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别再用人民的生命为发展买单

夺标

发生在8月12日的天津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且遇难人数仍在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强烈关注。尤其令人愤怒的是，事故发生至今已有数日，然而爆炸物究竟为何仍未确定，货场到底堆积了多少种危险品也没能给出一个可靠清单，更遑论准确库存数量。而就在这么危险的货场附近几百米范围内，竟然密布住宅社区，甚至还有幼儿园等，消防员赶赴现场灭火，也没被告知现场存放有会遇水爆炸燃烧的电石和剧毒化学物品，没能根据现场存货科学制定施救方案，结果造成了更多死伤和财物损失。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这场灾难是人祸而非天灾，是能够避免而非不可避免，所以当局必须要彻查原因，严厉追责，给死伤者及其亲属一个交代。

天津爆炸事故是过去一些年粗糙式发展的产物

必须认识到，这场灾难和最近发生很多类似灾难一样，都是中国过去多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单边冒进和管理不当的结果，都有着粗糙发展过程中执政管理思维不够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内因。这些年不断发生的青岛输油管爆炸事故、大连输油管爆炸事故、福建龙岩PX项目爆炸事故、上海外滩的新年夜踩踏事件，乃至于全国性的环境污染和前些年不断发生的煤矿爆炸或透水事故等，都折射了这种粗放发展和粗糙管理带来的严峻问题，成为时代留给民族的历史伤痛。

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今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经常出现这样的灾难，不少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类似阶段，但是中国长期单纯注重经济效益的快速发展而忽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性提升，以及支撑庞大经济体量的现阶段特有的产业结构，却让这些灾难的表现更为抢眼，教训也更为惨痛。而且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对貌似极为尴尬的矛盾：一方面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却灾难频发，天灾人祸不断。要解决这对矛盾，就必须正视矛盾产生的本源。既要查明原因、严厉追责，避免灾难重演，又不能因噎废食，因为灾难而否定发展，因为灾难而畏缩不前，甚至于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进行一些似是而非的民粹化批判。

当然，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灾难，在发展中解决这些灾难，并不代表制造这些灾难的机构和官僚就可以原谅，也不代表这些灾难就是发展的必然代价，更不代表因为要继续发展，就可以在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治理上放开口子，纵容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让人民继续用鲜血和生命来为错误的发展观念买单。事实上恰巧相反，如果不去严厉追究这些制造了灾难的机构和官僚的责任，不透过更现代、更科学、更专业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来遏制灾难，不仅灾难会继续频繁爆发，造成难以估量的人员财产损失，还必将引发各界对执政党执政能力水平的质疑，引发人们对发展的质疑，乃至于可能葬送了发展的成果。

发展不应该是片面的经济增长或物质水平提高，不只是盖了多少工厂大厦，修了多少高速公路，也不只是GDP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到新的运动变化的过程，它是综合的、全面的，又是普遍联系的。对一个社会而言，它既包含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包含了文明的进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等。发展并不就意味着发生灾难，相反，当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这些灾难，才会发现正是因为人们错误理解了发展概念，把发展错误收窄为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提升，忽略了发展涵盖广泛的内涵和外延，才在人类社会制造了那么多灾难。

这次“8.12”天津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以及由此衍生的严重次生灾难和相关官员及地方媒体管理机关在事发后不顾科学规律的僵化、无能表现，再一次作为最直观的反面教材给中国上了一堂发展课，也再一次用血的惨痛教训告诉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执政党和政府应当更加科学的认识发展，应该更加细致、更加规范、更加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更加深入的认识媒体传播和危机管理的内在规律、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城市管理者在现代社会治理理念下的专业角色。绝不能继续此前无视规则的粗放治理，让法律规定成为摆设，绝不能因为官员到了某个级别或从属于某个政治派别就“按部就班”的放到某个难以胜任的管理位置，特别是那些需要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位置，也绝不能再用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来为落伍的发展观念和官僚们的愚蠢无能买单！除此之外，还必须深刻反思检讨这次爆炸事故背后潜藏的愚昧、粗暴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和可能存在的腐败及利益输送问题。

胡锦涛任内曾提出过“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上任后我们也经常说共产党需要尽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常敦促中共官僚要切实落实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的施政理念。在一些未能透彻理解这些理念却又经常带着意识形态上的主观偏见误判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看来，这些都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无聊的政治说教，有些人甚至将这些灾难都加冕上政治改革落后的标签。但是，当这些“口号”和“说教”落到每个具体的灾难上，教训是不是特别惨痛，其道理是不是被映衬得格外清晰？

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粗糙发展的年代也必将成为历史。在今天这个极需继续发展和建设的和平年代，貌似“平常”的社会治理其实正具有极不平常的现实、历史和时代意义。在这个更现代多元，人民群众对执政者要求也更挑剔、更苛刻的年代，执政党必须更彻底的完成观念转变、体系转变、能力转变，以更现代包容的执政思维和更专业细腻的执政治理方式，才能匹配得上人民的期冀，才能承担起执政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否则的话，那些“口号”和“说教”，恐怕将真的就会沦为口号和说教，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将成为更多人讨论的议题。

(多维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