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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笑笑生原创连载:红朝的那些事情(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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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4 08:2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直至六月四日之后,在北京等地相继爆发的系列群体性事件,在历史书上称为“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学生的热血奉献、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都已永远载入史册之中。这场运动的意义之深远,不仅在于大家一齐参与国策、维护国家主权,更在于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以一个新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深入研究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永远只能是战败国,哪怕我们战胜?

这些年来,大家推翻了清王朝,买武器、立宪法、建军队,结果却只是一批又一批军阀打来打去, 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只是无谓地成为军阀的牺牲品,民众依旧麻木疲惫,国家也依然脆弱不堪。

中国怎样才能自新、自强?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全体走向社会,决心寻求一条自强之路,为这个几千年的老大帝国寻找药方,学习西式民主科学、研究社会改良和变革,把知识切实用到社会政治当中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也由此超越了学生游行抗议的范畴,成为中国从文化上反省自新的标志。

由此上溯到厉行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有气节、有思想的士人大都逃不出被剐、被杀、被凌辱抄家的命运,中国的眼睛被层层蒙住,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指挥棒打转。五四运动是历史的爆发点,从那个热血沸腾的早晨起,伴随着赵家楼的火光,中国人再次开始独立思考的新历程,他们开始参与国政,开始追求民主自由,开始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推行语言改进、推广文化普及,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热血抗争与英勇不屈,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祖辈正是在那个时候发出怒吼,老大帝国也正是那个时候艰难地直起腰来,划出一道电闪雷鸣的抗争。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壮哉五四,壮哉中华青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号,全中国都在为巴黎和会而愤怒,愤青毛泽东显然更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反应慢了一步。要说这也不怪他,实在是当年的通讯手段太过原始,从得知消息到联系各学校已经是五月二十五号,而到二十八号才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赶紧赶慢六月三号组织起统一罢课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军警戒严、大抓游行学生,他们赶不上趟了。

虽然时间有点晚,湖南学联在态度上还是端正的,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对这些完全正当的要求,政府部门没给什么答复,原因倒也简单,这时给他们提要求的人太多了,湖南学联要在名单上排队的话,估计连第一页纸都轮不上,至于学联的毛泽东…等等,您说哪位?才辞职的某个图书馆办事员?您开玩笑吧,走好啊,不送,我这儿正忙呢!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了慷慨激昂的五四。湖南学联交完昂贵的电报费,什么反应也没有,六月二十八号消息传回来,中国代表团没争到山东的主权,最多只是不签字而已,所有人都是垂头丧气。运动结束了,但学联没有结束,所有参加的人也不想结束,大家都在探头探脑地商量一件事情: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指望军阀是不可能的。七月九号,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基本上没闲着,先后办了十多种杂志,探讨救国和社会问题。杂志当然是一片激进口号,不是革命就是快点革命,从名字上也能看出味道来:《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十分冲动,居然带人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异想天开地提出女人也该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轰动一时。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叫蒋伟,她还有另一个耳熟能详的笔名:丁玲。

所有人都忙碌的时候,毛泽东当然也没闲着,学联按他的建议办了《湘江评论》杂志,他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分 “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 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使用白话文。毛泽东十分欣慰,这以前都是听别人的话,现在终于可以发表自已的意见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但也已经二十五岁了。



当小报编辑并不能改变毛泽东苦逼的屌丝处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鸭梨山大。没名气的小报编辑根本不招人待见,可怜的毛老师四处约稿,却经常被放鸽子,只好紧急操刀上阵。那时正是长沙的大夏天,蚊叮虫咬不得安宁,毛总编常常是挥汗疾书替自已赶稿,一写就是大半夜。有一次一个叫易礼容的商科学生来找他,已经大白天了,可毛泽东还在睡觉,易同学也不客气,直接掀开蚊帐,于是看到了一幅吓他一跳的自然景观。

毛泽东先生(二十五岁,应该叫先生了)躺在脏兮兮的床上呼呼大睡,枕着发黄的老式线装书,而床上、书上到处都是圆鼓鼓的臭虫自得其乐,正在共建一个标准的生态群落。

毛泽东不是动物爱好者,更不是不杀生,但做小报编辑得自已写文章、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薪水仍然只是历史教员的那一点,每月都是月光族,实在没什么时间整顿个人内务,只能凑和过日子。估计毛大爹要知道儿子混了这么多年就这点出息,一定会痛心疾首,因为他当初投资的学费实在是白花了,一个大子都收不回来。

