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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打造了沪上第一代摩登男女(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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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1 11:56: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女学生和传教士引领了百年前的上海滩时尚

黄薇 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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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俨然已是世界时尚之都。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顶级时尚品牌在这座城市争相抢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女性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时尚品位、心得和操纵能力,可以身处潮流之中又不被风潮所轻易左右,在大牌风范与个性风格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而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发现,这一切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已露端倪。

1913年8月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专门辟出一个版面,介绍中国时尚服饰的变化,并配发了七幅着各种新式服装的中国女性照片。文章极其细致地描摹了中国上海“时尚先锋”们的着装打扮,从服装、鞋帽到发式,甚至脚上穿的长短袜子,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这篇报道将上海的南京路称为“远东的第五大道”,认为中国女性以其特有的灵性,将东方与西方、新式与传统做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时尚着装风格。


纽约时报1913年8月3日的报道,“中国时尚之变与此间无异”

传统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今天所谓的“时尚”着装。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服饰的政治作用与社会规范效应,以至于改朝换代之后的首要举措总是包括“易正朔、定服色”,统治者藉此宣示自己的权威,并规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

清代对服制的规定可谓细密严格到极致,自上而下不同等级的冠服样式、质料、颜色、饰物、纹样、绣品均有区分,甚至服饰镶边用什么颜色的布料和线也有明文规定。不仅贵族官员,普通百姓也被细分为士绅、庶民、商贾和仆役。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最为多彩的女性服饰也受到严格而苛细的限制。以妇女头饰为例,士绅的妻子可以佩戴金银冠簪、耳环、珠宝花各一件,但不能使用珍珠串成的龙凤、螭虎和花枝围冠;庶民和商贾家的女性只许用金耳环及金花一件,冠簪、钏镯等只能用银且不得全部贴金;至于仆役妇女,则只能用银耳环、簪,戴绸、帛、线、纱、竹布做的冠。

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开放,租界等地方不再受到地方官的约束,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传统社会舆论、村社监督机制减弱,服式制度随之渐渐松弛,服式僭越和混穿的情形越来越多。1869年6月24日的《上海新报》曾为此发出感慨:“上海地方,忘八(王八)着官服色,污闺(乌龟)准捐前程。每逢冬令,貂皮马褂满街乱走,那分贵贱乎?”

而与此同时,大批西方政客、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使得中国人看到了与宽袍大袖的传统中国服饰完全不同的新样式:男式西服短衣长裤,短小紧窄,便于活动;女式西服则窄衣长裙,更能勾勒出女子的身材曲线。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都不敢轻易尝试西洋服饰。尽管一些开明人士意识到了西式服装拥有“裳无绊足,举动步履间轻捷便利”等诸多好处,但情感上依然倾向于认为西服“大略尚质不尚文,取适体而不尚观瞻”。

即便是在上海这样较为西化的大都市,偶尔出现留洋回来的华人着西装的景象,则不仅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围观,甚至还能登上报纸新闻的版面。比如1872年3月3日,《上海新报》上刊登了《长人着西人服色》的文章,描绘了安徽长人詹五穿着西装在上海街头与友人对话的新闻。直到十四年后的1886年12月21日,《点石斋画报》依然以此为题,刊出《遇丈人》的图文,发出“惜乎仅能食粟,徒为西人揶揄之,并使西人赖以衣食之,虽长亦奚以为”的批评,足见此事在当时的耸动效应。


直至清末民初,中国城镇服装才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虽然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改变固有的穿着习惯仍需待时日;但是,那些天性爱美、又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女性,已经敏感地捕捉到时尚的气息,并勇敢地赋予实施。

1908年美华书馆出版的《女子须知》上,专门有“论衣服何色悦人目”的篇章,从人的视觉系统如何分辨颜色,到如何界定颜色的美恶,层层递进,教导人们颜色的搭配是需要后天的培养和训练的。作者告诉读者搭配的重要:“一位妇人穿的衣服,我很欢乐,到如今不忘,不是因他的衣服材料贵重,是因颜色配得合式那衣服的颜色一件是卤虾色,一件是青色,两件相衬,这件更显出那件的颜色鲜明”,反之“一小姑娘穿着绿裤、藕色夹袄,袄上有五色绦子,穿着蓝坎肩,头上戴着玫瑰紫和粉红花辫根扎红头绳,脚上穿粉红鞋,我一看就觉着很丑。”

