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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笑笑生原创连载:红朝的那些事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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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 09:48: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切都从那个冬天开始。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号,在大清帝国的湖南韶山,有个叫毛贻昌的农民家生了一个男孩。不管是对大清国还是对湖南,这都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对毛农民来说却是传宗接代的重大消息,因为他前两个儿子都没养大,眼前哇哇大哭的小娃娃是他延续香火、告慰列祖列宗的新希望。



不孝有三,没后最大。为了防止毛家的新苗同前两个小孩一样夭折,毛贻昌和妻子文七妹研究了很多方案,最后决定去文七妹家附近的一个观音小庙,让儿子拜一块据说有灵气的大石头做干娘,希望能沾一点菩萨的法力,保佑他平安健康。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毛老爹的做法纯属封建迷信,但考虑到毛老爹没受什么教育,日常工作就是在山沟里种田,能想出这样的方案,已经是非常有创意的事情了。



毛老爹的招数果然卓有成效,他的儿子顺顺利利地活了下来,而且文七妹也很比较争气,很快又挺起了肚子,让他开心得不行。但在开心之后,毛贻昌马上想到另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家里的开销。



毛贻昌只是个普通农民,家里没什么外快可捞,整天在地里刨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虽然不用给政府交社会抚养费(交了政府也不养),儿子却是要长大吃饭的,毛贻昌想前想后,只好决定去参军,当几年兵攒点钱,补贴家用。



对毛大爹的决定,文七妹并不是没有看法的。山沟外面兵荒马乱,毛大爹参加的湘军又经常打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全完了。面对一心要去攒钱的丈夫,善良的文七妹只能打点好行装,送丈夫离开农村,走向军旅之路。



毛贻昌去当兵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村里顺利成长,因为他的干娘是块石头(当地学名:石观音),小娃娃平时不叫小毛,而是叫石三伢子。石三伢子生长的时代很不太平,他一岁的时候是甲午年,中国与日本打了一场叫甲午战争的仗,大清国被迫割让台湾和朝鲜给日本,赔了两亿多两白银,又损失了精锐的海陆军。毛大爹和毛小伢当然不懂时事,也不知道那些事情对后来有啥影响,他们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地平淡。



当过几年兵,毛贻昌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还攒了一点钱在身上。眼界大开的毛大爹发挥精明的头脑,学着搞起了农业投资,从大米加工做起,一点点扩大到猪、牛买卖之类的大生意。在毛大爹的精打细算下,家里田产慢慢增加起来,三伢子的石观音干娘也保佑小娃娃健康长大,并且在他老爹的严厉管理下好好务农、天天向上,从看牛到背粪,一样都不能少。



石三伢子的童年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比较顺的。毛大爹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又能时常寻觅发家项目,后来还发行过自已的“毛顺生堂”小钞票,据说家资已经值到两三千块钱,在当时的村子里是一笔巨款。身为少东家的石三伢子干农活之余,也能进私塾读些书,学一点种地锄草之外的规矩。



当然,小三伢子的少东家生涯同一般人的想象有着不小的差距。毛大爹白手起家,用文化点的话来讲,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做大做强,只能拚命盘剥自已和家人。他有一句口号叫“吃不穷,穿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一切都要算计出价值来才行,儿子作为传宗接代的潜力股,自然更是优先算计的对象,从小起就要和长工一齐做农活,如果偷懒的话…打。



拜受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之赐,田园风光通常都充满浪漫情怀,比如山青水秀,比如村歌禾香,个别缺心眼的导演还喜欢加些打谷场艳遇之类的美事。但事实上当年的农村那是相当不舒服,甚至不适合生活(现在好象不少地方也是),卫生条件极差,四处洋溢着农家肥和牲畜的气息(这个没有办法,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处在原始状态。毛家虽然是村里的首富,家里也就几间旧瓦房,毛大爹要想做生意发家,只能在平时加倍精打细算,石三伢子的童年自然也被他算得加倍充实,不仅要跟长工一齐干农活,还要挨可怕的地主老爷毛大爹打骂。



这样可以看到,从小起石三伢子的世界大概可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贫农同事(长工),这是对他最好的,平时跟他一齐干活,对未来的少东家非常关怀;二是地主老爹,又凶又不讲情面,而且经常打断他玩耍的兴致,逼他去干活,白天挨打也就罢了,晚上还不让他点灯看小说(要节约灯油);三是他慈祥而信佛的母亲,一面护着儿子,一面用自已善良的心关爱丈夫与这个家,有时还背着丈夫送米给讨饭的穷人,这便是他童年眼中层次分明的世界。





转眼间石三伢子长大到十一岁了。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有个堂叔叔毛菊生碰到困难缺钱用,落到要卖地的地步。



农民家的地就是命根子,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卖,这个道理毛菊生知道,毛大爹也知道。于是毛大爹认为这是发家的好机会,想趁机吃进这几亩地。



石三伢子看不下去了。他劝自己的父亲说,还是周济一下叔叔渡过难关吧,别买他的地了,石三伢子那善良的母亲也这样劝毛大爹。



可是毛大爹却不听。生意就是生意,花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又没有逼抢别人,这个家要不是这样怎么操持得起来,怎么养着你们天天吃饱在家里?



毕竟一家之主是毛大爹,怎么花钱是他说了算,地契很快就收进了帐本里,从此倒霉的毛菊生只能给人种田,每天面对堂哥家那几亩似曾相识的旧田辛苦劳作,辛苦交租。



这件事给石三伢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深深体会到为富不仁的含义。几十年后当他已经掌控全中国、成为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时,还恨恨不已地说:“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都听不进去!”



