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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中国人与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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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 12:01: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以为历史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


  谁是中国人

  三重认同尺度:国籍、种族、文化。

  现代世界,国籍以疆域为限,却已不以原住民为限。人口流动频率愈来愈高,迫使众多国家承认取得本国公民权,即为本国人,而公民权仅赋予连续在本国居住满若干年者,有的还与资产挂钩,所谓投资移民,还有承认双重国籍者。

  同样,现代世界已罕有单一种族或民族的国家。中国便居住着五十六个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经民族认同的族群,如苦聪人等)。种族已不限于同一基因群的族类,而民族的组成因素更复杂,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否则,“中华民族”的界定将成问题。

  因而,谁是中国人,如同谁是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一样,在现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问题。文化认同涵泳着复杂的因素。

  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汉族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华夏族。早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汉流域的楚人,已否认自己是当时“中国”的华夏族。但黄土高原的华夏族,早先也非同族。

  清末章太炎著《序种姓》,上篇主要考察古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纪胡汉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华夏的族源,(2)华夏的族群结构,(3)华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组等。他利用中外文献研究,认为华夏族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是经过几千乃至上万年形成的“历史民族”。论证未必正确,思路值得参照。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斯年著《夷夏东西说》,应用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从中国古文献的矛盾陈述中间,清理出一种说法,以为古华夏族实由东夷和西夏两大族类不断冲突、征服而同化的结果。黄土高原诸族依仗武力征服东方诸夷族,又不断吸收改造齐鲁等先进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与孙吴以后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对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演化过程。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汉族也如此。古华夏族不断与“四裔”同化。统一六国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汉统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如今中国各少数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彝苗瑶等族,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区别为不同族类的。

  因而,民族区别,更多体现于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的一统民族

  辛亥革命宣称五族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获得原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为世所共认。

  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当然也是近代才有严格意义的界定。全球不少区域都拥有古老文明,也许除了中国,没有一种古老文明不曾中断,或者说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现代文明,如美澳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即如中华文明,也是连续中有间断,一统中有差异。

  综合既往学者研究,以下见解可供文化认同参照:(1)凡民国以来,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2)多民族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3)一切文化,都涵泳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结构,二者交叉映现的是心理结构。(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庙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属于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艺术形式及其映现的精神也一样。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态,例如佛教的禅宗道场,可谓传统士大夫对佛学认同的物化形态,而喇嘛教寺院,则是藏蒙诸族改造过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态。(5)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属于统一整体的分别反映(周谷城尤强调此点)。即如汉族,也同样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结的纽带唯有政体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说吃喝住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乃至不同职业,都有大小明晦的差异,难以强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认所有区域、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都是中华文化的异彩,所谓“摩尼(珠宝)见光,随见异色”,不可说文化认同只能认同于单一的、人为的观念形态。(7)文化差异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所有中国疆域内的文化形态,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对于其他国族,当然是自成系统的统一整体。以往所谓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比较,不仅否认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宣扬所谓汉族中心论(在内部是大汉族主义),而且否认汉文化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中的时空差异,乃至将都城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汉族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特色。(8)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体系,内部求同存异,外部吐故纳新,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义。新儒学反其道而行之,“以我为中心”,并欲以朱熹式理学为中心,决非文化认同导向。

  历史的中国

  假如将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为准绳,那就只能同意谭其骧的界定,中国的版图当以康熙晚期为范畴。因为到清康熙中叶(一七○○年前后),帝国的有效统治,已经北至满蒙,西包准部西藏,南东有海南、台湾诸岛,且不说四境各旧国。那时帝国疆域,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时至晚清,清朝还相继在新疆、台湾设行省。然而列强侵略引发的边疆危机同时加剧,日本强割台澎,沙俄蚕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竞相强占中国领土。于是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中国领土也似被蚕食后的秋海棠叶,仅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回眸历史的中国,可知(1)中国史的空间范围,不限于民国的疆域。(2)历史的中国,应该包括到清康熙为止的中国各族的共同历史,包括非华夏非汉族各族的国别史和王朝史。(3)即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史,大半时间也由非汉族的边疆民族主导,例如北京成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乐后二百来年外,主人都属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被史家认作正统的两宋,除战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没有人往返其地。中华文化不等于首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历史

  由前所述,可知中国史,就是历史的中国的全部历史。所谓全部,指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前,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历史,也包括中国历代与域外诸国诸族交往的过程。

  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国史。清以前,每个王朝都更改国号,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图,而且同一时代常有几个王朝并存。两宋同时并存的,就有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诸王朝。它们的历史,当然也属于中国史。

  中国史也不能简称“国史”。中国境内,即使在“大一统”时代,也常有其他国家。何况分裂时代,列国并存,你说哪国表征“中国”?即如民国,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共和国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还被迫承认晚清边疆被分割的现状,那么辽金元清列朝都纳入版图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历史的中国之外么?

  倒是十六、十七世纪相继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世界介绍国号由明改清的东亚这个帝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采用了“中国”或“中华帝国”的概念,就是说更切合历史实相。所以,还是用“中国史”概括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好。不消说,我赞同谭其骧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空间界定,应以十八世纪清朝版图为准。

  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

  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最重视历史。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不断出土,表明殷周时代,记录和保存历史,已是国家大事。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们就有连续性的编年史记录。公元前二世纪末,司马迁写了《史记》,一部陈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和已知世界的通史。

  那以后,中国的历史著作,便层出不穷。自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每个王朝,无论大小,都有专门史官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纪,由清朝政府准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国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传记和制度记述为主的大历史。

  同时,相传由孔子晚年著成的编年史《春秋》,在中世纪也被许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巨著,就是十一世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当然,中世纪还形成了其他的历史著作形式。被十八世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举的,就有十七种。其实,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书,无不是叙史式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文士,都好叙史、说史、论史,后来还发展到考史、证史。留下许多零散的笔记,或私著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著作,更多保存历史真相。

  这样的传统,必定引起权力者的警觉。秦始皇焚书,重点摧毁的就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历史记载。汉武帝迫害司马迁,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实记载皇帝父子的阴谋和迷信。东汉皇帝改变策略,命令史官到宫廷中著史,从此成为传统。当然更不放松对史官的迫害。东汉末一个宰相,坚持要杀愿像司马迁受刑著汉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留下“谤书”。

  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大乱了四百年。那时有兵就有权,但不论何族当权,只要稍微稳定,就控制修史,并严防史官出格。北齐高欢父子就是显例。也就在这期间,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馆制度,把编撰现代史变成由君主监视的政府行为。虽然纸的普及,使书写历史更容易,而权力争斗造成的言论空间,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难。

  不过隋唐统一,官方控制历史编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极重视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释历史,亲自主编《晋书》,替他夺去帝位的政变辩护。同时通过大规模编写《五代史》,完善了史馆制度,使民间史家想撰写现代史,尤其是当朝史,变得几乎不可能。

  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过程,可参看周予同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那中间的书目解题和作者小传,当初我的写作意向,就是串起来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国史学小史。

  中国人要知中国史

  历史属于人文学科。一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学科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一切涉及人类过去的学科的共同基础,范围远较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或工艺的各类学科为广。因此,如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虽然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专的前提,见树先见林,博大和精深应该相辅相成。

  有段时间,历史的范围,受权力干预,变得越来越窄。全部人类史,特别是中国历史,被化约成若干干巴巴的教条,成为贯串历史教科书的“红线”,谁有兴趣学它?有很长时间,中国史不受中学生欢迎。大学里连文学、哲学、新闻、艺术等人文学科各系,也都不愿专设中外通史课程,也许由于重复那些教条没有意思。

  效应呢?休说别人,就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也大多不知中国的过去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清末民初”并非“明末清初”。我们的媒体涉及中外历史事件和人物,频频出错,已属司空见惯浑闲事。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往古来今的历史不感兴趣,以所谓历史题材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常放不衰,就是反证。然而,历史论著虽多,却极少吸引人阅读,于是以假乱真的“戏说”式的所谓讲古作品大行其道。以前官民常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真史。如今人们则信甚么皇帝太后之类的伪史是事实。秦始皇成为爱惜刺客人材的“英雄”,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后继续长胡子,康熙祖母没死便自称“我孝庄”,残忍的独夫暴君雍正成了英明的君主,吃喝玩乐又导致举国腐化的乾隆则成为深入民间微服私访的楷模,有的高官甚至对和珅敬佩得五体投地。类似例证,不胜枚举。中国历史被糟蹋到这种程度,“以史为鉴”从何说起。