但是毛泽东不这样想。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论坛,也没有帖子可以顶,一切消息都在闭塞之中,正是在做编辑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毛泽东一直以为,要重振中华,必须等古时那种大圣人出山;而此时的他开始明白,重振中华不是靠圣贤或大学问家,关键在每一个平民,因为中国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抛开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切身问题去谈振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的历史都从草根阶层发生改变,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能够左右一切,而理想的社会也应当对每个人都公平、劳动、正义。

想要不重复帝王将相的历史,必须先超越帝王将相的历史。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感到自已看到了真正的希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济世救民,工农团结。



毛泽东做杂志的本事确实不错。《湘江评论》一开刊就卖得很好,后来名气传到北京,胡适专门在《每周评论》里推荐这个刊物,估计他贵人多忘事,早已忘了那个当众闹过红脸的图书管理员。

然而问题也很快跟着来了。评论刊物做得太好,就难免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要完蛋,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规律。毛泽东的杂志七月中开刊,才做了五期一个月,到八月中就被封禁,同时被取缔的还有湖南学生联合会,短短一个月工夫,毛泽东又被下岗了。

刊物被封了,热情却没法封掉,好在当时新杂志多如牛毛(同样,办不下去关门大吉的也多如牛毛),毛泽东又找了一家《新湖南》,这是医学专科学校主办的杂志,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毛泽东的杂志结局都很惨。八月中他接手,十月就被封,仅仅比湘江评论多活了半个月,可见杂志办得再好,也不如军阀的枪杆耍得好,毛泽东只好继续郁闷下去。

这时的湖南军阀叫张敬尧。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恨上了他,而张军阀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自一九一八年三月成为湖南督军以来,史书记载他的“政绩”包括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 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种种,湖南当时还有一句话:“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也正是在郁闷的十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了。

毛泽东在家里同老爸关系不好,但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她的死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为母亲写了祭文,回忆她“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自为良”的情形,在办完丧事之后,又回到了长沙,继续不屈的抗争。

没有刊物作主阵地,毛泽东只能给《大公报》投稿,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婚姻包办等,想做一个小有名气的政论家。但光是政论显然是不够的,张敬尧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阻碍了他的前程,也引起了湖南的民愤,终于出现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带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带着据说一万多个签名到了北京,打算借外界的力量驱除张敬尧。


按正史的说法,未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行是正义之举、威武之举,作为湖南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他在北京发表了大量有关湖南时政的文告,获得社会一致称赞,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张敬尧的反对统治云云。

纯属胡扯。

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去了北京,可以说是代表各界请愿去的,但也可以说是被赶到北京去的,因为湖南是张敬尧的地盘,而张督军对捣乱分子向来深恶痛绝,已经容不下毛泽东了。

毛泽东到北京后没有太多的作为,倒不是他不努力,实在是当时北京还在五四后的风波里,所有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湖南的事情实在隔得太远,而且全国军阀一个德性,更坏的鸟一抓一大把,也不在乎多一只张敬尧。

毛泽东在北京折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反而又碰到了一件悲剧:授业恩师杨昌济逝世了。

作为恩师,杨昌济一直关照着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也是毛泽东极可依靠的靠山。他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病逝,一生读书育人,文治教化,死后归葬湖南板仓。

这一年的一月,他的父亲毛顺生也逝世了,对这个暴燥顽固的父亲,毛泽东始终心存芥蒂,毛顺生虽然到晚年原谅了儿子,儿子却不肯原谅他。然而到此时,毛泽东终于感到了痛苦,因为他接连二三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和恩师,在家里成了挑大梁的长子,在外面却是孤苦无依的北漂。面对北京阴沉的天空,他不禁仰天长叹: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都很重要!从十四岁被迫成婚到现在,毛泽东已经度过了十一年单身生活,失去亲人之后,他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杨开慧的交往多了起来。虽然结婚要一年以后,但感情总是可以先发展的,事实上这两个人对仪式都不是很看重,因为杨开慧结婚前就怀孕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杨开慧,而是接触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工农联合一类思想先前也传到了长沙,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的报道,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而在北京,毛泽东能看到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还发现这一理论有了具体实践的对象:俄国。

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很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奔走江湖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真理了。

对一个痛心于兵祸、侵略的年青人来说,有什么比工农联合、普世平权的社会更好的前景呢?毛泽东很快就醉心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当中,而在准备确立自已的信仰时,这一年的四月,他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旅游。