毛大爹没有去多想这件事的后果,甚至根本不考虑石三伢子的感受,在他眼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意而已,那个儿子无非是不大开窍,不能理解生意场上的规矩。他不知道的是,后来的几十年里,全中国的地主几乎都要付出代价,所有一切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日子还是这样过着。毛大爹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生意,石三伢子也一如既往地干活,偶尔偷偷点灯读书,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一九零六年了。



这一年的冬至毛大爹心情很好,而且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一贯小气的毛大爹要在家里请客的地步。这本来是一次平常的宴请,但因为牵涉到石三伢子,这次宴请竟然差点改变了中国历史,还被载入史册之中,传颂了几十年。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照平时的惯例,石三伢子该去帮忙收拾和招呼客人。可三伢子这一天心情不太好,而且不是小不好,是大不好,不好到不仅不帮忙,还当着客人的面跟毛大爹唧唧歪歪。



估计毛大爹宴请的客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可能还不乏生意场上不地道的主顾,所以三伢子会公开表达他的蔑视。毛大爹当然很生气,但当着客人的面不好太过份,于是骂了他几句“又懒又没用,做儿子不孝顺”之类的话。



如果石三伢子识相的话,老老实实去干活就没事了,但这天三伢子却有点不识相,他反唇相讥地问了地主毛大爹一句话:“父慈才会有子孝,你老人家做到了“慈”吗?”



显然毛大爹平时没少打骂家人,而且还有吞买亲戚地产一类的生意,这一反问是踩到了他的痛脚。所谓揭人不揭短,毛顺生被揭到了短处,当场暴跳如雷,这下不管什么客人不客人了,挽起袖子就要打人。



事情闹大了。面前这个人再怎样也是自已的老爹,不要说现在打不过,就是打得过也不能还手,三伢子只好从并不宽敞的屋子里逃跑,后面是暴跳如雷的毛大爹和哭笑不得的客人、提心吊胆的文七妹,以及看热闹的长工。



三伢子浩浩荡荡地跑了一路,终于被逼到一个水塘旁边。无路可逃又不能学项羽背水一战,他于是转过身来,当着所有家人和客人的面正告老爹:你要敢过来,我就跳水塘,大家一拍两散!



毛大爹愣住了。他知道自已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变得倔强,但是没想到会刚强到这个地步,旁边的客人脸上也挂不住,办个招待闹出这么大事来,万一人家孩子真跳了塘可怎么收场。好说歹说地劝了一阵,毛大爹的气渐渐消了下去,毕竟对面是自已的亲生儿子,再怎样也不过是不懂事,怎么能真的往死里逼他?



毛大爹很生气。这个儿子实在是很没出息,不懂生意也不懂礼,但面对水塘不能硬来,最后提了个挽回面子的方案:老子可以不打你,但你得认错!



很明显,三伢子也在想收场的问题,于是答应给老爹下跪谢罪—不过要打个折,只跪一条腿。毛大爹皱着眉头没说什么,事情才算了结。



在当年的农村,石三伢子干的事算得上极度离经叛道,如果毛大爹再冲动暴躁一点,中国历史恐怕就真的要改写了。从此石三伢子认识到两件事,一是凡事要学会抗争,没有抗争就只有永远受欺负;二是对抗最终是要解决的,实力不如人的时候必须寻求妥协,留住青山才有长久的柴火烧。



这两个收获将伴随他一生。一九零八年,石三伢子十四岁了。十四岁的三伢子没出过韶山,一天到晚在地头和私塾间打转,白天干活晚上记帐,半夜偷偷点灯看闲书,在梦里还会造反当山大王,没一点听话持家的样子。

毛大爹对这一切显然不大满意。

小子,我管不住你,找个人来管你总可以吧!

地主家就是好办事。毛大爹随便一张罗,一个比三伢子大四岁的女孩就吹吹打打地进了门。按辈份算起来,这个女孩应该是毛泽东的远房表姐,正好毛大娘添了几个孩子,家务上也忙不过来,毛大爹此举既为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又能用家栓住三伢子,可谓一举两得。

用媳妇栓住想飞的娃是老一代人常有的想法。可怜的三伢子在惶恐和羞涩中,糊里糊涂地被人送进了洞房,床上坐着的是那个听天由命的远房表姐,三伢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而她连看三伢子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十四岁的石三伢终于象男人一样发怒了:

父亲大人,这就是我的女人?

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生活吗?!

我不要!!!

你是老爹送来的,我没有办法,但你虽然算我的家人,却永远不是我家的人!



虽然被弄进了洞房,三伢子却根本不和那个女孩圆房,用这种方法表达了自己的反抗。毛大爹很生气,可也只能生闷气,他什么都能做主,偏偏圆房这种事,是他不能代劳的。

毛大爹也恨到了极点:小子,你圆不圆房,我都把她算成儿媳妇,写进我们家的族谱里,你看着办吧!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写族谱,是指归入宗族的正式记录。当年的农村是原生态经济,走的是宗族路线,族谱就是家庭成员法定地位的象征。毛大爹要写族谱,等于正式承认儿媳妇的地位,考虑到三伢子的职业前景(农民)没有纳妾的可能,他除非去嫖妓或一辈子当和尚,否则早晚要认下这门亲事,老老实实地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

知道老爹的立场之后,石三伢子的反应也是十分简单:你爱写不写,我的志向是象三国、水浒里的英雄那样横扫天下,一本族谱算什么?!

