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二战的历史学家们如是说

夺标

知识分子的信仰大义与家国情怀[url=]大[/url][url=]中[/url][url=]小[/url]2015-09-02 20:10:47

多维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学家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这种斗争，无论是对反法西斯主义本身，还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历史科学的重建，意义都是巨大、非凡的。

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由无数敢于承担、敢于战斗的人民推动的。这里的人民，也包括时刻关注人类进步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们，在世界遭遇法西斯践踏的时候，挺身而出，做出过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如何战斗的？反法西斯的斗争经历对他们的历史观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发人深省。本文对此进行论述，以说明关键时刻知识分子的选择。这种选择引发出一个大问题：个人的发展与民族的命运，是如何在信仰的层面上获得高度统一的。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马克·布洛赫：参加抵抗运动被纳粹杀害的英雄

人们有时怀疑，用笔尖描绘人类演化图景的历史学家，在现实中能否也会冲锋陷阵，成为捍卫人民利益的实践者。历史学家习惯于在史料、事件、古物的圈子里旅行，考证不同时域折射出来的人们的生活举止，由此构成对历史进步的认识。通常在史海中进行跋涉之人，对进步和反动最为敏感，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家乡当作文明的标尺，越是熟知古代文化的落后，也越是珍惜当今文明的珍贵。因此，当一些食人怪兽侵入了家园，围歼各国军队，屠杀各国人民，毁灭一切生灵，把地球沦为人间地狱时，他们无法不挺身而出，成为现实之中的战士。这个转变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地自然，正如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所言：“我的祖父在1793年是个在服役的战士；……我的父亲是1870年斯特拉斯堡的保卫者；……我自小在爱国主义的传统中长大，对此传统的挚爱，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从阿尔萨斯走出来的犹太人相媲美。”

马克·布洛赫是一位犹太裔法国人，在1930～1940年间，他的声誉已经达到了高峰。布洛赫曾就读于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1908至1909年，他还曾在柏林和莱比锡等地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西线的战壕里转战四年。1919年，他成为讲师，在历史悠久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1929年，他与同事吕西安·费弗尔一起，开创了年鉴学派，出版了《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1936年，成为巴黎大学经济历史学的教授。对于法国乡村历史和对封建社会的研究使他声名卓著。但是，德国法西斯对法国的侵犯让这个国家蒙尘，也让布洛赫发展学术的美梦变成了噩梦。

局势剧变是从1939年开始的。9月1日，德军集中强大的兵力，在大批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39年9月，波兰覆亡。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攻势。1940年4月9日攻占丹麦和挪威，5月10日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随后进攻法国。1940年5月10日，德军完成对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占领。同时，德军绕过法军重兵设防的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境内。1940年5月，英法联军在法国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6月，德国对法国发动了总规模的进攻，意大利也趁火打劫，对法国宣战，6月22日，法国投降。德国侵占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1940年7月政府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Vichy）。维希政府在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法国北部领土（即占领区）还保有一些权力，但它主要统治包括其政府驻地维希在内的非占领区，约占法国本土领土面积的2/5。

法国的突然沦陷给法国境内31万的犹太人带来了生命之忧。在这些人中间，大约有15万是境外出生的，包括1939年之前来自中欧、东欧和1940年后来自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犹太难民，其中的一半是无国籍者。他们来此寻求庇护或进一步移民。法国国籍的犹太人也处于深深焦虑之中，他们更希望能够得到法国的保护。不过，他们都生活在纳粹种族主义政策的阴影下，并不知道在征服者的践踏下自己今后的命运。

上述的变化，完全改变了马克·布洛赫的生活。1939年，他得到了索邦大学的教席，出版《封建社会》的第一部，却不知道第二部是否能够完成。在德军占领法国后，法裔犹太人都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机会。布洛赫凭借其个人声望，最后成为获得赦免、可以继续任教的10名犹太教授之一。斯特拉斯堡大学搬到了克莱蒙-费朗（被称为流亡大学）后，布洛赫在该校找到了一个教职，全家人包括他的母亲和侄女，也都移居到这里。随着德国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政策变得非常严厉，布洛赫不得不在其他大学谋职求生，生活变得全无着落。值得欣慰的是，《年鉴》杂志还继续在巴黎出版（为躲避检查，已经改成了不定期刊），由吕西安·费弗尔独自在负责编辑、出版，布洛赫则只能用化名来为杂志撰稿。1942年年底或1943年年初，50多岁的布洛赫决定放弃一切，加入法国的抵抗组织。

