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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澄清历史真相:郑苹如烈士不是《色,戒》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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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6 01:55: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色,戒》夺得金狮奖后,美国中文媒体纷纷披露片中女主角原型是抗战期间国民党中统情报员郑苹如。居住在洛杉矶的八旬老人郑静芝打破沉默,向媒体亲述其二姐郑苹如为抗战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历史真相,希望以此澄清传闻,告慰亲人在天之灵。
《色,戒》女主角不能与郑苹如画等号
郑苹如妹妹曝历史真相

今年80岁的郑静芝又名郑天如,是郑苹如最小的妹妹。郑静芝说,近日许多媒体在有关影片《色,戒》的报道中,说片中女主角原型是其姐郑苹如,并把郑苹如描写成以色相诱人的交际花,这使她内心深感不安。她表示,文艺作品为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可有许多想象空间,但她希望观众在看过电影后切勿把片中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女主角与历史上大义赴死的抗日烈士郑苹如画等号。

郑静芝说,某些媒体在报道中刻意强调,当年郑苹如被捕后仍有许多人为其美貌所倾倒,甚至要与她私奔,这是对烈士崇高人格和志向的亵渎。据郑静芝介绍,郑苹如1940年牺牲时年仅23岁,身份是上海政法学院学生,她牺牲前只有一个交往不久的男友,从未真正谈过恋爱。

郑苹如全家都是爱国人士
郑静芝还特别提到自己的母亲木村花子,称母亲在姐姐被捕后表现出坚韧和勇气。木村花子是日本人,在日本侵华战争打响后,毅然随丈夫郑钺带着3个女儿回到上海。郑静芝说,姐姐在暗杀行动失败后被捕,日伪政府提出让父亲郑钺在伪政府中任职,可保郑苹如不死,但遭父亲拒绝,母亲尽管爱女心切,却从未劝过父亲一句,最终郑苹如被日伪特务机关秘密杀害。
郑静芝说,虽然当时她只有十二三岁,但家中发生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郑静芝的大哥在日本学飞行,回到中国后在重庆加入了中国空军,后来也在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据新华社


郑苹如妹妹的述说
鄭靜芝口述  楊瑩整理

2009年9月21日﹑23日﹐鄭靜芝女士和筆者兩次談話。本文根據錄音歸納﹑整理﹐未經本人校閱。為使讀者更容易看清楚﹐添加了分段小標題和文字中很少幾個帶括號的提示。

鄭靜芝﹐又名鄭天如﹐鄭蘋如烈士的妹妹﹐如今獨自居住在美國洛杉磯東部哈仙達市(Hacienda)一個華人老年公寓。鄭靜芝女士是一位溫文爾雅﹑身帶貴族氣質的時尚老人﹐她皮膚白晰﹐燙過的短髮一絲不亂﹐可以看得出年輕時相當漂亮。在我拜訪前﹐老人病了十幾天﹐一見面就反復道“對不起”﹐說因爲生病﹐家裡很亂。其實就我觀察﹐對於一個80多歲獨居的老人而言﹐家裡相當整潔﹑舒適。


在鄭女士娓娓道來的回憶中﹐她對烈士姐姐的痛惜﹐對父母雙親的敬重﹐對以往溫馨家庭的懷念﹐溢於言表。
“教忠有方”

我父親在留學日本時﹐就參加了革命黨的同盟會﹐主要是跟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可以說像兄弟一樣﹐大家不分彼此。我後來幫于右任老先生在監察院工作﹐有時爸爸他們的革命黨朋友來探訪﹐于老先生就會叫我進去﹐介紹說這是誰誰的小姐。爸爸的朋友說﹐妳的媽媽好像是……﹐不講下去了﹐我就說我媽媽是日本人。噢﹐妳是日本太太生的。我就笑笑說﹐我爸爸窮的很﹐只有一個太太呀。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比較輕鬆的。

說回來﹐那時可能是滿清政府吧﹐我父親在日本參加革命黨﹐主要負責幫助留學生。我母親是日本人﹐也幫忙我父親和革命黨做事情。父親在日本是學法律的﹐後來我看他的履歷﹐有幾位寫小說的告訴我﹐因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黨協助留學生的工作﹐為了能合法待在日本﹐爸爸在日本連續讀了兩個大學學歷。爸爸在文學方面很有研究﹐日文很不錯﹐幫留學生寫論文什麼的﹐幫忙把論文翻譯成日文﹐提供一些經濟資助。爸爸博學多才﹐對《易經》也很有研究﹐有好多人都很欽佩我爸爸﹐問他運程什麼的。爸爸回國比較晚﹐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後。

我家一共五個孩子。大姐真如生在日本﹐蘋如是我二姐﹐她是否生在日本我就不知道了﹐大我不到十歲﹐對人很客氣﹐總是笑嘻嘻的。她犧牲時有人說26歲﹐有的說23歲﹐我們家裡說是23歲。我大哥海澄是老三﹐後來當空軍飛行員犧牲了;二哥南陽是老四﹐學醫的;我叫天如﹐是家裡的老么﹐最小。那時主要都是姐姐在照顧我﹐媽媽主要幫忙照顧爸爸和他的朋友。爸爸對媽媽很尊敬﹐兩人感情非常好。
媽媽是日本人﹐她家裡的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她從來不提﹐大概是那種日本武士道家庭吧﹐她講話偶而會流露出來﹐好像與政府有一定關係﹐說的難聽點﹐也許屬於後來慢慢衰敗下來的貴族。我們有一個表舅﹐在日本皇宮裡當醫生。媽媽是家裡的老九﹐媽媽嫁給爸爸時﹐跟家裡也鬧革命了﹐她家裡反對她嫁給中國人﹐把她的名字從戶籍中取消了。後來﹐只有媽媽的大哥偷偷與媽媽來往﹐好像他大媽媽20歲。