可怜的毛贻昌就这样同儿子对峙着,夹在中间的是那个姓罗的女孩子。为着父子间的一念之争,可怜的女孩守了三年活寡,终于在二十一岁的时候郁郁病死,她的存在只是一本族谱上的三个字:毛罗氏。



一九一零年,石三伢子十七岁了。

世道并不太平。强盗四处打劫,湖南的黑帮哥老会蠢蠢欲动,时不时搞个暴动之类群体性事件,韶山也发生了饥荒,到处都没有粮,饥民们四处游荡,物价顺势直涨。

人和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石三伢子在饥荒中看到的是危机,而毛大爹的慧眼却从中发现了商机:饥荒年间,省城里的粮价一定会很高,可以把囤的粮卖过那边去,转手就是大笔的利润。

什么,饥民?笑话,饥民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抢他们的。

毛大爹不知道的是,他组织人力物力囤粮食的时候,饥民们也在自发地组织人力物力找粮食。韶山的地主没几个,当然不能忘了著名土豪毛顺生,很快他们就有组织无纪律地拜访了毛大爹的货船,并顺便拿走了所有的粮食。

到手的钱飞走了,毛顺生气得暴跳如雷,用上他所有能想到的恶毒言辞,嗓音嘹亮地破口大骂,旁边是什么也不说的石三伢子。

以前他跟老爹不管有什么样的矛盾,都只不过是家庭纠纷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内部处理,但是这次的性质却是完全不一样。第一次看到自已家被抢,三伢子也很有感触,他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他竟然看着人饿死也不肯给一点米。

饥民没有错,因为他们要生存,但抢了粮就能解决问题吗?这次抢得手了,下次饥荒来的时候呢?

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公平地得到粮食,才不会有人饿死!

毛泽东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父亲不会理解这些想法,只是把话放在了心里。二十六年后,他蹲在陕北的窑洞,对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提起了心中的恨:我的老爹原来这样冷血,我恨他,非常恨他。

是的,我恨我的父亲,我要离开他和他控制的家,要有我自已的前途与生活,绝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被他控制和征服。

石三伢子做了生平第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家。


世界很大,家很小。离开家很容易,但是去哪里呢?

毛大爹倒是也有想法。他想送三伢子去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做伙计后能懂事些,学点眉高眼低的世故。可这不是三伢子想走的路,三伢子想去新式学堂读书。

事实证明,读学堂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面对顽固小气的老爹。三伢子先是明取,他尽量小心地和毛大爹谈了自已的想法,结果老爹笑了笑,根本不回答他。

面对毛大爹充满蔑视的笑容,三伢子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你不让我走,我就一定要走!

石三伢子又换了一条路。他试着搬到母亲的娘家住,那里有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可以教导他。三伢子费劲地自学了半年,但最终还是呆不下去,没有钱,光是在别人家混也不是办法,只好又回来。

半年过去了,三伢子可以说是一事无成。没有钱,他什么主也做不了,而毛大爹就是卡他的钱,等他回来安心做个乖儿子,安心和大三岁的媳妇圆房,安心生个孙子,安心帮他把家业做大。三伢子已经长成大男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坚持,每天媳妇都孤独地守在空屋里,而同龄的伙伴都要当爹了。

石三伢子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根源,既然一切都只是钱,那就好办了。

于是在几天后吃晚饭的时分,依旧全家人聚在饭桌前,三伢子鼓起勇气正视了父亲的眼睛,再次告诉他一句话:
“我要去东山高小读书”。

东山高小在湘潭的湘乡县,虽然只是个小学,但对韶山的乡村来说,已经是有体面的新学堂了。地主老爹对花钱的事情自然是毫无反应,可三伢子却没有生气,而是很有把握地告诉老爹,自已已经借到学费了,所以马上就可以去读书。

措手不及的毛大爹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缓过神来,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不孝、懒惰、败家、倔强的儿子。

这是个危险的征兆,如果同意了他的擅自决定,今后这个小子就要无法无天,再也管束不住了。

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刻薄的名言,认为中国的父母大都只会生而不会养,毛大爹大概可以算是失败的典型。按理说儿子这么要求上进,做父亲的总该支持一下,可毛大爹岂是好糊弄的,身为一家之主,他有的是办法整治三伢子。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毛大爹带着嘲讽问了儿子一句话:“你以为借钱就可以了吗?”

石三伢子很愤怒,因为他借到了钱,却还是不能去上学。毛大爹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走了家里就会少一个劳力,需要多请一个长工,所以你如果要走,得先给家里交一年雇长工的钱!

面对儿子的反叛情绪,毛大爹不惜摆出阻拦农奴赎身的架势,硬是把三伢子压了下来。不管要求有多荒唐,既然他提出来了,三伢子就不能反对,只好再次保持沉默。

毛大爹又一次获得了胜利,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已其实是失败了。因为三伢子想办法又借了一笔钱,而且还把族里的长辈请出来,办了一桌好菜,让他们劝毛大爹让步。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三伢子平时人品应当相当不错,因为筹借学费加雇长工的钱不是小数目,当年的农村又没有信用社,不是说借就借的。至少我们能看出几点,一是三伢子长期以来都没有什么抽大烟赌钱之类恶习,二是大家确实相信他求学的诚意,有这两点别人才肯借钱给他;当然,借钱的人或多或少也会考虑到,毕竟他老爹是地主加商人,虽然精明却不赖帐,将来这笔债还是有保障还的。

面对儿子一波又一波攻势,毛大爹终于明白过来,他已经拴不住眼前的三伢子了。儿子把雇长工的十二块钱交上来的时候,甚至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可怜的他不仅失掉了儿子,还失掉了亲情,一切的一切,只换来回头要还的的十二块钱。

毛贻昌叹了一口气:三伢子,阿爹照顾不了你了,要上学就去吧,学出息了再回来!


在一天早晨,三伢子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最爱的《三国》和《水浒》悄悄地出发了,只有母亲文七妹给他送行。

“你不去跟阿爹道个别吗?”