刚进入抵抗组织时，布洛赫用的是化名，最初的工作也只是传递信息。考察期过后，1943年7月，布洛赫进入的核心领导层，同年，成为法国抵抗组织Franc-Tireur在罗讷—阿尔卑斯（Rhone-Alpes）地区的领导人。布洛赫的团队主要由年轻人组成，过着一种全新的战斗生活。年轻同志对布洛赫都是敬佩有加，而其时的布洛赫，已经成了一个远离妻儿，只同抵抗组织战士住在一起的专业政治活动家。

1944年3月21日，德国占领军电告，法国的抵抗运动在里昂的总部被警察破获，其首领为法籍犹太人马克·布洛克（误作Block），化名纳波那（Narbonne）。他是游击队组织“自由射手”在里昂的代表，该组织与“战斗”和“解放”组成“联合抵抗运动”（MUR）。他于1944年3月8日被捕，被盖世太保搜出一部无线电接收机和若干文件。此后便是审问和酷刑，他因此患上支气管肺炎。1944年6月16日，此人与其他抵抗运动成员30人在一片田地里被处决，法警留下的照片上的老年男人满脸胡须，首字母MB，他便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卷宗里有他使用的假证件，姓名是莫里斯·布朗夏。布洛赫被害于他58岁生日的前一个月。有评论家指出：此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倒在田地里的布洛赫最后想些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了。不过，布洛赫是将人文关怀贯彻始终的，即使只是风景，也是一幅人类的风景。在布洛赫写于战时的未完成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有献给吕西安·费弗尔的题词：“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心中的忧愤。如果此书能够完成，如果它值得后人一读，如果有朝一日它居然能够出版，我的朋友，或许你将在扉页的献辞上发现另一个人的名字，而不是你的名字。你猜得出那是谁，你知道是谁对我爱得如此深沉、如此神圣。但我怎能听任自己在注释中偶尔提及你的大名呢？长期以来，我们曾共同致力于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为了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而并肩努力。今天，这项共同的事业已岌岌可危，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这不公正的命运迫使工作中断。但我坚信，我们定能自由公开地再度合作，这一天终将到来。”

霍布斯鲍姆：工兵连的体验与战后历史学重建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左翼近代史大师。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住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霍布斯鲍姆1936年加入共产党，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2012年10月1日，病逝于伦敦，享年95岁。霍布斯鲍姆有近20部经典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尤以“时代四部曲”——《革命的时代》（1962年）、《资本的时代》（1975年）、《帝国的时代》（1987年）和《极端的时代》（1994年）最为著名。

要精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霍布斯鲍姆的影响是困难和责任重大的，因为二战时期他仅仅是一个20多岁应征入伍的学生兵。霍布斯鲍姆后来回忆道：“1939年，当英国首相用他苍老、干涩的声音宣布开战一分钟以后，我们就听见宛如汹涌波涛般响起的警报声。那种声响直到现在，仍让每位‘二战’期间的城市居民回想起夜间落下的炸弹。”应征入伍后，霍布斯鲍姆因为具备一些适用于跟纳粹作战的专长，想要说服军方让他进入密码破解中心，但因为政治因素和父母有浓厚欧洲大陆出身背景而遭到拒绝。结果，被分配当了一名工兵，成为皇家工兵部队560野战工兵连的战士。后来，又被调配到陆军教育团，据他后来回忆：“职责是教导军人一些在当兵时无需晓得的东西，以及谈论一些非军事或完全与军事无关的问题。”霍姆斯保姆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一直呆在英国，而没有真正进入前线，如去法国或其他欧洲战场与法西斯纳粹进行面对面的厮杀。

当工兵的日子让霍布斯鲍姆收获良多，因为他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工人阶级。“我的军中生涯因而可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前一阶段是待在皇家工兵部队的日子，过得有意思多了。”这是因为，野战工兵连是纯粹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单位，除了少数军官外，霍布斯鲍姆是当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这使他有机会了解无产阶级。霍布斯鲍姆觉得：“我这辈子首度发现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而其解放行动将意味着给全世界带来自由，即便我是很不典型的无产阶级者。说得更精确一点，我发现自己所生活的国度是这样的：大多数英国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很少跟自己头顶上的阶级有所交集。在剑桥应征入伍后，更加深了其中的戏剧性对比，因为我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同时生活于那两个世界。”