媽媽不太說話﹐很安靜。後來我才知道媽媽很了不起﹐在日本時就幫了爸爸很多忙﹐為革命做了很多事﹐但她從不多說話﹐很謙虛。我到了臺灣以後才知道﹐媽媽的中文非常好﹐可以寫中文信。媽媽去世的時候﹐蔣中正專門給題了一幅字﹐“教忠有方”﹐四個大大的字。上海淪陷時﹐人家問媽媽﹐妳是日本人﹐現在日本跟中國打仗﹐妳怎麼看﹖媽媽說我嫁的是中國人﹐姓中國姓﹐孩子也是中國姓﹐姓什麼﹐就是什麼地方的人﹐也是中國人。媽媽非常要面子。到臺灣後﹐我幫于右任老先生做事﹐在監察院管外交公關。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他們開車送我回家﹐大使太太說順便來看媽媽﹐她們都認識﹐也很熟。剛好媽媽在家裡弄花草﹐穿了一件普通旗袍。大使太太一走﹐媽媽就罵我﹐妳怎麼可以這樣﹐不事先打招呼﹐多丟我們中國人的臉。她很少罵我。

父親後來在上海的法院裡做事﹐做到首席檢查官。法院在公共租界裡﹐叫特區法院﹐主要審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國人。我父親雖然不是做政府工作﹐但和政府還是有來往的﹐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政府裡的。後來聽說父親另外給政府做工作﹐至於父親給政府做過什麼事情﹐之前我不曉得。這是重慶的一個材料﹐上面說到父親給政府做地下工作﹐這兒蓋著中華民國的印章﹐不可能是假的﹐上面有我父親和姐姐的事情(中央撫卹委員會發佈褒獎令說﹐“鄭鉞同志蟄居上海﹐暗中指揮地下工作﹐並令其長女蘋如實行鋤奸﹐後遭敵偽毒手”)。[1] 其實他們搞不清楚﹐我父親和姐姐做的事情是單獨分開的﹐他們之間沒有聯繫。

我二姐比較活潑﹐初中的時候就寫壁報﹑寫傳單﹐打倒日本什麼的﹐很愛國。我母親也不管﹐由得她們去做。我那時雖然很小﹐但是還記得﹐有次家裡突然來了一些縫紉機﹐姐姐和同學們一起做衣服﹐說是給傷兵做衣服﹐大哥和二姐都很積極。後來兩個哥哥去日本留學﹐是官費留學﹐大哥學航空﹐二哥學醫﹐照理和父親會有一定關係。父親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個﹐我們家裡的生活不很富裕﹐可是生活很平穩﹐是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有一點﹐我們的家教非常嚴﹐父親好說話﹐但管我們小孩子很嚴﹐我一直就覺得我們家很特別。比如父親哪天拿了一樣東西回來﹐也許是水果﹐這個東西很好吃﹐父親不說給我們﹐我們都不會要﹐他說你要吧﹐拿去吧﹐我們才會要。我父親非常愛小孩﹐可能我是最小吧﹐父親對我特別好些﹐對哥哥﹑姐姐差不多﹐都是很嚴格的。到臺灣後﹐有一次監察院女同事來我家玩﹐我們在外面大聲聊天。過了一會兒﹐媽媽就把我叫進去說﹐妳講話不可以這麼輕鬆﹐如果再這樣﹐我就不是叫妳進來﹐而是要到外面當著妳朋友的面說妳了。我們家就是這樣的﹐家教很嚴。

姐姐做這些(反戰抗日)事﹐受我表舅的影響很大。表舅姓阪﹐媽媽來到中國以後﹐他也來到了上海﹐還改姓中國姓﹐叫徐耀中﹐學講中文﹐學京戲﹐後來還娶了個中國太太﹐但沒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歡我們家的小孩子。日本和中國正式開戰以後﹐表舅來到我們家﹐不進來﹐只站在門口跟家裡傭人說﹐告訴他們﹐我以後不會再來了﹐因為我是日本人﹐你們是中國人。然後他就做日本人的事情﹐開會反對戰爭什麼的﹐姐姐後來就是常常參加他們的會議。表舅雖然不再來我們家裡﹐但對我們小孩還是很好﹐有時在路上看到我們﹐經常給我們一些好吃的東西。他很喜歡我﹐可能我是家裡最小的吧。

後來二姐讀法律﹐認識一個男同學(嵇希宗)﹐這個姓嵇的男同學年紀很大﹐他的女兒跟我差不多大。他想到我家來﹐向父親請教法律問題。一般情況下﹐姐姐的女同學來家裡都要被問來問去﹐更不要說男同學了。我當時想﹐這下連祖宗三代都要被查了。那個人姓嵇的同學來到我家裡﹐見到父親就鞠躬﹐表現得很尊敬﹐向父親請教了一大堆的法律問題。後來聊天才知道﹐原來他是陳立夫堂弟的朋友﹐我父親和陳立夫都是革命黨﹐也認識﹐所以父親允許讓他經常來家裡了。

那時姐姐和表舅很接近﹐他們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姐姐是想幫中國的忙﹐她常常接近舅舅﹐就是想從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中幫忙中國探聽一些消息。舅舅的身份我實在不知道﹐在日本我們有好多親戚﹐我曾經調查﹐結果一個字都調查不出來﹐他們不給我。還是有個寫書的日本人﹐幫我找到媽媽家在日本的親戚。

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那時候日本人分成兩派﹐一派是軍人﹐東條呀﹐部隊的﹐是要打仗的;另一派的是首相﹐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我姐姐經常跟這一派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來往﹐參加他們的聚會。姐姐是日本血統﹐日文很好﹐他們日本人也不避諱﹐姐姐很懂得應付。姐姐把從日本人那兒聽來的消息﹐告訴姓嵇的﹐其實他是國民黨中統的﹐陳立夫是中統。我記得那時候姐姐沒有參加什麼中統﹐應該是最末了才參加的。姐姐的條件是不管怎樣﹐你中統不能洩露我的名字﹐我幫你們忙﹐一有消息就告訴你們﹐可是你們千萬不能有底子。