“不去”。三伢子的话冷得象冰一样。

他没有和父亲道别,只在平时的帐簿里夹了一首改自西乡隆盛(日本维新家)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肩膀上挑着行李,十七岁的年轻人走下了山。从此他不再叫石三伢子,而是用自已的字“咏芝”(后来改成润之),但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他的本名:毛泽东。一九一零年秋天,未来的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可怜的毛主席虽然说服了老爹来读书,却没有机会联系学校,当然也就没有入学许可,一切都只能碰运气。

走进小学堂森严的大门(没错,东山小学堂的建筑很宏大,而且还有一道河,看上去非常森严),毛泽东第一个反映是手足无措,因为比起湘乡县的“城里人”来,他的形象实在是太土,土得让人无法直视。

他已经十七岁了,高高的个子鹤立鸡群,而东山小学的学生最大的才十二岁,并且能读书的学生家里都是县城有地位的,毛泽东的打扮却不过是个土包子。小娃娃们立刻发现了新的乐趣:捉弄这个高一头的乡下人。

走进知识殿堂的毛泽东丝毫没有神圣或渴求的感觉,他只能满脸通红地站在森严的学堂中,任凭一帮小鬼围着自已逗乐,心里不停地问一句话:怎么办?

才刚出家门就被小孩欺负,毛泽东又没有社会经验,不知如何应付才好。想到山村里那个讨厌的家,再想想满脸不屑的毛大爹,毛泽东把心一横,直接闯进校长办公室里,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要求:“我要入学!”

从来没碰到这么毛糙的乡下人,东山学堂的校长也愣了,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没有把这个大龄青年赶出去,只是很严肃地告诉毛泽东几句话:本校长不同意你入学,因为第一你年龄太大了;第二你缺少入学要求的算术和地理课程,第三你的字恐怕写得不好,等等。

虽然拒绝了毛泽东,校长还是很厚道地等了一下,给毛泽东一个解释的机会。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一切都取决于自已的回答,于是拿出全副本领向校长进行游说,而且他的运气不错,旁边有个厚道的老师很同情他,帮着说了几句话。

看在勇气可嘉的份上,校长大人点了头,给毛泽东一个面子:试读五个月。

从后来的记录上看,毛泽东对自已的勇气是很得意的,应该说他也确实不大容易。但比起勇气来,更多的应该说他是比较幸运,因为如果不是民国而是当代,恐怕迎接他的就不是入学许可了。

之所以这样讲,绝非本人厚古薄今,而是因为一件相关的事。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二零一三年五月,海南万宁有六个小学生分别被校长和万宁政府某职员带走开房,导致家长极度恐慌,一面找人一面报警。没想到消息被报导出去后,我党领导的万宁政府却在第一时间里干了两件丧尽天良的事情:一、施加行政压力开除《南岛晚报》的记者杨琼文;二、给受害女生重新体检并出具假证明,说她们没受过侵犯。

以上事实全都在网上有明文报导,绝非本人诬蔑,谢绝跨境追捕。

拿一件典型案件来做对比,似乎对当今的校长不大厚道,天地良心本人不是什么民国粉,只是对万宁政府活该天打雷劈的招数看不下去。当年的校长可以收留超龄学生,后来毛泽东做了校长还敢批评军阀,而现在的校长天天勒索各种择校费或赞助费,万宁出事只是因为受害人没有成年引发了全国公愤,就这样市政府还一心想着把案子压下去,比军阀坏出不知多少个档次;而对成年或快成年的高中生、大学生下手的校长、政府官员不知道有多少,网上随意搜搜就能找到一大堆,可见毛泽东实在应该庆幸,没有生在他亲手打出来的中国,尤其是没生在二十一世纪的新中国,否则光凭口袋里那几块钱,连请个小姐陪校长都不够,更不用说读书了。

不管怎样,东山小学校长人品是相当优秀的,他不管开房,只管开学。于是毛泽东同学留了下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探索。


顺利入学的毛泽东并不快乐。东山小学的生活丝毫不理想,他至少比同学大出五岁,也就浪费了五年的时间(可恨的毛大爹...),更重要的是他未来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已经混得有头有脸,正在东京跟孙中山一张桌子吃寿司,马上回国能当中级军官(团长)了,他却还只能跟小孩子挤成一堆。用现在的话来说,毛同学岂止是输在起跑线上,简直就是被打断了腿,柱着拐杖都赶不上趟。

可怜的毛泽东不仅智商开发过迟,情商开发也很艰难,因为他跟同学根本处不到一块去。湘潭只是一个小县,但是小县城里的娃娃居然还分成几派,相互间勾心斗角使绊子,让人哭笑不得;更哭笑不得的是毛泽东同学出身太差(相对当时而言),作为最底层的乡下人,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连参加斗争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靠边站。

费了几年的劲才跑出山沟,结果读的是这么个小学,作为一名已婚大龄处男,毛泽东很失落,后果很不严重。小伙伴们天天上学放学打斗闹事,冷落的毛泽东找不到插嘴的话题,只好蹲进屋里读书。

书屋里,是另一个天地。

由于大清国没有中宣部,舆论管制和文字狱也不给力,到处都有维新和时事方面的消息,只要留心就能找到到很多期刊社评,让毛泽东大开眼界。看过多年的三国水浒,他经常在油灯的昏暗光芒下,幻想自已也能成为统领一方、叱咤风云的武将,而读过维新主题的文章后,他终于看见模糊的希望,感到梦想也有实现的可能。油灯照耀之下的毛泽东一面从纸堆里学习社会,一面在心底督促着自已:

总有一天我将改变世界,让我先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十分珍惜奋斗多年的机会,先前在村里的努力准备也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成绩和时事论文都非常突出,于是试读五个月的申请得到了延期(当年的校长实在是好人)。在这段时间里他回了两趟家,毛大爹的死脑筋终于转过弯来,答应给儿子生活费支持学习;更重要的是那个原配的老婆生病去世了,从此毛泽东彻底没了牵挂,可以放心地展翅高飞。

在不知不觉中,毛泽东已经超越了那些先入学的小伙伴,在短短一年里读完了所有的书,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正好来了一个新机会:一九一一年春,东山小学一个叫贺岚冈的老师应聘成功,要去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教书。

虽然入学只一年、年龄又偏大、而且从不送礼,可毛同学的表现实在太好,贺老师对他欣赏有加,愿意帮这个学生更进一步,于是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中学。仅仅半年工夫,他就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场经历:革命。

一九一一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太平的年份,从这一年起,大清帝国宣告落幕,中华民国正式登台开张,但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从鸦片战争说起。

当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清朝已经在中国统治了三百多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外国的压力,或许再延续几百年也不说定,但是中国没有变,世界却变了。中国虽然有世界最丰富的财宝,却没有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就象一个小孩扛着金砖走在大街上一样,列强对这一情况当然不会光看着,于是从一八四零年起,开始了动手抢劫的历程。

总地来讲,清朝的皇帝不能算废物,一开始还都牢记列祖列宗的教诲,直到打过一圈后才发现买来洋枪洋炮也打不赢,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割地和赔款。几十年里白银从五十万赔到四亿两,地从香港割到台湾、朝鲜,又被沙俄划去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一开始只是权宜求和,到后来竟然成了花钱买平安。多年攒的金银宝贝和地皮快要败光了,邻国日本早就完成了政治维新,朝廷还是死死不肯改革,只管拼命搜刮,一面刮到自已腰包,一面送到洋大人手里,换来一点安宁。

洋人要抢,朝廷要刮,各级官员都要贪污,民间实在没有活路,只好起来造反。几十年来陆续有人组织暴动,推翻大清朝统治,可以说是前仆后继,规模一天比一天大,非要把皇帝赶下台不可,渐渐地全国变成一个大火药桶,四处都是火星,随时可能爆炸。大清国东征西讨,费劲镇压到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号,终于出现了一场意外,一切从此再也无法挽回。

一九一一年十月,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又开始谋反。很不幸他们又没有做好保密工作,被朝廷发现了行踪,革命党人只好提前行动,又一次临时宣布造反。

不管是实力对比还是形势分析,这场造反都没有胜算,只能在烈士名单上多添一串姓名。没想到风雨飘摇的驻军士气实在低落,竟然真的很快投降了,各省迅速先后发生暴动,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的反清斗争迅速爆发:一个月之内,革命军竟然在十七个省份建立了政权,半个中国宣布脱离满清王朝!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大清国换旗号是迟早的事,湖南也不例外。武汉大暴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湘乡听到革命党人演讲,当场热血沸腾想去参加革命军,无奈路上交通阻断,被人拦回了长沙。

虽然没能去武汉,毛泽东却没有失望太久。革命军很快就在长沙建立了新政府,他立刻热血沸腾地加入了新军,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理想就要随着反清大革命走向成功,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

毛泽东同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兵旅生涯。一九一一年,毛泽东当兵了,军饷是七块大洋,这也是他第一次挣钱。

按当今流行的理财观点,毛大兵应该省吃俭用、存一笔钱准备将来花,有机会投资一些小生意才对。可是毛泽东对钱的态度实在太有性格,他除了留出两块钱应付伙食需求外,剩下的全部买书报,用来学习社会。

毛大兵一面扛枪、一面读书。他很快就失望地看到,革命后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一切很快又被拖回旧秩序里,北方军阀靠着实力优势掌握了大权,全国都在袁世凯和他的部下手中半死不活地挣扎。一九一二年春天局势渐渐平定,入伍半年的毛泽东也看出来,自已所在的这支军队是没有前途的,他只好办了退伍手续,从一个月七块大洋的丘八族重新成为待业青年。

没前途的事情,毛泽东是不干的。五年后他会证明自已的时间没有白费,在将来的日子里,他更会把才能发挥成天才,只是一切都不过是未来,而眼前却是要吃饭的。

退伍的毛泽东不得不重新面对需要花钱的生活。他没有积蓄(买书报花光了),没有前途(不懂专业),家里的汇款也给得不爽利(老爹舍不得),只好重新去学校读书。可是毛泽东同学虽然开了眼界,却少了兴趣,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入学成绩也都不错,就是不肯去上学,因为这些地方似乎都只能找地方上班,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他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不明白,但我们是明白的,因为确实没有学校能教他想学的东西。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有学校公开教学生们造反,搞一个造反专业四处招生,何况是当年的民国。

于是毛泽东只能省吃俭用地在社会上混日子。好不容易想读书了,于是去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还是第一名,结果半年后竟然又退学了,原因还是没兴趣。

真是没头脑加不高兴啊!

小毛同学一天到晚游荡,毛大爹终于忍不住了。几年来他的败家儿子四处晃荡,除了浪费他辛辛苦苦挣的钱外没有丝毫能耐,也看不到一点效果。他的耐心到了极限:三伢子,你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要读书,嗯?!