在军队期间，霍布斯鲍姆还是表现出了非凡的观察能力。他发现，工人阶级“对集体行动竟具有如此强烈的直觉或传统。他们十分熟悉集体行动的程序，以及那种持续不断、几乎出自本能的战斗精神。他们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表现得非常熟练。”他发现，自己对“他们正直诚实、厌恶谎言，以及其阶级感、同志爱与互助心产生了永恒的敬意。他们都是好人。”结论是：“我知道共产党员本来就应该信赖无产阶级的美德，而值得庆幸的是，我有机会同时从实务和理论来做到这一点。”霍布斯鲍姆很敏锐地观察到：野战工兵连的“工人阶级”与首相丘吉尔的想法完全一致，绝对不会对纳粹妥协，即便在1940年英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他们也无法想象自己将会停止作战，因为“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英国会让步”。这使霍布斯鲍姆明白了一件事：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正确性，要远远高过所有的妥协主义者。这里的背景是：希特勒志在全面占领法国，看不出入侵和占领英国有任何好处，以为那对德国无益，而会让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获利。希特勒实际上已提议让英国保存自己的帝国，被丘吉尔讽刺为“要英国当希特勒的藩属国”。不过，这种局面却支持了英国的主和派，甚至在英国共产党内也出现了反战思潮。但是，野战工兵连的工人阶级却坚决主战，他们与丘吉尔站在一起。这件事情对霍布斯鲍姆触动非常之大，他这么写道：“无论如何，自1940年夏季起，即便像我这种热情奉献的党内同志也明白一件事：在部队里面不会有任何人去听从（英国）共产党官方版的反战路线。它已经越来越不合情理，而且自从德军在1941年春天横扫巴尔干半岛之后，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那条路线根本失去了意义！”

二战期间的工兵经历让霍布斯鲍姆学会了独立思考，特别是用工人阶级的视野来看待世界，这对其后他的历史研究生涯影响很大。

霍布斯鲍姆自觉接受了马克·布洛赫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据霍布斯鲍姆回忆：“在我那个时代，英国尚未以系统方式来传授马克·布洛赫所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但是，“除了波斯坦之外，还会有哪一位老师在1936年要求我们阅读刚问世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当时它甚至尚未在自己国内成名），邀请伟大的马克·布洛赫前来剑桥授课，并言之成理地向我们介绍，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中古史专家？”霍布斯鲍姆后来一直对法国的年鉴学派表示尊敬。他注意到年鉴学派实际上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造反，“那是一场论战，参战的一方基于传统假定，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那可以发生在一国之内，也可以出现于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则认为历史就是各种社会与文化在结构上的变迁。一方将历史视为叙事，另一方则将历史视为综合分析。一方认为不可能以偏概全掌握人类过去的事物，另一方却认为触类旁通乃是必要的工作。那场论证由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首先开端，但在我的大学生时代，最出类拔萃的造反派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全部来自法国：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加上他们通过《年鉴》学报所带动的风潮。”

霍布斯鲍姆具体参与了战后历史学的重建。他说：“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二战’结束后首次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史学机构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权倾一时，因为它们在法西斯主义或其他事物的推波助澜下，已迫使本国的科学精英移居国外。有意创新者若想寻得落脚处，顶多就只能在经济史与社会史这个定义宽松的领域内想办法，例如法国和英国的情况便是这样。”霍布斯鲍姆敏锐意识到战后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时机已经来临，指出：“战争严重打扰了旧结构，让造反派得以短暂进行实际上的接管。例如那次大会的组织者就是一位《年鉴》的成员查理·莫拉泽（他很快就会被费尔南·布罗代尔那位不断跃升的明星很客气地逐出那份刊物）。大会的筹备工作走上了非正统的路线，主要由法国人负责进行。协办者包括了几位意大利人，以及一些来自低地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再加上几位非典型的英语人士：波斯坦、澳大利亚历史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以及一位马克思主义派的古代史学家。德国人当然缺席，美国历史学家则成群现身——美国人可曾有过不渴望前往巴黎的时候？但别人摆明就是不怎么打算向他们征询有关会议筹备的意见。”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使霍布斯鲍姆踏入了战后历史学重建的核心阵营。也许是导师波斯坦的推荐，其时仅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的霍布斯鲍姆被指定为一场“当代会议”讨论会的主席，负责主持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以波兰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他后来回忆说：“参加我所主持那场讨论会的人，是一个由异常人士及未成名者构成的奇特组合，而他们即将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了比森斯·比维斯那位从佛朗哥统治下的巴塞罗那过来的孤独访客，他正寻找机会与学术界进行接触，日后将成为本国历史学家的启迪者。此外有自视为马克·布洛赫与费尔南·布罗代尔之代言人、担任《年鉴》秘书的保罗·勒约。此外还有本人，正准备成为《过去与现在》杂志的共同创办者……简言之，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史学界的面貌已开始浮现出来。”