其實姐姐在日本人之間來往探聽消息很不容易﹐又要上學﹐又要怕我爸爸管。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爸爸永遠是家裡的頭﹐雖然是交給媽媽管家﹐但爸爸一回家就要問﹐誰誰誰表現得怎麼樣。爸爸人緣很好﹐對外面的老百姓很好﹐他們有事都來找他﹐就是有一樣﹐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對跟什麼人來往﹐特別是女孩子﹐管得很緊。記得有一次﹐我們萬宜坊的鄰居家﹐從美國來了個親戚﹐帶了個電吉他﹐她家的女兒跟姐姐是朋友﹐約好晚上讓姐姐過去聽。吃過晚飯﹐大概七點鐘左右﹐姐姐準備去﹐爸爸就不准她去。姐姐說﹕都約好的﹐去幾分鐘就好啦﹐否則太不好意思了。爸爸嚴肅地說﹕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我當時在旁邊聽了﹐覺得爸爸好嚴厲。

後來汪精衛要叛變﹐姐姐從日本人那裡聽來消息﹐就告訴姓嵇的﹐馬上通知重慶了。重慶說不可能呀﹐蔣介石下來就是汪精衛了﹐是二號人物﹐怎麼可能﹖姐姐又去問那些日本人﹐結果是真的﹐真的有人逃走了。這樣類似的事情﹐零零碎碎太多了。姐姐做的都是反對日本戰爭方面的事情。
挺身而出
那時候中國有個游擊隊﹐很大很大的司令﹐叫熊澗東。中國那時候好多地方都淪陷了﹐安徽沒有淪陷﹐游擊司令說起來都跟搞諜報的﹑中統局有關係。游擊隊司令被76號給抓到了﹐被關起來了﹐說要槍斃。有一天﹐游擊司令的太太來到我家﹐她個子不高﹐胖胖的﹐年紀有三四十歲﹐人家說她本事大得很﹐身上有兩把槍﹐開來了三部車﹐聽說很厲害﹐後面都有機關槍﹐我不曉得﹐是聽說的。那時姐姐已經幫他們做事了﹐也認識他們的人了。她一進門第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13歲了﹐她一上來就對姐姐說﹕鄭小姐﹐妳的身份暴露了。她講“暴露”﹐當時我覺得“暴露”這兩個字很奇怪﹐所以記得非常清楚。姐姐就看著她﹐一直沒說話。她說﹐我沒辦法﹐我要救我丈夫﹐同時游擊隊也很需要他﹐那麼多人。我去找了漢奸的頭﹐就是那個姓丁的﹐他要認識妳。姐姐就一直不說話。司令太太說丁默邨作過妳的校長。姐姐一個初中生﹐怎麼能跟高中校長認識﹖姐姐一直沒說話﹐只是看著司令太太。丁默邨給司令太太開了三個條件﹐一個是要他們的副司令﹐副司令叫張瑞金﹐因為人家張瑞金很聰明﹐聽說抓權抓的很厲害﹐比熊澗東司令還厲害;第二個是有一個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長得很漂亮﹐有人說是日本人﹐有人說是中國人﹐對我們非常非常不利。司令太太就說﹐她是你的學生呀﹐我們熟的很﹐她是中國人。就這樣﹐她把姐姐給供出來了。丁默邨說我一定要認識她﹐妳給我這兩個人﹐我就放了司令。他一共提了三個條件﹐還有一個條件我不記得了。司令太太說﹐我為了救我丈夫﹐沒辦法呀﹐張瑞金已經給弄走了﹐是吃東西放上麻藥﹐已經給76號送過去了。丁默邨說要認識妳﹐現在怎麼辦﹖其實你們認識了也好﹐對妳爸爸也好﹐不然妳爸爸每天上班下班﹑進進出出的也不安全﹐對妳們家也好。那時候﹐我父親已經是首席檢查官﹐院長也沒有了﹐手下有兩個庭長﹐一個管民事﹐一個管刑事﹐不知民事還是刑事的庭長﹐就是郁達夫的哥哥﹐叫郁華﹐被他們暗殺打死了。他家裡也都是愛國的﹐他太太在幫忙傷員服務時﹐耳朵都被炸壞了。郁伯伯死了﹐我們家的人都很傷心﹐我當時小﹐不太曉得﹐看到爸爸媽媽很傷心﹐因為我們大家都很熟﹐姐姐知道後心裡也很氣。但是無論怎麼說﹐在那個時刻﹐76號離我們家根本遠得很﹐沒有什麼關係﹐而且他們已經開始殺人殺得不得了了。司令太太說他們就想要認識認識妳﹐怎麼樣﹖我們就等妳回信。姐姐就一直不說話﹐後來說讓我考慮考慮。這樣講完﹐司令太太說我等妳消息﹐就走了。