  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以为历史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日本右派“颇知历史”,首相议员不顾谴责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致当今日本青年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父祖对亚洲各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可怕的灾难。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修美国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号装载几百清教徒到达美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美国的富有、强大。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

  我常说学历史没甚么用,因为这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我也不赞同笛卡尔式的观念,将现代和传统断作两撅(参看史华慈)。现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沦丧,是反历史的。而“河殇”一派断言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同样是反历史的。

  中国历史表明,中国所以拥有全球传承最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国所以在中世纪一直居于世界文明前列,中国所以在近代世界成为域外列强争欲吞噬的“肥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未丧失过历史活力。古典的百家争鸣,儒家早已分崩离析,但它终于熬过秦汉“安宁术”的打击,因为它自居弱势,既迎合权力取向,又吸取道法墨诸派学术补充自身。结果汉代经学虽已脱胎换骨,但外表还奉荀况改造的孔子形象作为偶像,正如圣保罗新创的上帝教义还要用耶稣基督命名一样。以后中世纪经学不断迎合改变了的权力取向,毫不在乎地将佛道等教新说,纳入自身的经史表述,以致代代宗师都是假孔子。

  五四后周予同先生曾综合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见解,指出中国经学史就是假孔子的发育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重考“圣名史”,指出没有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由西汉的孔子之术,到汉晋的周孔之道,再到唐宋的孔颜之道,直到朱熹死后百年才由科举制度肯定的孔孟之道,是个观念形态接连畸变的长过程,况且从明初二祖到清雍乾二世,连朱熹也非复生前原貌,更不消说孔孟都早成仅为帝王术掩饰的文化符号。

  符号史不等于真历史。我们自幼至壮,乃至老年,非但面貌大变,行为、思维和心态也无不更改。老照片常引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不论回忆是否五味俱全,却谁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但通过回忆,深思人生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怎样从幼稚变得成熟,或由天真变成世故,甚至依然愚蠢,屡屡在类似的坑洼处跌倒。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但回顾历史,却可能使我们变得聪明。假定有一门学问,可使个人、民族、和世人,都变得比较聪明,那就是历史。

  向大学生建议习史

  中国还没有普及高等教育。十三亿人口中得入大学的,不过千分之一。因而中国大学生既属罕有,往往自视甚高,乃知自视天之骄子,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学术分工愈来愈细,学历愈高,识见愈窄。上海市民谚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但不可不承认这是对学界分工专化窄化之现状的一种讽刺。陈景润便是显例。

  比较地说,人文学者的眼界较开阔,而历史学家特别是“通人”的眼界更开阔。中国史学史表明,从秦皇汉武以来,历史学家就经常被历代统治者憎恶,尤其当他们重历史胜过重政术的时候。韩愈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受天刑”,尽管遭到柳宗元批判,但那以后千年了,到“文革”还是将“资产阶级”史学当作由头,可知历史学家的命运,总在负面。

  我曾怀疑“八亿人都是政治家”的判断,当然也认定历史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我以为,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上的精英阶层,非学点历史不可,那第一步便是学点中国史。

  理由很简单:你是人,当然应知人兽乃至动植物区别的由来;你是现代人,当然应知地球村史,所谓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是现代中国人,当然应知道今日中国的先民,怎样历尽艰辛,给今日中国各族居民,开创改变了当前生存环境和社会体制。

  从民国以来,数典忘祖和认贼作父两种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态。然而十五年来,所谓民族主义,受到权力鼓励,藉助舆论一律,似成历史传统的聚焦点。

  难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蠢举,可称民族主义吗?从满洲入关,以文化落后的征服者,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等被征服民族,的确曾以辽金元的失败史,当作历史的镜子。以满驭汉,禁止满汉通婚,宣称满文为国语,中央政权实行满汉双轨制,不容非八旗汉人染指兵权,乃至重新审定全部传统经史典籍,用权力强迫删改统治者发迹乃至其先民的历史,这都似在民国官修清史中再现。

  满清属于历史已九十四年,民国在大陆成为过去也已五十六年。按照《汉书》以来两千年的“隔代修史”传统,蒋介石退出大陆前,没有完成《清史稿》的改定,已证明这个政权非继清的“正统”。倘若驱蒋立国,时逾半个世纪,胜朝史止于残篇,居然由权力干预,耗用亿万民脂民膏,集合万千专家浅人,不顾《清史列传》《清史稿》和众多实录野史,早将满清近三百年基本史实厘清,用所谓新编清史,冲击民国史乃至国共斗争史的研究,乃至转移人们对于共和国史的视线。这现象岂非值得深思。

  介绍几本书

  历史教人聪明,读史却很辛苦。况且比较翔实、简明、可读又给人启迪的入门史著,实在少见。

  除了多半乏味的教科书,有志于了解一般中国史的同学,不妨选读这样几本书:

  (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是费正清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前完成的《中国新史》之前的一部中国通史。宋以前诸章由赖世和执笔。由蒙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章是费正清写的。他设定的读者对象为西方知识分子,却很适合我们的初学者,尤其我们至今没有像样的民国史和共和国史。有二○○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译本。另外,他的经典性名著《美国与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等,也都有中译本。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三卷。

  (3)钱穆《国史大纲》。

  (4)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

  (本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朱维铮先生未刊遗稿,发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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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4:13:38 | 显示全部楼层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问。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孑民师寿。
    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工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一、亳-商-殷
    1、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娥有二侠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娥”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日,“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生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馀。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馀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馀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馀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
    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馀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
    夫馀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馀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日,“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馀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馀人追之甚急。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度,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卄+欣)浮龟”,应声即为连(卄+欣)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
    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馀。
    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
    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焰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馀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
    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日:“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
    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
    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馀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案,原书已佚,日人今西龙在内藤虎次郎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中所作《朱蒙传说》据高丽王氏朝李奎报李相国文集中之东明王篇注释辑录成篇,并以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平壤条所载者补订之。此处所引,即据今西龙氏辑文),夫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
    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馀。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馀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城北青河河伯(青河今鸭绿江也。)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其女见王,即入水。
    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饭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
    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为何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
    王曰:“唯在所试。”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獭而捕之。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醉。)与女入于小革舆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黄金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
    令右左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唯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梁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基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啼声甚伟,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
    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使人置之马牧。群马不践。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生未经月,言语并实。谓母日:“群蝇噆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扶馀谓善射曰朱蒙。年至长大,才能兼备。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唯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
    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驿马跳过二丈之栏。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锡朱蒙。
    朱蒙得之,拔其针加馁云。暗结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淲,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言讫,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朱蒙临别,不忍暌违。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乃裹五谷种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
    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举,开喉得麦子。以水喷鸠,更苏而飞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王自坐茀绝之上,略定君臣神。(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亦名《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
    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门,(沈阳本作闼门。)周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
    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又以下提行。满洲源流,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
    佛古(沈阳本作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日:“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
    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鳖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
    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 [ 沈阳本作汉言 ] 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属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日,“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王,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此即东北人之“人降”神话,在东北人以外,古淮夷亦有此神话:《史记·秦本纪》秦之先,颛项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按此虽记秦之祖,然实叙夷淮之祖,因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殷人西向之势,自岱南出建部落于西北,事见秦本纪。淮夷本是东海上部类,《诗·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其证。然则淮夷与东北沿海诸族同其人降之神话,本不足怪。且此处之神话,明明归本于颛顼氏,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可以为证。据此考量,淮夷有此神话,正自东北来,即当入之东北一类中也。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是谓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之腹,遂生商祖。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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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4:14:22 | 显示全部楼层
乙、《诗·商颂》,“宅殷土芒芒。”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自武乙以来所都之处,《史记》称之曰殷墟,殷墟正在洹水南岸,今河南安阳境。不过这是后来的话,不足证殷商之本在河北。当更由他法寻求称殷商部族之本土。《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 郼 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
    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然则殷即都,郼韦卫三字当为一字之异体。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卫者,康侯封所受之旧名,康侯之国名卫,并非康侯自他处带去(若燕之本不在蓟,鲁之本不在曲阜)。而为其地之旧名者,可以下列考量证之。
    康叔本封于康,故建侯于卫时犹目康叔,其子犹曰康伯,从此可知卫为昧邦(即诗之沫乡牧野)之本名,当今彰德卫辉大名一带之地。韦者,一目豕韦,《左传》哀二十四杜注曰:“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其四围正在古所谓河济之间。
    《吕氏春秋·有始览》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此尤明示卫之地望,更由此可知称殷之原来所在。其实殷兖(古作沇)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郼,、沇,卫,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说详下)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可以推知矣。
    丙、《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在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以如此早之一代,竞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2]。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然证据尚不只此。
    丁、王恒亦是殷先王世系中甚早者,他与有易有一段相杀的故事(王国维考之甚确)。按,都邑之名每以迁徙而移,水名则不移。有易之地望可以易水所在推知其概。王恒王亥上甲微三世既皆与有易发生关系,而王恒且为有易虏去作牧夫,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查王国维所证与此事有涉之《天问》十二韵云: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之误,据王考。)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徒营班禄,不但(疑旦之误。)还来?昏微遵迹,有狄(易之借字,据王考。)不宁,何繁鸟萃棘,(疑林之误。)负子肆情?眩(亥) [3] 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今更据文义推测此一故事之大略面目。一个故事,每因同源异流之故,化为几个不同的面目。现在看看《天问》中这个故事的面目,果与其他记同一故事者合否。照这十几韵中的含义,大约殷王季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大约服牛之功是当归之于季的,所以谈到他的儿子们,一则曰:“该秉季德,”再则曰:“恒秉季德。”
    此点正与国语祭统合,二者皆以为冥(据王考,即季)有大功。然则王氏以为“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在《天问》或不如此。《天问》既曰该恒秉季德,是此一重要制作,在王亥不过承袭父业,或者《天问》作者心中是以王季担此制作之任者。
    王季有几个儿子,其中亥恒皆能秉父德,不幸亥之诸弟(恒当除外。)实行“共妻主义”,偏这群人自己没遭祸事,祸事到老兄头上,所谓“危害厥兄”也。此与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所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当系一件故事之不同说法,《竹书》归罪于亥,《天问》归罪于其弟耳。
    所谓“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盖上甲微在国败君亡之后,能振作旧业,压迫有狄,有狄为之不宁,此与鲁语祭统所谓“上甲微能帅契”者相合。不过,据《天问》之发问者,微不是王亥之子,而是亥之弟之子,故有天道难知之感,以并淫作诈害及子兄之人,其后嗣乃能长盛,为不平也。
    如上所析解此一故事,诸书用之者大同小异,盖此故事至晚周已有不同之面目。然其中有一点绝无异者,即汤之先世在此期中历与有易斗争,卒能胜有易,故后世乃大。夫易水所在,古今未改,有易所在,即可推知。以数世与有易斗争之国,必为有易之邻国可知,必在今河北省中部或南部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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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4:15:23 | 显示全部楼层