按照常理,旅游是件陶冶情操的好事,可毛同学的旅游却是相当怪异,毫无章法。 当时杨开慧已经回长沙送父亲下葬了,毛泽东就一个人从北京出发,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准备好要花的钱,就这样跑到天津。没钱的时候四处游荡(准备要饭?),正好碰到一个同学,借了十块钱买了去南京的票,顺道居然跑到山东曲阜欣赏名胜古迹,又登了一趟泰山,然后才赶到南京;这时又没钱了,连鞋也被偷走,结果在火车站外又碰到一个老乡(运气真好),借钱买到鞋子和车票,改去上海。

他的目的地居然是上海。

一个屌丝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玩穷游,象没头苍蝇一样转了一圈,靠借老乡的钱侥幸过关,这是我看历史时的第一印象,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少。但合上书本后,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就掩盖在迷雾之下,需要去探索或发掘,并从里面还原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游历的时候是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智商不算低,从他随时能借到钱来看,他的情商显然也不低。在事情非常多、非常忙的时候,突然跑去旅一场没钱的游,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历史虽然没给出明确答案,却给出了阴森森的记录。

为一段旅游苦寻答案,因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他四处乱转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毛同学旅游之前经历的事情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及接触革命理论,此后做杂志主编也一直没有脱离这几件事,而在五四之前,他刚刚放弃了出国留洋的大好机会,呆在国内说要读懂中国。

毛泽东一直认为,想要寻觅改造社会的良方,必须先弄清这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弄清它的根源和由来。在书本上想象是一回事,实地去体验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复制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至少可以复制他的经历。

行走在曲阜的孔庙,抬头就是森严的石像、石马,到处都印着孔子的痕迹,庙里还如奉至宝地藏着大批发黄的线装书,以及历朝历代的祭品文物。两千年来正是这些书本里的老迈文字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基础,按级别一层层规定每个人该想什么、配想什么,甚至穿什么衣服、看什么戏,从皇帝到县令,从族长到小童,孔子的影响已经渗进每个角落里,整个社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从结构到思维构成了一张纠结的大网,把所有人都死死地兜在里面。儿子不能违拗父亲,臣子必须服从君王,每个人都必须对古老的信条顶礼膜拜,在上一代的阴影中战战兢兢地长大,再死死约束自已的下一代,不让他们走出圈子一步。

虽然从理论研究来看,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提出的很多糟粕,其实都不是孔子当时的言论,倒是后来统治者添加的思想;但毕竟是孔氏文化公司的加盟产品,他的后世子孙也在享受相关专利成果,因此给那些东西打上孔子的烙印也不算有错,而要指望孔子他老人家两千年前能有多高的觉悟,写出一本《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东西似乎也不靠谱。所以时至今日,孔子的理论跟不上形势是肯定的,他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除,仍然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

去完肃穆压抑的曲阜孔庙,穷得叮铛响的毛泽东又去了泰山。在这座封建帝王最高权力的象征面前,毛泽东没有一览众山小,也没有留下什么豪情壮志的诗句。没有人知道这趟山东之行有什么后果,他也很少对人说起过。

但是,结果却是知道的。

四十六年后,在他的指使下,一个叫谭厚兰的女暴徒带着一群同伙,佩着毛泽东的像、拿着毛泽东的书,冲进曲阜的孔庙大肆打砸。它们毁掉了六千多件珍贵文物、两千多部古书,象疯子一样红着眼睛四处砸烧,甚至连孔子后代的坟也挖出来曝尸,对孔庙进行了最为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北洋混战还是日军入侵,孔庙都始终免于难,偏偏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败得精光,记录着灿烂文明的历史也在这一页戛然中断,残碑碎月的背后,我依稀能看到,当年那个背包客困窘而寂寞的身影。


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经过一番游历,终于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和另一个人碰了头,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将来他还要曲折地接手这个人的工作,再冤枉他、批判他几十年。

这个人必须专门介绍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书生,他剑胆琴心,刚正不阿,却遭人陷害直至开除下岗,两个儿子受尽酷刑惨死屠刀(乱刀分尸砍死,蒋介石亲自下令不许收尸),国共内战多年,他是唯一一个被捕时,国共两党都幸灾乐祸的人;最后因为抗战出狱,却既不去延安当泥菩萨供着,也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贫病交加死扛到底也不改一点气节,用当年明月评价陈友谅的话来说,“端的是一条好汉!”