姐姐馬上把情況告訴姓嵇的。姓嵇的就跟陳立夫堂弟講了。陳立夫的堂弟叫陳寶驊﹐當時是在上海主持的頭﹐姐姐以前不認識他﹐就是這次才認識的。他跟姐姐說﹐重慶有消息來﹐要把丁默邨這個人去掉﹐這個人太危險了。這根本都是很晚發生的事情﹐書和文章什麼的都講﹐好像姐姐很早就認識姓丁的﹐根本不可能。我那時13歲﹐我記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姐姐和哥哥都是愛國的﹐我小時候也是愛國的﹐幫助他們做過事。陳寶驊說妳認識他以後﹐要想辦法把他騙出來﹐在外面才能把他殺掉。就是這樣才會有姐姐要去騙他出來。後來他們見過兩三次面﹐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邊上。後來要動手的時候﹐當然熊太太不能在場。姓嵇的帶來一個姓陳的﹐叫陳彬﹐他們暗殺部分都由不同人負責﹐陳彬這個人手下是動槍的人。姓陳的就到我家裡來﹐本來是不可能來家裡的﹐應該那時候我父親已經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郁華郁伯伯出事後﹐姐姐就跟爸爸攤牌了。本來我爸爸以前很不高興我姐姐﹐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是父親覺得他這個女兒有什麼事情﹐對她很嚴厲。到後來兩個人感情很好﹐因為爸爸已經曉得姐姐幹的事情了。後來另外一個庭長也給他們殺掉了。死得很可憐﹐是用斧頭砍死的。他的兒子是臺大的校長﹐叫錢思亮﹐錢思亮的兒子就是當大使的﹐叫錢復﹐報上從來都不登。76號的人真是狠毒。

就這樣﹐姐姐借機會認識了姓丁的﹐這是發生在很後面的事情了。妳說當時的一個初中生﹐怎麼可能與校長有什麼關係呢﹖當然姓丁的這種人有錢﹐兩人認識以後﹐要送東西給姐姐。姐姐就說那送我皮大衣吧﹐因為賣皮大衣的那個地方﹐馬路很寬﹐很安靜﹐方便行動。姐姐跟中國方面已經說好了﹐動槍的那天是24號﹐也就是兩人認識以後短短幾天。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書上亂說﹐什麼在跳舞廳門口等﹐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因為我記得很清楚﹐都是在我家裡發生的事情。

那天汽車停在了皮衣店門口﹐時間很短﹐人根本還沒進去﹐小說上說的給錢什麼的根本沒有﹐人要是進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進去的時候就開槍﹐當時不知道出了什麼情況﹐負責開槍的兩個人中的一個人槍壞掉了﹐打不出子彈;另一個全打在了汽車上﹐沒打到人﹐失敗了。那是民國29年12月。那個時候我們在家裡頭﹐已經聽姓嵇和姓陳的兩個人說﹐中統的人在上海被抓了80幾個人。姐姐兜了幾個圈子回到家裡﹐姓丁的打電話到我家﹐讓姐姐去自首﹐說即使我放過妳﹐我手下的人也不答應。結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陳彬商量。我始終懷疑這個陳彬已經叛變了﹐他手下一個人的槍子彈卡住了﹐不能打﹐一個子彈全打在汽車上﹐這不可能嘛﹐一定會有一槍能打到人身上。姓嵇的告訴姐姐說﹐妳不要管﹐快逃走。姐姐說爸爸年紀大了﹐還有這麼一大家人﹐我不能走。姓陳的就說﹐不要緊﹐不要緊﹐妳去自首﹐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會減輕﹐況且我們裡面有人﹐說不定在裡面還能打死他。我那時候年紀小﹐在旁邊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危險﹐覺得跟演電影一樣。姐姐那時是抱著犧牲自己的精神﹐決定去自首。

25號那天她跟媽媽說﹐不要在家裡做飯了﹐咱們出去吃吧﹐就陪媽媽和我們一起出去吃飯。父親在上班﹐沒有一起去。26號下午三點半﹐姐姐走了。姐姐要走的時候我知道﹐我不記得我自己是怎麼樣表情﹐只記得我大姐的女兒 — 大姐結婚三年就去世了﹐小外甥女由媽媽帶大﹐抱著姐姐哭呀哭呀﹐不讓她走。我也不記得那時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還是逃走﹐不過我記得那時候我贊成姐姐逃走﹐逃走只是一段危險的路﹐過去之後就是游擊隊了﹐就可以送到內地了﹐就安全了。我學醫的二哥知道姐姐是去自首的。
英勇犧牲
姐姐走了﹐後來寫過兩封信給家裡。媽媽心裡很難過﹐但也不說話。爸爸也不說話。爸爸平時下班都是六點多﹐26號那天回來特別早﹐四點半﹑五點就回來了。平時爸爸下班回來﹐都會很和譪地摸摸我的頭﹐問乖不乖呀。26號那天一回到家﹐就和媽媽講日語。爸爸平常跟媽媽在我們小孩子面前從來不講日文﹐除非兩個人有什麼事﹐關在房間裡才講日文。我不太懂日文﹐哥哥姐姐們都懂﹐我大概的意思能聽明白。爸爸馬上問媽媽姐姐在哪裡﹐然後就不再說話﹐回到自己屋子裡就起課。爸爸會《易經》﹐會算命﹐還挺準。我就聽見這麼一句話﹐“唉呀﹐從此以後我們見不到了。”

姐姐走了以後﹐家裡的氣氛很沉悶﹑很沉悶。我們全家人都心裡難過﹐但是大家也都不說出來﹐都如常生活。我每天放學回家﹐就希望能有什麼動靜﹐結果一直也沒有消息。我知道﹐如果爸爸答應去投降﹐他們一定會放回姐姐的。但是有一樣﹐汪精衛政府裡有的人也很恨我爸爸﹐爸爸是清官﹐跟他們不同﹐姐姐做這樣的事﹐他們很恨。可是日本人很想我爸爸去做事﹐日本人盯得很緊﹐派個律師叫陳紀鳳﹐來過兩次﹐勸說爸爸給日本人做事。當然爸爸一直沒有答應。

就這樣﹐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2月份的一天﹐離姐姐走以後兩個多月﹐我放學回家﹐看到爸爸媽媽兩個抱在一起痛哭﹐我的小哥哥靠在墻上哭﹐是有人告訴說姐姐已經犧牲了。我那時候很氣憤我的小哥哥﹐衝上去埋怨他當初為什麼不勸姐姐逃走﹐我年紀小不懂﹐你年紀比我大呀﹐你不應該贊成姐姐去自首。現在想也許他心裡有苦衷﹐可能是冤枉他了。現在想起那天的情景﹐心裡還是很難受。