别人的话毛泽东可以不理会,毛大爹的意见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听,因为他心里也明白,家里不是富二代,天天混日子更不是办法,必须要找点正经事给老爹一个交待。经过一番折腾,他找到几个朋友,一块考不要学费的湖南第一师范。

毛泽东实在是有学霸风范。这些年在社会上闯荡,又经历过军人的行伍生涯,毛同学既不抽大烟,也不嫖女人,学问始终一如既往地好使,不仅自已考进了师范学院,还帮朋友答了考卷,一同做了湖南的师范生。

走进师范学院的大门,毛泽东很是苦闷,因为当老师从来就不是他的理想。他不知道的是,同他一样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有很多,这时也都在命运中流离无常,有的人会成为他的同志,有的人会死在前行的道路上,更多的人会变成将来的敌人,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在迷茫中苦苦坚持和寻觅。

因为通向理想的路,从来就不是现成的。


一九一三年,四处晃荡的社会青年毛泽东终于考进中学,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在长沙的中学里,毛泽东遇见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恩师,名叫 杨昌济。

杨昌济,湖南板仓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会友。由于变法失败,杨昌济流落乡间,最后在朋友帮助下出国留学,打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归报祖国。

通常来讲,想要报效祖国的人不外乎几种,要么数理化实用科技学得极牛,要么进军校准备南征北战大展拳脚。可是杨昌济却是异类,他先读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文学士学位,苦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最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一番,顺利回国。

整整十年时间里,杨昌济抛妻别子,在外国寒窗下苦啃理论书本,直到四十多岁才荣归乡里。按理说这时发展事业也不算太晚,他却拒绝了湖南教育司长的头衔,安心回到长沙,做一名普通的老师。

教育司长显然比老师要风光得多,即使是想改变社会,司长讲话也跟老师不在一个档次上。杨昌济放弃当官的机会,绝非脑子不开窍,而是有更深层的用意。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哲学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这句话大概是没有错的,但是杨昌济的问题在于他懂哲学,却不擅长社交和行政,因此他明白世间的道理却无力改变,拿着最犀利的武器毫无用处,只能在黑暗中苦苦寻觅接班的人,希望能点亮他们的心灵之窗,播下光明的种子。

于是,他遇见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比如毛泽东,比如蔡和森,等等。

这两个人能得到杨昌济的喜爱,是因为杨老师喜欢好学又有抱负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表现十分突出。他文笔精采、志向高远,平时积极办工农夜校、学会,和同学一块锻炼身体,甚至大力收集报纸上各种地域新闻,把上面的地名同地图对应起来,关注天下局势。毛泽东同蔡和森十分要好,经常去老师家做客,还认识了老师的女儿杨开慧,但他们不会想到,蔡同学和杨小妹都会跟毛泽东走上同一条路,而这三个人里只有毛泽东艰难走到了最后。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烈士。杨开慧,烈士。

在毛泽东的第八班教室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作为老师,这是崇高的理想,杨昌济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因为他把深奥的哲学教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毫不犹豫地掌握了它。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湖南读了整整五年书,作为一个常年不安分的年轻人,这是很不容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整个中国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湖南的学堂也不平静,时不时传来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利令智昏,在一九一五年接受日本人苛刻的《二十一条》,然后封自已为皇帝,直接恢复已经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制度。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护国战争。一片众叛亲离的声讨中,袁大皇帝很快支撑不住,终于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掉了。

袁总统一死,国家实权落到先前几个手下手里,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不和,军阀张勋趁机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带辫子军开进北京,宣布清朝恢复统治,史称“七月复辟”。手握大权的袁世凯都做不稳皇帝,张勋当然更加镇不住局面,很快又倒下台来,由实权派段祺瑞重新掌权。

段褀瑞虽然不能做皇帝,对当老大还是热心的,干脆宣布废除《中华民国约法》,另一派孙中山趁机南下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借助西南军阀同北京政府对抗。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南北两路军队正为着各自的派系大打出手,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才平息,而激烈的战争风暴终于卷到了学院的书屋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长沙城四处人心惶惶,一支战败的北洋军正沿铁路线向北溃退,已经到了长沙近郊,全城随时可能遭受暴风雨般的洗劫,尤其是第一师范更加危险,因为学校在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的必经之 地。

危险指数已经接近百分之百,长沙城里却没有护城的驻军。一面是经过训练的大兵,一面是城里几个没打过仗的警察,普通学生更是手无寸铁,死亡的威胁开始逼近每一个人。学校当然拿不出什么高招,只好提出把人疏散到城东去,希望能避避风头,这时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站了出来,面对惶恐不定的人群,他告诉大家说,现在不能撤,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守卫学校。

从级别上讲,毛泽东只是普通学生,连学校管理层都挤不进去,但他的军旅背景和一贯表现给他挣得了足够的人望,终于说服了学校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湖南学校里多了一群手持棍棒木枪的学生兵,零散的溃兵虽然经过校门口,却不敢闯进去闹事,学校和长沙城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平静总是暂时的,很快大家就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十一月十八号,长沙附近到达一大股溃军,总数多达三千人,随时可能冲进来抢劫。这伙人倒没有立即攻城,只在第一师范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很明显是在窥探长沙城的虚实。

三千多人的军队,已经不是几百个学生能吓得住的,即使把全长沙的警察都算上也招架不住。对溃兵来说,眼前的城池就象一块肥肉,只要确认没有刺,就可以冲进去放手发财,杀人、放火,干什么都成。

人人都知道一师和长沙已经陷进危机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倒是想打一仗,可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枪,没有钱,没有兵,甚至连弓箭一类原始武器都凑不出来。论职务,毛泽东同学只是个总务,级别类似于当今的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和地痞流氓干个架还可以,要打仗实在是底气不足。

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兵临城下,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学校里当过兵的人不多,他自然而然地成了领导者,并发出了如下的怒吼:

无路可走,那就背水一战!

