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窃听》：非虚构的美国情报界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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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窃听：非虚构的美国情报界演义

2015-08-07 09:58

【内容简介】

　　《国家窃听》以轻松而略带调侃的“冷幽默”风格，讲述了美国情报监视帝国大量不为人知的故事。本书以严谨而专业的视角，将“斯诺登事件”放在21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以及美国情报界几十年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出这一事件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作者前期搜集、筛选、整理的一手素材在故事叙述过程中清晰而多层次地呈现，令本书堪称一部非虚构的美国情报界演义。

　　【作者简介】

　　作者真溱，现为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总工程师，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和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情报学历史、情报政策与情报工作管理、信息处理与信息分析、信息组织和大数据技术。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科技信息工程专业，曾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做访问学者。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编过《撬动地球的力量：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新媒体资源》一书。

　　【精彩书摘】

　　第二回 星风在行动

　　白宫。

　　“9·11”事件后大约半个月。

　　国安局局长海顿跟在中央情报总监特内特身后，走进总统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到这里开会。一进房间，海顿发现总统本人、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总统幕僚长都已经坐在里面了。不久前，海顿曾经和中央情报总监以及副总统的手下讨论过，如何加强和改进情报搜集工作。他对总监说：“我们似乎永远都处于一种‘再打一个坏球就要出局’的状态。”特内特安慰他说：“我明白。”[13]

　　今天，他们要向小布什汇报一件大事，请他定夺。海顿画了一张图，上面画了三个圆圈,第一个表示希望得到的情报，第二个表示可以得到的情报，第三个则表示可以合法得到的情报。国安局能做的是，处理这三个圆圈的交集部分。切尼说，别管第三个圆圈，因为要讨论问题，就得先忘记法律。[110]

　　在这次会议之前，总监已经见过总统，把海顿他们在“9·11”事件之后考虑要做的事情做了汇报。小布什也很清楚海顿所说的“再打一个坏球”是什么意思，他告诉国安局局长：“我很理解你担心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做些事情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我有这个权力，可以授权你去做你们提出来的那些事情。”[13] 话虽这么说，可小布什心里很清楚，他的这套说辞、他们在这间办公室里密谋要做的那些事情，迟早有一天会被曝光并且注定将引发争议。[17] 但他决心已定，对海顿说：“你回去制订一个计划，然后拿来给我，剩下的事就让律师去处理吧。”[111]

　　局长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律师告诉他，总统的确可以授权，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这样做过。晚上回到家中，他跟夫人商量着，想出去散散步。两人绕着米德堡总部边走边聊。总部周边丛林茂密，非常适合散步。夫人问他：“你是有什么心事吧?”由于事涉机密、无法细述，海顿只能这样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总有一天，它会大白于天下。等到那时，它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人都会被卷进去。”[13]

　　“传家宝”

　　1945 年8 月，纽约。

　　“二战”的硝烟终于散去，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一直没有平息。美国陆军信号安全局(SSA)的工作人员依然忙忙碌碌，他们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跟通信商接洽，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监听进出美国以及过境美国的外国政府的电报通信内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简称“国电公司”)明确表态，拒绝参加这一违法行动。西联电报公司(WU，简称“西联公司”)则表示，只要有司法部部长的签字，他们就可以参加行动。在成功说服西联公司之后，信号安全局转过头来继续约谈并胁迫国电公司，面对压力，公司只得同意，但也提出和西联公司相同的要求：看到司法部部长的签字后再配合行动。接下来，信号安全局用相同的办法“做通”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简称“美电公司”)的工作。[112]

　　秘密行动在悄悄推进。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具体的技术问题：怎样监视?把有关的电报通信数据全都交给信号安全局，这当然是最安全可靠的监视方法，但这样做需要的数据量太大。美电公司的通信流量经理威廉·斯巴科斯(William Sparks)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这些电报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等关键数据(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元数据”)交给军方就足够了。斯巴科斯是美军陆军信号部队的预备役中校，对有关的技术情况非常了解。但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军方否定了：所有有关的电报数据或者数据拷贝都要交到信号安全局手里。[112]

　　“二战”结束后，美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最重要的几件事包括：成立国家军事部(NME)，在陆军航空兵的基础上成立空军部，1949 年，美国国家军事部改称国防部(DOD)。陆军信号安全局先是改名为陆军安全局(ASA)，而后各军种信号情报部门合并，成立武装力量安全局(AFSA)，为国防部下属机构。1952 年，武装力量安全局改名为国家安全局并沿用至今。[112] 所以，这里的一个基本“常识”是：美国的国安局隶属于国防部。

　　尽管情报组织的架构不停地变迁，这项原本为监视外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却一天也没耽误，多年来一棒一棒地接力下来，传到了国安局手里，并有了一个行动代号，叫作“三叶草”。国安局一直充当着美国国内情报单位的信息中介角色，他们将搜集到的信号情报信息分发给中情局、联调局等机构，这些机构都在国安局里设置了长期的联络办公室。[112]