後來最最難過的一件事﹐就是姐姐的屍首。76號人找我們家要錢﹐給了錢才能領回姐姐的屍首。他們要很多的錢。那時上海都被封鎖了﹐我們家沒有錢。姐姐出事以後﹐日本人把我們家的保險箱什麼的都封鎖了﹐是我陪媽媽去清點的保險箱﹐所以記得很清楚。結果﹐我們家拿不出錢﹐所以姐姐的屍首也沒有領到﹐至今也不知道在哪裡。

大陸方面沒話說﹐在上海福壽園給姐姐立了一個雕塑﹐雖然姐姐是國民黨﹐但還是把姐姐當烈士﹐那時候反對戰爭也不分什麼黨派的。本來要給姐姐做個墳的﹐可是什麼都沒有﹐找不到姐姐的遺骨﹐就立了個雕塑。我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是很難過。這是我心裡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原來在上海的時候﹐日本方面有個做情報的﹐叫花野吉平﹐很喜歡我姐姐﹐他們那時候都是四﹑五個人一起開會﹐沒有機會單獨相處。川島芳子手下有個很厲害的女間諜﹐叫渡邊的﹐喜歡花野﹐很嫉妒姐姐。姐姐犧牲以後﹐她就一直盯著我們家﹐不放過我們家﹐跟我們家搗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兩個男人跟蹤我﹐我很害怕﹐就跳上有軌電車﹐跟司機說有人要綁票。那時候愛國的人很多﹐我在司機幫助下才逃掉跑回家。我也不懂為什麼要綁票我﹐可能是跟我爸爸有關吧。
一門忠烈
後來珍珠港事件發生﹐租界也沒有了﹐我爸爸就開始逃難了﹐在上海的朋友家裡東躲西藏﹐都是我陪著﹐前後有一年多時間。

那時候我爸爸在上海給重慶做一件事﹐幫助過很多人﹐幫助他們逃難到重慶去。很可惜﹐我把爸爸的名冊弄丟了。那個時候上海淪陷了﹐但租界還在﹐要逃難到重慶的那些人﹐先由爸爸寫信﹐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叫朱文德的﹐我們叫朱伯伯﹐是在銀行做事的﹐後來當了立法委員。從我爸爸那裡拿了信以後﹐再到朱伯伯他那邊去拿錢﹐再到重慶。因為逃難差不都是全家都過去﹐所以需要的錢很多。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寫的信﹐到重慶去就可以安排做事情﹐有工作做。我爸爸在上海就管這個事﹐應該是爸爸與朱伯伯他們兩個合作吧。後來爸爸身體實在不行了﹐病得很厲害﹐沒辦法就只好回家了。

回到家沒幾天﹐渡邊就來了﹐帶了三輛軍用汽車。她跟我媽媽很客氣地說﹐聽說妳先生不舒服﹐我們請了很好的醫生來看看他﹐是軍隊的醫生。媽媽說﹐謝謝妳﹗那時大家都有假面具﹐表面都客客氣氣的。我記得爸爸原來躺著﹐後來坐起身﹐醫生看了看﹐說不要緊﹐吃些補藥﹐然後就走了。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嚴重﹐否則日本人肯定要帶走爸爸的。爸爸後來不久就去世了。

爸爸去世也很特別。4月1號﹐媽媽到學校找我﹐讓我趕快回家﹐我還以為日本人又來搗亂呢。她說爸爸算了一卦﹐說他要走了﹐他要歸天了。我說﹕媽媽﹐今天是愚人節啊﹐爸爸在家裡沒事情太無聊﹐不要開玩笑。媽媽說﹐他很認真的﹐沒有開玩笑。我聽了趕緊跟媽媽回到家。那時小哥哥好像是住校。我們家很文明﹐家裡什麼話都攤開來說的。爸爸問我﹕媽媽有沒有告訴妳﹖我回答說﹕媽媽告訴我了。爸爸說妳坐下。爸爸不叫我坐﹐我還不會坐下呢。爸爸的原話我不大記得了﹐大概意思是﹕一個人不是說父母生下來就下來的﹐生下來時都是揹著一個包袱來的。就是說﹐人一生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在包袱裡都有。好人都是會到這個地方去。他指了指天﹐上面有好多好多門﹐好人怎樣都會到這個地方﹐我相信我做人還不錯﹐我也會到這個地方去﹐妳們放心﹐不要替我擔憂。我一聽就傻了﹐那時候家裡已經空了﹐本來還有朋友﹐因為日本人總來搗亂﹐也沒什麼人來我家了。我對爸爸說﹕媽媽是日本人﹐不懂中國規矩﹐我也不懂﹐(這後事)怎麼辦呢﹖爸爸說﹕這簡單得很﹐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妳去請教他們﹐他們會幫忙安排。我告訴妳日子﹐今天是4月1日﹐一直到7號是最凶的日子﹐我決定8號走。我聽到以後趕快去找爸爸的好朋友﹐上海有名的小兒科醫生﹐把事情跟他說了。徐伯伯過了一會兒到我家﹐跟爸爸說他在附近出診﹐看過病人後順便來看看爸爸。他幫爸爸把了把脈﹐聊了一會兒就走了。照規矩客人走﹐我們都要送到門口的﹐徐伯伯就對我說﹐看來妳爸爸拖不到那麼久﹐也許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我說不會的﹐爸爸說是8號。徐伯伯走了以後﹐我問爸爸應該做些什麼﹖爸爸說﹐到5號﹐妳去找我的朋友﹐他們會來幫忙料理的。後來又交給我一個名單﹐說這上面都是去成都﹑重慶的人﹐讓我把這個名單帶到重慶去。那上面有70幾個人名﹐很遺憾﹐這個名單後來我怎麼也找不到了。

