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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学家在“一战”后离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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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1 09: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科学无国界?为什么科学家在“一战”后离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


科学无国界?为什么科学家在“一战”后离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

2015-08-10 09:02 来自 翻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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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拿过达夫•库珀奖等多个历史学大奖的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尔新著《谁将主宰世界》(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近日出版。

在马佐尔看来,纵观1815年的欧洲协调到19世纪的国际主义,以及“一战”期间的国家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可以看出国家地位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发展。在英国强盛时期,国际联盟是英国的附庸,而随着美国逐渐强大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早期的联合国也不得不听命于美国。但自20世纪60年代始,第三世界开始作为真正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美国开始失去世界话语权的统领地位。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谁将主宰世界》中关于专业知识如何全球共享章节的内容。


为什么奥特莱的宏伟计划却最终幻灭了?毕竟,他提出的科学理性主义在“一战”前后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对国际史实有着强烈兴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20 世纪30 年代也曾提到“世界大脑”的必要性,这与奥特莱成立知识储备库使所有人皆能受惠的想法如出一辙。

两次战争期间,科普读物拥有着巨大的市场,也表明这个想法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然而,奥特莱的做法以及他对科学国际主义的追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首先,科学合作通常会受制于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法国是标准化事业的拥趸,但拿破仑试图为整个欧洲编纂法典的灰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人们总会怀疑法国人的动机不纯,这些因素都足以限制法国人推动标准化事业的积极性。

到19 世纪80 年代,公制运动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运动的进程一度趋于平稳,成为许多国际主义者一直提倡的通用体系,但英美两国随后强烈反对这一体系。《公制谬论》(The Metric Fallacy)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Halsey)曾经写道:“星象显示,未来会出现‘英美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套英美制的度量标准。”如果到1950 年这两个国家的公制事业还不及一个世纪前,那么政治因素便难辞其咎。

同样,公共卫生改革也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投入明显在不断增加,却没能有效促成国际合作。拿破仑战争后,外来传染病侵袭欧洲,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大部分国家都封锁了隔离疫区。1851 年,法国外交部召开了首届国际卫生会议,会上达成协议,希望各签约国确保制定统一的准入规制。但是,除非各签约国照章办事,否则签订这种协议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当时并不知道利害关系,自尝苦果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尽管整个19 世纪霍乱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各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控制疫情。曾有一次霍乱爆发导致6 万多人死亡。两年后,也就是1874 年,法国提议成立国际流行病机构,但是,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强势帝国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这项提议同样以失败告终。1883 年,霍乱导致10 万多人丧命,死亡人数比1892 年只多不少,尽管这样,各国还是没能达成共识。[ 很多科学家在争论霍乱的病理,其中就有《欧洲霍乱防御》(La défense de l’Europe contre le cholera)一书的作者、法国专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这位先生因他的作家儿子马歇尔更为后人熟知,马歇尔将父亲对疾病和保持卫生的关注写进小说,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没完没了的会议最终促成了公共卫生国际办事处的成立,这是个既官僚又畏首畏尾的组织,在巴黎设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永久秘书处,员工是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该组织主要负责通报信息,而不是教育大众,也并未打算积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同时又对源于黎凡特的时疫耿耿于怀。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没能得到有效的官方回应。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治观念的不同会使科学家内部产生隔阂,即使他们把自己看作国际主义者也难以免俗。

19 世纪的科学进程并不符合“科学无国界”这个说法,尤其是1918 年以后,许多国际论坛还给德国科学家下了“逐客令”。奥特莱等老一辈科学国际主义者的特点此时显露无遗,他们完全无视发生的一切。奥特莱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意义何在,对政治上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想法带有鲜明的比利时特色,因为他们都会与处于困境的国家对话,奥特莱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有损他博爱论者的形象。

科学家们越来越受金钱摆布,事事听命于国家。很多科学研究的经费都非常高昂,独立科学家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奥特莱有自己的钱,在这些钱花光前,他可以搞他自己的研究而不受任何人摆布——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的。但是就算是一个成功的比利时实业家积累的私人资产(比如他父亲的雄厚资产)也不足以支持他的宏伟计划。与国家和政客保持距离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会导致资金支持的持续短缺,很多专业组织都因此而受限制,能做的很少,最终成了情报采集中心,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成为活跃的科研机构。一旦国家资助科研(20 世纪中期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科学家就有了资金保障,但是他们往往面临尴尬的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束缚自己,还是忠实于各国科学家大联合这个最初的理念?科学军事化让问题变得更糟:在化学和核武器时代,各国强制保密基本科学实验,科学家们因此离奥特莱所说的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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