    戊、《山海经》中所说之地望,初看似错乱,如匈奴见于南方,流沙见于东方之类。但全部排比一下,颇有一个线索可寻,而《大荒经》中之东西南北,尤不紊乱。今将《大荒东经》中所载一切帝王之迹抄之如下: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项于此。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要龙生司幽。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北经》作禺號)。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海神。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当有阅脱),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
    据此我们可说帝俊竟是《大荒东经》中唯一之帝。此外少昊一见,谓其孺颛顼于此;黄帝二见,一谓其为处于东海之禺□之祖,一谓其得夔;舜一见,谓其为摇民之祖:皆不多见。至于中容王亥,一为俊之子,一则殷先王,正在一系中。又帝俊之见于他卷者,仅《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帝俊生季厘”,“羲和者,帝俊之妻”;《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有九嫔葬焉。……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丘西有沉渊,颛顼所浴”。及《海内经》末段之综记帝族统系。
    除《海内经》末段另文详论外,所有《大荒经》南西北三方中之帝俊,多是娥皇一故事之分化。至《大荒北经》所记帝俊竹林,虽列入《北经》,按其所述之地望,实在东北。由此统计以看帝俊之迹,及其宗族,独占东北方最重要之位置。帝俊既见于殷墟文字,称曰高祖,而帝俊之地望如此,则殷代龙兴之所在可知。
    综上列五事以看,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会,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2、亳。然而竟有人把商代也算到西方去,其故大概由于亳之地望未看清楚,太史公又曾胡里胡涂说了一句。他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话里边,只汤起于亳一说为无着落,而徐广偏“希意承旨”,以说“京兆杜县有亳亭”,于是三亳阪尹之外,复有此西亳,而商起东北之事实,竟有太史公之权威作他的反证![4] 查亳之所在,皇甫谧已辨之,宋人亦有论及。在近代,有孙星衍(见外集《汤都考》)、胡天游(见《石笥山房集》)、郝懿行(见《山海经笺疏》)、金鹗(见《求古录礼说》)、毕亨(几九《九水山房文存》)、王国维(见《观堂集林》),皆主偃师之西亳为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汤自东徂西之事,在今日已可为定论。诸家所说,今不具引,仅于所论之外,补申两事:
    甲、亳实一迁徙之名。地名之以居者而迁徙,周代犹然。宗周成周虽于周上冠字,其号周则一。鲁本不在今山东南境,燕本不在今河北北境,皆因徙封而迁。(说见拙箸《大东小东说》。)韩本在渭水流域,而《诗·韩奕》,“燕师所完”,“以为北伯”之韩,必在今河北省境。魏本在河东,而迁大梁后犹号魏。汉虽仍封梁王于此,而曹魏初建国,仍在此地。后世尚如此,早年“无定居”时迁徙较易,则洛邑号周,韦墟号商,亦甚自然。鲁有亳社之遗,可知亳者乃商人最初之国号,国王易其居,而亳易其地,原来不是亳有好些个,乃是亳王好搬动。或者有亳社之地皆可称亳。
    王国维君证汤之亳为汉之山阳郡薄县(今山东曹县境),以《左传》哀十四年,“宋景公曰,薄宗邑也”为证,其说至确,然不可谓汤之所居但以此为限。偃师之亳虽无确证,然汤实灭夏,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详下章)。《史记》:“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按之《吕览》等书记吴起对魏武侯云:“夏桀之国左河济,右太行,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则鸣条在河东或不误。然则汤对夏用兵以偃师一带地为根据,亦非不可能者。且齐侯镈钟云:“虩虩成唐(阳),又□(严)十(在)帝所。尃受天命,刻(克)伐□(履)同,□(败)乃灵师。伊少(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从孙仲容释),则成汤实灭夏桀而居其土。
    此器虽是春秋中世之器,然此传说必古而有据。又南亳虽若偏于南隅,然相传成汤放桀于南巢,南巢竟远在庐州境,则南亳未必非汤所曾至。大凡此等传说,无以证明其然,亦无以证明其不然。如以亳为城郭宫室俱备之都邑,则汤之亳自当只有一个。如以其为兵站而有社以祷之所,则正应不只一地。且汤时兵力已甚盛,千里之间,南征北战,当是史实。不过汤之中央都邑,固当以近于商宋者为差是耳。此外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
    蒲姑。《左传》昭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士也。”《齐世家》作蒲姑。《诗·毛传》同。杜云:“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按,汉志干乘郡已有博昌县,当今山东博兴县。
    肃慎燕亳之亳。 此亳所在杜无说,孔谓小国不知所在。然既与肃慎燕并举,当邻于肃慎及燕。据司马相如《子虚赋》,齐“斜与肃慎为界,”是古肃慎当即汉之朝鲜,与后世之挹娄无涉。或者此一在东北之亳即亳之初地,亦未可知。
    齐博邑。 在泰山下,见《齐策》。汉东郡博平县。 在济水之北,今山东博平县境。《田齐世家》之博陵,《苏秦张仪传》之博关,当即此博。
    杨守敬曰:“余以为秦县之名率本于前,其有地见春秋战国而汉又有其县者,诸家虽不言秦县,安知其非秦置?……使读者知秦之立县皆有所因,而汉志之不详说者,可消息得之矣。”(见嬴秦《郡县图序》。)此说甚通。博,博平二名虽见于后,渊源当有自耳。
    又按,“亳、薄”二字,同在唐韵入声十九铎,傍各切。“博”亦在十九铎,补各切。补为帮母之切字,傍为并母之切字,是“亳”“薄”二字对“博”之异仅在清浊。蒲姑之“蒲”在平声,然其声类与“亳”“薄”同,而蒲姑又在《诗·毛传》《左》杜注中作薄姑,则“蒲”当与“薄”通。又十八铎之字在古有收喉之入声(一k)其韵质当为ak ,而唇声字又皆有变成合口呼之可能,是则“蒲姑”两字正当“亳”之一音。亳字见于殷虚文字,当是本字,(《殷墟文字类编》五卷十五叶。)博,薄,薄姑等,为其音转,以声类韵部求之,乃极接近。此虽未能证明之假设,却颇值得留意。
    乙、蒲姑,博,薄,亳,等地之分配,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试将此数地求之于地图上,则见其皆在济水故道之两岸。薄姑至于蒙亳皆如此。到西亳南亳方离开济水之两岸,但去济水流域仍不远。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不论在那一州,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殷墟发现的品物中,海产品甚多,贝类不待说,竟有不少的鲸骨。而卜辞所记,王常自渔,《左传》所谓渔“非君所及”者,乃全不适用于商王,使人发生其同于辽代君主在混同江上钓鱼之感。又“济”“齐”本是一字,如用以标水名,不着水旁亦可。洹水之“洹”有时作“亘”,可以为证。
    卜辞中有“齐□”,而“齐□”又近于夷方,此必指济水上地名而言(《殷墟书契前编》卷二第十五叶,“癸巳,卜贞王旬兦□,在二月,在齐□,隹王来正 [征] □ [夷] 方。”董彦堂先生示我此条)。商之先世或者竞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至于孟诸,遂有商丘,亦未可定。薄姑旧址去海滨不远。此一带海滨,近年因黄河之排沙,增加土地甚速。古时济漯诸水虽不能如黄河,亦当有同样而较弱之作用。
    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省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西上,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直到陕西省境,于是有如许多之亳。此设想虽不能直接证明,然如上文所排列之事实,惟似惟有此解能适合之。
    3、商代拓土之三期。商代享国六百年之说,今无从确证。《史记》所载之世系,按之卜辞,大体不差。虽帝王之历世甚多,然其间不少兄弟,或者《史记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之一说,较为可信。在此五百年中,大约有两个时期拓土最力,一是成汤时,一是武丁时,合之汤前之相土,共三个时期。此情形《商颂》中说得很明白。于相土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于汤曰,“武王载旆,……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于武丁曰:“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照这样看,并参以他书所记载,这三个时期拓土的范围,当如下文所列。
    1、相土的东都,既在太山下,则其西部或及于济水之西岸。又曾戡定海外,当是以渤海为宇的。
    2、汤时建国在蒙亳,其广野即是所谓空桑,其大渚即是孟诸(即孟渚),盖已取东夷之国,少吴之故域,而为邦畿,而且北向封韦,西向对夏,南向对淮水流域,均拓土不少。
    3、盘庚,涉河迁殷后,其西北向之势力更发达。重以“中宗祖乙”(参看初版《观堂集林》九卷二十叶)。“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武丁)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惠保于庶民,享国三十有三年。”(均见《书·无逸》)
    故其势力能越太行,过伊洛,而至渭水。彼时南方之疆域今虽不可考,然既至南巢,已越淮水矣。又周称周侯,崇侯之国在丰,此虽藩国不同邦畿,然亦可见其声威所至。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传说(见《易·下经》),证以《诗经》,尤可信。《大雅·荡》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由乎行。内□于中国,覃及鬼方。”此虽记殷之衰乱,然衰乱时尚能波及于鬼方,强武时鬼方必为其臣属可知。关于鬼方之记载,初不见于发现之卜辞,今春中央研究院始发现一骨,其辞曰,“己酉,卜贞鬼方,卜。”
    这样记载的希少,似是鬼方既为殷人平定或威服之证。及纣之将亡,周人尚称之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而周人之翦服东方,历文武周公成王三世而“康克安之”。然则商人所建之帝国,盛时武力甚大,败后死而难僵。此一东起海东,西至岐阳之大帝国,在当时的文化程度中能建设起来,不能不算是一件绝伟大的事。想必凭特殊的武器,及坚固的社会组织,方能做到。
注释:
    [1]此节含义已见拙著《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一四至二四页。彼处于本文所引资料外,更及“妣乙”一辞。今承董作宾先生告我:“王国维所释‘妣乙,二文实是‘河\'字,其‘□\'一字,则为‘岳\'字。”按董说甚确,故删是段。
    [2]《左昭》九,“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当为毫之本土,说详下。又,朝鲜一辞不见六经,按之司马相如上林赋,“齐……斜与肃慎为界”,西汉齐国之斜界正为朝鲜,或者战国以来所谓朝鲜,即古之肃慎耶?说别详。
    [3]此处眩字疑亦亥之误字。盖上文正说王亥王恒上甲微,下文又说汤之创业,不应中间忽插入舜象故事,如王逸所解者。即使信《国语》:“商人禘舜”之舜字不误,亦应列于“简狄在台喾何喜”之前。《天问》骤看似语无伦次者,然若以“故事系统”论其次序,以韵读定其错间或不错,当知实非漫无连贯者。故舜事无论如何解不当入之此处也。又眩胲二字在篆文虽不可乱,在隶书则甚易讹也。
    [4]按,京兆有亳亭一说,《史记》曾言及。《封禅书》记秦地诸祠祀有云:“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秦本纪》云:“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索隐》曰:“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集解》引皇甫谧曰:“亳王号汤,西夷之国,……非殷也。”据此,知周桓王时之亳王.乃西戎君长,不关殷商。
    其居京兆杜县,当由犬戎之乱,入据畿甸。西周盛时,断不容卧榻之旁,由人酣睡。意者殷克鬼方后,子姓有统率戎人部落者,逮殷之灭,遂袭亳王之号,及周之乱,遂据杜县。无论此说当否。此乃后代事,不能据之以证商代之渊源。商人何来,固当以早年地理证之,亳人发迹之所在求之,若求之于八九百年后之地名,恐无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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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4:16:0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夏迹
    商代发迹自东徂西的踪迹已在上一章大致条别清楚,向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们且看夏代的踪迹分布在何一方。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见扬雄《蜀王本纪》,臧氏辑本)。虽东方系之商人,也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为古之明神。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犹之稷但称稷,不称夏稷或周稷,自启以后方称夏后。
    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其母系出于涂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之禹若虚悬者。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虽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
    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如耶稣教之耶和华上帝,本是犹太一族之宗神,故《创世纪》言其世系,而耶稣教推广到他民族时,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认耶和华为人祖,亚当为始宗矣。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今将历代夏后之踪迹辑次如下。
    1、见于《左传》者:帝丘僖三十一,“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云,“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殽 僖三十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以避风雨也。”杜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
    穷石此为夏之敌国,事见襄四年,本文及讨论均见下章。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至斟灌过戈鬲诸地所在,则杜云:“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有莘僖二十八,记晋文城濮之战,有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据此,有莘必去城濮甚近。有莘相传为夏诸侯,伊尹其一代之小臣也。
    斟灌斟寻襄四,杜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按,《水经注·巨洋水篇》引薛瓒《汉书·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段玉裁云,《经韵楼集五》今本《水经注》观讹为灌,而戴校未正。)据此,斟灌仍在东郡,去帝丘不远。杜释此之误显然。此地既误释,其释斟寻之误亦可推知矣。