在这场时尚启蒙运动中,女学生无意间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当时,无论是教会女学还是中国人开办的女子学堂,大都向学生明确提出不缠足、衣饰整洁等要求,以塑造一种清新纯朴的形象;而这种女学生的装扮迅速引来人们的瞩目,一时间,无论良家妇女还是青楼妓女都争相仿效。就像时人徐珂总结的那样:“自女学堂大兴,而女学生无不淡妆雅服,洗尽铅华,无复当年涂粉抹脂之恶态,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饰,初由北里而传至良家,后则由良家而传至北里,此其变迁之迹,极端相反者也。”


清末新式女学堂学生合影

那批百年前活跃于上海的“时尚先锋”,就像当时《纽约时报》上所刊登的女子照片那样,即便一下子还不敢“全盘西化”,但都在装扮上尽量融合东西服饰的特色,比如中式的裙袄配上西式的马夹,中式的鞋子配上西式的阳伞,甚或选上一块花色最新的洋布做中式的衣服,总之,绝不能落于人后。

于是上海滩上,时尚女性的着装日趋华丽繁复,有人开始模仿西洋女子束腰提臀,巴黎伦敦的新式服装也不断通过报章杂志介绍进来。而基督教会则在这股风潮中推波助澜,在面对女性的期刊中给予种种着装方面的切实建议。

比如,1912年广学会面向女基督徒的中文家庭刊物《女铎》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题为《服式改良议》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寓居福建的英国女士周莹珠。文中,作者指出中式服装最大的弊端——“夫华衣之当亟除者,莫如右襟之衣”,并认为右襟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外观,而在于“胸前左右均属肺部,过煖转令肺弱”,尤其是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右襟导致妇女育儿时往往只“仅开右面,据泰西医生研究云,左右宜平开,若仅开右面,不惟乳妇有损,婴儿亦无大益。此右襟之衣之,尤不可不改也”。作者还结合自绘的两幅图画,提供了自己对于中装的改良建议。

根据作者的描述,这种改良中装,“上半对开,下半全合,由头穿入,然极妙之术,内外均是对开,而裹面则可全开,始虽不便习惯即成自然矣”

在西式服装中,大衣因脱卸方便又十分保暖,且能自如搭配中西女装,迅速成为时尚女性钟爱的单品。只是西式的大衣“皆用泰西呢绒等料所制,式样甚多,然价极昂贵。有余之家,尚可制备,无力者则购制不易。若用旧式披风又未免俗陋难看,不合女学生之用”。于是,《女铎》杂志特别刊登出了“简便新式女大衣”的文章,画出图样,教女学生制作“雅而不俗,朴而不陋,价亦低廉”的棉大衣。


这种简便“新式女大衣”,则近似中国棉袍的制作方法将袖子与衣身连为一体,但正面不用传统大襟而是采用西式对开,衣服不在两侧而在后部开叉,袖口和口袋仿西式制作,衣料则完全国产。

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尤其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之后,基督教会的《基督教育》、《时兆月报》、《节制月刊》、《女青年》以及《墨梯》、《凤藻》等教会学校刊物,纷纷刊登《服饰》、《服饰的原理》、《服饰与奢侈》、《上海的时髦妇女》、《衣服》、《Changing Styles》、《谈谈服装的色素》、《中服与西服的谈话》、《服饰与风化》等文章。这些刊物一面劝诫青年人不要一味爱慕虚荣,追逐时尚,一面又给出许多操纵时尚的小“贴士”,比如——

“若家里的钱不富足,每逢起了什么新样子,断不可把那旧衣裳全送于人,另作新的。但若必须作一件新衣裳,不如随时兴的样子作才上算。旧样子虽现在还有人穿,但这件新衣裳还没有穿破了的时候,恐怕这旧样子令人笑话。”

“无论什么时派推倒极处,就是快要过去。比方袖子太宽不方便,因为费布,作营生吃饭时常挂东西。但作太窄太长也不方便,作营生容易裂开,也常掳袖子费事。不如随从时兴、但不要随从时兴,但不要随那太过的地方,也常察这作法、与那衣裳的正用处,相合不相合。”

……

由此可见,上海女性那种既精打细算、又不失潮流的时尚践行方式,是有其长达百年、并具有鲜明历史和地域色彩的传统的。


关键词 >>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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