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对创业者就像是坐在一条橡皮艇上玩漂流,如果你的方向是大海,你只要用力往前划就行,翻了船再爬上去,最终到达大海。但如果你最后只进了江河湖泊,我们一般不会投。
对创业者最难的判断就是对他本人的判断,我希望他健康,希望他学习能力很强,希望他能独立思考,希望他认真听你说话,但又不是什么都听你的。我们不喜欢羔羊一样的创业者。
现在创业市场确实有一定的泡沫,甚至还有一些创业者进行数据造假,我想说的是,遇到这样的创业者,投资人最多是赔钱离场,但创业者将终生受到惩罚,很难有人会再支持和相信他。
熊晓鸽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在新华社和一家美国媒体做过几年记者,在美国他负责硅谷的报道,接触了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
1992年,熊晓鸽以IDG董事长亚洲业务开发助理的身份回到中国,将风险投资概念引入中国创业市场。在过去的24年里,IDG几乎成为了VC的代名词。熊晓鸽也被称为“中国VC第一人”和“中国VC拓荒者”。
投资人永远在挑战二八定律我父亲是个军人,跟黄继光是战友,在上甘岭战役中炸掉了左腿,转业后到湘潭钢铁厂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受到迫害。但他乐观、果敢和严格的身体锻炼习惯传给了我。这些也是做投资的必备素质。尤其是美国的投资界,把身体好作为投资人第一位素质来要求。除了健康的体魄外,投资人还需要有健全的心智,心态不好的话,特别容易影响别人的情绪,也影响你的判断。
打仗讲究“快慢”的节奏,什么时候冲锋,冲了多远后要停一下,都有讲究。一个劲冲过去,到了拼刺刀的时候就没力气了。做投资也是一样,要抓住机会,捷足先登,但有时又要慢一点。
我们首先会看创业项目所处的市场是否足够大,也就是说创业者要找对河流。我一直觉得,创业者就像是坐在一条橡皮艇上玩漂流,如果你的方向是大海,你只要用力往前划就行,翻了船再爬上去,最终到达大海。但如果你最后只进了江河湖泊,我们一般不会投。尤其是当领域很小,创业者又很坚持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放弃,即便他做到了市场第一,我们也不会投,因为市场规模太小了。
其次我们会看他的产品是否够创新,是否有想象力,是否容易被复制。有时候你个人的兴趣可以帮你选出好的投资项目。
比如我们投资了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可以算是中国实景演出的缔造者,我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我很看好目的地文化旅游市场。目前演出主要是靠门票,一般票价的40%被旅行社拿走了。未来可以尝试文化旅游项目+移动互联网的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卖票,让演出公司拿到更多的钱,这样可以给演员更好的报酬,提供更好的服务,使观众得到更多实惠,演出的质量也就有保障了。
最后是看创业团队的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对创业者最难的判断就是对他本人的判断,我希望他健康,希望他学习能力很强,希望他能独立思考,希望他认真听你说话,但又不是什么都听你的。我们不喜欢羔羊一样的创业者。
成功的创业者永远是少数。投资界有个二八定律,即投资100个项目,有20个能成功就非常不错了。我们在中国投资了近400家公司,成功的超过80家。上次我在深圳听红杉的合伙人周逵说,美国红杉过去40年投资了1000家左右的公司,约200家成功了。投资人永远在挑战二八定律。
好奇心很重要如果你投资的是一些专业领域,你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肯定会让你更受创业者欢迎,你也更容易对项目价值做出准确判断。但做投资的人跟记者一样,一定要是个杂家。
比如在第一轮就投资了Facebook的投资人Jim Breyer,对欧洲文艺复兴很有研究。Google的早期投资人Michael Moritz,在牛津大学是学历史的,后来在美国《时代》杂志做过记者。
我在湖南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的是新闻,在波士顿大学念的是传播。我后来又在美国的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过。
在做投资之前,我在新华社和美国的一家电子杂志做过几年记者。记者和投资人的工作挺像的,首先要是一个有趣和有好奇心的人。
5岁时我把一个闹钟放到水缸里,想看看它在水里还能不能走。长大了之后就对手表很有兴趣。我几乎每年都会买一块瑞士的机械表。爱表的人最在乎的是表的工艺,后来我接触到一家叫做寺库的公司,专门做奢侈品等高端消费市场,做现场尽职调查的时候,我在那买了两块表,觉得这个公司不错,就投资了他们。
记者是寻找好的报道对象,投资人是寻找好的投资对象。记者要判断是否有报道价值,投资人需要判断是否有投资价值。
所不同的是,记者做完判断后需要以最快速度把报道对象的故事写出来告诉别人,但投资人决定投资某个创业者之后,往往跟他们说,我们可以投你,但你不要跟其他人聊了。投资人也一般会比较低调,往往等到所投项目成功了才会向外界提起。
在美国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去硅谷采访,认识了很多投资圈的人,其中包括IDG董事长麦戈文,我们都叫他老麦。
当时我正在另外一个出版公司,老板派我去香港,做面向亚洲四小龙的电子杂志。但我觉得应该去中国发展,于是写了个计划书交到英国总部,但没有被批准。
在我很失望的时候,老麦说让我帮他来中国发展,我说可以,然后我们谈待遇,我跟老麦说,我之前年薪4.2万美元,现在一分不多要,半年后再根据表现调整,唯一的要求是我直接向他汇报,因为我痛恨公司的官僚主义。老麦给了我5万美元。半年后主动问我对于薪水的期待,我开玩笑说怎么也得翻倍吧,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