    东夏襄二十二,“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杜云:“谓二十年澶渊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按以二十年经传所载事,杜说不误。至澶渊所在,杜云:“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汙,此卫地,又近戚田。”按,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东夏卫地之西,但持此一条以证夏境不在东土,已充足矣。
    又昭元年,“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杜于“宁东夏”下注云:“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
    又昭十五,“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按,晋文东征者为曹卫,此又以曹卫为东夏。
    华夏襄二十六,“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此指蔡沈及邻于楚北境诸国为华夏。
    观扈 昭元,“夏有观扈。”杜云:“观国在今顿丘县,扈在始平鄠县。”此皆夏之敌国,当即夏之边境。
    大夏昭元,“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弋,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杜曰:“大夏,晋阳也。”按,大夏与夏墟究竟在晋阳抑在翼,在地理书有异说,(如《括地志》。)近代学人有异论,(如顾亭林,全谢山。)二地相去亦数百里。然皆在汾水之旁,不关山东也。
    钓台 昭四,“夏启有钧台之享。”杜云:“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
    仍缗 昭四,“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杜于此不能指其所在,但云:“仍缗皆国名”,哀元年注亦然。《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此本哀元年传。)《正义》于他地名几皆有说,于此亦无说。
    夏墟 定四,“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品,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更直示吾人,晋为夏之本土。
    涂山 哀七,“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云:“涂山在寿春东北。”按昭四有“三涂”之名,杜云:“在河南陆浑县南。”涂山或即三涂之一。
    2、见于《国语》者:伊洛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按伊洛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河之于殷,据此可知夏之地望以伊洛为本土矣。
    崇山聆隧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位于聆隧。”韦云:“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云:“聆隧,地名也。”按,韦以崇为嵩高。
    有崇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据上节所引韦解,崇即嵩高。然《诗·文王》篇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国境当殷末在渭南。渭南之山境亦东与崇高接。又《左传》宣元,“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杜云,崇,秦之与国。)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然则春秋时晋秦界上犹有以崇为号之国,此亦可知崇在西土。
    杞鄫同节,“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按,杞在春秋时由今杞县境东迁,鄫则杜云:“在琅琊鄫县。”(僖十四),然《国语》记西周亡时事云:“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果鄫本在琅琊,势难与申西戎会伐周。然则鄫在琅琊,亦是后来东迁所至。
    戎夏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对曰:‘……戎夏交捽。……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诸夏从戎,非败而何?\'”此以晋为夏,与《左传》定四封唐叔于夏墟事合。
    昆吾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准以《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说,昆吾当非诸夏之一,而别为一族,然与夏族当有若何关系。至昆吾所在,则《左传》昭十二楚子云:“昔我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入贪赖其田而不我与”,可知昆吾在许,即今许昌一带。
    东夏楚语上,“析公奔晋,晋人用之,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韦云:“东夏,沈蔡也。”按此即《左》襄二十六事,彼处称华夏,此处称东夏。
    诸夏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韦云:“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此更明明证夏之不在东土。
    3、见于《诗》者:雅雅之解说不一,《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此真敷衍语。《小雅·鼓钟篇》)云:“以雅以南”,南是地域名(详见《诗经讲义》),则雅之一辞当亦有地名性。读书杂志《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云:“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下二句不对矣。”(阮元亦以雅言之雅为夏。)此真确解,可破历来一切传说者之无知妄解。
    由此看来,《诗经》中一切部类皆是地名,诸国风不待说,雅为夏,颂分周鲁商。然则国风之名,四始之论,皆后起之说耳。雅既为夏,而夏辞之大小雅所载,若一一统计其地望,则可见宗周成周文辞较多,而东土之文辞较少。周自以为承夏绪,而夏朝之地望如此,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夏地相合。(此说详见我所作《诗经讲义》,未刊,其略见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八五叶。)
    4、见于《周诰》者:区夏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按,区字不见《说文》,薛综注《东京赋》云:“区,区域也。”然则区夏犹曰有(域)夏,犹曰夏域,即夏国也。文王造邦于西土,而云始造我夏国,则夏之在西土可知。
    5、外见于《史记》《战国策》者一段(按《史记》所引杂乱,故不遍举,此节甚关重要,不可遗之):
    河洛 太华伊阙羊肠《吴起列传》:“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按此语见今本《战国策》二十二。然彼处作“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虽亦谓左带水而右倚山,未如《史记》言之质实,故录《史记》。金鹗(《求古录礼说》八。)据此以证夏桀之都在雒阳。今按,桀都正当雒阳否,另是一问题,然桀之国环洛阳,则依此语当无可疑。
    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乎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说详下章。最西所至,我们现在不知究到何处,汉陇西郡有大夏县,命名不知何本,更不知与夏后之夏有否关系。
    最南所至,我们也不知,汉《地理志》谓汉水将入江时名夏水,今尚保存江夏诸名,或者诸夏不能如此南被。且《荀子·儒效篇》云:“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楚夏对称,自不能以楚为夏。楚国之最大版图中,尽可包含一部分诸夏,而诸夏未必能过荆襄而括江汉,或者此之名夏竟是同音异辞。
    陈范记关羽据荆州北伐曹操事云:“威震华夏”,是汉末犹以华夏为三辅三河汝颍等地之专名,未尝括九州而言。我们现在知诸夏西南北三方所至之大齐,而以东夏之称,夷夏之战,(此事详上章。)确知夏之东界,则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之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知此形势,于中国古代史之了解,不无小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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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夏夷交胜
    严格意义的诸夏所据之地域已如上章所述,至于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夷一个名词应如何解,留在下一章中说明。其字在殷周文书每与人字一样,音亦与人相近,这是很可注意的。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
     《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现在说羿浞与夏后少康的故事,先将材料排列出来。
    1、见于《左传》者: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予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曰: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
    浞因羿室生浇及殪。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殪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琳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昭二十八年。)
    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2、见于《论语》者:南宫适间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
    3、见于《楚辞》者:羿淫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离骚》)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泊,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狶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白蜆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天问》)
    4、见于《山海经》者: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持盾。一日戈。(《海外南经》。按一日戈三字,或是注文羼入者。)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大荒东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非仁羿莫能上。(按仁字当为夷字之读,两字皆从人,近故致误。)
    5、见于《吕氏春秋》者:夷羿作弓。(《勿躬》)
    6、见于《说文》者: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四,羽部。)
    □,帝喾躬官,夏少康灭之。从弓开声。论语曰:“□善射。”(十二,弓部。又同部彃下引《楚辞》“羿焉彃日”,羿亦作□。”)
    又,《史记》于羿事不载,《正义》讥之。《世本》(见各辑本。)谓夷羿作弓。《帝王世纪》所记羿事特详。(见宋翔凤辑本。)然数书皆不出上文所举,故不录。据以上材料,有数点须分解:
    1、的地位。如罗泌所作传,及其比之于安史,则羿浞只是夏之叛臣。然此说完全无据,以上一切材料全不曾说羿是夏之属臣。然则夷羿必是夏之敌国之君,且此敌国之君并不等闲,以《天问》《山海经》所说,居然是天神,而奉天帝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自鉏迁穷桑,而为后人号为帝羿或曰羿帝。(《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
    2、为东方主。 此说可由其称夷羿及说文称羿为帝喾(据王国维考,即帝俊。)射官,及其地望等事证之。
    3、夏之争数十年,在夷一面经羿□二宗,在夏一面经相少康二世,战斗得必然很厉害。《天问》所谓“阻穷西征”者,王逸解之曰:“言尧放鲧羽山,西行度越岑岩之地,因堕死也。”洪兴祖补曰:“羽山东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东也。上文言永遏在西山,夫何三年不施,则鮌非死于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岩险而至羽山耳。”按王说无稽,洪已辩之,然洪强释西征曰自西徂东,古书中全无此文法。此处明明谓阻(即鉏)穷(石)之后帝羿西征,而越山岩,不然,西征一词全不可解,正不得以同韵之下句中说鲧化为黄熊事而谓此句亦是鲧事。
    4、左传》之神话故事已很伦理化,且《左传》之成分大体为晋楚鲁三国之语,而其立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甚不好。但《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中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显战国时羿□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所谓“羿焉彃日”,正在《天问》中论创世纪一节中,则羿本是天神。所谓“帝降夷羿”者,正《山海经》所谓“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天问》一篇,本颇有次序,王逸以为不次序者,乃由于不知《天问》所陈是流行神话故事之次序,不与汉代人之古史传说同,故不能解,(余另有说见他处。)其羿浞之间插入鲧之一段若甚错乱者,当由于《天问》之次叙乃神话之次叙;一神话中有数人关涉者,则一次说出,不嫌前后错综.“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一句,至下文“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凡十二句中,有涉及鲧处,并有若干因失其神话而不可解之故事,皆可据上下文细绎之,以知其正是说夷夏交战事。此节盖谓羿□相继西征,曾越山地,自鲧永遏于羽山后,禹平水土,秬黍雚皆茂长,巫乃将鲧化为黄熊。(《天问》所记鲧事,与《左传》《尚书》等皆不同。
    《尚书》《左传》皆谓舜殛鲧于羽山,然《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当夏代危急,遂与能荡舟之□战,适其时羿妻窃药而行(本文,“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并有其他怪异,(“白蜺婴茀”,“天式从横”等语。)于是大战得雨起山抃,荡舟者不得不释舟陵行,逃归其嫂,而卒为太康并得之。如此解来,则《论语》南宫适之问正甚明白。南宫适这话并不是泛举古帝王羿□禹稷而强比之,乃是论一段故事,东土强有力者失其国,西土务耕稼者有天下。《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明禹稷可作一事论。
