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施一公受聘清华大学副校长想到的

夺标

身边有不少搞社会科学的人很苦恼，他们更像是在自己的蹦床上蹦来蹦去，很难蹦出自己的学科圈儿，很难蹦出汉语圈儿，也很难蹦出意识形态圈儿，但我知道有蹦出去的，蹦出去也有再蹦回来的，大多数蹦出去的，也并非个个都能安全着陆，也有“致伤致残”的。

　　——由施一公受聘清华大学副校长想到的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访问学者)

　　今日之中国，当我们看到施一公光鲜的履历，就如同看到了新时代的引擎，这个时代的学界标兵，可以被带上比本身学术贡献大得多的多的光环。

　　尤其是在20-30岁超牛的读书经历，30-40岁超牛的科研经历，40-50岁超牛的从政经历，似乎所有的在这个学科这个领域的光环都可以如此无私地集叠加到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可能认为这个人有天赋，是一个“传奇”，具有不可复制的超绝性，外加一点点“神性”。媒体已经使用了类似的字眼儿，并有可能将其作为其可能能代表的符号的新的标杆儿，甚至赋予他更大的改写历史和冠冕人群的功效，尤其是几乎可以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补髓汤”和“壮阳药”。其实在我看来，推到这一样危险的高位，一定是施一公所不愿意的，尤其是那些强加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这以后还真要“如履薄冰”，不能有任何过错，因为足够有名，所以杀伤力也足够大，大到“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深厚留洋背景的施一公，可能在内心中还用美国式的情感和理性来推理那并不太可怕的逻辑现实。

　　越来越低调的名人们，显然需要新出现的足够有勇气的新名人们来抢占媒体的镜头，以便有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喘息机会，“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被认为是有人生智慧的。具有明星气质的施一公，可能正在被一种非他成长中所能掌控的力量所牵引着，这种牵引，他也并非知道方向，这些力量并不符合他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的定律，但从今之后不允许他有任何瑕疵，这样一个“紧箍咒”戴在学者头上，也许他如鱼得水，思路清晰，或未可知。

　　谈到他的成就，恐怕一般人还看不懂，百度完之后也在脑子里留不下什么，至于如果能够获得诺奖，那人们肯定好不吝惜给予比莫言不低的赞美。

　　在某些学科，我们以中国人之聪明才智与勤奋，一定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超到相当的水平，甚至领先。尤其是在多数自然科学领域，相信我国有足够多的青年人，在进入到西方牛校后，如果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基础又打得不错，会出不俗的成绩。我所感受到的，中国人的确非常聪明和勤奋，不出成果貌似都说不过去。但是，不奇怪的是，不管有我们血统的人怎样优秀，这些优秀的来源都在于赢得了一些“游戏”，而在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建树，尤其是在近二百年之内。还有一条，在别国的制订的游戏规则里玩到最好，前提是我们相信那些是国际通行规则，并不会因为我们是黄种人歧视我们，大家拼本事比技艺就是，犹如奥林匹克和世界杯足球赛，前提是我们相信他们制定的规则，愿意为这样的游戏着魔，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但不一定能在本国制订的游戏规则里也玩好，前提是如果也有规则且不是潜规则的话。

　　这一点，身边已经有能够验证的人了，而且越来越多，作为一种亚文化，成为了必知必会的内容。似乎正在烘托的是一个颗政治新星，就如同清华的领导可以当环保部部长一样，这种新路径是否正成为清华模式呢?我们拭目以待。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向当下的中国展示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似乎也是从国际法则中拷贝过来，重要领导人出自牛校就像免除了“检验检疫”的程序，质量过硬，信得过。名校情结，在中国尤其盛行，盛行到复杂的问题被无理由的简单化，简单到了履历中只看校名就能判断能力的地步，这会令很多不是牛校的毕业生心中很不爽。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进步，并不必然说明了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强大，在已知有可能强大的领域变得强大，应该不具备太高的新闻价值和醒世意义。相形见绌的是社会科学领域。以中美为例，这其中的差异和差距，靠施一公式的人物也很难弥补，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及其难以出现施一公式的人物。个人认为，当下中国学术界，比起相对默默无闻但经常一鸣惊人的自然科学领域来说，社会科学领域看起来总是那么不安分和跃跃欲试，不管是过于家国情怀也好过于西方调调也罢，“前后左右”导致经常是“瞻前顾后”和“忽左忽右”，既“言多必失”又“不吐不快”，这里面的知识分子的言论的杂乱状况几乎无法令人心平气和，一脉不和周身痛，文科就是得的这个病。每年长篇累牍和似曾相识的论文们，几乎在发现和验证更多的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道理，但是恐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接收到这些信息，被中国人的伟大的文史哲成果所折服，或者他们都巧妙地避开了这些信息，以不提为好，原因也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搞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也不比搞自然科学轻松，呈现在脑袋上的白头发或者掉头发，也不比自然科学的少。我感觉到身边有不少搞社会科学的人很苦恼，他们更像是在自己的蹦床上蹦来蹦去，很难蹦出自己的学科圈儿，很难蹦出汉语圈儿，也很难蹦出意识形态圈儿，但我知道有蹦出去的，蹦出去也有再蹦回来的，大多数蹦出去的，也并非个个都能安全着陆，也有“致伤致残”的。可以肯定的是，搞了社会科学研究再想搞自然科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反之是可能的。

　　至于那些困惑什么时候会消除，大师们貌似也没给出答案，只是说中国要进行教育改革，话只说了一半儿，怎么改，至今在任何网络空间里，也没有见到过一篇科学系统精密负责的带有纲领性质的文章，敲边鼓的倒是不少。而这样的文章，还是感觉应该出现在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之手。

　　一些搞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人经常飘忽不定，他们不愿意失去任何一块有可能施展自己才华的阵地，并且貌似都有自己的课题规划，也愿意保留好自己养老的“自留地儿”，比起那些雷打不动的自然科学法则，这似乎就是天生的缺陷和短板，学问的共同宗旨是追求“真善美”，第一前提是“求真”，在求真这条道路上，误解和偏见呈现出的全包围状态，让人怎么感觉都是在井底看天，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已经输给了自然科学。 也许“道不同”，路也未必相同，但同样的路，不同的人走，展现的姿态，留下的背影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