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儒家一家的文化

新鲜人

(2018-04-11 18:50:47)    刘梦溪[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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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一家的文化

答凤凰网《高见》主持人张弘先生的问题

刘梦溪

凤凰网《高见》：一说到反思传统文化，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鲁迅《狂人日记》当中“吃人的礼教”，但是孔孟时代的儒家学说还只是一种“克己复礼”的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是如何演进到五四时期所反思的那种“礼教束缚”？

刘梦溪：讲儒家学说，要分清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先秦的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原初的儒家，是作为思想家的儒家，可以传之千古而不磨。汉代出现了董仲舒，把儒学放到百家之学的最前面，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如果说先秦的孔孟儒学是第一期儒学，那么汉代的儒学就是第二期儒学。三期儒学是在宋代，以二程、朱子为代表，成为跟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大不相同的新儒学。新就新在宋代儒学是思想大汇流的产物，它重构的以义理为中心的儒学学说，既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形成了一个三教合流的新景观。

儒家思想发生问题，主要是在明朝和清朝，明清把理学奉为最高地位，而这个理学和朱子的本义已有区别，而是变成了束缚人的精神的工具。明清儒学的变异和固化是大可深究的问题。就思想而言，佛道的影响似乎更大，但儒家伦理化入每个家庭，化为社会的生活结构之中，影响就超过佛道了。

可是，要从学术史上来讲，清代学者对儒家学说的反思也值得重视。他们认为宋学讲的东西发挥太多，离孔孟本义反而远了，并不是真孔孟。比如说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上，朱熹就加进去了更多的自己的东西，他觉得克己是为了克自己的私欲，其实孔子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阮元、戴东原诸人对宋儒的批评也至有其道理和证据。朱维铮说清代有学术没有思想，可是清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面，他认为“理”是限制人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他给朋友的信里提出“理可以杀人”。须知，清儒的这种反思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时理学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

当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大传统，处于不断被检讨的状态；但一旦和民间社会，和文化的小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固定化了。可是你又不能不承认，儒家思想终归是传统文化的正脉，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其价值万古不磨。

凤凰网《高见》：你刚才也说到了，不能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归结到儒家一家身上，这个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吧？

刘梦溪：非常不合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儒家一家的天下。在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不能左右世界，甚至也没有被当时的权力者所认可，所以孔子周游，最后很落魄。而在汉代，到汉武帝时形成儒术独尊的局面，但此前的汉高祖、窦太后、汉文帝、汉景帝，是以黄老思想来治国的，所以出现了文景之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六家要旨》，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他把黄老之术，把道家思想放到最前面，他认为道家思想缺陷最少，而儒家思想则博而寡要。但又说儒家阐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没法不承认的，无论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秩序。

老子的思想，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话最简单解释，就是指当政者不要折腾老百姓，因此汉初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获得成功。尽管对老子的活动时间有不同看法，有说早于孔子，有说晚于孔子，但至少是与孔子同时吧。老子的思想，其哲学深度，不在孔子之下。有黄河文化，有长江文化，有孔孟，也有老庄，这才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

凤凰网《高见》：儒家思想历史上与其他思想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和交流？为何在独尊儒术之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与儒家思想之间并没有多少严重的冲突，儒家思想的优势何在？

刘梦溪：汉武帝时期开始尊儒，经学地位大升，今天看到的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基本上是在汉代形成的文本。但后来刘向、刘歆父子被授命整理群经典籍，到郑玄出来重新遍注群经，都是不废百家之言。而到东汉的时候，佛教来了，道教起来了，更不能说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至于魏晋南北朝那是中国思想最开放，人才出得最多的时候，文史、人文、艺术、方技，很多著作出现于这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更不能说是儒家思想了。所以像王弼这样的大哲学家，注《论语》，注《易》，也注《老子》。迄今为止，王弼的《易》注，学界仍奉为典范。王弼注的厉害在哪里？他不是把《易经》看作占卜之书，而是看做哲学义理之书。后来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首引的就是王弼的注释，但是孔颖达有发挥。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楚王有一次打猎的时候把弓丢掉了，手下的臣僚们到处去寻找，后来楚王说不要找了，反正是楚国人丢的弓，楚国人拾到了，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孔子听到了这话，说楚王太狭隘了，应该说人失弓，人得之，把这件事的价值论理推到整个人类。儒家的优势在哪里？我的看法，儒家思想的优势主要在于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儒家思想占领导地位的时候，佛教静悄悄的进入，没有产生文化冲突，儒家思想跟佛教相处很好，直到后来马一浮提出“儒佛等是闲名，六艺归于一心”。儒也好佛也好，只是个名称而已，它背后的理和最高的精神期待是一致的。和道家道教的关系，儒家也能与之良好相处，所以才有唐宋后的“三教合一”的情况出现。唐代是思想文化大开放的时期，很壮观，主导思想是儒是佛是道，一时难以研判，当时的杰出人物往往三家思想齐备于我。

凤凰网《高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法家是非常独特。黄宗羲、谭嗣同等人都对法家的专制主义有特别严厉的批判，但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这种对法家的批判转到了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梦溪：法家在传统社会的表面地位不高，人们不公开提倡，可是实际上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因为光靠儒家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不行，国家既是思想体系又是政治结构，王道政治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实行起来有几个掌握帝座的统治者不是霸道有余，王道不足。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王道和霸道》，最后还是霸道占优势。从国家治理来讲，光是儒家这一套确实也不行，法家所起的互补作用，不可低估。但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也是大弊端，没有儒家的互补也不能成其事业。

在中国的传统中，礼与德并提，礼相当于治国的规约秩序，与法近似而不能等同。德则是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建构。按儒家的理想，最好是约之以德就能解决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实际上行不通。历史上，凡是提出以仁义治国，或如赵太祖提倡的以孝治天下，国家都没治理好，所以始终离不开刑法和礼法。

但是现代的社会跟传统社会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不能用法家的思想来管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法跟法家的法不是一回事。古代用法，常有所谓宽严缓猛的问题，现代社会则需要附有细则的严密的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直接拿儒家思想来治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治理要用现代的方法，传统各家各派的思想只能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建构的固有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