    孔子对神话也如对鬼神一样敬而远之,且以其“君子相”之故,不愿于此等圣帝明王有所议论,故当面不答,而背后称赞南宮适对此神话之题旨西洋故事中所谓 Moral 者,甚能了解。若不如此,而是泛做一篇秦皇汉武与汉文宋仁之优劣论,殊不免于糊里糊涂。《论语》中论一事皆以一事为论,尚无策论八股气。南宮适这一段话,正可证明夷羿在当时的传说中并不大坏。若羿□不是当时神话中的大人物,何至与传说中功在生民之禹稷相提并论,岂不不伦的很,不需要的很?
    然则夷羿之故事,我们在现在尚可见到三种传说:1、以夷羿为自天而降甚高明者,《山海经》《天问》属之。2、以夷羿与夏后为对,而以为一崇力一崇德,故一兴一替者,此等之成败论人,《论语》记南宫适所问之背景如此。3、以夷羿为不合道理者,《左传》如此,然尚称之曰“后”,记其曾“因夏民而代夏政”(夏民者,夏所服属之民,不必改作夏族)。凡读一切神话故事,都须注意及同一题目常因流传之不同而其中是非倒置。此是一例,鲧亦是一例.同在《国语》中,《周语》下谓“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祸”,《鲁语》上谓“鮌鄣洪水”,故夏后“郊鮌”,《吴语》亦谓“鮌禹之功”,我们不可不注意传说之演变及其道德批评之改易。夏后一代中夷夏之争,不仅见于有穷后羿一段故事,夏代开国亡国时皆有同样的争斗。现在分别说:
    (一)夏后启与伯益之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孟子》: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覲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蚩。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古本《竹书》:益干启位,启杀之。(引见《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两引之。)
    《孟子》的古吏都是些伦理化的话,然这一段中还看出这个故事本来面目的背景,此背景即是说,代禹者几几乎是益,而启卒得之。这话里虽不直说有何争执,但还可隐约看出对峙的形势来。至于《竹书》的话,虽不能即信,但益启之有争执,虽《孟子》的话中也表示个破绽。因为让争本是一事的两面,不是相争的形势,不需相让的态度。《天问》的话,因故事遗失不大好讲,然益称后,又曾一度革夏命,则甚明白。
    我们再看伯益是如何人。经籍中有伯益伯翳二人,太史公在《陈杞世家》中分为二人,然在他处则不分。《索隐》议之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别为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尧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今未详其所以。”案,此议甚是。太史公在此处诚糊涂。罗泌重申二人不同之说,然全无证,金仁山辩之曰:
    《尚书》之伯益,即《秦纪》之柏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秦纪》谓柏翳佐禹治水,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本,暨益奉庶鲜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太史公独以书纪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其余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纪言益,见《秦本纪》为翳,则又从翳,岂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叙伯益与伯翳为二乎?抑出于谈迁二手,故其前后谬误也?(梁玉绳说同,见《史记志疑·人表考》不具引。)
    金氏此说甚明白,此疑可以更无问题。益翳既是一人,翳又为秦赵公认之祖,然则即是嬴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逸周书·作雒解》所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东亦地域名,说别见。)徐奄及熊盈以略”之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不即是夷夏之争吗?
    (二)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说另详。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的益启之争便是夏夷争,中间的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的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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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4:17:51 | 显示全部楼层
  西胡续考(王国维)
    自《汉书·西域传》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后世所记胡人容貌,如《世说新语》(六)记康僧渊,《太平广记》(二百四十八)引《启颜录》,记隋三藏法师,又(四百三十五)引《朝野佥载》记宋蔡事,无不如是。《北史·于阗传》言:“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国,(于阗)貌不甚胡。”《唐书·突厥传》言:“颉利族人思摩,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为设。”是胡之容貌,显与他种不同。而其不同之处,则“深目多须”四字尽之。隋唐以来,凡非胡人而貌类是者,亦谓之胡。
    《刘宾客嘉话录》言:“杨国忠知吏部铨,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通道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李匡义《资暇录》(下)云:“俗怖小儿日‘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嘲邓艾吃。”《东观奏记》(上):宣宗问宰臣白敏中曰:‘有一山陵使,胡而长,其人姓氏为谁?’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侯鲭录》(四):“ 王晋卿尝过巩洛间,道旁有后唐庄宗庙,默念始治终乱,意斯人必胡。及观神像,两眼外皆髭也。”是中国人貌类胡人者,皆呼之曰胡,亦曰胡子。此名当六朝时本施之胡人。《艺文类聚》(三十五)载:“梁简文帝谢安吉公主饷胡子一头,启云:‘方言异俗,极有可观,山高水远,宛在其貌。’”即用《世说》所载康僧渊事,盖谓真胡人。至唐而中国人貌类是者,亦谓之胡子。
   《太平广记》(二百四之五)引《御史台记》云:“邵景萧嵩俱授朝散大夫,二人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于庭。韦铿帘中独窥而咏曰:‘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云云”。又《云溪友议》载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是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此二语至今犹存,世人呼须及多须之人皆曰胡子,俗又制鬍字以代之。《北梦琐言》(七)载《蔡押衙诗》云:“可怜洞庭湖,却到三冬无髭须。”以其不成湖也。是唐人已谓须为胡。岂知此语之源,本出于西域胡人之状貌乎!且深目多须,不独西胡为然,古代专有胡名之匈奴,疑亦如是。两汉人书虽无记匈奴形貌者,然晋时胡羯,皆南匈奴之裔。
   《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可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畹畹,正耐溺中。’珍恨之,以告石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又云:“冉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安禄山事迹》(下)云:“高鞠仁令范阳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死,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事亦相类。夫安史之众,素号杂胡,自兼有突厥、奚、契丹诸部。晋之羯胡,则明明匈奴别部,而其状高鼻多须,与西胡无异,则古之匈奴,盖可识矣。自后汉以来,匈奴寝微,而东胡中之鲜卑,起而代之,尽有其故地。自是讫于蠕蠕之亡,主北垂者,皆鲜卑同族也。后魏之末,高车、突厥代兴,亦与匈奴异种,独西域人民与匈奴形貌相似,故匈奴失国之后,此种人遂专有胡名。顾当时所以独名为胡者,实因形貌相同之故。观《晋书·载记》之所记,殆非偶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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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4:21:3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再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结合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今天的学术价值进行一个重新的考察,将其纳入笔者所概括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进程的三——二——一结构框架中,并作为第二个阶段(即从多元到一体的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来给以一个重新的定位,以期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提供一己之见。
关键词: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 三——二——一结构
第一部分:绪论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自上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以来,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学界目前现有的主流观点来看,主要有安特生等人的“西来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上古文化三分说(河洛、海岱、江汉);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分说;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张光直的五大互动圈说以及李学勤、费孝通等人的多元一体说等,可谓众说纷纭。目前的学界,多元一体说或者三分说现在似乎占据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主流观点地位,大部分学者似乎认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目前已经只具有学术史的地位。然而,是否夷夏东西说对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问题就真的没有现实的参考意义了呢?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新夷夏东西说”, 这引起了笔者进一步的思考。
    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夏东西说》一文中以一种截断众流的态度写道: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张光直先生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考古学家,他对于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的肯定与称赞应该说是十分允当的。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与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学者们所掌握的材料已非傅孟真先生所能及,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多中心的语境之下,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似乎已经被遗忘或者成为了学术史的研究对象。然而,笔者认为,过分强调多元似乎并不是十分有利于给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一个明晰的发展线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在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中一定经历了一个一些文化退居边缘,一些文化居于主流,相互融合同时又相互争夺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傅斯年所强调的夏商周三代东西两大集团长期拉锯的格局。
第二部分:西部集团
傅斯年所言及的西方系统,主要是指华夏和周这两大集团,分布的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的关中地区一带。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材料的增长,笔者认为这一西方系统大范围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即将甘青地区、成都平原地区和峡江地区纳入这样一个系统。
就甘青地区和陕西来看,数十年来,考古学者已经在这一带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发掘,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马厂文化一直到辛店、寺洼和卡约文化的序列已经被梳理出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遗存来看,应该说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丰富多样的彩陶器,可以说成为了这一联系的最好证明,以至于早期的一些学者甚至将其统一归为“彩陶文化”。此外,从出土文献这一角度来看,有一份重要的材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就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容成氏》。这一点似乎已经有学者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吴锐在《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本文认为夏文化的文化渊源可能在渭水上游。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苍梧之野。本文对最后两站南巢和苍梧提出新解,认为它们都在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桀逃亡的意图是想从东方鸟夷大本营逃脱,进入西北夏人的老根据地。陕西在中国上古史框架中的地位需要重新定位。基于以上几点考虑,将甘青地区纳入这一西部集团的文化体系之中应该是无大问题的。
