业。而西方列强的那些军用物资完全可以转为民用。这样,既开发了中国的资源,繁荣了中国的经济,又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开辟了新的巨大市场,使它们从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萧条中恢复过来。因此,孙中山认为,他所构思的实业计划是面向世界的,同时通过借助国际力量来发展中国,最终解决世界的军事战争、商业战争和阶级战争三大问题,推动世界的和平和文明发展。这样,中国问题的祸根———贫穷落后也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他说:“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在这一建设方略中,孙中山特别突出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积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另外,开发中国的实业,可以采取个人企业和国家经营两种方式进行。凡较之于国家经营更适当的实业,应采取个人企业的方式进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而那些不能交由个个企业经营的,譬如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则应由国家经营。同时,开发中国的实业,还应遵循如下四条原则:第一,必须选择最有利的途径吸引外资;第二,必须满足国民最迫切的需要;第三,必须是阻力最小;第四,必须选择最适宜的地理位置。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构成。
第一计划:这一计划的中心在于建造北方大港。该港选择在渤海湾,即大沽口、秦皇岛的中间,青河口与滦河口之间,沿大沽口、秦皇岛间海岸岬角上。其优势是渤海湾中最近的深水点,冬天里不结冰,无河流淤泥之患,能与北部、中部内地水路相连,居于中国最大的盐产区。以北方大港为起点建设西北铁路系统,该系统由八线组成,自东而西、由南而北,延展于整个中国的东北、北方、西北大地上,远至边陲。若是修成西北铁路系统并与西伯利亚的铁路相联络,北方大港则成为中亚、中央西伯利亚最近的海港。待修建好西北铁路系统后,一是可以移民蒙古和新疆,开发那里的大片无人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的人口;二是可以开采河北和山西的煤铁矿,兴建大型钢铁厂。
第二计划:这一计划的中心在于建造东方大港。孙中山计划,该港的建造地址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选择在杭州湾,位于乍浦岬和澉浦岬之间。在此建港的优势,一是杭州湾中最深的部分,达40米左右,可以停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货轮;二是无河流淤泥之患;三是属于未开发地区,一切城市规划及交通计划都可以用最新的方法建造,发展实业有充分的自由,其周围地域广阔,土地廉价,为城市的未来扩展提供了美好的前景。此外,此港还与内河、运河、湖泊水系以及铁路系统联络比较便利。因此,孙中山相信,如果此港开发得当,不出多年就能超过上海而跃居为中国东方第一大商务中心的地位。另一种方案是选择在上海。上海在孙中山的整个建国方略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在上海建造东方大港的最大问题是长江的砂泥淤塞问题。如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上海能被建造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因此,采用这一方案,对长江水系的改良以及在上海外围开河疏沙,最为关键。至于如何整治长江,孙中山又提出了周详的计划,从海上深水线起,经黄浦江合流点、江阴、芜湖,一直到汉口,各段都有相应的整治措施,或收窄河口,或筑堤,或填充,或改道,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在改良长江水系的同时,进行内河商埠的建设,包括镇江、南京、浦口、芜湖、安庆、鄱阳港和武汉等。江南属于水乡,因地制宜,开发水路交通十分重要。因此在这一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对包括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水路系统,以及长江上游水路系统等在内的水路系统的改良,使江南商埠相互贯通,联为一体。筑堤、建设港口和城市,需要大量钢铁和水泥,而自镇江往西而上,长江两岸都有丰富的石灰石和煤矿,是制造水泥的重要原料。因此,孙中山在这一计划中特别提出在长江沿岸建造一批大型水泥厂,以满足建设的需要。
第三计划:这一计划的中心在于建设一个南方大港。建港的地址应选在广州。广州位于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河的会合点,是中国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盛产大米、水果、蚕丝,人口稠密,历史悠久,文化先进,商业发达。自近代以来,广州就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头等海港和商务中心,也是太平洋最大的都市和亚洲的商务中心。但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广州的国际地位被香港所取代,但它仍然不失为中国南部的商业中心。以世界海港而论,广州居于最便利的地位。如果西南铁路系统建成,它则能够成为中国南方海陆交通的枢纽。孙中山很关心广州港的人文环境建设,他说,广州的附近风景美丽动人,有大海、高山和广大的平地,珠江的北岸有美丽的山脉,其谷地冬天可以避寒,其山巅夏天可以避暑,如果把广州建成一座花园都市,再加上爽心悦目的园林,真可谓是一个人间的天堂。建设广州港需要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包括改良广州河汊、西江、北江和东江。