8號下午﹐爸爸開始吐血﹐一直吐。到了晚上﹐爸爸突然好了﹐不吐了。爸爸留著仁丹鬍子﹐他讓我幫忙修修。爸爸為了逗媽媽開心﹐我剪好後他開玩笑地對媽媽說﹕太太﹐這個小理髮師還不錯﹐要多給點小費。我當時還想﹐爸爸不像要走的樣子嘛﹐如果朋友明天一早來唸經﹐這不是騙人家嘛﹐多丟人。我哥哥這時也趕回家了。爸爸對媽媽說﹕跟妳夫妻30年﹐都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妳是個好太太﹐我也不是個壞傢伙﹐只有妳一個太太。因為那時好多人都有好幾個太太﹐爸爸只有媽媽一個日本太太。媽媽說﹕是呀﹐我也不壞呀﹐對你忠誠了30年。爸爸說﹐不見得吧﹐妳不是事事對我忠實吧。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對媽媽說﹐妳告訴我說這是真如同學的孩子﹐這其實是海澄的孩子吧。因為那時候規定學生不能結婚﹐大哥海澄去重慶以前瞞著家裡在上海偷偷結了婚。大哥去重慶以後﹐還曾經讓我去問大嫂能不能去重慶。後來大嫂跟別人去了馬來西亞﹐就把小孩交給我們家﹐媽媽怕爸爸生氣﹐沒有敢講實話﹐只說這是我大姐真如同學的孩子﹐寄養在我家。其實爸爸早就知道﹐只是一直不說破。爸爸又跟我和媽媽說﹐妳們不要哭﹐我就要脫離苦海了。因為爸爸生病﹐又要東躲西藏的﹐其實很辛苦。第二天一清早﹐爸爸的朋友來家裡唸經﹐爸爸就這樣走了﹐他走得很平靜。

爸爸走以後第三天﹐媽媽告訴我她夢到爸爸了﹐說爸爸穿著和尚衣服﹐頭上披著白紗﹐站在荷花上面﹐光著腳。過了兩個禮拜﹐我放學以後﹐順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謝﹐把媽媽的夢說了。爸爸的朋友告訴我﹐那不是荷花﹐應該是蓮花﹐說坐缸有一定規矩﹐怎麼是光著腳呢﹖讓我去殯儀館找懂佛的人再問問。結果我當天回家晚了。一回家﹐媽媽就埋怨我說﹐妳看妳真不孝順﹐不早點回來﹐我剛剛又見到妳爸爸了﹐仍舊頭披白紗﹐這次是坐在蓮花上﹐可還是光著腳。我一聽﹐馬上找了個同學﹐陪我趕快衝到殯儀館﹐因為天已經晚了﹐就快要戒嚴了。到了殯儀館﹐人家問我﹐這麼晚來這裡﹐妳不怕鬼﹖我說我爸爸是菩薩﹐我不怕。他們就說﹐居士是不是原來在小禮堂﹐後來轉到了大禮堂﹖因為當時我們家沒錢﹐選在小禮堂﹐後來爸爸的朋友不同意﹐就轉到了大禮堂。我趕急說對呀。他說小禮堂留下包東西。拿來一看是一包鞋。我當即就燒掉了﹐回去以後又買了一包也燒掉了。後來﹐媽媽就再也沒做那樣的夢了。爸爸還交待我們﹐過三年把他火葬﹐原來三年以後打完仗了﹗結果﹐我叔叔呀﹐好多親戚都來了。爸爸都算好了。本來我是基督教學校﹐信奉耶穌﹐禮拜天要上教堂做禮拜﹐姐姐是天主教﹐講聖母瑪利亞。爸爸從來也不管﹐無所謂﹐那時候上海綁票很厲害﹐只要學校離家近﹐安全就好。

姐姐當時有個男朋友﹐叫王漢勛﹐江蘇宜興人。我們都認識﹐很熟﹐姐姐當時行動都有我嘛﹐好多時候都會帶著我這個小尾巴。他們是在同學會上認識的。當時上海許多人中學在大同中學﹐大學就上了上海交大。大同中學是胡家三兄弟辦的﹐很有名。大同中學校長胡敦復有一子二女﹐他家也住在萬宜坊﹐王漢勛跟他兒子是朋友吧﹐具體什麼關係我不太清楚﹐胡家小女兒胡福南﹐跟姐姐是同班同學﹐就這樣大家一起參加同學會。那時候時興同學之間軋朋友﹐結果把王漢勛拉給姐姐﹐這樣大家就認識了。認識不久﹐王漢勛就去了重慶。後來﹐兩個人都是靠通信聯絡。

王漢勛是空軍﹐是空運隊20大隊大隊長﹐管運輸﹐運東西﹑運人﹐還有轟炸﹐都是大飛機﹐後來執行任務時犧牲了。我大哥哥海澄從日本回國以後﹐不久也去了重慶當空軍。王漢勛的職位比我哥哥高好多﹐他是空軍二期的﹐我大哥哥是11期的。

王漢勛個子高高的﹐人很漂亮。宋美齡那時候管空軍﹐她出國去買飛機的時候﹐都是帶上他去的。他有個好處﹐就是大飛機﹑小飛機都能開。外國人分得清得很﹐開大飛機的不能開小飛機﹐開小飛機的不能開大飛機。

爸爸去世以後﹐為了安全﹐媽媽讓我逃難去重慶﹐投靠爸爸的朋友于右任。當時日本﹑中國的飛機轟炸很多﹐船很遲才到漢口﹐重慶政府安排接我們這些家屬的人多等了兩個星期﹐等不到就回去了。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我不肯就這樣回去。當時瘧疾很嚴重﹐我把身上帶的金雞納膏都給了村長﹐說找游擊隊走。一路經湖南湘潭﹑長沙﹐身上帶的錢都用光了﹐後來我也得了瘧疾﹐路上很苦﹐耽擱了很長時間﹐輾轉經桂林到了四川。我到重慶以後﹐找到了有關係的人來接我﹐才知道大哥已經犧牲了。哥哥的同學告訴我﹐哥哥一直很擔心我﹐執行任務前還說﹐妹妹出來80多天了﹐還沒到﹐不知怎樣了。我很惱﹐沒有能見到大哥一面﹐就差四天。如果我能夠早一點到﹐就好了。