至于成都平原地区,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及已有的研究所能够提供的支撑似乎就更多了。《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病》:“禹出西羌。”焦氏《易林》卷16:“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鲧纳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彭邦本先生指出:“可见汉晋时期,禹兴于西羌是普遍的看法。” 有没有先秦时期的相关记载呢?刘向《新序•杂事第五》载“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禹学乎西王国’。”与成书于战国的《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之说同。不过真正直接与上引汉晋记载吻合的,是《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条下《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此当为《孟子》佚文,不见于今本《孟子》。此种情况在古代文献流传过程中所在多有,近世出土文献每有证明。不仅如此,禹族最早生息繁衍于甘青高原及附近西羌地域的传说,也与《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亦即大禹治水始于长江上游的岷江流域地区的记载吻合。由此可见,司马迁等讲禹兴于西羌,并非臆说,确有所据。 彭邦本先生指出:禹族或曰夏部族起源于上古西羌,并在岷江上中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和治水经验,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由西东渐黄河流域,成为尧舜部族联盟的重要成分。伴随着洪水治理和夏、夷两大族群的起伏跌宕的政治互动,禹族或曰夏部族的诸多支系在虞夏之际即已徙居或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那一带留下了凝淀有丰富古代信息的诸多传说、史迹和今昔地名。 关于古代活动于岷江上游的禹族先民是如何越过秦岭进入关中乃至中原地区的问题,蒙文通先生早有论说:在“鳖灵入蜀、楚灭廪君及枳”和“秦举巴蜀”之前,“蜀境内之交通线则古今有所不同,而多为人所忽” 这就是所谓的“岷江走廊”,彭邦本先生认为:这条上古以来就存在的迁徙通商之道,正是沿岷江河谷出甘青之路线,既可西北连接羌族的河湟祖地,又可北至甘肃东部,进入渭河流域,应该就是作为黄帝族支系的禹族自岷江上游徙往中原的主要途径。 此外,兰州大学的王艳明先生对于羌族与华夏族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个较为细密的梳理,他在《试论古代羌族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一文中指出:古代羌族与华夏族在族源上有着渊源关系。古代羌族不但直接参与了华夏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而且为华夏早期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对于周人集团与华夏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傅斯年先生已降的许多学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沈鸿先生从《诗经》角度切入对于夏文化与周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应该说也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旁证。 最后,我们还可以举一点考古材料方面的证据。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在其所编写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指出:巴蜀文化中一部分青铜器的器形保留着西周早期或更早的青铜器特征,其中有一类是依原形仿铸的,有一类是仿造而经过变形的。部分器形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上两类器物(按:兵器和乐器)年代都不早,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形式,也许和巴人参与武王伐商(按:《尚书》、《史记》均载此事)而获得殷周型兵器并将之长期流传有关,是小邦国为增大其荣誉从而对周文化仰慕的一种表现。……巴蜀青铜器深刻地体现了周文化和巴蜀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而峡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似乎目前由于材料上的不足,研究还不是十分的深入。史籍上有关于巴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的话,巴人至少在这一时期已经被纳入了西部集团的联盟中去也当无太大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将西部集团扩大到甘青、成都平原乃至峡江地区一代,而这一区域内的诸文明就构成了扩大化之后的“西方系统”。
第三部分:东部集团
傅斯年在其《夷夏东西说》中所提及的东方系统,主要包括了商和东夷两个集团,其地域范围大致包含今天的河北、河南东部、山东、安徽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这一系统同样有扩充的可能,其地域范围似应将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中。
在长江下游诸文化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即是良渚文化。自其发现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1986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张忠培先生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1992年至199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和1999年江阴高城墩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尤其是近期考古工作者又在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新发现古城城址,使我们认识到长江下游地区有可能更早进入文明状态。 在良渚文化正式由夏鼐先生定名之前,曾一度被称之为“浙江龙山文化”,这主要是由于其代表性器物黑陶器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器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当然在具体的工艺上亦有较大差别,故而夏鼐先生认为有必要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而不用“浙江龙山文化”) 基于这一点,我们虽然不能将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看作统一文化系统,但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文化互动则是确定的。此外,关于良渚文化的最终衰落以及衰落之后良渚先民的去向,学界也是莫衷一是。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滞留原地说和向外迁徙说。由于我们看到良渚文化之后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似乎与良渚文化存在较大的差距,笔者还是毋宁认为良渚先民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该离开了这一地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由于根据C14年代测定,我们发现良渚文化的黑陶器似乎略早于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器,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推断,良渚人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黄河下游地区并对这一地区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其当地文化衰落之后跨过淮河流域深入到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至于江西地区是否应该归入东部集团,笔者也找到了一些考古发现方面的依据。仅从商代而言,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475件青铜器。……这些器物中有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也有商代经后人加工或改造过,使得器物的形制、纹饰具有本地域特色,也有完全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创造…… 笔者2006年曾有幸亲临国家博物馆目睹了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它们中的许多虽然具有这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但从器型和纹饰等方面来看,与商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虽然还不能据此将这一地区划入商代的统治范围,但其深受商文化之影响甚至已经纳入商文明的辐射圈似乎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第四部分:南方系统
最后再来略为谈一谈南方系统。这一系统主要是指徐旭生先生所说的苗蛮系统。就其地望来看,该系统主要分布在两湖地区,根据这一地区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在夏之前,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这一地区的文明水平似乎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但在约前2000年前后或者更早一些,中原地区的文明对这一文化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文献来看,主要就是所谓黄帝至尧舜禹对于南方的征伐 ,使得这一文化系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时来自中原的文化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对于夏文化得南渐,彭适凡先生在《江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南渐》一文中指出: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报告,夏朝自启开始至桀灭亡,共有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历四百余年,即从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就在这四百余年间,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基本仍处于原始氏族制后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比黄河流域整整慢了一大步。随着中原华夏族首领尧、舜特别是禹对江汉地区三苗族的不断征讨和最后征服,夏人也开始越过大江而进入赣境地区,并以其先进的文化给予当地土著文化影响,从而促进了赣境地区原始氏族制的解体,也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古先越民族的融合过程。夏亡商兴之后,这种近乎于单向性的文化影响仍然得以延续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湖南宁乡出土的青铜器,无论从其器形还是装饰风格来看,都可以充分体现出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对于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这一局面随着《史记》所记载的周对于楚的分封可能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一直到春秋中后期及战国时期楚文化兴起,南方系统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楚王问鼎中原以及楚文化的东渐,造成了南方文化系统对于中原地区的回流,进而影响了河南地区南部和淮河流域的文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南方系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从夏商直至春秋前期,南方系统长期处于中原文明近乎单向性的影响之下。因此,笔者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南方系统并不足以同东夷与华夏两大集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局,夏商周三代中国大陆的文明图景,依然主要表现为傅斯年先生所概括的东西两大集团的长期拉锯。
第五部分:结语
    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认为三分说或者多元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似乎的确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进入文明形成初夜或者文明诞生之后的最初阶段,似乎东夷和华夏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而南方系统则暂时处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次生性(受到三次主要的冲击:黄帝至尧舜禹与三苗的冲突——夏文化南渐——商文化南渐)。在约前21-17世纪,西方的甘青——巴蜀——华夏系统一度占据优势,随着姜炎部落东进以及禹族西兴东渐等进程,华夏在这一时期占据优势地位(即夏朝)(傅斯年所谓西胜东)。接下来(约前17-11世纪),随着夏代晚期商——东夷的联盟,商文化西进,进而取得优势地位,其辐射范围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东胜西),然后又是周人东进灭商,从而完成又一次的西胜东。不过在周人东进之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系统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潜流发展期之后进入了较为强势的阶段,从而在南方发展出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体系,并对于中原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秦吞灭六国,南下北上,从而最终完成全国统一。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三——二——一的发展进程。笔者认为,至今来看,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对于概括第二个阶段(由部落或者部落联盟过渡到帝国的最重要的阶段,或者说由多元逐渐发展为一体的过渡阶段)似乎依然是适当的,并且得到了相当多的考古学和文献材料方面的证据支撑。 一言以蔽之,夷夏东西说,不仅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对于阐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也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家之言”。
谢一峰
作于四川大学北园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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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6:23:20 | 显示全部楼层
反叛者与平叛者都是英武的湖南人