面对荷枪实弹的对手,毛泽东非常沉着。他下令把几百个学生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让他们 鸣枪呐喊,但不要进攻,而山头上的学生则配合着大放鞭炮(听上去象机枪)。

莫名其妙碰到有人放枪,山上的溃兵惊疑不定,也不敢贸然进攻,毛泽东趁机派人去交涉。估计学生会选的谈判员口才不错,加上长沙商会也肯赞助一笔路费,让他们体面走人,于是两边皆大欢喜,散兵们继续开路回家,长沙城免了一场灾难,毛泽东则旗开得胜,获得巨大的人望。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和《水浒》里“摇旗擂鼓、吓退官军”的情节类似,果然也是大获全胜。事后有人问他对方开枪怎么办,他却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告诉对方说不用担心,因为败兵们要想动手,趁着晚上就直接下手了,不动手肯定是心虚,给一点威吓就会服软,没必要太紧张(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 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长沙城的战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当过学生的兵有很多,当过兵的学生也有很多,但敢操纵士兵心理去冒险的学生却很少。在杨昌济的大力培养下,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哲学的奥义,从平时熟读的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等大师著作中吸取营养,并敢用自已的性命为抵押,把它们用到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心机深不可测的社会活动家。

二十四岁的蒋介石用枪炮南征北战,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用哲学操纵未来。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

虽然功劳巨大,虽然德高望重,读书毕竟不能当饭吃,毛大爹的生活费也不能花个没完,男人还是要打工糊口的。偏偏毛泽东毕业时年景十分不好,湖南正乱成一团在打仗,到处只要老兵不要老师,恩师杨昌济又调到北京大学上班,连混顿饭吃的地方都找不到。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来中国招人手了,既需要劳工补充人手,也可以到那边留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教育家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赶紧组织华法教育会,搞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把消息传回家乡,自然也不会忘记毛泽东、蔡和森等几个高徒。待业青年们听说法国有前途,立刻组织起来,以蔡和森打前站、毛泽东随后,组了个五十多人的团,从湖南赶到北京准备留学。

去国外读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办很多手续,还需要筹钱。毛泽东一番折腾赶到北京,安顿下来后马上就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穷学生又没有积蓄,只好厚着脸皮找杨昌济帮忙。杨老师果然是好人做到底,把得意门生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是牛人)。

李大钊的面子自然比杨昌济要大,他去找校长蔡元培说情,很快就给毛泽东弄了个图书馆助理的位置,负责登记借书还书的名字。于是在湖南读过五年书后,毛泽东来到北大,正式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北漂。

图书馆助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北大教授一个月能领两三百大洋工资,而毛泽东的全部薪水只有八块钱,刚刚够房租和吃饭。在湖南毛泽东是学生首领,带人缴过三千大兵的枪,风光八面;但在北京只不过是最底层的办事员,先在杨昌济家借住,后来和人挤通铺,总之一句话,他混得很惨。

长沙的名人到北京排不上号,绝非首都人民排外,实在是因为北大的牛人太多了,此时又忙着搞新文化运动,个个都是报纸上的焦点,人人拉出来在全国排得上号,毛泽东跟他们差得实在太远。可怜的毛同学不仅地位低,而且满怀仰慕之心去讨教时,还发现教授们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同一个图书管理员废话,尤其这个土包子连北京话都不会讲,满嘴难懂的湖南口音,最多敷衍几句就走。据说最让人伤心的一次是毛泽东去听大学者胡适的讲座,鼓起勇气提了个问题,结果胡适搞清楚提问的是个图书管理员后,居然当众拒绝回答,认为他不配。

在当今社会,地方的局长厅长调到中央部门时往往会不适应,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呼百应的一把手,结果到中央连老资格的科员都不如,毛泽东这个时候大概也差不多。北漂的日子又穷又受气,只有一件事可以觉得舒畅些: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恋爱了。

这一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杨开慧十八岁。

除了谈恋爱,毛泽东并不是一无所获。除了同直接领导李大钊、北大教授陈独秀搞好关系之外,他还认识了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叫张国焘。张同学是学生领袖,不仅口才独到、影响力强,而且做事十分到位,人情世故非常精熟;而北大那些风华得意的学者们要到三十多年后才会明白,他们当年都干了什么傻事。北漂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几个月一晃而过。一九一九年四月,去法国留学的人选定下来了,里面没有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手上的钱不怎么够,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不反对留学,却觉得中国的国情太过复杂,想多体验几年再说。人生实在太过短暂,象杨老师那样一出去就是十年,对毛泽东这种急性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

一块跑到北京准备出国,结果别人留洋镀金,毛泽东却灰头土脸地回了长沙,在修业小学找了个历史老师的工作,重新做他的孩子王,实在是垂头丧气。他刚刚到长沙,立刻就发现形势不对,因为这一年的四月,出大事了。

事情要从一九一八年说起。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中国来说还是很值得高兴的,因为德国打输了。

万里之外的德国战败,中国却兴高采烈,绝非幸灾乐祸,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当时站在协约国(英国、法国)一边对德宣战,跟风成了战胜国。不过以中国当时的能量,实在对世界大战没什么影响,除了卖矿(不打仗其实也卖的),就是派了一批华工去帮忙。

不管怎样,战胜国总是赢家的意思,北洋政府这一局侥幸赌对,于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兴高采烈地派出外交代表团去巴黎,参加战后谈判。按中国的想法,几十年来都是割地赔款,好歹站对位置跟赢了一回(不好意思,实在不是打赢的),中华民国一不瓜分殖民地,二不索求战争赔款,把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掉、德国割去的地还给我总成吧?

