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笑笑生原创连载：红朝的那些事情（22-26）

夺标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相当成功地闭幕了，孙中山并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三十一岁的毛泽东是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办事稳重，口才突出，湖南党部的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孙中山对有用人才向来关注，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谭延闿的这个小老乡非常有价值，应该多加提拨，拉进自已的阵营里发挥专长。



一月三十号，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把毛泽东加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由大会表决通过。年纪轻轻的毛泽东没当几天国民党，就顺利走进中央委员的核心圈，可谓平步青云，四面逢源。



同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手上还有赵恒惕送的大洋做机动款，毛泽东很快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快乐。事实上从一大召开时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议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越演越烈，几乎无法调和。而要单纯把他们的争议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内斗似乎也不靠谱，因为他们确实是相当认真地在争执，争执一些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危险的东西。



苏联愿意扶持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有人有地盘，可以迅速扶植起来闹革命，又快又省事；苏联支持共产党，是希望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成功后，国家发展个几年几十年，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主流力量，那时再让共产党领来个社会主义大革命，顺理成章地走向共产主义。整个流程看上去多快好省，却有一个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国民党人成功的时候，他们将变成共产党人的敌人，要发动工人革他们的命。



如此危险的理论悄悄说也就罢了，可苏联老大哥为了解释自已的动机，偏偏把它当成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象街头老大妈一样四处卖弄，生怕旁人不知道。共产党人无所谓，反正是革命，革谁的都是革；到国民党那里，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不需要太多理论研究，也不需要启蒙研讨，不少人已经悟出一个道理：国共合作是为了革命胜利，但革命最好不要胜利，因为成功的那一天，共产党将在苏联支持下，把枪口对准自已的脑袋。



设计上明明注定冲突的两套程序，却非要放到一块主板里运行，死机的情况自然是在所难免。面对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是束手无策，开发商共产国际又给不出修复补丁，大家只好不停地重启系统，直到彻底崩溃的那一天。



如果说孙中山看不出国共合作的问题，那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智商，只是孙总统虽然心里有数，却没有别的牌可打。有人曾经劝过他不要和苏联合作，孙中山没有敷衍或打哈哈，而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段话：

“你们都劝我不要和苏俄合作，但是我现在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却没有人拉我一把，苏援是我唯一的机会，怎么能不要呢！”



为了一点钱和枪，他曾经想过把东北抵押给日本，也曾经找过英国、美国、德国，开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却全都被拒绝了，一直沦落到靠军阀过日子的地步。所以我相信，孙中山对人说的那段话，是他的真实写照。





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却不懂军事，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按照老萨的观点，可以说袁世凯是站在清朝的肩膀上把满清踩下了台，然后孙中山踩过袁世凯的肩膀，建起一个半虚半实的国民党。但孙中山不会想到的是，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踩他肩膀的人已经走上了舞台，那就是他提拨的军校校长蒋介石。



蒋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浙江奉化，毛泽东一辈子的死对头，中国自清朝后第一个统一全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



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的童年要比毛泽东舒服得多。蒋家很有钱，小蒋同学也不用去背粪喂牛，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私塾里念书。同毛泽东一样，十四岁的时候，蒋介石家里给他娶了个媳妇，是大他五岁的毛福梅。



很明显，这趟婚姻纯属封建包办性质，如果是小蒋革命性够强的话，应该象毛泽东那样予以强烈抵制才对。但蒋介石跟家里没什么仇，同毛福梅也没有过节，所以很开心地戴上了红花，拜完天地进洞房，开始一个男人的正常生活。



虽然没有可怕的老爹，蒋介石却对军事非常有兴趣。一九零六年，他坐船去了日本，想找所军校读读，却发现日本同清朝有协议，不是官派学生不能读军事，只好回国想办法。第二年，他终于弄到一个官派留学生的名额，顺利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



所谓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蔡锷、陈独秀、赵恒惕、阎锡山等人都在里面上过课。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读书，自然也要接触一些革命理论，顺便就认识了同在东京搞造反的孙中山。



一九零九年，蒋介石顺利从振武学校毕业，前往日本陆军十三师团十九联队实习，做了一名满口哈依的日本小兵。忍气吞声熬过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蒋介石赶回国内参加革命，亲自带兵冲进杭州，攻下浙江巡抚衙门，立下人生第一道军功。小小的前日本二等兵蒋介石很快迎来了第一次提升：沪军第五团团长。