开场导读:我因为要写汤显祖、牡丹亭与六朝美学及哲学的渊源,要写得有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那样有考据或者说历史侦探色彩,又不至于象大师的明珠之作那样晦涩,考验大家读者的耐心,所以列了一系列琐碎小标题作为我写作的cata-logue,其中有一则是闲话汤显祖的长相。骤然间想起往年旧事,关于湘赣地区人士的外貌。有位年轻朋友从瑞士过来我们乡下过圣诞寒假。围炉的第一天聚餐,他正坐在我对面,一边嘬饮着Loire Valley Chenins(鲁瓦白葡萄酒),一边吃着本地油料十足的烤海鱼,渐渐就放开了话题。他问我,是否湖南人,他是,他姓欧阳,生小在湖南。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因为论起来从母家说是北人南相,久居江南数代的河北人,从父亲这边说,湖南人无疑。他说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显性本地基因,湖南人有那种霸蛮,很能“搞成事情(他的原话,意思就是三年造反必成气候吧)”的样子,比如他这样,白面,长圆脸,天生连鬓络腮胡子,深深的、瞳子很大的浅棕色眼睛,隆准,人中和唇峰清晰,个子精悍。我也带着这个相。他说这在古代就是能出带兵打仗的样子。我说那是,三国里关羽和刘备都是美髯男子,孙权更是方頤大口碧眼紫髯,被稱做“碧眼兒”。他说隐约就是这么个直觉,道理在胸中说不透。我来了兴致就跟他分析。南方省份里汉族而带有异族容貌的,一是湘赣黔及周边地区,二是四川云南。后者是华夏里羌藏血缘的与炎黄一族杂糅,所以脸相瘦削,五官立体,鼻翼鼻头窄小的高原脸,很好与湖湘赣黔地方的人区分,虽然都吃辣椒。湘赣黔及周边地区,包括邻近的隶属浙江的金华衢州一代,也就是戚继光故乡,戚家军发源地,整个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伏羲和神农部落,在商代是炎帝(姜姓)和黄帝(轩辕氏,姬姓)部族、蚩尤(苗,土家)血缘融合、自战国以来都是最大的也是最终接壤的两个诸侯国楚国和秦国的疆域,而这两个国家之间高频率的通婚与交战促进了第二次羌胡羯等西北游牧部落与农耕华夏的血缘融合,楚人的巫蛮文化里处处带有周穆王会西王母那样的南北东西交融影子;后来又有五胡十六国乱华,再后来这里是蒙元时期色目人聚居屯垦之地(那时候是在泛伊斯兰化之前,这些湘赣地区色目人祖先还都信大乘佛教为主),再再后来湘军平西域包括最后一次王震王胡子的下天山,多次蛮与胡的历史交融机会形成了你说的那种会作,会搞事,会打仗带兵的样子。尤其你的欧阳这个姓,湘赣地区聚居大族,本身还有隋唐以来昭武九国回鹘的渊源。史书上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等,而南北血脉渊源至深的湘赣地区的人文还是巫蛮与客家为主,既慷慨大胆,又绵密巧思也是得天独厚。但我跟他讲也要正视湖湘赣地区人的缺点,毕竟不是深受儒释道信仰涵养深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宽仁不足,所以经常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内讧历史活剧层出不穷。他恍然大悟之外还跟我说在湖南社会里迄今咬定毛泽东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之争,就是当年洪秀全与曾国藩所谓客家战争之斗的延续。这次我写作留取资料又见专业学者文章印证我和小欧阳当年的畅谈。如下,以飨读者。题目:反叛者与平叛者都是英武的湖南人 对于湖南人的强悍,外国人也早已注意到了。   有一位参加过太平军的洋兄弟--英国人呤唎,在他的《太平天国亲历记》里,谈到他所见到的"湖湘兵勇"时,几乎用尽了赞美的词语:   太平军来自湖南的很多,中国人说湖南人是中国最好看的。我完全相信这话,因为我曾打听我所碰见的超出一般相貌的太平军是那里的人,每次我都发现相貌最好的全是湖南人,或者是由江西山地来的人。湖南位居中国中心,向来以产生最好的兵士驰名;尤其是"湘勇",久已为人所称赞。清军用于内河的炮艇大多都配备了这些"勇"的。湖南人很易辨认,他们的肤色白,鼻子像欧洲人一样又高又直;眼大稍斜,身躯魁梧。我所碰见的好看的湖南人,并不逊于世上任何其他种族,他们的黑而密的头发结着红色丝带盘在头上,衬托出他们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和生气勃勃的面容。比这还要生动的神采,那是无法想象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从莱茵河畔来华的地质学家--德国人里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用日尔曼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湖南人:   中国的军人,主要出在此地。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湖南,不仅中国最优秀的军人大都出于此,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近代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稍后,有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日本人宇野哲人,根据他对中国的考察写了一本《中国文明记》,其中这样提到湖南人:   历来健儿多出湖南,慷慨气节之士甚众,且有"湖南绅士比地方官大"之谚。北京朝廷之中,湖南人亦成重心,隐然被视为一敌国。若期待将来中国局势有所发展,湖南人定占其中之重要部分,此一点无庸怀疑。从经济上而言,从政治上而言,抑或从予等中国民族研究上而言,湖南绝非等闲之地。   湖南人的重义气,轻生死(我上次写曹植时候提及,自古楚人巫蛮文化视死如生,曹植的《白马篇》诗句点化成成语“视死如归”),远不限于当兵的人。曼昭《南社诗话》说:"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书中举了好几个例子,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这些湖南青年,都有一腔热血,随时准备为了某种信念,结束自己的生命。屈原的精神,似乎融化在了湖南人的躯体里。   看来,"湖湘兵勇"的威风,绝不是吹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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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9 06:24:38 | 显示全部楼层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作者:杨国安

