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巴黎当代艺博会：两家中国展商

华盛顿人

张璐诗：创办于1974年，如今法国画廊占三成，当代艺术占比一成。非洲、中东画廓增长强劲，中国画廊只有两家。



2019年11月15日 03:56 张璐诗 为FT中文网撰稿/摄影


“我清楚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界，一切都以欧洲与北美为中心。”FIAC（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的缩写）总监珍妮弗•费莱（Jennifer Flay）选了“大皇宫”临时咖啡馆里一个能随时观察到展厅动向的角落坐下：“而今天呢，FIAC跟每个艺术展会一样，都在往全球化发展上靠。”她认为这是全球化的一个积极影响：促使人们通过艺术去思考当今的社会、环境问题。


“大皇宫”外的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尼日利亚艺术家Emeka Ogboh在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有一座汽车与告示牌的艺术装置很吸引视线，作品透出反思法国殖民历史与非洲移民现状的强烈政治信息。不过珍妮弗表示，政治表达并不在选择参展画廊的考虑之内，但事实上，社会、政治与环境保护等主题与当代艺术的表达内容越来越紧密。这次刚刚抵达巴黎，我们到协和广场参观FIAC的公共艺术装置，刚好碰上了七千名巴黎消防员的示威游行，游行接近结束时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于是广场的另一边上空陆续响起警笛与爆破声，空中催泪弹烟雾升腾。而广场的这一边，半个多世纪之前艺术家让•普鲁维（Jean Prouvé）的快捷组合屋机械美学，在埃菲尔铁塔背景与夕阳的衬托下，呈现出艺术与现实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广场边缘上，艺术家Odile Decq设计搭建的《黑亭！》，以黑色玻璃对内外环境的折射，反讽今日无处不在的“复制、粘贴”之荒诞。附近硝烟味一阵一阵，恰恰增强了广场上FIAC建筑装置群的艺术戏剧感。





“我乐意相信艺术有可能改变世界。”“大皇宫”里的珍妮弗抿了一口浓缩咖啡。


FIAC自1974年创办至今，上世纪九十年代曾遇到危机，自珍妮弗2003年加入后，逐渐帮助FIAC将主展场搬回到34米高穹顶的“大皇宫”内。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大皇宫”跟皇家无关，是1900年为世界博览会而专门设计的建筑；对面的“小皇宫”同样因此而建。2021年，“大皇宫”将闭门为2024年巴黎奥运做准备，FIAC将暂时搬移到埃菲尔铁塔旁的“临时大皇宫”去。这座一万平方米的建筑，还将为FIAC的举办再扩展8千平米。到FIAC搬回“大皇宫”以后，这个临时展场就可以被拆除、迁移，再重新组装，是可持续利用的环保建筑。


今年申请参展FIAC的画廊接近八百家，最终珍妮弗与董事会的9家画廊一起选择了199家参展商，这些世界各地的画廊展位在巨型珠宝盒一般的玻璃穹顶下亮出各自的看家宝贝。参展画廊中既有高古轩、贝浩登、豪瑟•沃斯等常客，也有第一次参展的重要艺术经纪商如厉为阁（ Lévy Gorvy ），还有重新回归的老友，比如今年刚进驻上海的里森（Lisson）画廊。


珍妮弗告知，在筛选参展画廊时，并不需要去考虑画廊所在国家与地区，因为不存在固定份额。不过最终法国的画廊仍占了近三成。在所有参展作品中，当代艺术大约占了一成左右。珍妮弗是当代艺术画廊主出身，从15年前加入FIAC开始，她就很坚持需要在博览会上增强当代艺术的角色。同时，FIAC也采用降低展位租金的方式鼓励年轻画廊参展：从去年开始，展位租金从每平方米579欧下降到了550欧；与此相对，大展位的租金则平均提高了2.2%。


此外，FIAC与其官方合作伙伴“老佛爷”百货公司在10年前开始创建了上层空间“Lafayette Sector”，目的也是为年轻画廊提供资金支持与展示平台。


今年博览会上多了不少非洲、中东的艺术参展商。两年前FIAC出现了第一个突尼斯的画廊，今年则出现了第一个来自科特迪瓦、伊朗和迪拜的画廊。非洲参展画廊的增多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非洲当代艺术的市场价值正在上升。以马拉维艺术家Billie Zangewa为例，她的一批刺绣作品七年前以一万二千欧元售出，三年后市价涨了一倍多，今天这同一批作品的估价已接近五万欧。


中国今年只有两个画廊参展：北京的魔金石空间与广州的维他命艺术空间。前者是第二次参展，后者已是常客。“张巍对中国当代艺术在欧洲发展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珍妮弗如此评价她与维他命艺术空间主理人的合作。而在北京时，珍妮弗通过口译人员与魔金石空间主理人交谈，一拍即合。她印象最深的是画廊在北京做了一些很基础的社区艺术工作，有这样一家“扎根于中国艺术家生活”的画廊参展“很特别”。魔金石空间带来了擅长手绘染色摄影技艺的史国威新作系列“写生”。




珍妮弗很希望北京的长征空间、上海的香格纳空间和天线空间也能参展。“今年只有两个中国画廊参展，有点遗憾，但可能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中国艺术家太贵了吧。”珍妮弗每年都花上一段时间到中国各城市去与画廊交流，并且很喜欢用微信做沟通。她最初加入FIAC时认为中国艺术有自己独特的写实主义语汇，并“擅长运用比喻修辞法去传递政治信息”。珍妮弗认为这些特点在全球化趋同化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你看严培明，他在巴黎住了快40年了，但他的作品中还能看到中国书法与比喻修辞法的痕迹。”


FIAC并不限于在“大皇宫”内进行艺术交易，大、小皇宫之间的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也成了艺术装置的大T台，当中不乏老少皆宜的亲民作品，比如“小皇宫”门前摆了一座青铜蝙蝠雕塑，背面还设计了梯级，鼓励路人触摸与攀爬。从13年前开始，FIAC与卢浮宫合作，每年在杜乐丽花园内策划“大门之外”（Hors les Murs）露天艺术装置展。展览由巴黎五六位艺术家一起策划，现场每一座装置前，都有一两位卢浮宫学院的学生做志愿讲解。


柏林艺术家Jonathan Meese对“罗德岛巨像”乖张的重新想像，摆在17世纪的大力神阿喀琉斯雕像旁，刚好有两位女子端着午饭坐到雕像下。不远处围坐水池边晒太阳的人们，也许并没有注意到池里两根铜柱其实是德国艺术家Katinka Bock创造的艺术装置，也不会意识到柱子上面喷水的钢铸鲶鱼，其实是艺术家的一个小幽默。奥地利艺术家Lois Weinberger的人造“花园”就摆在大花园中央，既是一个偶然，又令人感觉自然。漫步杜乐丽花园中，不在意的话，艺术装置并不显得突兀；一旦仔细观察，则到处是出人意表的虚实交织。这一项公共艺术项目“亲近生活”的用意不言自喻。这些全免费的展览，看来已经如此渗入日常，感染力并不能用进入“大皇宫”的门票与里面的艺术品交易价格去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