这个人叫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安庆。从小他就没有父亲,只能跟着祖父修习四书五经,邻里街坊都说那是他的“白胡子老爹”。

同毛泽东一样,陈独秀也是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一直就很顽皮,而且无论怎样打都是一声不哭,把祖父气得发狂。老头子对他的评价十分吓人,说是“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原话),而邻居的评价则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成龙成蛇还不知道,至少陈独秀成了秀才。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他考中了秀才,来年又进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这个孩子要成为强盗的预言似乎是真的,因为他两年后被书院开除了,罪名是言论反清。

不能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又没有言论自由,陈独秀当真开始了一系列造反生涯。

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陈独秀做了什么事情,总之陈独秀在当地混了两年,搞反清宣传可能有了点成效,因为他被官府盯上了,在安庆当地遭到通缉(肯定不是小事),只好逃到日本。那时去日本也没什么特别的手续,买张船票就能走人,要是象现在又是护照又要签证,档案里满是黑材料的陈秀才估计是没戏的。

陈秀才在东京先是找了家学校读书,两年后又溜回上海,帮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第二年看风声不紧,偷偷回到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开张了第一个反清帮会:岳王会。

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政党,所有团队都要走黑社会,连孙大总统孙中山也做过致公堂(北美黑帮)的洪棍大哥,所以开帮会立香堂并不丢人,反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陈总舵主在岳王会当了一年总会长,又被官府盯上了,呆不下去,只好再奔东京逃难,先学英语、后转早稻田大学,混到三十岁、也就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居然化身海龟成功人士,到浙江陆军学堂当了老师。

通缉犯怎么变成了军校的公务员,实在是件搞不明白的事情,很明显陈独秀虽然是秀才,脑子却一点也不生锈。别人还把留洋当成投靠洋鬼子卖国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里面的实惠,并成功开拓出国际国内一系列人脉,可谓是造反有方。

很快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来了,清政府也狼狈下台了,陈老师凭着他的反清资历和海归名望,当了中华民国安徽省都督府首任秘书长。随着袁世凯大总统排挤国民党搞独裁,陈秘书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当即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抓起来坐牢,第二年从号子放出来,立马再度跑到日本避难,这回总舵主不读书了,改行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从此人们管他叫陈独秀,而不是陈庆同。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走后门把他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第二年十二月,又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纵观陈总舵主的经历,就是在办报-造反-逃亡-海归再办报-再造反的圈子里打转,间或夹杂着去牢房走个过场。这种日子听上去很浪漫,却是一点也不舒服,尤其是穷得一塌糊涂。据记载,陈独秀混到三十来岁的生活,不过是“三餐食粥,臭虫满被”,典型的酸秀才形象,比毛泽东还不如。

但陈独秀不在乎,他有一句牛气冲天的话:“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要改观!”

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就不是吹的了。陈秀才的思想超前锋锐,办杂志不是为了钱,而是推行社会不安定因素。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通辑、被逃亡,却始终不肯放弃;而十余年努力播下的火种也没有白费,直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绽开的思想火花,陈教授并在这场运动里光芒四射,用自已的人格为中国青年写下了光彩照人的新篇章。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号,四十一岁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号召造反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终于被当局抓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文科学长居然凌空散传单宣扬造反,当即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陈独秀则愤愤不平地说:学来的东西就是要用的,要是天天缩在家屋,象冷血动物一样漠视社会,就不配新青年的称号!(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并不年轻的陈教授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冲锋在前,所以他虽然穷困,虽然没有文凭(去北大上岗的文凭是假的,蔡元培明知有问题,但人才难得,硬是留下了他),却一直斗志不衰。第二年春天陈独秀出狱,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他只好去上海谋出路,这时有一个人也到了上海,声称自已是李大钊介绍来的,要找他有事情。陈独秀接待了他,很快两个人就谈得非常投机。

来找陈独秀的是个老外,叫维金斯基。他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两个人谈的事情也很简单:南陈北李,建党救世。

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将要走的那条路步步荆棘,个人会死亡,家庭会破裂,每个人都可能失掉所有。

但无论如何,国家已经如此不堪,不能再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做,也许是死,但不做,大家都一定会死。

要死,让我先大众而死。

这是先驱者的真实想法。无论后来的路是否偏离,无论奋斗的结局如何,他们的勇气与付出始终是值得敬佩的。一九二零年五月,穷游完毕的毛泽东来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

毛泽东在北京就认识这位大领导,这趟并不是专程来看陈独秀的,而是给另一批赴法国留学的同学送行。前面说过,曾经有人劝他一块留学,却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感觉未来的答案不在法国,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实现理想的答案呢?