内容提要: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

  关 键 词:社会动员 关系网络 两湖地区 太平天国

  作者简介:杨国安,男,1971年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曾经亲历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人呤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太平军来自湖南的很多,中国人说湖南人是中国最好看的。我完全相信这话,因为我曾打听我所碰到的超出一般相貌的太平军是哪里的人,每次我都发现相貌最好的全是湖南人或者是江西山地来的人。湖南位居中国中心,向来以产生最好的兵士驰名,尤其是湘勇,久已为人所称赞。


  在上述记载中,给英国人呤唎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事情有二:一是太平军中来自湖南的人数众多;二是出自湖南的湘勇非常优秀。历史的机缘巧合在于,拥有大量湖南人的太平军队伍,最后被同样来自湖南的湘军所镇压的。这就带来一系列饶有兴趣的问题:何以湖南民众,既有大量投身太平军者,又有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者?是什么导致两湖绅民选择加入一伙路过其村庄的起义队伍?“从贼”与“反贼”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是一时冲动?他们是为形势所迫还是利益驱使?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加入到各自阵营中去的?两湖民众不同集体行动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

  回顾历史,历代农民起义,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纷繁的战乱一方面给广大民众和基层士绅带来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在王朝控制力大为削弱的情形下自由表达意愿的机会,从而做出拥护谁或反对谁的政治抉择。这种行为选择既与阶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同时也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境遇有关。比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就指出,在明清鼎革之际,许多下层士绅为了升官发迹以及对上层士绅不满而纷纷投向农民起义军②。而美国学者戴福士通过对豫东北以郑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的考察,发现在明清变革之际,这群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前后不同的政治抉择:由之前的支持明朝、反对李自成,到后来同情农民起义军;由抗拒清军入主中原,到后来服务于清朝政府。而无论是反对还是同情起义军,支持还是对抗朝廷,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先例、典故等都成为这些知识群体在不同时期各种看似前后矛盾的选择提供了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③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学界可谓著述如林,但多集中于太平天国自身方面,缺乏从区域社会史的视野,对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地区的基层权力结构、关系网络等相关问题深入细致的考察。这方面,美国学者孔飞力的相关著作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④循此理路,本文试图以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两湖之际为中心,通过变乱格局下地方民众不同反应的历史考察,揭示出普通民众和底层士绅,在动乱之中的人生际遇和道路选择,并进而探究彼此对垒的两个阵营,各自采取的社会动员措施、组织原则与关系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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