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陆徵祥的修道院生活

夺标

　巴黎和会后，陆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国事也没有可以乐观的日子”，入世一条路既然走不通，便只有出世了。从此陆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逆转，他退出外交舞台，归隐于修道院。

　　陆徵祥曾因为受袁世凯的派遣，和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而被千夫所指。他的后半生选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过着清苦的、长达22年的隐修生活。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

　　打开历史教科书，陆徵祥的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这位曾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政要，堪称清末民初的一位外交奇才。但陆徵祥最为人所熟知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于1915年5月25日受袁世凯的派遣，和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那句著名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里所唾骂的大反派，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不仅如此，袁世凯称帝后，陆徵祥继续出任外交总长，在这个短命皇朝里俯首称臣，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走上外交官之路

　　在传教士父亲的安排下，13岁的陆徵祥在中国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开始了求学生涯，学的还是时髦的法文专业，当时的欧洲上流交际场合，可是以讲法语为荣的。

　　1892年，在北京同文馆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深造毕业后，陆徵祥奉派俄罗斯圣彼得堡，担任中国大使馆翻译。

　　据陆氏在回忆录里记述：“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我以四年级的译员身份(四等秘书加翻译——本文作者注)被派至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在那里，我遇到一位老师，通过他的方法和榜样，使我由个人生活转为公开生活。”(陆徵祥：《回忆及浮想》)

　　这个老师，指的就是时任驻俄公使，对陆徵祥恩同再造的许景澄(1845-1900)。当时陆徵祥的勤奋好学，引起了许公使的注意，有心要训练这个虽是平民出身，但有思进取的年轻人做外交官。

　　从1892年起，陆徵祥在清廷驻俄公使馆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14年。在“许师”的严格训练下，他的外交才能逐渐显露。由于他刻苦钻研业务，不出几年就擢升为三品知府衔二等参赞。

　　听袁世凯话签“二十一条”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血，但陆徵祥却成为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的不二人选。

　　原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组阁时对他青眼相加，不仅仅看中他是“大吏中首先剪发之一人”，而且认为他常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仰仗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或可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的外交新气象。

　　1912年3月30日，陆徵祥启程返国，赴任外交总长。他清楚地记得甫进入外交界不久，正逢清政府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

　　他的恩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恢复失地，洗尽国耻。”走马上任后，陆徵祥请大翻译家林纾写下“不可忘记马关”六字条幅，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

　　陆徵祥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陈规，设法修改清末累积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

　　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顾维钧就是被他看中而网罗麾下的。。

　　1915年，在袁世凯的指令下，陆徵祥代表北洋政府签署备受指责的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接受这一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实非所愿。当时陆徵祥尝言：“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徵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

　　果然，“二十一条”披露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游行示威。陆徵祥成为愤怒民意的替罪羊，被钉上了十字架。良知的折磨使陆徵祥感到身心俱悴，终身为此痛悔不已。

　　后来，他在给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写的信中说明了“二十一条”的签署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奈，悔不该遂袁之意。

　　一战结束后，陆徵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陆提出“参战”及“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的针对签下“二十一条”的补救建议。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在外不能为国家争得平等权利，在内又不为国人所谅解。那种滋味，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陆徵祥。

　　巴黎和会后，陆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国事也没有可以乐观的日子”，入世一条路既然走不通，便只有出世了。从此陆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逆转，他退出外交舞台，归隐于修道院。

　　妻子去世后，他进入修道院

　　说到陆徵祥的修行之路就不能不提到其比利时夫人培德•博斐(Berthe Bovy)

　　这桩婚姻在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甚至遭到陆徵祥敬若父亲的许景澄的激烈反对。他的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引经据典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认为将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的确，涉外婚姻在当时本就十分稀罕，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及混血后代是既不能进宗庙，也不能入祖坟的。不过，当陆徵祥遇见培德，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

　　培德小姐是比利时名媛，与陆在彼得堡的交际场合相识，随即擦出了火花。培德才貌出众，具有皇室血统，见识高远，气质不凡。只是她不仅比陆徵祥年龄大了十多岁，而且健壮丰满，与清瘦、中等个头的陆徵祥站一块儿，似乎并不般配。

　　但培德“一见面就看中了陆徵祥，因此他们在认识不久，她就向他索求照片，陆徵祥很大方，培德小姐在接到照片后，这样写信道：‘(您的照片)已挂在我的房间进门处，这样我可在经过时向它致一个十分友情的敬意。’”(《陆档》)

　　一封封滚烫的情书使自小缺乏母爱的陆徵祥成为爱情的俘虏，许师的再三警告也无济于事。“我的领导曾经反对我娶个外国女子，我们毫不把他们的不悦放在心上，我太太以勇气和忘我的精神接受这个不理解，整整达八年的工夫。”

　　在冲破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后，1899年2月，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的一座天主教堂与培德正式结婚。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景澄对自己这个得意高足也只能说：“你沉醉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儿女，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没想到一语成谶!

　　陆徵祥与培德是按天主教的礼仪结婚的。婚后，受培德的影响，原本信基督教的陆徵祥改信天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陆徵祥正式受洗加入天主教。在陆徵祥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足不出户，疏于社交。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徵祥内心备受折磨。每年的“签约日”这一天，都成为这个家庭的“受难日”。另一不幸是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这也是陆徵祥心中永远的痛。

　　培德夫人在1922年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症而长期卧床。为了夫人病愈，陆徵祥遵医生所嘱携妻前往瑞士卢加诺居住静养，已辞官归隐的他于是接受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一职。他清楚地知道留给两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决定尽可能多地陪伴妻子。

　　1925年，不甘的陆徵祥做了最后努力，他只身前往罗马，请求教皇为夫人祈福并表明心迹有意“弃俗修道，葬身欧洲异邦的一座天主教的隐修院中”。

　　教皇庇护十一世接见并满足了陆徵祥的请求，但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还是永远离开了他。培德女士逝世当天，陆徵祥便立刻辞去公职为夫人守丧。次年，护送夫人灵柩回到她的故乡布鲁塞尔，葬于皇族墓园。

　　1927年7月5日，陆徵祥正式加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特勒修道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他埋葬了尘世生活，也实践了许师的教诲与夫妇的约定。从此，宽松的修士青袍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终点。

　　被盖世太保列入黑名单

　　陆徵祥“严守院规，以老迈病弱之躯，祈祷学习苦修行祭”，1935年6月，陆徵祥苦修8年后，晋升为本笃会司铎，抵达宗教职业生涯的顶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陆徵祥虽然脱离俗世，地处异域，却无日不在心系祖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之后，仍没有放弃。”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登载中国的抗战进程。

　　1940年5月的一个清晨，希特勒军队的皮靴马刺打破了圣安特勒修道院的宁静，包括陆徵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了修道院。他不顾纳粹的威胁，毅然到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为中国和盟国的胜利进行公开祈祷。

　　为此，陆徵祥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幸而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首脑冯•法肯豪森极力阻止，他才没被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马关条约》过去了50年!“二十一条”过去了30年!已经修行18载的陆徵祥，在这天失去了往日的沉静。狂喜之余他无限感慨：“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有中国记者到达比利时采访陆徵祥，他再次表达了“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的由衷喜悦，并对当年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

　　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的陆徵祥仍然希望能以一己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做贡献。

　　1949年1月15日，陆徵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芳济医院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陆徵祥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安详地阖上了双眼。

责任编辑：花满楼
来源:《看历史》作者:杨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