孙中山提出,改良广州水路系统需要解决相互关联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防止水灾,二是便利航行。在广州河汊,水灾主要是由于西南下游北江正流的淤塞引起,所以在那里应疏浚河道,将自清远至海一段,一律浚深。救治西江,同样需要浚深、扩宽河道,除去中流暗礁和沙洲。这样,在解决防止水灾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航行问题。
自古以来,西江水路就是中国南方的重要交通要道。较大的船只能够从广州直达梧州,较小的船只还能直抵南宁。从航行考虑,孙中山把西江水路的改良工程细分为四段:自三水至梧州,自梧州至柳江口,北支由梧州至桂林以上,南支自浔州至南宁。这条水路落差较大,要提高航运吨位,则需要在各段建筑堰闸,以利航行。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广西、贵州、四川、云南以及广东和湖南两省的一部分,面积广大,人口过亿,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都十分丰富,因此,在这一地区大有开发铁路的机会。应由广州起,向各重要城市、矿产地开辟铁路线,使它们都与南方大港相连。
西南铁路系统由七线组成,形成一个扇形的铁路网:一是自广州经湖南至重庆,二是自广州经湖南、贵州至重庆,三是自广州经桂林、泸州至成都,四是自广州经梧州、叙府至成都,五是自广州经云南大理至缅甸边界,六是广州思茅线,七是自广州经钦州至东兴。在这第三计划中,孙中山设想建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除了三个世界大港外,还包括营口、海州、福州和钦州等四个二等港,葫芦岛、黄河港、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等九个三等港,以及安东、海洋岛、秦皇岛、龙口、石岛湾、新洋港、吕四港、长涂港、石浦、福宁、湄州港、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等十五个渔业港。他还提出,要建设这么多的沿海商务中心和渔业港,以及沿河商埠,必须在这些商埠及海港城市创立大量造船厂。
第四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开发中国的交通事业,建立比较完备的铁路运输体系。它包括: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创立客货列车制造厂。中央铁路系统,拟以北方大港和东方大港为终点站,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兴建24条铁路线,全长约16600英里,其效益范围覆盖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之成为中国铁路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东南铁路系统纵横布列于以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之间的海岸线为一底边,以上海至重庆线、广州至重庆线为另外两底边构成的一个三角形上,长约9000英里,覆盖了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的部分。这个三角形地区的农矿产物丰富,人口稠密,这个铁路系统建成后,必定能够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东北铁路系统包括东北各省及蒙古、河北省,建成后成蜘蛛网状,全长约9000英里。东北各省土地肥沃,盛产大豆,有丰富的森林、煤矿、金矿资源,日本殖民此地以来,修建铁路,疯狂掠夺。中国西北地区尚未开发,交通十分不便,孙中山计划的西北铁路系统覆盖了蒙古、新疆和甘肃省的一部分。
在第一计划中,孙中山曾论及过此铁路系统的建设,约有7000英里,但他认为这还不够,需要再扩建18条线,全长约16000英里。高原铁路系统分布在西藏、青海以及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方,全长约11000英里。这些地区富有贵金属如金矿、铜矿,以及农产和牧场,但都有待开发。然而这些地区都是高山峻岭,兴建铁路异常困难,工程浩大,费用极高。所以,孙中山提出,高原铁路系统的建设工程应当在其他部分铁路完成之后,国力增强了才能动工。以上铁路系统,如果全部建成,将达10万英里长,需要大量的客货列车,因此必须创立客货列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前面四种计划所解决的是中国的关键和根本工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解决以后,其他多种工业都自然会几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港口、城市、交通建设,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工资将会增高,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必需品及享受品的价格上涨。解决民生问题的目的在于,既能使多数中国人有工作、得到较高的工资,又能得到较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享受品,减低生活费用。所以,除了发达中国的港口和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工业外,还必须发展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必需品。人民的物质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此外,孙中山还把印刷也包括进去。