这实在是个合理的要求,但再合理的要求碰到不讲理的对手,也会变成不合理。对列强来说,世界大战好比一伙流氓打架,打输的要把身上的钱交给打赢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大伙打架的时候中国并没出力,最多是在旁边递了几条擦汗的毛巾而已,实在算不上功劳。德国是战败了,可不算中国打败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只能根据中国的实力来划分,而不是什么战胜国不战胜国。

北洋政府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要价并不高,可到了巴黎才发现,连这样客气的要求也不能算数。山东早就被日本用对德宣战的名义占了,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打德国人,现在德国人投降了,山东却还要继续占下去。

只要具备起码的外交常识,就会明白日本的做法连强盗逻辑都讲不通,但大和民族向来是不怕无耻的,因为他们就靠这一套起家,有没有脸都成问题,要不要实在不算个事。天皇派人来巴黎开会,最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山东省,虽然他们也没有派兵去欧洲打仗,可却是拥有强大军队的战胜国,海军还跟大英帝国联手巡逻过。于是列强根据利益做出了判断:得罪日本不如得罪中国,所以应该割中国的肉喂日本。

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明白了一件事:弱国的地位,就是没有地位。

这一年的四月,毛泽东还在四处游荡,北京已经是热血沸腾,因为从巴黎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受不了列强的压力,要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了。

签字,等于同意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一次割地变成另一次割地。要命的是北洋政府根本顶不住压力,而且事情到这个地步,段祺瑞从前同日本签的条约也被翻出来,原来一九一八年初北洋政府就找日本借了大笔军费,代价是同意日本在青岛和山东铁路线的特权。虽然只是铁路线的特权,可有了这个条约,就等于变相承认日本人对山东的占领!

段褀瑞可以乱签条约,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明显没有契约精神,街头巷尾都炸开了锅,认定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必须维护,否则养政府还不如养狗。北京得到消息最早,出事也最早,四月底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月一号北大的学生就知道了。当年没有游行示威法,也没有坦克维稳的传统,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代表集合起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三号举行临时大会,反对签约。

五月三号晚,临时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丧权辱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高校三千多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几个铁杆亲日派。狂怒的学生一路游行到曹家,痛打了卖国公使章宗祥,还点火焚烧曹汝霖的房子,直接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在几乎失控的情形下,军警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干脆利落地出手,抓走了三十二个学生代表。

在教育落后的中国,学生就算是智识阶层,而北京的高校学生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这帮精英们不安心读书感谢国家,反而未经当局批准胡乱游行,闹出了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官员财产安全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乱了国家的外交步调,给各级领导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北洋政府对事件是意外的,对结果也是痛心的。北京政府(注:一九一九年的)立刻颁布戒严公告,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镇压,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北洋政府周围,各级部门吸取深刻教训、彻底打击学生中的黑恶势力,集中力量抓一批影响较大的重犯,把包括交通总长曹汝霖在内的广大领导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以外交大局为重,切实整肃官民关系。

北洋政府有兵有炮,学生们什么都没有,但意外还是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广大首都人民同北洋政府一样,对五月四号发生的事非常关心。但首都人民在危急关头的表现却不大对劲,他们没有相信政府、感谢政府,也不肯紧密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核心的第N代北洋领导周围,甚至没有对施暴的学生进行谴责或表达愤慨,反而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很黄很暴力的攻击和责难,对在暴乱中痛失住宅的卖国总长曹汝霖等官员,给予了更黄更暴力的批评与痛斥,直接痛骂这帮领导连狗都不如。上海、天津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纷纷表示支持,怒火烧到全国各地,很快五月十九号北京学生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跟风响应,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坐不住了,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决心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六月三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军警们集体出动,抓走一百七十多人,北京学校附近大批驻扎人马,戒备森严;到六月四号,他们又抓了游行学生八百多余人,但邪恶下作的北洋政府竟然不敢对学生开枪,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学潮一个月,终于影响到社会实业界,工人开始罢工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号,上海两万多工人大规模罢工,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纷纷跟进,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上海工人一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和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涉及全国。六月十一号,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索性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已经是公然宣称要造反了。

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逮捕了陈独秀,也顺理成章地引来了各地的通电抗议,事情越闹越糟。内外交攻之下,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六月十号终于被免职,十一号总统徐世昌焦头烂额,索性提出辞职,打算远离这趟浑水,回家种田养老。

虽然全中国都痛骂徐世昌不是东西,但徐大总统真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局面真的很困难,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十二号之后工人陆续又开始复工,学生也停止了罢课,大家一齐强力观望,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短暂的平静持续到六月十七号,消息再次传来,内外交攻的北洋政府撑不住压力,决心要在巴黎和约上割让山东。顿时全国民意再度沸腾,又开始了新一轮请愿示威,闹到二十三号,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经下了命令,要巴黎的代表团“从缓签字”。

从缓?从缓之后又如何!

二十七号,京津学生和留日留美学生再度请愿示威,二十八号北京商学界代表又发起请愿,北洋政府没有政法委和维稳大队,他们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压力也到了极限,因为国内可以示威罢工,国际列强的压力却是无从推卸的。

六月二十八日,在内外交攻之下,中国面对列强威逼无路可走,也无从妥协,全权代表陆征祥终于撕破脸皮,对全世界愤然宣告: 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谁谁!

拒绝签字,不能改变青岛和山东大部分地方被日本占领的事实,但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这种占领,并随时保留恢复的权利。

弱国也许没有外交,但我们依然保留尊严,保留希望:我们不承认,不忘却,不原谅。

于是一切都清静了。

中国没有签字,日本没有撤军,列强袖手旁观。从表面上看,这场折腾啥效果也没有,但其实却有着巨大的后续效应,并直接影响到山东的主权归属。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后面会详细解释,总之在国内支持和外交努力下,日本没能占到多少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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