　　随着时光流逝，“三叶草”行动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行动对象最初被严格限定为外国政府和机构，后来逐步扩展到所谓的“可能受到外国影响”的激进分子。[112] 所有这一切都按部就班，并且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上面也再没有人关注这个行动了，国安局也再不需要向上面请示汇报。据长期担任国安局常务副局长的路易斯·托德拉(LouisTordella)回忆，他只在1973 年向国防部部长汇报过这个行动的情况，这是十多年中唯一的一次汇报。[113]

　　20 世纪50 年代，“三叶草”行动使用的是穿孔纸带。[113] 每天，通信公司都会收发许多电报，并且都要借助这种纸带。发报人写好文字，通信公司将其转译为穿孔指令，在纸带上按照一定的编码方式打上小孔，再用机器发送出去。机器接收到来电，先是自动在纸带上打孔，再由读报员或者机器将其转译成文字，誊写或者打印到专门的电报纸上。

　　其实，现在的eBay(易贝)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古老电报纸在出售。对通信公司来说，这些穿孔纸带用过后就成了没有用处的废物。所以，这一时期国安局每天派专人把这些一卷一卷的穿孔纸带运回总部，还可以算是一种废品回收。纸带到了国安局，则开始了它的另一轮用途，情报人员可以全面解读上面的信息。如果你有机会查一下穿孔纸带的资料，看看几十年前这些简单而优雅的设计，很可能会从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感慨：抽象的信息就这样变成了具象的编码，原来现代信息组织技术发展史的开端就在这里!

　　到了60 年代，磁带开始大量投入使用。同穿孔纸带相比，磁带的体积大幅缩小，并且可以重复使用，通信公司决定保留这些电报磁带，之前的穿孔纸带他们则没有留下备份。所以，国安局必须找个地方来进行磁带拷贝工作。他们找到了中情局，以中情局的名义在纽约租用了一个地方复制磁带。1973 年，中情局退出，国安局只好另想办法，他们在曼哈顿区租用了一个地方继续开展磁带复制工作。每天，都有一个信使从国安局总部出发，乘坐火车来到纽约，把复制好的前一天的电报磁带装好，再乘车回到国安局总部。风雨无阻，每天如此。[113] 外国机构发送的电报多半是经过加密的，而加密和解密历来就是国安局的强项，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些电报都解密出来。前面提到的托德拉就是一位密码专家，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阶段一直都在数学专业学习，早年还参加过破解德军“恩尼格码”密码机的工作。这项破译工作不仅为盟军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对日后密码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可以说，美国是在越南战争的枪炮声中进入60 年代的。随着美军在战争中越陷越深，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逐渐明确，反战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1967 年秋，发生了名为“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陆军整理了一份抗议者名单，要求国安局对这些人进行监视。接下来，中情局、联调局以及国防情报局都交给国安局一份类似的名单，名单上有民谣歌手琼·贝兹(Joan Baez)、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还有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黑名单越来越长、名单上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与名单上的监视对象有任何关系的人都会受到株连。[114, 115]

　　国安局的这项行动在1969 年7 月1 日被正式批准，代号“光塔”。[114] 行动批文上写道：

　　“光塔”信息特指参与民众骚乱、反战示威和活动的个人或组织，以及参与反战活动的军事人员的通信信息……尽管“光塔”是信号情报行动，有关材料将分发给信号情报用户，但在这些材料上不要标识“国家安全局”的字样。[114]

　　也就是说，国安局不仅要执行好“光塔”任务，还要把自己参与过的种种非法监视活动的痕迹彻底抹掉。联调局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突发奇想，认为美国的“贵格派”组织向东南亚运送食物及其他物品，他要求国安局对所有的贵格派教徒进行监视。胡佛局长显然忘了，尼克松总统自己就是贵格派教徒。[114] 不知道最后国安局有没有因此对尼克松进行监视，但尼克松确实一直疑心自己被国安局监视。[114] 1973 年，由于司法部部长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质疑“光塔”行动的合法性，这一行动随即终止，而此时被列入黑名单的已有600 多人。[113]

　　从1967 年起，中情局启动了一个秘密监视行动，代号“混沌”。行动最初是响应白宫的要求，调查美国本土反战抗议活动背后的海外黑手，但让白宫失望的是，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根本没有什么海外黑手。于是，“混沌”行动的枪口转向了国内，把美国人作为主要监视对象。[116] 中央情报总监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就接到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命令，要他提供反战罢市的各团体领导人的所有信息。[117]就这样，中情局在“混沌”行动中收集整理了7 200 个美国人的“黑材料”，

　　在数据库里保存了大约30 万美国人的数据记录，为联调局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了上千份相关报告。[116]中情局搞不清楚不同的反战团体之间在立场上的区别，于是把这些组织一股脑儿全列为监视对象。当然，监视计划要落地还得仰仗国安局强大的监听能力。[118]