因此,他提出五个方面的工业建设计划: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和印刷。在粮食工业中,又包括测量农地,设立农业用具制造厂,食物贮藏与运输,食物制作与保存,食物分配与输出等;衣服工业包括丝、麻、棉、毛、皮革工业和制衣机器工业。居室工业包括居室建筑材料的生产及运输,居室的建筑,家具制造,水、电、燃料、电话等家用物的生产与供给等。行动工业包括自行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的制造和公路建设等。印刷工业包括在各大中城市设立印刷厂、造纸厂和印刷机器厂等。在这第五计划中,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因为欧美国家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现代化工业的建设,现在中国想要在短期内追上他们,则必须借用他们的资本、机器和技术。
第六计划:发达中国的矿业。孙中山提出,矿业是工业的根本。因为,建设港口城市,铺设铁路,建立工厂,都需要机器;而制造机器又需要大量钢铁,这就必须依靠强大的矿业来支撑。“故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无矿业则无机器,无机器则无工业。所以,矿业是现代物质文明和经济进步的根基。中国矿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矿业包括:铁矿业、煤矿业、油矿业、铜矿业、特种矿的开采业、矿业机器制造业以及设立冶矿机器厂。在近代工业中,最重要的原料是钢铁。中国的铁矿资源丰富,河北、山西、沿长江一带的各省、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都以铁矿著名,此外,四川、云南的铁矿也颇丰,宜于建立铁矿厂和炼铁厂。中国煤矿巨丰,已被开采的,皮毛而已。宜先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岸、河岸各矿区开采,内地次之。四川、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已发现有油源,虽然贮藏量还需进一步测量,但应试着去开采,不能总是依赖进口。中国的铜矿分布于四川、云南和长江一带,以往开采铜仅用于铸造钱币,而当中国工业发达起来后,工业用铜量会成百倍增加。特种矿如金矿、锡矿、玉矿,中国的贮藏量也十分丰富。现已开采的仅是矿中的浅层,大有潜力可挖。以上各种矿物资源的开采,都应当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可以采取公办和私营的方式。为了开采各种矿物质,需要建立矿业机械厂制造各种矿业器具和机械,以供给矿业使用。与矿业配套工程,就是建立矿物冶炼厂。各种冶炼厂应设立于相应矿区,以便于各种金属得到冶炼。
(三)社会建设方略
孙中山看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然而,中国有如此优越的历史、人文、自然条件,而当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进入兴旺发达的时候,却为什么反而落伍了呢?他的结论是:人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人民的力量没有团结起来。
这种状况,寻根问底,是由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在长达几百年的清朝统治时期,统治者禁止集会,大兴文字狱,压制言论。人民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都被剥夺殆尽。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了民国政府。那么,什么叫做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曾对“民国”这样来描述:“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因此,民国的本质是民权。即,人民享有“四权”,一是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力,二是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力,三是制定法案的权力,四是复决法案的权力。这就为人民的团结奠定了基础。