霍布斯鲍姆在85岁高龄时出版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原版于2002出版）。此书不仅处处浸透着他那深沉的博爱和普遍的人性，而且还能让人感到这位思想家充满焦急的渴望，坦诚的目光和被严酷无情命运锻造成铁锤般的坚强。当然，这个非常渊博的人是在苦难中认识到了感情的最强烈的可能性的。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与人分享，用的仍是他那种独一无二的方式。他以激动的口吻给自己的作品收尾：“不管怎么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与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自发变得更好。”

总结一下，霍布斯鲍姆关于20世纪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充满着死亡和新生的时代，邪恶的力量越是要毁灭人类，希望的冀盼也越发在罪恶行径的最狂暴处闪烁光亮。这是因为，只有经历最剧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来到世界，一种要认识自己本质的渴望，让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弯腰曲背，即便是经历最剧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促进新生，愈发接近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力量。当然，最触动霍布斯鲍姆的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霍布斯鲍姆坦言：“我们若表示那场战争（指一战）的惨重伤亡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或者认为假若德皇战胜的话，受到德国影响的欧洲可能优于《凡尔赛和约》的世界（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然而，要是有人问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纵使只是理论上的问题，我也一定无法通过考验。”霍布斯鲍姆如是说。

在他笔下，我们总是能够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困境中看到希望，也总是能够在神经紧绷、几近断裂的社会危机之时听到祝福。在晚年，霍布斯鲍姆坦陈：“全人类已经集体发射了一艘不寻常的宇宙飞船，进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与文化剧变轨道。”面临这种宇宙大化，他用令人整个心灵都为之颤动的话语道出了自己的信仰：“北半球少数几个国家与我同样年迈的人士，就是在发射这艘宇宙飞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历史时刻的第一代人，眼睁睁看着迄今将人们维系于家庭、小区与社会的规矩和习俗如何停止运作。如果你想知道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能够告诉你。如果你想走回头路，我们也可以告诉你‘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巴勒克拉夫：揭示德国历史要素以帮助英美打击纳粹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在我国家喻户晓。然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国皇家空军少校，战争临近结束时在英国皇家空军部任职的事情，却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在战争期间，巴勒克拉夫是通过研究德国历史特征来为英、美盟军服务，即通过揭示历史上形成的德国特征来反对纳粹。他的这种研究，对反西斯主义的斗争非常重要，他所推荐的政策，常常为英国和美国政府所采纳，成为制定反对德国纳粹战略的依据。二战结束，巴勒克拉夫把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公开出版，即同在1946年出版的《德国历史的要素》和《现代德国的起源》两书。尽管出于保密考虑，这两本著作省略了许多不便公开发表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巴勒克拉夫1898年5月10日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布拉德福特，曾求学于约克大学、牛津大学等学校。在牛津奥利尔学院就学时，巴勒克拉夫逐渐培养了对欧洲中古史的浓厚兴趣。早年他所接受的史学教育，不仅有英国的自由主义史学思想，而且也受到过德国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1929～1931年，巴勒克拉夫在慕尼黑大学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并在那里成家。巴勒克拉夫的学术事业是在罗马奠定基础的。1931～1933年，巴勒克拉夫在罗马的英国学院从事教皇史的研究，1934年，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公证人与罗马天主教廷》出版。次年，《罗马天主教廷圣职委任制》一书问世。两书的出版，足以说明他当时已是一位超越英国乡土观念的中古史研究专家。这个时期，巴勒克拉夫的历史观是客观主义历史观，他所要反对的，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主观历史学，是为求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克拉夫注重研究德国的要素。历史观转变为政治历史观（即通过揭示德国历史特征来反对纳粹，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为求善。晚年，巴勒克拉夫关注人类的幸福，他研究全球史，要告诉人们应当怎么去写人类的历史，历史观转变为人类历史观，是为求美。巴勒克拉夫用工作、撰著、思索和教学完成了历史观上的真善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宛如地震来袭或火山喷发一般，具有显而易见的灾难性”，对巴勒克拉夫的思想冲击很大。仔细阅读他的《现代德国的起源》，就看得出他要带领人们穿越迷宫，在打击纳粹的途中插上历史标记的意图。巴勒克拉夫探讨的事物很多，他夫坚信：纳粹的兴起有其历史根源，必须从德国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答案。

他还认为，政治上长期分裂、缺乏民主传统和家族帝国，是导致希特勒纳粹上台的三大历史要素。长期政治分裂意味着德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使武力解决争端成为常态。政治的不统一又必然导致民主因素难以在德国成长，结果在强权下，人民成了“驯服的羔羊”。最后，作为一种结果，家族政治乘机而起：个人崇拜，公权力被私用，法西斯上台，“第三帝国”建立，无一不是此种家族传统在作祟。正是这样，纳粹开始在德国和欧洲造孽。

(苏念 综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