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笑笑生：红朝的那些事情（17-21）

夺标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


郁闷无比的孙中山在军舰上呆了五十多天，没有等到任何奇迹，只能再回上海，重新当他的下岗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里，有几个随从一直陪伴着他，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叫蒋介石，是中华同盟会的老党员，专程从浙江赶来的；另一位叫叶剑英，在宝璧舰上配合作战，还有三大卫队营长叶挺、薛岳、张发奎都在船上。他们此时都是默默无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将先后闪亮登场，成为乱世的新一代潮男。

一九二二年年底，下岗总统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可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陈炯明支撑不住，又被赶回了惠州，孙中山重新夺回广州，光荣上岗。

回到久违的广州，再进熟悉的总统府，孙总统的手段很黄很暴力，结果很傻很天真。他借兵驱逐陈炯明，自已并没落到多少好处，广东一到手马上就被桂军、滇军瓜分完，税务也被截下来充军饷，孙中山除了换一处不占产权的豪宅（总统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孙大总统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已的“胜利”。他一无军权，二无饷银，下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不算数，没有税收应付相关开销，纯粹属于光杆司令。陈炯明在的时候广东一切都井井有条，等孙总统革命之后，桂军和滇军没有陈司令的觉悟，立刻乱成一团。军阀们虽然没有道德观念，倒也还认得钱，立刻在广东征收各项苛捐杂税，至于毒品赌博之类的更是全部合法化，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刮出油水，干啥都行。

在大总统孙中山和各路军阀的革命领导下，广东全省很快就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比北洋军阀还差出一大截，至于陈炯明搞的义务教育自然也成了泡影。反正饭都不让吃，读书之类投资自然是浪费钱，还是全部拉去当兵比较合算。

无论孙总统和军阀们怎样擅长弄钱，都是不够应付开销的，总统府于是想了个高招：他故意设定一个极短的期限，然后宣布只要到期不能出示地契的地都算公用，一律由军政府没收为官产，然后卖钱，连寺庙也不能例外。

这种卖地发财的政策很快在广东流行开来。广大贪官污吏都是眉开眼笑，纷纷配合领导刮地皮，并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里把广东地皮卖得精光，当然上上下下收一点好处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郑重声明，本人并非借古讽今，历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于所谓民生或老百姓的利益之类，孙大总统革命要紧，就顾不得小节了。

军阀刮税，总统刮地，每天大家都很用心，孙中山虽然贵为总统，但在需要钱的时候，打起劫来也是丝毫不逊色的。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大总统主要就是忙着用这类手段“治理”广东，当然更有两路外地军阀的“功劳”。

很明显，广东人民不满意，全国舆论不满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孙中山自已都不满意。

孙大炮虽然喜欢吹牛，却还没失掉基本的判断力，做事情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辈子都不喜欢军阀，结果不得不招惹上军阀；本来是想占地盘，结果地盘给别人划完了，自已还要站出来给别人牵头；他最希望手下效忠，可最好、最有能力的爱将，却是他赶走的。

数数广州城里的一堆烂帐，他不知该从何说起。不管顶着什么头衔，没有钱、没有权，就永远只算一个小屌丝，升不成高富帅。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孙中山不止一次远望惠州城，怀念过陈炯明，正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多少交情可以重来，有多少亲信值得等待。孙中山想过同陈炯明重归于好，陈炯明也一直惦记孙中山的旧，两个人各居一边，枪炮对峙，多次想再握彼此的手，重新走革命的路，却始终走不出那一步。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了出来。于是在热心人的周旋下，同盟会元老们纷纷向两边说合，希望孙总统和陈司令能超越不愉快的历史、放眼美好的未来，联手高举民国的大旗，把三民主义贯彻到底，为革命胜利共同努力。

手握重兵的陈炯明倒是没有意见。虽然孙大炮喜欢吹牛，但在军阀里面毕竟也算节操人物，他表示孙中山要是同意，可以重新给孙总统做下属。

看到实力派陈炯明点头，说合的人松了一口气，赶忙来找孙中山，告诉他这个利好消息。没想到孙中山听后陷入了沉默，然后说出一句话：“不行，我不要陈炯明回来。”

对方顿时愣住了。孙总统手上无权无势，充其量就是个架子，随时可能被其他军阀赶走，说不定还会拿着人头去北京请赏。陈司令肯归顺，那是天大的好事，孙大炮难道昏了头，放着现成的枪杆子不去抓，非要呕气不成？

看到来人疑惑的眼神，孙中山顿了一下，“他要回来也可以，得给我写个悔过书！”

悔过书，就是类似检查的东西，孙大总统不是不想陈司令回来，只是碍不过面子而已。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去给陈炯明报信：陈司令你写个检查吧，写了检查你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对普通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盘和枪杆子，写信之类的都是小儿科，只要有好处，一天发十个检查也没关系。可陈炯明偏偏是个有上进心的军阀，把面子看得跟里子一样重要，不管各路江湖朋友怎样苦苦劝说，就是不松口：干活可以，道歉没门！

消息反馈回广州，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大总统被赶出广州的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自已半夜逃命不说，还害得宋庆龄流产，又输面子又输孩子。让陈炯明写个检查过关，已经是额外开恩的好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孙大炮在江湖上还怎么混？

孙中山一定要，陈炯明偏不给，谈判就此陷进僵局。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很着急，一轮轮来回劝架，有人甚至跪下来求孙中山，可孙大总统象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不肯松口，拖来拖去，终于拖成了一辈子的恩怨。