那一年，毛泽东刚刚来到长沙，做一名不起眼的中学生；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高富帅蒋介石完胜屌丝毛泽东。



当上团长的蒋介石没有风光多久。同盟会内部明争暗斗，国民党同袁世凯也是明争暗斗，蒋介石折腾了一番，没有弄出什么名堂，索性赌气辞职回老家，下岗待业。



普通人下岗是件很痛苦的事，不过对蒋团长来说不算什么，奉化的老家有家有业，还有他的母亲，蒋介石不需要满面愁容地四处递简历、找工作，过得比孙总统还逍遥。很快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蒋介石跟着奋起大旗，跟着冲锋陷阵，跟着一败涂地，跟着逃到日本，跟着一块下岗，继续待业。



在东京的流亡生活里，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四处找机会，希望能再造一把反，直到袁世凯病死才回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另立旗号，蒋介石也就跟到广东，替孙中山跑腿，有事的时候帮忙，没事（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小蒋同学也会突然想家，象个孩子一样不辞而别，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思乡之旅。对蒋介石的随随便便，孙中山总是一反常态地容让有加，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蒋介石虽然孩子气，却多次在危难的关头支持他，并且曾经抛下家小来到危险的战场，无怨无悔地追随他。



孙中山十几年来回折腾，蒋介石就跟着十几年上岗下岗，中间还到过上海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风流了一把。终于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了，蒋介石从宁波转上海赶来救驾，又当上讨贼军参谋长的职务，四处替孙总统张罗兵马出气。



跟随领袖的日子很辛苦，蒋介石付出过很多精力，也受过很多委屈，孙中山心里全都知道，所以有好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忘了蒋介石。根据正史的记载，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带团前往苏联，进行相关考察活动。对蒋介石访苏时的表现，历史书上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因为蒋介石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大骂苏联不是东西，并成为某些宣传部门作品中，蒋公英武雄奇的典型证明。



蒋介石认为，自已当年英明睿智，一眼看出苏联和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只不过看在孙中山面子上周旋一时，不用太过当真；



后来吃过大亏的共产党当然是怒气冲天，他们痛骂蒋介石伪装进步，利用苏联援助阴险上位，背叛国父遗志；



而最莫名其妙的，是出钱不讨好的苏联人。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搞不明白，两个党怎么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还是在意的。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作为名义上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搞抹稀泥那一套倒也罢了，关键是他用人乱七八糟，竟然把财政大权交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办理。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是孙公子毕竟缺少政务经验，很快就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



抹稀泥的廖仲恺当了广东省长，嘴上没毛的孙科做了广州市长，满腔抱负的蒋介石却怀才不遇，只弄到一个筹备校长，反差实在太大，又不能点名攻击党内同仁，只好拿党外的俄国同仁出气。



这是一封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书信，广大蒋粉纷纷用它得出蒋公英武雄奇、早就看出苏俄不是好东西之类观点。但收到蒋介石的反动信件之后，廖仲恺也一样毫无反应，只是笑笑放到一边，既不反驳蒋小弟的牢骚，也没有跑去跟孙中山告状。因为他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位小弟时而矫情的作风，当面争起来肯定没完没了，说不定会恨你一辈子，但只要由着他生几天闷气，自然是雨过天晴，该干嘛干嘛。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不出廖仲恺所料，生完气后又恢复了原状，同廖仲恺一道筹办军校。在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面前，壮志凌云、立志解救全天下的蒋介石束手无策，只能再次赌气跑回老家，在他眼中只会抹稀泥的廖仲恺却挑起了大梁，以空手套白狼的精神跟军阀们讲交情、拉关系，用尽一切手段弄来赞助，在蚊蝇丛生的黄埔荒岛上搭竹棚、建砖屋，一点点凑齐军校的建设费用，然后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让孙中山发去电报，请比自已小十岁的蒋小弟回来当自己的上司。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经过几年时间筹划，才张罗起一家小军校，孙中山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此时的黄埔军校一切从俭，主席台都不过是几根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几百号学生们的伙食费更是有一天没一天，全靠廖仲恺持续不停地四处化缘，才保证了食堂天天有米开饭。对廖仲恺的贡献，孙中山同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很有数，但大家更清楚一点，军校靠化缘是不行的，廖仲恺本事再强也只能保证锅里有饭盛，其他教学管理之类业务工作还得指望蒋介石。对蒋校长动不动撂挑子的做法，孙中山很有一点担心：小弟你可千万别再跑路了，大哥我可是天天要开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