他来见陈独秀就是找答案的。

陈独秀很忙。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在和他讨论如何建党,他只能抽时间见毛泽东,顺便送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做启蒙,鼓励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然,毛泽东眼前的第一步不是入党,而是考虑到哪里吃饭。

陈独秀自已都穷得要命,当然不可能给毛泽东发工资。可怜的毛老师东转西转,只找到一家洗衣店当小工,月薪十二元,扣掉坐车的费用后,只剩下区区四块钱。

毛泽东当然不是为这四块钱呆在上海的。他来上海之前已经和人联系过,打算试验一种叫改良社会主义的东西,具体做法是同几个朋友合租一处房子,在里面过所谓工读团的生活,一同上班、一同吃饭、一同看书。

无情的事实证明,生活不是生产线,大家各有各的性格,划不进统一的框框里。很快工读团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散伙,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试验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正所谓有失必有得,虽然毛泽东丢了工作、散了工读团,却得到一个意外的大收获,足足让他舒服了好些年。

当湖南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正在信心满满地跃跃欲试,打算把张敬尧赶走,自已做湖南王。

想赶走张坏蛋的人很多,其中最得力的是前任湖南都督谭延闿,而谭都督手下最得力的师长叫赵恒惕。对谭都督来说,赶走张敬尧不仅要靠枪杆子,还要有中央政府点头才行,否则张大帅找到中央做靠山,上面派兵干涉的话,自已仍然讨不了好去。

北洋政府虽然是一帮军阀,但军阀也是讲关系义气的,要在湖南做草头王,就必须让领导同意张敬尧走人。因此除了舞刀弄枪之外,谭延闿和赵恒惕还需要在北京搞点高层公关的活动,他们选中的帮手是多年相交的老朋友、知名学者章士钊。

章士钊是有名的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些年里一直搞反清活动,跟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战友,还在讨伐袁世凯时当过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军务院秘书长。章秘书对张敬尧没有好感,却是谭延闿等人的老战友、老同事,自然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跑关系是要讲人情的,赵恒惕十分慷慨地给了一大笔经费,让章士钊看情况随便花,相机行事。

赵恒惕出手大方,章士钊也不含糊。拿到钱后,章士钊立刻四处走动,琢磨如何制造张军阀的不利舆论、协调各方面行动,这时有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他面前:毛泽东。

说起来章士钊实在是关系广博,不光是谭延闿的朋友,也是杨昌济的好朋友,毛泽东则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兼女婿。杨教授虽然逝世了,生前却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希望老朋友能帮忙资助留学生勤工俭学的事情。看到一脸英气的毛泽东和故友的信,章士钊顿时有了主意。

对于留学法国,章士钊并没有太多钱去资助,但毛泽东既然是驱张运动的代表,自然可以用另一个名义去帮忙,也不算辜负故友的期盼,章士钊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钱我有,不过是办另一件事,你有兴趣吗?

毛泽东也笑了。对付张敬尧这种混蛋,他当然有兴趣。

章士钊点了点头,然后把赵恒惕的钱交给他:两万大洋。

拿到钱的时候,毛泽东吓了一跳。两万块大洋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堂堂北洋火柴厂当年筹建的时候,股本金也不过两万,月薪十二块的毛泽东突然多出这笔钱,等于一夜变成百万富翁。当然毛泽东也知道,军阀的钱不是好拿的,虽然章士钊给钱的名义是资助留学,但如果不在驱张运动里弄出点成绩,赵恒惕肯定不会放过自已,甚至可能连累章士钊,毕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事不办,似乎也说不过去。

正当毛泽东手握两万大洋存折、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从湖南传来好消息:张敬尧倒台了。

这一年的六月底,湖南地方系军阀谭延闿成功赶走张敬尧,成为新一任湖南王(很快又被手下的赵恒惕赶走),北京的中央政府果然心平气和,没有说一个不字。谭延闿开开心心地当上了湖南督军,在上海洗衣店混日子的毛泽东也兴高采烈地回了长沙。谭督军当然不会小气兮兮地找章士钊要回那点钱,而且对同一立场的小兄弟还十分够意思,大手一挥给了毛泽东一份校长的工作(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不久又聘他做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班主任。

一个中专毕业生,赤手空拳地掺和到军阀混战里头,平白无故发了两万大洋横财,又捞到一个校长的职务,也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十年以前,毛泽东强行离家、跑到县城里读小学,受尽同学白眼;十年后,他凭着小小的中专学历,空手套白狼地当上小学校长、中学班主任,手握两万大洋巨款,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毛大爹九泉有知,也该欣慰地咧开嘴笑上一场:他家石三伢子终于出息了。

