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

夺标

作者:蒋华志

这样的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霸权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学术，而是靠权术。因为有了权术，他们便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

　　按照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军阀”是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学阀”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有趣的是，军阀的英文写法是warlord，学阀的英文写法是scholar-lord, scholar-tyrant。lord就是霸王，tyrant就是暴君。

　　这军阀与学阀，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颇有类似之处。总的说来，无论是军阀还是学阀，都是少数人让多数人不舒服、不畅快。军阀是以枪杆子说话，强迫民众服从，否则就会“死啦死啦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的枪杆子不过是大刀片子、梭镖杆子变成了现在的机枪、大炮和坦克。学阀以笔杆子压人，不让人们说实话、说真话，净让人们说假话、编瞎话。如果你敢于说真话，学阀就会给你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把你往死里整。当然，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

　　军阀对民众的戕害首先是肉体的，同时是精神的。学阀对民众的伤害首先是精神的，同时是肉体的。在军阀统治下，你可能死掉，但你死得痛快。在学阀统治下，虽然你的肉体尚存，但你的灵魂已经挥发。你的痛苦是长久的、深入骨髓的。你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受。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占山为王，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点独立精神。学阀缺乏思想，没有独立人格，他必须依附权贵、依附官方。

　　具体说来，学阀有如下特点：

　　第一，器量狭小，惧怕学术自由。其具体表现是：排斥新人、新思想。在多年前某大学出了一个悲剧。一位博导的学生写出的论文水平高出了博导，该博导死活不愿意承认，最后博士生愤而杀身亡。该事件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该博导的霸道与专横。当然，据说这位博导继续当他的博导，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学阀、学霸和学术暴君的“品质”—“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学阀惧怕学术自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学术，多半是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人看穿的。所以，一旦有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有时还未必是新思想，他们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为一旦接受别人的观点，就意味着给自己丢脸。

　　第二，好出风头，头衔多多。人们在学术界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一些人已经七老八十了，但是学术著作反而与日俱增。到处当主编，到处作报告。而且身上的头衔多得吓人。居然可以在多个地方担任这样那样的职务。有的人头衔多得来一般的名片都无法容纳。如果这些人真正自己写书、写论文，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看起来出了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实际上他们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挂一个主编、总主编的头衔，下面的活就由名气较小、或压根就是无名小卒来完成。人的知识和能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人却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有的人敢编写世界通史，而他自己实际上只研究了世界现代史的极小段。有的人敢编中国通史，而他自己也只是研究过中国某一个断代史中的某些问题。国外也有人编世界通史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下册，但那是一人所为，不是我们的大呼隆。人家一人操刀，出了问题责任非常明确—好汉做事好汉当。而我们的大呼隆，问题多多，出了问题反而互相推诿，形成集体无责任。更何况《全球通史》成为了名著，成为非常流行的畅销书。当然，该书也成为我们有关人士抄袭的对象，还美其名曰“中国人编写的新的世界通史。”

　　第三，神经脆弱，想入非非。学阀们普遍神经脆弱。一有不同观点，他们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大惊失色。他们往往会发现别人观点中的“微言大义”，从中引申出骇人听闻的结论。比如，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不久便引起了张海鹏先生愤怒，拍案而起，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慨。于是便有《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出台。(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htm)张先生开宗明义就指出袁先生动机极其不纯--“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当然袁先生“良心大大的坏了。” 接着张先生就说得更玄乎了：“通观‘现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在文章最后，张先生提醒我们：袁伟时要把中国青年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张先生的文章还算比较温和，而龚书铎先生的文章简直会把人吓个半死。他直截了当就判了袁先生的死刑，说袁的文章“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http://hist.cersp.com/jcyj/jcll/200606/2834_5.html)他指出袁先生的三大“罪状”其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其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其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这么说来，袁先生的文章简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粗略看了张先生和龚先生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只准前人说话，不让后人思考。两位先生的立论的基础，不过是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一个在六十多年前确立的结论，几十年都不容置疑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如果前人的结论不可更改，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按照张先生和龚先生的逻辑，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举措，多半与毛泽东当年的想法背道而驰。

　　袁先生只不过把很多人的类似想法公开地说出来而已，他对已有的结论进行反思、质疑，这本身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请问张先生和龚先生：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哪些条款规定了不能反思过去的历史，不能提出新的结论?按照二位的逻辑，那么多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都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定了调子，完全没有研究的必要。如果实在要研究，不需浪费笔墨和精力，只需写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对不起，不能用“说”，要用“教导我们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我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这样一来，岂不简单?

　　再说袁先生今年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一介书生，手上没刀、没枪，只有一个思考的头脑。就算他的观点是“歪理邪说”，那也很难蒙蔽清醒的中国人民。我们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更不要说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了。我们的党得到人民最坚决的拥护，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袁伟时一介平民，既没有金钱，更没有大炮，他凭什么动摇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用毛主席的话说，“蚍蜉撼树谈何易?”如果他真有什么非分之想，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吗?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

　　其实，对一个袁伟时如此看重，恰恰是看不起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想捍卫社会主义，反而帮了倒忙。而且，人们还有理由怀疑，是谁指使张、龚两位对袁先生口诛笔伐、进行末日审判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谁让张、龚两位对袁大张挞伐，应该是两位自作多情、自作主张吧?

　　第四，思想贫乏，鹦鹉学舌。学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己并不动脑筋思考问题，他们的所谓观点多半是在官方近期的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的。他们的使命生来好像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说明已有的结论的无限正确。他们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他们习惯于做传声筒、留声机，不愿意做独立思考者。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没有思想，而他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

　　第五，热衷官场，左右逢源。一些学阀，他本身就在官场上混。因此，这样的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霸权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学术，而是靠权术。因为有了权术，他们便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即使原来有点学术水准的人，在官场混久了，学术水准自然会被稀释若干倍。这样的学阀，霸气更足，邪气更甚，对正常的学术和学人的危害就更大。

　　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是民主社会的大敌。学阀存在一日，学术就受损一日。学阀与真正的学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有学阀就没有学术，有学术就不要学阀。

　　生物多样性使世界精彩，思想多样性让人类灵秀。但愿中国少一些学阀，多一些学者。愿学术真正成为学术，远离政治的喧嚣。

　　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