然而,此四种民权如何才能发达起来呢?孙中山认为,这应该从凝聚人心、凝聚全体民众的力量开始。而要做到这点,又非由集会结社开始不可。所以,集会是发达民权的第一步。可是,由于几百年来的满清暴力专制,中国人民被禁锢集会,集会的天性几乎丧失殆尽了,以至于集会的原则、集会的条理、集会的习惯、集会的经验,都已荡然无存了。因此,在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集会变成了乌合,毫无章法可言。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起了民国政府,广大人民翻身当国家的主人了。而值此需要人民履行国家主人的权力时,人民却显得手足无措。不过,孙中山坚信,既然民国之名已定,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民权最终还是能够建设发达起来的。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国犹如人。一个初生的婴儿,一天也不能行走一步;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建造,哪能一步登天啊?一个人在孩提时学习行走,都要有保姆来教;一个国家的民权建设,刚一开始时,也是如此。《民权初步》这本书是要教中国人学会行使民权的初步方法。“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孙中山把《民权初步》作为“社会建设方略”,旨在培育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具体贯彻他的民权主义思想。
《民权初步》共分5卷20章158节,内容很丰富。这五卷分别是: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的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这本书层次分明,语言流畅,通俗易懂,还设计了大量的案例,供学习者操练。
(1)结会
什么叫会议?孙中山说,三人以上按一定规则研究、解决某项问题的活动,就叫做会议。会议可分为三种:一是临时集会;二是委员会;三是永久结会。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都可归于临时性集会;第一种和第三种是独立团体,第二种为附属团体。任何集会都必须有规则,有其组织机构、会议秩序,永久结会还要有章程。
临时集会的组织法可以概括如下:首先,要通过一定方式召集会议。其次,开会应有秩序,选举会议主席、会议秘书等。再次,选举也有章法,通过提名候选人予以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委员会的组织法与此相同。
每次会议都要循序而行,做到井井有条。一是宣布会议纪律,二是宣读会议要旨、议程,三是报告、议事、或选举,最后散会。
(2)动议与表决
孙中山说,会场里,每做一事,都需要经过三道手续:一是动议,二是讨论,三是表决。所谓动议,就是对于某件事的处理的提案。要想使提案合法化,必须有正式的动议。随意谈话或随意发表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和约束力。会员(正式参会者)提出一项动议,首先要由会议主席确认其会员身份,获得发言权或地位,然后才能向会议主席提出动议。接着,会议主席向会议复述这个动议,并提交会议讨论和表决。动议可以有附和,但也可不必。除特别提案,会议主席可不待附和而直接提交到会上讨论。动议提出后,则不能再收回了。因为,该项动议被会议主席接受并向大会复述之后,它就不再仅是提动议的本人,而属于全体与会者。如果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动议,即否决此动议,便是肯定彼动议,这叫“对等动议”。对于对等动议,会议表决其中一项就可以了。
一项动议被提出来后,经会议主席接受并复述后,与会人员便可进行讨论。这时候,会议主席的职责就是使这个动议得到充分、公平的讨论,使每一个会员有同等的权利参与这个讨论。所谓讨论,乃是指包括对于问题的一切评论,无论是反对的,还是赞同的。凡是会员,对于当前的动议都有讨论的权利,可以抒发己见,畅所欲言。而当动议一旦提交表决,则讨论终止,会议进入表决阶段。在讨论时,一要井然有序,轮流发言;二要掌握时间,讲究效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冗长的发言;三要平等、谦逊、友恭、相互尊重,辩驳言论做到诚实、适当,用公平之道,简明扼要。当然,如果有会员觉得讨论的时间过长,想立即表决,也可提出停止讨论的动议。这样,停止讨论的动议又进入上述的各道手续。不过,这一动议不能与正在讨论的动议相提并论,它只属于“附属动议”。如果讨论的效果不佳,会员还可提出其他动议,如可动议散会,可动议休息,可动议定时开下期会议时再议,还可动议搁置本议题,动议修正本议题,等等。
讨论终结后,便进入对动议的表决阶段。表决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口说法、举手法、起立法、点名法等等。但鼓掌不宜用于表决。因为,这种方法容易造成混乱。清点表决的票数后,由会议主席最后裁决。如果出现同数,即赞成票与反对票相等时,则动议取消,因为动议未过半数。
按一般常例,一项动议一经表决之后,要么通过,要么取消,事情就算过去了。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在一项动议表决之后,有的会员想推翻表决,提出复议,这叫做复议动议。这个动议若成功,则表示表决无效了,整个情况又回复到表决之前的样子。如果这个动议失败,则证明了之前的表决具有效力,不许再有异议。在开会期间,得胜方和失败方均可提出复议。但会议结束后,复议只能由得胜方提出,而不能由失败方提出,这样可以杜绝失败方钻空子。失败方若想提出复议,必须说服得胜方人员,再由得胜方人员提出。一般的问题经充分的讨论、公平的表决,一次就足够了。唯独有特别重大的理由,才会提出复议。这样的限制,可以避免没完没了地提出复议。
(3)修正案
