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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笑笑生原创连载:红朝的那些事情(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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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18:38: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相当成功地闭幕了,孙中山并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三十一岁的毛泽东是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办事稳重,口才突出,湖南党部的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孙中山对有用人才向来关注,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谭延闿的这个小老乡非常有价值,应该多加提拨,拉进自已的阵营里发挥专长。



一月三十号,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把毛泽东加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由大会表决通过。年纪轻轻的毛泽东没当几天国民党,就顺利走进中央委员的核心圈,可谓平步青云,四面逢源。



同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手上还有赵恒惕送的大洋做机动款,毛泽东很快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快乐。事实上从一大召开时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议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越演越烈,几乎无法调和。而要单纯把他们的争议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内斗似乎也不靠谱,因为他们确实是相当认真地在争执,争执一些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危险的东西。



苏联愿意扶持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有人有地盘,可以迅速扶植起来闹革命,又快又省事;苏联支持共产党,是希望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成功后,国家发展个几年几十年,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主流力量,那时再让共产党领来个社会主义大革命,顺理成章地走向共产主义。整个流程看上去多快好省,却有一个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国民党人成功的时候,他们将变成共产党人的敌人,要发动工人革他们的命。



如此危险的理论悄悄说也就罢了,可苏联老大哥为了解释自已的动机,偏偏把它当成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象街头老大妈一样四处卖弄,生怕旁人不知道。共产党人无所谓,反正是革命,革谁的都是革;到国民党那里,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不需要太多理论研究,也不需要启蒙研讨,不少人已经悟出一个道理:国共合作是为了革命胜利,但革命最好不要胜利,因为成功的那一天,共产党将在苏联支持下,把枪口对准自已的脑袋。



设计上明明注定冲突的两套程序,却非要放到一块主板里运行,死机的情况自然是在所难免。面对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是束手无策,开发商共产国际又给不出修复补丁,大家只好不停地重启系统,直到彻底崩溃的那一天。



如果说孙中山看不出国共合作的问题,那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智商,只是孙总统虽然心里有数,却没有别的牌可打。有人曾经劝过他不要和苏联合作,孙中山没有敷衍或打哈哈,而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段话:

“你们都劝我不要和苏俄合作,但是我现在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却没有人拉我一把,苏援是我唯一的机会,怎么能不要呢!”



为了一点钱和枪,他曾经想过把东北抵押给日本,也曾经找过英国、美国、德国,开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却全都被拒绝了,一直沦落到靠军阀过日子的地步。所以我相信,孙中山对人说的那段话,是他的真实写照。





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却不懂军事,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按照老萨的观点,可以说袁世凯是站在清朝的肩膀上把满清踩下了台,然后孙中山踩过袁世凯的肩膀,建起一个半虚半实的国民党。但孙中山不会想到的是,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踩他肩膀的人已经走上了舞台,那就是他提拨的军校校长蒋介石。



蒋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浙江奉化,毛泽东一辈子的死对头,中国自清朝后第一个统一全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



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的童年要比毛泽东舒服得多。蒋家很有钱,小蒋同学也不用去背粪喂牛,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私塾里念书。同毛泽东一样,十四岁的时候,蒋介石家里给他娶了个媳妇,是大他五岁的毛福梅。



很明显,这趟婚姻纯属封建包办性质,如果是小蒋革命性够强的话,应该象毛泽东那样予以强烈抵制才对。但蒋介石跟家里没什么仇,同毛福梅也没有过节,所以很开心地戴上了红花,拜完天地进洞房,开始一个男人的正常生活。



虽然没有可怕的老爹,蒋介石却对军事非常有兴趣。一九零六年,他坐船去了日本,想找所军校读读,却发现日本同清朝有协议,不是官派学生不能读军事,只好回国想办法。第二年,他终于弄到一个官派留学生的名额,顺利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



所谓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蔡锷、陈独秀、赵恒惕、阎锡山等人都在里面上过课。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读书,自然也要接触一些革命理论,顺便就认识了同在东京搞造反的孙中山。



一九零九年,蒋介石顺利从振武学校毕业,前往日本陆军十三师团十九联队实习,做了一名满口哈依的日本小兵。忍气吞声熬过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蒋介石赶回国内参加革命,亲自带兵冲进杭州,攻下浙江巡抚衙门,立下人生第一道军功。小小的前日本二等兵蒋介石很快迎来了第一次提升:沪军第五团团长。