到重慶以後﹐我在成都見到了王漢勛﹐現在想起來還很難過。那時候在打仗﹐訊息很不通暢﹐尤其是他在成都空軍﹐整天在上面飛來飛去﹐也不太經常看報﹐所以他並不知道姐姐犧牲了。我告訴他姐姐不在了﹐他也不相信﹐以為我們在說假話騙他。見到我以後﹐他很傷心﹐掉眼淚了﹐問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別人結婚了﹐說我曉得妳姐姐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她﹐她怎麼可能等我這麼長時間﹐況且我待在這個地方﹐像個鄉巴佬一樣。他一直沒有忘記姐姐。那時候給他介紹女朋友的人很多﹐可有一樣﹐他請人家吃飯時說﹕唉呀﹐妳吃這麼多飯吶﹐我從前的女朋友﹐吃飯吃的少得很﹗每次出國﹐他都買了好多東西﹐都是給我姐姐的東西﹐衣服呀什麼的﹐那時交通不方便﹐沒法帶到上海﹐就都存在他一個同學叫毛瀛初的家裡。當時他還想讓我住到這個同學家裡﹐方便照顧我。我後來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張大千在成都的房子裡。他執行任務犧牲前幾天﹐還捎信給我﹕聽說妳要結婚了﹐我讓人帶個毯子和無線電﹐是送妳的結婚禮物。結果再也沒見到他﹐當然東西也沒有收到。
媒體炒作
其實關於姐姐﹑哥哥犧牲的事情﹐過去我們在家幾乎從來都不提﹐大家也不說﹐如常過日子﹐也沒有找過政府。關於姐姐的事情﹐現在出來的書啊文章什麼的﹐有好多根本是在亂編﹐編故事﹐他們說我姐姐要綁票日本首相的兒子﹐妳說他是他爸爸派來的﹐幫忙中國人的﹑反戰的﹐我姐姐綁票他有什麼用﹖這不是胡說八道嘛﹖其實很多小說﹑文章都是在編故事﹐實在是很幼稚。還有﹐說姐姐有屋子﹐姐姐哪裡有屋子﹐根本不可能的﹐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要回家。

前段時間有很多人來找我﹐有日本人﹑中國人﹐找到我家裡問我﹐像妳看這個就是上海《一個女間諜》那個寫小說的﹐叫許洪新寫來的﹐希望我能告訴他我家裡的事﹐就是姐姐的事﹐爸爸的事﹑媽媽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情況﹐否則不會寫這樣的信﹐讓我介紹下列什麼什麼人的情況﹐讓我詳細告訴他。我是告訴他一點點﹐但寫出來好多都不對。把我氣的呀﹐我都罵我上海的侄子﹐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姐姐發生事情的時候﹐他才兩歲﹐話都不太會講﹐知道什麼事情呀﹗結果兩個人(侄子鄭國基和許洪新)做了好朋友了﹐在一起胡亂編﹐一下子說姐姐跟漢奸說﹕到我們家裡來坐一坐;一下子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他們。跳舞廳﹐我們家裡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簡直莫名其妙嘛﹗其實我這個侄子很愛國﹐親自到重慶﹑南京的空軍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 — 也就是他父親的名字﹐可是卻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就好像從前小說裡的女間諜一樣﹐開玩笑﹐我們家裡那麼古板﹐怎麼可能。還有﹐我們家與周圍鄰居的關係很好﹐他們出的那本書裡說鄰居們拿石頭扔我媽媽﹐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我很氣我上海的侄子﹐不知道就不要亂編嘛。

還有這本書裡照片也修的四不像﹐把姐姐描的一塌糊塗﹐哪裡有這種笑話﹐畫得像什麼樣子﹖根本就不像了。哪有一個人的嘴像鳥的嘴一樣﹐突出來的﹖不提了﹗姐姐個子很高﹐五呎六吋﹐照相的時候總是人有點縮起來。還有﹐那時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別﹐是當女嬪相穿的﹐特殊場合才穿﹐平時生活中都不是這樣的。

李安的電影我沒有看過﹐也不感興趣。聽說他請人吃飯﹐來了好多記者﹐可能是記者多事吧﹐說李安想見我。我沒有理他﹐有什麼可說的﹖我們沒什麼話可談。那時候我就開了一個記者會﹐我在記者會上沒說什麼﹐我也沒罵人﹐也沒說什麼﹐就發了一個聲明﹐只是說我很氣憤。我就是表白一下﹐電影不真實。後來好多記者來過﹐還有香港的鳳凰衛視。那時候我請了一個律師﹐姓方﹐後來才知道請錯了﹐原來他跟李安他們都熟得不得了﹐糟糕的很。後來我就給了他一點錢﹐就算了。他就寫了這麼一封律師信﹐就在報紙上一登﹐有什麼用﹖

妳看這個是日本人寫的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寫我媽媽的身世。有人在日本拍了一個電視片﹐他們到我家裡﹐跟我談過一點點﹐我反對了﹐說裡面的衣服也不對﹐時間也不對﹐講話的態度也不對﹐你們拍電視一定要經過我本人同意。結果片子拍出來後也沒有給我看。有朋友看到了﹐告訴我的﹐那時候我有好多情報來源。

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父親管我們管得很嚴﹐尤其對姐姐﹐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回家﹐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過夜﹐哪裡會在外面自己有房子﹖他們說姐姐帶著槍去76號自首﹐那也不對。姐姐是從家裡去自首的﹐我們家根本不可能有槍的。再說姐姐怎麼可能帶著槍去﹐那還不一下子被搜出來呀﹖有許多話﹐他們怎麼可以亂寫﹖很幼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還有的說姐姐讓姓丁的到家裡來坐坐﹐準備在家裡進行暗殺﹐我們家裡面有老﹑有小﹐這麼多口人﹐妳說這可能嗎﹖怎麼搞行動﹐不是很可笑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事實嘛。有許多話很可笑﹐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要找機會認識丁默邨﹐姐姐怎麼可能這麼做﹖首先跳舞廳﹐說起來在我們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扯不上關係;還有姐姐確實很漂亮﹐她守在那裡﹐人家一下子就會注意到﹐所以說真是很幼稚﹐怎麼可能呢!