从流行的成功学角度来看,毛校长的前程非常远大,他应该和军阀们搞好关系,成为一个人脉深厚的所谓专家,学术政治两不误,甚至有兴趣的话混入军政界,弄个幕僚来干干也可以。总之多求进步、努力上爬,只要马屁拍到了位,自然金钱大把、美女如云,这辈子的人生价值就算是超标实现了。

毛泽东不是不懂享受生活的人。做校长的薪水特别高,他于是找了个月租十二块钱的大房子,体体面面地接回了杨开慧,开始逍遥的二人世界:孤零零地漂了这么多年,终于能享受一把,兄弟我不容易啊!

有钱实在好办事,毛校长又是喜欢折腾的人,很快开了一家书社,大量卖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依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建立团组织。

有钱、有权、有书社,讲的话也有人听,毛泽东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逍遥过。

手上有书社和杂志社,身边有一群人围着讲马列主义,当校长的薪水又高;老爹逝世后,毛泽东在家里是长男,无形中他就是新的家长,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在家里都有讲得起话的资本。毛泽东立刻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准备来个全家革命,拚出一个新中国。


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毛泽东在长沙搞了几个月,又混不下去了。提拨他的谭延闿是比较开明些,可很快就发生了政变,一番争斗之下,最后赵恒惕翻身做了湖南王。赵督军没有谭督军的好性子,对毛泽东十分不待见,毛校也是个明白人,不等闹到对方公然通缉的地步,就识时务地消停了下来。

通常正史写到这里的时候,都喜欢把谭延闿等人大骂一顿,说他们压制民主、不脱军阀本色云云。但其实这些人并不能算太坏,至少谭延闿是一个好人,一个比毛泽东还厚道的好人。

毛泽东不招待见,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太过超前,提的那些普选治宪一类口号太过高档。说句不客气的话,即使毛主席将来掌握政权的时候,自已也从来没有做到过,想要谭延闿超前觉悟,那是实在有点难。

而相比毛泽东,谭延闿的名声倒是要好得多。谭督军出身世家,著名的“谭家菜”就是他家的特产,谭公子从小就极有才气,被誉为“湖湘三公子”之一,和大名鼎鼎的谭嗣同相提并论;而且他的颜体楷字书法更是一绝,是公认几百年一出的大精品,号称民国以来无出其右(才上台的时候,他也为毛泽东的书社题过字)。

谭延闿在任几个月没什么作为,下台后去找孙中山,孙中山喜爱他的人品,曾经想把小姨子宋美龄介绍给他,但他思念亡妻,最后还是拒绝了这桩好事,把宋美眉介绍给了蒋介石。谭公子做人坦诚,对家庭忠贞不二,治政治军都力求宽厚,甚至号称是“民国第一完人”,贬低一些的看法,也不过就是说他处世不够进取而已。他死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女儿选了个女婿,叫陈诚。

人生浮沉,信也夫!延闿和毛泽东都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十一月谭延闿带着手下离开湖南时,毛泽东也在一片萧条中去了江西萍乡,在萍乡愤愤不平的毛校长平静下来,总结了从前湖南新民学会的书信往来,然后明确了一个认识:

靠改良是不能改变社会的。要推翻军阀、建设新社会,唯有凭实力!

这个认识后来被浓缩成七个字: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一年的七月,毛泽东刚在湖南当校长的时候,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也开了个会,研究未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会上分成两派,比较平和的萧瑜认为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一步步用教育改良社会;而蔡和森则主张走俄国革命的模式,用暴力改造社会。毛泽东显然肯定后一种方案,因为没有实力的改良是不现实的。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组建共产主义政党的三大条件(信仰、领袖、成员)都逐渐完备,因此一家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公司很快就要开张了。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号,毛泽东重新回到湖南,正式建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月份的时候,他带着弟弟毛泽覃回韶山过阴历春节,就在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 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弟弟毛泽民面带愁容地告诉他,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景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毛泽东的反应很平静。他对这样的事情既不吃惊、也不心痛,这些年见过的阵仗已经太多,几亩田的家业实在不算什么。作为一家之主,他告诉弟弟妹妹们说:国乱民不安,要懂得舍家为国的道理,走出去干点事业,所以家里的房子给人家住就是了,田也给需要的人种好了;欠人家的钱赶紧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家里那几头牛给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用一句话总结毛泽东的持家方针,就是大哥我压根不打算过日子了,弟妹们都出来混世界吧!