　　尼克松手下有个年轻的律师，名叫汤姆·休斯敦(Tom Huston)，是个退役陆军情报军官，年仅30 岁，也算是青年才俊吧。1970 年6 月，尼克松召集国安局、中情局、联调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负责人开会，休斯敦也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总统说：根据白宫得到的情报，我确信，情报界在搜集与激进组织活动有关的情报工作方面，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114]

　　会后，休斯敦很快就起草好了一份备忘录，7 月，尼克松签字批准了这份绝密文件。[119]该文件授权国安局“制订计划，利用其国际设施对美国公民的通信情况开展监视行动”。不需要调查令，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每个人的国际电话和国际电报都可以被监听和被散发，再无隐私可言。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作“休斯敦计划”。[114] 文件也解除了对情报机构的其他一些限制，比如可以破门而入拿到他们想要的材料。休斯敦在文件中写道：

　　这等于是入室盗窃，因而具有很高风险，一旦曝光，将会带来巨大的尴尬。[120]

　　联调局局长胡佛读到文件后“怒气冲天”，因为文件上还有这样一段话：“联调局没有能力监听国际通信，而国安局正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这一工作，并且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对白宫特别有用。”这分明是在挑战联调局长期独霸的领域。胡佛直接冲进了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的办公室，要求他收回成命。米切尔说，这份文件里所说的这些行动都是违法的，不可能是总统的决策。部长马上去找尼克松，最终说服了他—在签署文件五天之后，尼克松又撤销了这份文件。[114]

　　国安局的心情像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先是对“休斯敦计划”得以迅速签署欣喜万分，然后又因为计划被匆匆取消而十分恼火。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收集国内情报，不能因为这次总统收回成命就罢手。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国安局拉入了黑名单。[114, 115]

　　不久，休斯敦接到通知，他手头的工作转由约翰·迪安(John Dean)负责，这也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先前在司法部部长米切尔手下工作，此时是尼克松的法律顾问。他拿到“休斯敦计划”后，直接把文件扔进了自己的保险箱。

　　1971 年6 月中旬， 尼克松把基辛格和白宫幕僚长“ 鲍勃”· 霍尔德曼(“Bob”Haldeman)找来，商量一件事情。霍尔德曼猛然想起，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份材料，非常符合总统的需要。但尼克松深知这个机构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甚至被叫作“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想要他们把材料交出来无异于与虎谋皮。

　　尼克松说：鲍勃，你还记得“休斯敦计划”吗?去执行它吧……我的意思是，去偷。该死的，直接闯进去，把材料拿到手。炸掉保险箱!拿到东西! [121]

　　过了半个月，尼克松再次指示霍尔德曼和基辛格：“破门而入，搞到文件，明白吗?”第二天一早，他又说：“鲍勃，赶紧把布鲁金斯学会那件事办了，我要得到那个被炸开的保险箱。”那天晚些时候，他再次催问：“你安排谁去布鲁金斯学会了?”不知何故，这次“破门而入”计划最终并未实施。[122] 尼克松显然忘记了，他已经在一年前亲自取消了“休斯敦计划”。

　　“水门事件”爆发。最让尼克松受伤的是迪安的背叛。1973 年6 月，为了争取免于被起诉的机会，迪安把“休斯敦计划”作为交换条件交给了检方，[115] 不仅如此，他还在听证会上指控尼克松积极参与掩盖丑闻的种种活动，并且授意给被捕人员“封口费”，让他们保持缄默。迪安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尼克松问他，除了已经花掉的46 万美元，让他们继续保持沉默还需要多少钱?迪安想了想，告诉总统说，大概还要100 万美元。尼克松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123]

　　此外， 迪安还供出了参与事件的核心人物霍尔德曼和约翰· 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他们俩参加了总统组织的许多次商议掩盖丑闻的专门会议。1973 年1 月之前，迪安通常向他们汇报自己承担的掩盖任务的进展，1 月之后，尼克松开始直接找迪安，询问掩盖行动的情况。[123]

　　1974 年8 月8 日，尼克松在各方压力之下终于辞职，大家都以为“水门事件”到此结束，终于可以消停了。然而，4 个月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纽约时报》记者西摩·赫许(Seymour Hersh)争取到了一个采访中央情报总监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的机会。科尔比向记者透露了许多情况，他试图说服赫许，所谓“非法监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情，家丑不宜外扬。赫许马上意识到自己钓到了一条“大鱼”，他连夜赶写出稿件。[124] 第二天，也就是12 月21 日一早，一篇揭露中情局黑幕的重磅文章就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头版头条，通栏的大字标题是“尼克松时代，中情局针对美国反战力量和持不同政见者展开了大规模行动”，标题下面是尼克松时代三任中央情报总监的大幅照片，他们是赫尔姆斯、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科尔比，以告诉读者这三个人对大规模非法行动负有首要责任。来源:中信出版社作者:真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