凡动议都可以改变,或者增减某些词句,甚至于完全改变原来的动议,其改变的方式及改变程序,叫做“修正”。修正的意义在于改正、完善原来的提案。修正案所拟修正的东西必须与本题有关。所修正者,无论如何冲突,如果与本题无关,则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如果是另立题目,则属于与本题毫无关系,会议主席有权制止它,不予理会。另外,修正案也不能过于琐碎、愚蠢。当某一修正案提出来后,当先议修正案并表决,然后再从事修正本题。例如,某会员向会议主席提出动议的某一字句应当修改,会议主席将这一提案提交给会众,进行讨论、表决,通过后,再进入对这一字句的修正。一种修正案提出后,会有人提出对修正案的修正案,即对修正案再加以修正。这叫做“第二修正案”,而此前的修正案则叫“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是对于本题的修正,第二修正案是对于修正案的修正,并由此及于本题,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时候,解决的次序当从第二修正案开始,即进行三重表决:先表决第二修正案,然后表决第一修正案,最后表决本题。在一次会上,提出第二修正案已为极端,不能再有第三修正案了,否则没完没了,必然造成混乱。但在一次会议以后,即在一个修正案表决之后,无论是通过或是被取消,其他修正案都可以再提出来,由此而对此前的修正案再行修正。当然,对于一个本题,可能会提出多个修正案。此时,会议主席可以有条不紊,一一讨论它们。动议者也可以见机行事,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修正案。
(4)动议的顺序
在这里,“顺序”是指处理动议的程序。按惯例,凡动议的顺序都是以提出的先后来定。也就是说,凡是先提出来的动议,都得先讨论,先表决。独立动议的情况就是如此。所谓独立动议,即是指某一动议与其他动议无关,其效果是将一个新的问题提交于会议。在会议上,一个独立动议解决之后,其他动议才能被接纳讨论。
但是,有一种动议却在上述惯例之外,即附属动议。所谓附属动议,是指对正在讨论的动议提出停止讨论等的动议,它附属于独立动议之下,使之改变方式,或改变情状。它可提出于其他动议正在讨论当中而未解决的时候。附属动议必须在独立动议的上面施展其效力。在附属动议中,也有顺序问题,该先处理的虽然可能提出在后,也得先行处理。
附属动议有七种,它们的顺序等级如下:1.散会动议;2.搁置动议;3.停止讨论动议;4.延期动议;5.付委动议;6.修正动议;7.无限期延期动议。凡是属于这些动议的,都必须在本题之前先行解决。即如果当本题正在讨论之时,有人提出了上述附属动议之一,就应当立即间断本题的讨论,先从事于讨论附属动议,待这个附属动议表决以后,再从事于所变动了的本题的讨论。在讨论本题时,假若有两人先后各自提出一个附属动议,那被提出虽然在后,但如果其顺序等级是在前,便可即时讨论;而如果顺序等级在后,则不允许。例如,正在讨论某一独立动议,突然有人提出延期动议,此时,允许提出散会动议、搁置动议及停止讨论动议,而不允许提出付委动议、修正动议及无限期延期动议。
(5)权宜及秩序问题
凡集会都应按一定的规矩进行,做到有条不紊,一切问题都应由正式动议提出来。但有时候,事件的发生却出乎常规,在没有新的动议时就出现了。对新出现的事件,尤其是一切紧急的事情,必须立刻应对,应对的方式,叫做所谓权宜问题或秩序问题。这些问题不属于动议,却在各动议顺序之前,无时不在秩序之中,能够间断一切事件,而成为首要讨论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被解决之后,原来议论的事情才能重新恢复议论。所以,权宜问题凌驾于一切顺序之上。
因此,权宜问题是有关于议程之外的事件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这种问题的产生,经常是由于关系到全体会议自身的权利,或个人自身的权利。例如,在美国元老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次,当元老们正在开秘密会议时,怀疑有人在窃听,这侵犯了元老院秘密会议的权利。于是,一位元老提出权宜问题,要求设法查出窃听者,并驱逐之。其他例子,如会堂里的灯光忽然熄灭,有人擅自闯入搅乱会场秩序,有会员突然得病需要急救,有会员因情绪而大闹会场,等等。总之,凡意外的事件,如果必须应对,都叫权宜问题。
秩序问题,即因破坏会议秩序而产生的问题。例如议论离题,动议不符合其顺序,出现人身攻击,破坏会议规则,等等。因此,秩序问题与当时正在议论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维护会议秩序是会议主席的第一要务。有会员破坏会议秩序时,会议主席应当立即予以纠正。当出现秩序问题时,在议的问题即被打断,直至解决秩序问题后,再恢复进行。秩序问题在被解决后,事过境迁,不需再提了。
这样,动议的顺序,就要在原来的七种动议的顺序之前再加上权宜问题和秩序问题,可概括如下:1. 权宜问题;2. 秩序问题;3. 散会动议;4. 搁置动议;5. 停止讨论动议;6. 延期动议;7. 付委动议;8. 修正动议;9. 无限期延期动议。
以上就是孙中山《民权初步》的梗概。孙中山强调:凡是想担负国民的责任的人,不可不习练此书;凡是想凝聚人心、组织人民力量的人,也不可不熟习此书;应该将此书传遍全国,使它成为每一个国家公民的一种普通的常识。孙中山通过对会议规则不厌其烦的详细叙述和解释,所要强调的实质上是程序民主的问题。在民主制度的实施中,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把民主比作一个陀螺的话,程序就是抽动陀螺旋转的鞭子,没有鞭子的抽引,陀螺即会倒下,陀螺也不成其为陀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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