那一年,毛泽东刚刚来到长沙,做一名不起眼的中学生;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高富帅蒋介石完胜屌丝毛泽东。



当上团长的蒋介石没有风光多久。同盟会内部明争暗斗,国民党同袁世凯也是明争暗斗,蒋介石折腾了一番,没有弄出什么名堂,索性赌气辞职回老家,下岗待业。



普通人下岗是件很痛苦的事,不过对蒋团长来说不算什么,奉化的老家有家有业,还有他的母亲,蒋介石不需要满面愁容地四处递简历、找工作,过得比孙总统还逍遥。很快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蒋介石跟着奋起大旗,跟着冲锋陷阵,跟着一败涂地,跟着逃到日本,跟着一块下岗,继续待业。



在东京的流亡生活里,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四处找机会,希望能再造一把反,直到袁世凯病死才回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另立旗号,蒋介石也就跟到广东,替孙中山跑腿,有事的时候帮忙,没事(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小蒋同学也会突然想家,象个孩子一样不辞而别,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思乡之旅。对蒋介石的随随便便,孙中山总是一反常态地容让有加,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蒋介石虽然孩子气,却多次在危难的关头支持他,并且曾经抛下家小来到危险的战场,无怨无悔地追随他。



孙中山十几年来回折腾,蒋介石就跟着十几年上岗下岗,中间还到过上海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风流了一把。终于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了,蒋介石从宁波转上海赶来救驾,又当上讨贼军参谋长的职务,四处替孙总统张罗兵马出气。



跟随领袖的日子很辛苦,蒋介石付出过很多精力,也受过很多委屈,孙中山心里全都知道,所以有好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忘了蒋介石。根据正史的记载,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带团前往苏联,进行相关考察活动。对蒋介石访苏时的表现,历史书上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因为蒋介石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大骂苏联不是东西,并成为某些宣传部门作品中,蒋公英武雄奇的典型证明。



蒋介石认为,自已当年英明睿智,一眼看出苏联和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只不过看在孙中山面子上周旋一时,不用太过当真;



后来吃过大亏的共产党当然是怒气冲天,他们痛骂蒋介石伪装进步,利用苏联援助阴险上位,背叛国父遗志;



而最莫名其妙的,是出钱不讨好的苏联人。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搞不明白,两个党怎么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还是在意的。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作为名义上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搞抹稀泥那一套倒也罢了,关键是他用人乱七八糟,竟然把财政大权交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办理。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是孙公子毕竟缺少政务经验,很快就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



抹稀泥的廖仲恺当了广东省长,嘴上没毛的孙科做了广州市长,满腔抱负的蒋介石却怀才不遇,只弄到一个筹备校长,反差实在太大,又不能点名攻击党内同仁,只好拿党外的俄国同仁出气。



这是一封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书信,广大蒋粉纷纷用它得出蒋公英武雄奇、早就看出苏俄不是好东西之类观点。但收到蒋介石的反动信件之后,廖仲恺也一样毫无反应,只是笑笑放到一边,既不反驳蒋小弟的牢骚,也没有跑去跟孙中山告状。因为他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位小弟时而矫情的作风,当面争起来肯定没完没了,说不定会恨你一辈子,但只要由着他生几天闷气,自然是雨过天晴,该干嘛干嘛。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不出廖仲恺所料,生完气后又恢复了原状,同廖仲恺一道筹办军校。在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面前,壮志凌云、立志解救全天下的蒋介石束手无策,只能再次赌气跑回老家,在他眼中只会抹稀泥的廖仲恺却挑起了大梁,以空手套白狼的精神跟军阀们讲交情、拉关系,用尽一切手段弄来赞助,在蚊蝇丛生的黄埔荒岛上搭竹棚、建砖屋,一点点凑齐军校的建设费用,然后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让孙中山发去电报,请比自已小十岁的蒋小弟回来当自己的上司。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经过几年时间筹划,才张罗起一家小军校,孙中山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此时的黄埔军校一切从俭,主席台都不过是几根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几百号学生们的伙食费更是有一天没一天,全靠廖仲恺持续不停地四处化缘,才保证了食堂天天有米开饭。对廖仲恺的贡献,孙中山同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很有数,但大家更清楚一点,军校靠化缘是不行的,廖仲恺本事再强也只能保证锅里有饭盛,其他教学管理之类业务工作还得指望蒋介石。对蒋校长动不动撂挑子的做法,孙中山很有一点担心:小弟你可千万别再跑路了,大哥我可是天天要开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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