毛大爹逝世,家里是大哥作主,弟妹们也就听大哥的话。过完春节,毛泽民随大哥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到一师附小做校 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读书。从此毛泽东领着全家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几个弟妹毛泽建、 毛泽覃、毛泽民都没能走下去,先后为他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群南腔北调的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义,加上几个需要翻译的外国朋友、时不时出没的租界探子,这种会开得无比头痛。毛泽东六月底就到了上海,七月二十三号代表们才全部聚齐,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开会,房间又小又热,汗臭熏天。“大”会开到三十号,终于租界警察也产生了怀疑,开始上门拜访,一群活动家只好集体出逃,坐火车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最惊险的是临转移的时候,开会的陈公博夫妻遭到跟踪,费了好大劲才摆脱,看到这么危险干脆不去开会了,此后也一直自由散漫,终于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

虽然经历很曲折,但是毛泽东很高兴。冒险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且去嘉兴的路上还多了个伴:湖南留学的老相识萧瑜正好从法国回来,两个死党有机会坐下来一块聊天。毛泽东力劝萧瑜也参加会议,不过萧瑜显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意义的大事,反而说自己没兴趣参加,只记得开会那天毛泽东回来得很晚,什么都没说就睡下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两个关系很铁的湖南才子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对毛泽东和所有人来说,在南湖开会都是件舒服的事。船上很凉快,还有各种东西吃,大家一面尝鲜鱼,一面在凉风中谈天,喝着清茶定下了几件大事:他们要建的党叫中国共产党,经过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当书记,决定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不管开会的十三个代表将来各走怎样的路,他们都是在年轻有前途的时候,怀着社会责任和信念去冒险和奉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来,作为当年努力和决心的尊重:

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        



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

有钱,有职位,有组织,有纪律,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的负责人,很是起劲地干了两年活,这两年也是事业最顺的时期。他在湖南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和组织工会,又办湖南自修大学,秘密发展组织共产党员,还把手伸到了江西萍乡,那里的安源煤矿有一万多矿工,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工资低廉,生活困苦,是搞工人运动的理想对象。

很快冲劲十足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就到了安源,后来又陆续赶到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毛泽东也几次前往安源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工人俱乐部。不到半年时分,安源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湖南则成立了团结工会,在赵恒惕两万大洋的帮助下,从安源到长沙,各行业的工人都学会罢工了。

连年军阀混战,湖南督军赵恒惕一直很忙,毛泽东也就顺利潜伏下来。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没能参加,据说是因为活动太过保密,毛校长来了上海却找不到组织,只好买车票回家。二二年的十一月,毛泽东已经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自已担任主席,还能发布宣言通 告全国,这时中国共产党手上象样点的组织只有两个,另一个是 湖北省工人团结联合会,负责人的名字叫向忠发。


毛泽东的成功没有持续多久。张扬到一九二三年,赵恒惕终于感到不妙,四处发起的工会严重制约了老板们盘剥的自由,更可怕的是自已的权威受了影响,对于军阀来说,这方面是没有商量的。

虽然是驱张运动的同道,但毛泽东显然不再有任何价值,而赵恒惕的忍耐也到了极限。这一年四月,毛泽东悄悄离开长沙去了上海,街头上已经有了通缉他的告示。

逃到上海的毛泽东并不孤单,他见了一位老朋友:一块开建党大会的马林。两个人相约去了广州,在那里陆续又见到了几个老朋友: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

这么多造反专家聚在一起,很明显不会做什么安分的事情,原来是中共要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很快在一九二三年的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山恤孤 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了三大,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分出席,大家从容地选出陈独 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当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是中央局委员长,毛泽 东则代理中央局秘书,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所有文件没有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字就不算数。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一年他三十岁,刚好是而 立之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点盼头。

但是三大的意义绝不在于选了毛泽东当秘书,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共产党无限责任公司要集体加盟到另一家叫国民党的大型集团里面,服从总裁孙中山的领导。

几十年风云际幻,上百万人兵戎相见,无数家园沦为荒丘,整个中国至今一分为二,全都从这个决定开始,而要说这次合作是怎么回事,就得从那个叫孙中山的总裁说起。让我们先看一看孙中山的简历。

孙中山,一八六六年生,广东香山县人。小时候叫帝象(不安分的名字),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也叫“孙中山”。

