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弊端在不少国家早已显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非洲国家的政府职能,结果使非洲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90年代,美国专家又在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但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美国自己也拖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假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说,他感到“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崩溃”,“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又实行了好几轮货币宽松,向世界转嫁危机,而美国银行还继续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虚拟经济,虽然美国股市和一些地区的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未被触动,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这场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
今天美国经济的“虚”,主要体现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乏力,投资疲软,就业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技术创新短平快为主,不具备拉动整个经济的能力,页岩气开采也因国际油价低迷而受挫,重振制造业未见起色。作为美国政客金主的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早已玩得上瘾,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仍没有终结的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要小15%。他认为,GDP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切实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家庭2014年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真是令人唏嘘。
与美国相比,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虽然它并非十全十美,还需不断完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与美国20多年来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这种制度安排还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国家对战略资源和大型国企的掌控、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及执行能力,其强大生命力日益显现。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采用国家战略、宏观调控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来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创新国家的建设。
当然,中国经济也面临不少挑战,如金融业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真正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等。中国要汲取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教训,确保充沛的资金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为国家战略产业更上一层楼服务。
股灾来袭,不少人断言“金融危机”将至,殊不知中美模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二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传统,还导致政府日益失去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意味着权利是不容妥协的,各种权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等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美国社会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个美国社会,主要特点就是“分裂”,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们可以从美国家庭状况的变化来看“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问题:如今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人们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