陈炯明很淡定，孙中山很坚定，旁观的人心里都在犯疑：孙总统只有陈司令一支亲兵可以依靠，为什么还如此顽固，一句话的事都不肯让？

面对大家的质疑，孙中山只是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孙总统不要陈司令做枪杆子，是因为孙总统有了新的枪杆子，而且比陈司令好用得多，所以讲话才这么有底气。而给孙总统送枪送炮的有关部门，叫做苏联。


孙总统比毛泽东年纪大得多，经历也复杂得多，当然更早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加上他思想解放、交际广阔，一直在同日本、德国、英美等列强谈判，主要议题是出让未来的中国一部分主权，换取军火和军费支持。

列强们自然对孙中山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中国地图上划一刀，而是没人相信孙总统的革命能成功。不管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人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行的，军政能力更是不及格的，对孙大炮的本质一眼就能洞穿；何况他混了几十年政坛，把国民党老底输得一干二净，好容易有个亲信却要造反，天天带着几个卫兵守在总统府，连手下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指望他划一片江山给自已，比较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只有不停地发建议，然后被拒绝，再发建议，再被拒绝，直到最失意的时候，苏联来到了他的身旁，告诉他说：我有钱，我给你。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拙劣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灯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火烧眉毛，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有这种事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信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谭延闿和毛泽东都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十一月谭延闿带着手下离开湖南时，毛泽东也在一片萧条中去了江西萍乡，在萍乡愤愤不平的毛校长平静下来，总结了从前湖南新民学会的书信往来，然后明确了一个认识：

靠改良是不能改变社会的。要推翻军阀、建设新社会，唯有凭实力！

这个认识后来被浓缩成七个字：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一年的七月，毛泽东刚在湖南当校长的时候，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也开了个会，研究未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会上分成两派，比较平和的萧瑜认为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一步步用教育改良社会；而蔡和森则主张走俄国革命的模式，用暴力改造社会。毛泽东显然肯定后一种方案，因为没有实力的改良是不现实的。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组建共产主义政党的三大条件（信仰、领袖、成员）都逐渐完备，因此一家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公司很快就要开张了。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号，毛泽东重新回到湖南，正式建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月份的时候，他带着弟弟毛泽覃回韶山过阴历春节，就在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 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弟弟毛泽民面带愁容地告诉他，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景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毛泽东的反应很平静。他对这样的事情既不吃惊、也不心痛，这些年见过的阵仗已经太多，几亩田的家业实在不算什么。作为一家之主，他告诉弟弟妹妹们说：国乱民不安，要懂得舍家为国的道理，走出去干点事业，所以家里的房子给人家住就是了，田也给需要的人种好了；欠人家的钱赶紧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家里那几头牛给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用一句话总结毛泽东的持家方针，就是大哥我压根不打算过日子了，弟妹们都出来混世界吧！

毛大爹逝世，家里是大哥作主，弟妹们也就听大哥的话。过完春节，毛泽民随大哥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到一师附小做校 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读书。从此毛泽东领着全家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几个弟妹毛泽建、 毛泽覃、毛泽民都没能走下去，先后为他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不显眼的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来说，合并共产党无非是多了两百号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因为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于是在二三年的六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齐来到国民党总部广州，召开第三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帮助广大共产党员统一了认识，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必须加入国民党、充实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虽然广州到处是军阀，但孙中山毕竟是名义上的大元帅、大总统，请客开会的面子还是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正大光明选地方聚会，陈独秀还记得去年开会时弄得太过隐密、毛泽东等人来了上海都找不到组织的事情。



作为后生小辈，毛泽东当然没资格评论孙大总统的坎坷历史，他只知道在广州的经历十分开心。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客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巡捕和秘探，也不用躲躲闪闪地找地方，他不由得打心眼里感概一件事：有自已的地盘真好啊！



毛泽东的广州之行分外逍遥。他不光见到传说中的孙中山，还顺利地成为政治局秘书，走进共产党的核心圈里。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大会上，政治局通过苏联的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家联手革命，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搞完入党宣誓（国民党），在广州的毛泽东不仅多了一段公费旅行的愉快回忆，还多了一张崭新的国民党党证。一边开会，一边闲逛，毛泽东意外地碰到一位老乡：三年前被人打出湖南的谭延闿。下岗的谭督军正在孙中山手下当建设部长，住在培正路简园。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两个人都跟赵恒惕有过节，顿时显得分外亲热。谭延闿同毛泽东聊过湖南的情形后，便在八月份起兵打湖南去了。



谭延闿做人、书法都是一把好手，可打仗似乎并不在行，八月开战，九月就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只能继续在孙中山手下待岗。毛泽东本来想正大光明地回湖南，看到谭老乡打仗不顺利，只好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回家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按照组织要求，既然加入国民党，那就认认真真地做国民党的党员，毛泽东十分卖力地发挥基层组织能力，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总部，四处搞支部招人。在他努力干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喜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第二个儿子毛岸青也出世了。



毛泽东一面顾家带孩子，一面热火朝天地大力建设国民党（没错，是建设国民党），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二四年一月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调他去上海公干。



对这次的出差任务，毛泽东是很舍不得的。杨开慧从十八岁起跟着他，这些年很少团圆过，此时的毛岸青才三个月大。离开湖南时，毛泽东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们，忍不住愁肠百结，为她写下一首《贺新 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 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