因為媽媽是日本人﹐還有表舅的關係﹐我們家跟很多高尚日本人關係都很好﹐姐姐也跟很多高級的日本人都有來往﹐很熟悉的﹐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她要搜集情報﹐根本不需要去找漢奸。所以說那些書呀什麼的﹐根本是在瞎編。再有﹐就是一般有活動﹐姐姐也都會帶著“小尾巴”﹐或者我﹐或者小哥哥。我那時還小﹐去應酬不是帶我﹐多數是小哥哥跟著。我有時會被帶去參加那些反戰日本人的會議。他們有一個辦公室﹐很大的旅館裡﹐租了一層﹐幾間屋子。我一般都是在外面﹐有桌子﹑茶几什麼的﹐上面有些吃的﹑喝的東西﹐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

那時爸爸和姐姐做事應該是分開的﹐爸爸有段時間很不高興我姐姐﹐回到家裡看到姐姐﹐我總是感覺他心裡有什麼特別的情緒。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回來講給爸爸聽﹐說你家小姐經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怎樣怎樣的……。後來郁華給打死以後﹐姐姐就跟爸爸公開了她做的事﹐兩人的關係就好了。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經常會說﹕“我要去上班了﹐有沒有人有什麼事要我辦呀﹖有沒有信要去寄呀﹖”姐姐就說﹕“爸爸﹐……”爸爸就笑眯眯地說﹕“又是妳呀﹗那拿來吧。”這說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漢勛的關係了﹐他認可他們倆交朋友的關係了。所以說起來﹐我們家裡是很快樂﹑很幽默﹑很不錯的家庭。像電影﹑小說裡說的那些﹐好多都不是真實的。

還有一樣不好的事情﹐就是人家認為做間諜就都是浪漫得很﹐總是怎麼怎麼樣﹐姐姐又很漂亮﹐做這種事﹐就是利用這個啦﹐其實不是這樣的。想想真是太過分了﹗太氣憤了﹗唉﹐姐姐也真是……當然姐姐漂亮﹐有人喜歡她是另外一件事。被人喜歡很普通﹐我們也可能會有人喜歡嘛。

其實日本人還是很敬重我姐姐的﹐很尊敬我們家﹐特別是那些反對戰爭的日本人﹐如果不尊敬﹐事後就不會與我們再來往了。我還記得珍珠港事件的前兩天﹐有個日本人打電話來我家﹐那段時間家裡的電話都是媽媽接﹐他們講日文﹐意思讓爸爸趕緊逃走。我媽媽問為什麼要爸爸逃走﹐那邊就說日本人要進租界了﹐會對你們不利。媽媽問為什麼要告訴我們﹐那邊說因為我們欽佩愛國的人。

姐姐後來也救過共產黨。我記得有一個女的﹐是福建人﹐帶個孩子來﹐胖胖的﹐讓姐姐幫忙救她丈夫﹐因為我父親在法院有一定生殺權。姐姐幫她找了一個律師﹐教他寫一份悔過書﹐後來救出去﹐送到內地去了。還有其他的我就不記得了﹐只是因為她常常到家裡來找姐姐﹐帶個孩子﹐所以我記得。

本來想要出本書的﹐是中文﹐計劃在美國出﹐有兩個朋友幫我整理材料﹐因為我太生氣﹐前段時間一直生病﹐也就給耽擱下來了。我也是想不開的人﹐想到從前的事情﹐心裡覺得太冤枉﹐想到愛國愛到我們家這樣﹐哥哥﹑姐姐﹑爸爸﹑媽媽﹐還有姐姐的男朋友﹐最後被人家隨便拿來這樣亂寫﹐真是太冤枉了。唉﹐風風雨雨總是有很多事情﹐不提了。

……


[1] 國民政府文官處公函﹕〈准中央撫卹委員會36年11月4日撫字第1818號函請轉陳明令褒揚鄭鉞同志一案經陳奉〉﹐複印件。引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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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8 12: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劝几句——世事是复杂的,看待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判断其对错都根据不同的原则,要想达到一致,基本上要达到三点:基本事实相同,视角相同,法理依据相同,后者就是是非原则相同。这个能做到吗?很难,基本不可能!所以大家意见不一致很自然,毫不奇怪,同时也说明了,这里基本不涉及绝对真理,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正确。这也就要求,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三点,评论别人的意见时,不要根据自己的三点,否则,必起争端!我觉得这就是翰山多次强调的原则,这个我同意并且支持,这也是老成持重尊重别人的原则。至于美人蕉的为弱者着想不与流俗共舞坚持,我个人持肯定态度,虽然这个有些时候被看成不识实务没有灵活性,我个人也不会去做,尤其不会大事小事都这样去做,但是对能这样坚持的美人蕉还是甚感敬佩,也希望各位朋友多理解多担待多支持。对于老曾的做法,我也很不屑,我是不会那样做的;但是反过来想想,这岂不是弱势群体的一种自保?如果他有刘、马那样的财力,贪官污吏那样的权势,就不用这样作了。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是不要紧盯可恨的那些,多对可怜那部分抱有同理心吧,如同美人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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