孙中山十三岁时,跟老妈去了夏威夷的大哥那里,在当地教会小学读书(免费的),十五岁想信基督教,把大哥吓得够呛(那时信洋教是离经叛道的事情),赶紧把小弟送回国,此后到香港找了家克莱登式的学校念书,叫香港西医书院。

从历史上看,西医书院应该是很差劲的,因为孙中山二十六岁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毕业生只有两个。更要命的是西医书院没有立案,得不到香港当局的承认,当然也拿不到官方的行医执照,只能给人打下手。

本来想好好混生活,结果前途被劣质民办教育毁了,无牌医生孙中山过不上安分日子,只好另谋职业,做点不安分的事。

小孙大夫二十八岁的时候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年代。他先是给李鸿章上书要求改革,被拒后跑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了一系列造反历程。

一八九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第一次起义未果,被清廷通缉,香港也呆不住了,只好去日本。一八九六年去美国,同年秋天去英国,被清廷扣在使馆里,后在外交压力下交出人来,反而因此声名大涨,筹集经费十分方便。一八九七年他经加拿大前往日本,又结识了一帮日本军政要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一九零零年想和李鸿章一同搞独立的南方政府未果,同年九月准备在日本支持下从广东造反,结果日本态度变化,失败。一九零三年在日本青山开军校,立誓反清,零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当了黑帮致公堂的高级长老“洪棍”,目的仍是反清(后来成立中华同盟会,北美移民法律限制移民的流动,同盟会有活动就是通过致公堂进行的),到美国宣传反清无果,于是接受资助去欧洲筹款,零五年再去日本同黄兴一齐反清,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联合各组织成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劝人革命,推翻大清国。

简而言之,孙中山这些年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造反。

清朝政府当然不傻。慈禧老大妈打仗虽然不行,维稳还是有点本事的。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很快就盯上了孙中山,并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以清日关系大局为重,采取措施阻止一小撮反清势力的干涉与颠覆,切实尊重大清主权和权益不受影响。日本不愿意为一个人得罪一个政府,只好找孙中山商量,说你在我这里很有麻烦,直接赶你走又不大好意思,送一笔钱给你到别的地方“读书”吧。

孙中山具体拿了多少钱不大清楚,有的说法是一万多块,总之数目不会少。不管怎样,反正他拿钱后去了美国,继续当他的黑帮洪棍,四处拉人造反。因为拿钱的事没跟同盟会商量,会里吵得热火朝天,纷纷说他贪财,孙中山一气之下还跑到南洋,同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小弟另外成立了同盟会总部。

马克思曾经曰过,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句话实在一点也不错。历史记载着孙中山解决经济问题后的一系列“职业”生涯:

一九零七年五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这是第三次起义;随即六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今天的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第四次;七月六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月,孙中山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踏足中国国土;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第七次起义;四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第八次;一九一零年二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第九次。

这是一份屡败屡战的简历,也是一份剽悍人品的证明。孙中山和陈独秀从本质上讲是一类人,但他们的方法却是完全两样,陈独秀想先唤醒民众再选造反,孙中山则要生猛得多,打算直接造反后再唤醒民众。不管谁对谁错,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失败,孙中山大半辈子的生活,大致说来就是造反-逃亡-再造反-再逃亡。

屡败屡战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海外找人捐款的时候,孙大洪棍没有资本,唯一的许诺是将来成功后一定给回报,反复失败后大家渐渐明白了,造反这种事实在不靠谱,国家领导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眼看投资都打了大水漂,广大人民群众干脆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孙大炮”,笑他成天忽悠人。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低谷。四十五岁的致公堂老大混得穷困潦倒,身上找不出几文钱来,只能跑到餐厅里洗盘子打工混饭吃。没想到正在这一年的十月,湖北武昌爆发起义,同盟会势力迅速在南方建立政权,山西的阎锡山趁机倒戈反清,顿时南北交通断隔,半壁江山突然宣布独立,朝廷一下子慌了手脚。

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孙中山大喜过望,赶紧坐轮船回国参加革命。他一到国内,同盟会立刻推选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定下新国号“中华民国”,并制定了民国约法,准备再接再励、革命全国。

昨天还在洗油腻腻的脏盘子,今天就黄袍加身当了大总统,孙中山实在是喜出望外。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很快回过神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总统绝对不是白当的。武昌起义不是他指挥的杰作,大家之所以肯把宝座让给他,不是请他享受权利,而是要他承担义务,具体来讲是希望他能帮忙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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